除了大量的军队镇压，除了层层的官僚统治，除了大规模的屠杀，除了锦衣卫和东、西厂的特务恐怖，明代还应用自古以来从传到过所这一套制度，把它发展，严密地组织。以人民为假想敌，强迫人民互知（互相侦察）举发，没有一丝漏洞，构成了窒杀人民、囚禁人民的天罗地网，来维持朱家万世一系专制独裁昏**残暴的统治，这就是明代的路引制度。
公凭在明代叫作路引，军民往来，必凭路引，违者关津擒拿，按律治罪。
假如汉唐的传和过所，目的是偏重在保障兵源的话，那么，明代的路引，用意是偏重在钳制、束缚、管辖和镇压人民。
要了解明代路引制度的作用，最好用创立该制度的人的话来说明。明太祖在洪武十九年（1386）颁行的《御制大诰续编》里几次提到路引，他要四民各安其业，特别指出要互知丁业，也就是互相监视，训词说：“先王之教，其业有四，曰：士农工商。昔民从教，专守四业，人民大安。异四业而外乎其事，未有不堕刑宪者也。朕本无才，曰先王之教，与民约告，诰出，凡民邻里，互相知丁，互知务业，俱在里甲。县府州务必周知，市村绝不许有逸夫。若或异四业而从释道者，户下除名。凡有夫丁，除公占外，余皆四业，必然有效。若或不遵朕教，或顽民丁多，及单丁不务生理，捏巧于公私，以构患民之祸，许邻里亲戚诸人等，拘拿赴京，以凭罪责。若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者，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间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夫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人人都安于四业，才好统治。所谓逸夫，是不务四业之人，专会煽惑鼓动，不说“明王出世”，就喊“弥勒降生”，像元末传播革命的彭莹玉、韩山童、郭子兴和朱元璋自己，都是好例子。要清除这类危险分子，必须知丁，如何知丁？“知丁之法，某民丁几，受农业者几，受士业者几，受工业者几，受商业者几。”也就是调查户口，这一项朱元璋已经花了十几年功夫，调查停当，做了户帖（户口卡片）和黄册（户口调查清册），并且把户口编成里甲，十户为甲，十甲为里。甲有甲长，里有里长，井然有序。问题是如何才能保证每一丁都是安分良民呢？一个方法是互相监视，“且欲士者志于士，进学之时，师友某氏，习有所在，非社学则入县学，非县必州府之学，此其所以知士丁之所在。已成之士为未成士之师，邻里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几出入可验，无异为也。”学生是有学籍的，先生有人看着，也不会有异为。至于农民，“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忌之道互知焉。”大家都彼此知根知底，可以放心。这两类人假如要出门，离家百里之外，就必得有路引来证明身份。至于工人和商人，流动性较大，“专工之业，远行则引明所在，用工州里，往必知方，巨细作为，邻里探知。巨者归迟，微者归疾，出入有不难见也。商本有巨微，货有重轻，所趋远迩水陆，明于引间，归期艰限其业，邻里务必周知。若或经年无信，二载不归，邻里当觉之询故，本户若或托商在外非为，邻里勿干”。工商人外出，引上是载明远近和水陆路程的，邻里有责任调查明白，过期要向官府报告，才脱得了干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怕“使民恣肆冗杂，构非成祸，身堕刑宪，将不得其死者多矣”。一句话，复杂得很，危险的很。接着朱元璋又提出辨验丁引的诰词：“此诰一出，自京为始，遍布天下，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务必从容验丁。市村人民舍客之际，辨人生理，验人引目相符而无异。然犹恐托业为名，暗有他为，虽然业兴引合，又识重轻巨微贵贱，倘有轻重不伦，所赍微细，必假此而他故也。良民察焉。”验商引物：“今后无物引老者（引老是引已过期者），虽引未老，无物可鬵，终日支吾者，坊厢村店拿捉赴官，治以游食，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设若见此不拿，为他人所获，所安（住）之处，本家邻里罪如上。”凡是良民，都要自动辨验生人的引目，要注意引和人相符，和货相符，如有问题，要立刻擒拿赴官，否则，要处连坐之罪。这样一来，就构成了一个全体四民的天罗地网，人人都是侦察调查的对象，“逸夫”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皇基也就永固了。
根据这原则制定的法律，《弘治会典》一一三：“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者，即验文引。凡军民无文引，及内官内使来历不明，有藏匿寺观者，必须擒拿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又“凡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专一盘诘往来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军逃囚，无引面生可疑之人，须要常加捉督”。《明律·兵律》：“凡无文引私度关津者，杖八十。关不由门，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缘边关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绞。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度关津论。”法意和《唐律》相同，但把军民的活动范围，限于百里之内，也就是把人民的生活圈禁在生长的土地上，法律造成了无形的百里宽广的监狱，则又比汉唐严酷的多。
这制度就许多史料看来，在明代是被严格执行的。如《大续编》第二十二《粮长瞿仲亮害民》：“上海县粮长瞿仲亮拘收纳户各人路引，刁蹬不放回家。”由这例子，可见纳粮户没有路引，是不能回家的。如《明太祖实录》八十三：“洪武六年（1373）六月癸卯，常州府吕城巡检司盘获民无路引者，送法司论罪。问之，其人以祖母病笃，远出求医，急，故无验。上闻之曰：此人情可矜，勿罪释之。”这一例子又说明了请引要用相当时间。如祝允明《前闻记》：“洪武中，朝旨开燕脂河，大起工役，先曾祖焕文与焉。时役者多死，先曾祖独生全。工满将辞归，偶失去路引，分该死。”替政府服役也要路引，失路引且有死罪。《明英宗实录》四十四：“正统三年（1438）七月甲申，湖广襄阳府宜城县知县廖仕奏：诸处商贾给引来县生理，因见地广，遂留恋不归，甚至娶妻生子，结党为非，宜加禁防。事下行在户部，以为宜督责归家，其有愿占籍于所寓以供租赋者听，从之。”陆楫《蒹葭堂杂著》：“宗人有欲商贾四方以自给者，听从有司关给路引以行，回籍之日，付本府长史司验引发落，有司附册填注，以凭抚案刷卷类查。”前一例是普通商贾，后一例则是皇家商人了。陆容《菽园杂记》十：“成化末年（1478）京师多盗，兵部尚书余公议欲大索京城内外居民，乃差科道部属等官五十员，分投街巷，望门审验。时有未更事者，凡遇寄居无引者悉以为盗，送系兵马司。”大索即大检查户口，也可译为户口普查。寄居无引者都被捕送官，则可见在原则上，当时的外籍侨寓人也必须有引了。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十万里寻亲记：“万历乙亥（1575）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人赵重华请路邮于郡太守以出，从丹阳过毗陵，被盗撄其资去，所遗者独胸囊路邮耳。”又卷十二：“陈淡，江都人，尝按云南，遣人诣其家文书匣检阅，有江西贩客路引。”张居正《张文忠公集·书牍十二·答台长陈楚石》：“巡检官职虽卑，关系甚重，此官若得其职，则诘盗查奸，功居地方有司之半，非浅鲜也。况近奉旨清查路引，严关隘，则此官尤当加意者，亟宜题请修复。”从这三个例子看来，一直到十六世纪后期，路引制度还是明朝政府所奉行的控制人民的统治术，张居正做宰相时，甚至还着实整顿了一下。
明代的引也像汉代一样，是要付钱买的，《大诰》第二十一《勾取逃军》：“兵部勾取逃军，其布政司府州县贪图贿赂，不将正犯解官，往往拿解同姓名者……父母妻子悲啼送礼……有司刁蹬，不与引行。既而买引，沿途追赶。”得引不容易，管引的官也有拿卖引生利的，《大诰续编》第三十八《匿奸卖引》：“南城兵马指挥赵兴胜，警巡坊厢，路引之弊脏多，凡出军民引一张，重者（钞）一锭，中者四贯，下者三贯，并无一贯两贯引一张者。其引纸皆系给引之人自备。兴胜却乃具文关支，三年间一十五万有奇，已往七年不追，止追十八年半年纸札，其钞已盈万计。”
因为有引便可保证行旅的安全，关津的查诘，因之就发生了空引（空白路引）的问题，不能不用严刑取缔。《大诰三编》第五《空引偷军》：“所在官民，凡有赴京者，往往水陆赴京，人皆身藏空引，及其至京，临归也，非盗逃军而回，即引逃囚而去。此弊甚有年矣。今后所在有司，敢有出空引者、受者皆枭，令籍没其家。关津隘口及京城各门盘获空引者赏钞十锭，赍引者罪如前，拿有司同罪。”
唯一例外，不需路引的是到京都去告密的地主豪绅，《大诰》第四十六《文引》：“凡布政司府州县耆民人等赴京而奏事务者，虽无文引，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所在关津把隘关去处，问知而奏，即时放行，毋得阻当。阻者，论如邀截实封律。”
除了大量的军队镇压，除了层层的官僚统治，除了大规模的屠杀，除了锦衣卫和东、西厂的特务恐怖，明代还应用自古以来从传到过所这一套制度，把它发展，严密地组织。以人民为假想敌，强迫人民互知（互相侦察）举发，没有一丝漏洞，构成了窒杀人民、囚禁人民的天罗地网，来维持朱家万世一系专制独裁昏**残暴的统治，这就是明代的路引制度。
有了这一套制度，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安心地叫户部榜谕两浙江西之民说：“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分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为仁孝忠义之民，刑罚何由及哉！近来两浙江西之民，多好争讼，不遵法度，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累其身以及有司，其愚亦甚矣！曷不观中原之民，奉法守分，不妄兴词讼，不代人陈诉，惟知应役输租，无负官府，是以上下相安，风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以此较彼，善恶昭然。今将喻尔等，宜速改过迁善，为吾良民，苟或不悛，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人民出粮出丁是本分，不出，不但国法不容，连天道也不容。至于为什么要出粮出丁，出了能得什么好处，明太祖和他的子孙不但没有说过，连想也从来没有想到过。
三十六年十二月于清华园
（原载《中国建设》五卷四期，1948年1月。发表时篇名是《传·过所·路引的历史——历史上的国民身份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