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五郎，时任日本驻华武官，陆军炮兵中佐，会津藩出身。

会津藩位于今天日本的福岛县，在日本的近代史上，这是一个极为特殊且不能不提起的存在。

此藩的开山老祖叫保科正之，是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私生子，日本话叫落胤。

因为是落胤，所以他的童年过得比较凄苦，一生下来就被养在了尼姑庵，6岁时送去保科家当养子，一直到了18岁，才头一次见到亲生父亲德川秀忠。

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由于秀忠对他的正房大老婆阿江比较忌惮，外面有了孩子也不敢抱回家。

因此对保科正之这个儿子，德川秀忠一直都感到比较亏欠，甚至在临死之前，都紧紧地拉着继承人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手说道：“正之自幼就吃了不少苦，我也没能怎么关照他，无论如何，就拜托给你这个做哥哥的了。”

对此，家光一口答应。

他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非常善待正之，在宽永二十年（1643），幕府将会津23万石领地封给了保科正之，之后又加封了5万石并且允许其改姓松平（德川家旧姓松平），也就是正式承认了他是德川大家庭中的一分子。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才有了会津松平家。

不过，即便是正式成为将军家的一员，但为了表达对保科家的感恩之情，保科正之并未改名叫松平正之，而是依然姓保科，依然奉养着养父保科正光。

会津保科家一直到了第三代的时候，才正式改姓为松平。

同时，为了感谢哥哥家光对自己的厚遇，在保科正之进入晚年后，特地立下了15条家训，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表示，无论如何会津松平家都要忠于幕府，幕府说什么就是什么，敢于违抗的就不是会津松平家的子孙，全族人共讨之，而且还不能入祖坟，墓地自理。

说句良心话，这种跟表忠心口号一样的家训，要在太平岁月，那还好说，大家其乐融融地每天喊两句也就当对得起列祖列宗了，可要到了动乱时节，那就不一样了，得动真格的了。

嘉永五年（1852），会津藩第九代藩主松平容保继位，当时的日本我们前面也说过了，正值黑船来航，国门大开，外面列强虎视，里边群魔乱舞，尤其是京都，更是成了尊攘派的活动基地，每天都要上演各种天诛，一时间曾经的风水宝地变成了血溅四方的恐怖之都。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为了维护治安情况已基本恶化的京都，稳定皇家朝廷所在，幕府决定设置一个新的职务，以便控制京都的局势。

本来，管理京都地方治安、政治以及和朝廷沟通事务分别由两个官来负责，一个叫作京都所司代，还有一个叫作京都町奉行，现在，幕府打算合二为一，设立一个新官职，叫作京都守护职，职责就是上述两职的合体。

也就是说，从今往后在京都，不管发生什么事，大到天皇老母亲被杀，小到寻常百姓家老母鸡被偷，都由这个京都守护职来全权负责。

这是一个十足的苦差事，事情多到可能过劳死不说，还容易得罪人，一旦得罪了尊攘派，那搞不好什么时候就天诛到你家里来了。

所以当时根本没人干，不管是诸侯还是幕臣抑或是将军家的亲戚，都不肯接手这活儿。

最后幕府想来想去，把京都守护职一职托付给了松平容保。

在任命他的时候还特地说了一句：“你们会津藩祖训不是要为幕府尽忠么？现在就是时候了。”

其实无论是松平容保本人还是会津藩的家臣都很明白，这是一个烂摊子，接手京都守护职，是负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可他依然去了，不光是为了贯彻祖训效忠幕府，也是为了救日本于危亡之中。

接任守护职的松平容保来到京都非常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他收编了一群名为壬生浪士组的浪人，并将他们改编成了用于维护王都治安的特别警察部队。

这支警察部队，就是名震天下的新选组。

在松平容保镇守京都的日子了，王城的治安指数急剧上升，那些整日搞天诛的激进尊攘派基本上被杀了个片甲不留，无论是高杉晋作还是桂小五郎，无不为会津松平侯和新选组的名号所震慑，几乎连正大光明踏入京都地界的勇气都丧失了。

由于功劳显赫，使得松平容保受到了当时孝明天皇和德川幕府的一致夸赞，前者甚至在亲自接见他时还赏赐了绯红绸缎一匹，称他为忠臣义士，要其勿忘皇恩，继续带领会津藩为国效力。

然而，就是这样的会津藩，其下场却是异常可悲。

孝明天皇驾崩后，日本的局势终于开始发生巨变。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和以德川家为首的幕府阵营正式决裂，双方刀兵相见。而坚定不移站在了德川幕府一边的会津藩，理所当然地就被明治政府当成了最大的敌人，不但在戊辰战争的时候饱受战火之苦，而且在战后都没好日子过——战败之后，明治政府下令将绝大多数的会津藩武士送入斗南藩。

斗南藩位于今天日本的青森县内，是本州岛最北边的地方，之所以叫斗南，是取自“北斗之南”的典故，意思就是说，北极星下面紧挨着就是这地方了，当时极为荒凉，属不毛之地中的不毛之地，名义上说是3万石的石高，其实真正的粮食产量连7千石都不到，而且气候恶劣，整日天寒地冻。之所以把会津人整那里去，那纯粹就是让他们过苦日子的。

除此之外，在明治时代，但凡会津人占多数的军队，一碰到打仗总把他们往最苦的前线送；但凡会津人考公务员，就算考上了也永无出头之日，最多只能当个科长啥的，这种歧视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昭和年间。

这个世道其实是很不公平的，明明非常诚心诚意地完成了谁都不愿意承担的使命，却因种种原因陷入了悲惨的境地，最终落得一个凄凉的下场。这种事情即便是在今天，也时有发生，这种人，也依然有着一大群。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这个星球上，各种各样的傻瓜永远是死不绝的。

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家伙，整个人类社会才能安然存活至今吧。

“每当我想到会津的时候，就会觉得日本这个国家还不至于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曾经这么说。

话题似乎又被扯得很远了，还是接着回到柴五郎吧。

柴五郎，生于万延元年（1860），因为年龄的缘故，所以没有亲身参与过波澜壮阔的戊辰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能置身事外了，事实上在那场战争中，由于明治政府的萨长联军军纪败坏，于作战期间在会津城下烧杀劫掠，因此许多会津女子为了避免被俘受辱而提前自尽，这里面包括了柴五郎的祖母、母亲、嫂子、姐姐等柴家家中几乎所有的女眷。

战败后，柴五郎一家还活着的人跟大多数会津武士一样，去了斗南藩。

在斗南的日子过得很苦，天寒地冻还缺衣少食。被迁移去那里的会津人不断出现了病倒甚至是饿死的情况。

柴家的日子当然也很凄凉。

曾经有一次，柴五郎在路上偶遇了一条已经被冻死了的野狗，年仅10岁的他站在了那条狗边上盯着看了良久，然后怯生生地问自己的父亲柴佐多藏道：“爹，这能吃吗？我饿。”

在会津藩还没被灭之前，柴家俸禄是一年280石，比高杉晋作家还要高，基本算是名门了，因此家风很严，多年以来，柴佐多藏也一直是以严父的形象出现在孩子们的面前的。

可这一次，他却怎么也严厉不起来了，只是叹了口气，摸了摸五郎的头：“你不要忘记，你是武士的儿子，会津的武士就算饿死，也不能成为萨长的笑柄。”

小五郎看着父亲，咽了咽口水，又点了点头。

明治六年（1873），在斗南所属的青森县县厅的推荐下，柴五郎进入日本陆军幼年学校学习，四年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专业是炮术。

跟他同一期的人里头日后很多都混上了军队的高官，比如上原勇作，当了元帅；还有内山小二郎和本乡房太郎，都成了大将。不过要说最出名的，还当属被后世誉为“日本近代骑兵之父”的秋山好古。

士官学校毕业后，柴五郎先去当了几年炮兵小队长，之后又在明治十七年（1884）时以中尉武官的身份被参谋本部派去北京驻留，在中国的三年岁月里，柴五郎隐约感觉到，或许最适合自己的职业未必是炮兵，而应该是谍报人员。

这并非无根据的臆测。话说在华期间，柴五郎和著名间谍福岛安正一起花了半年的时间走遍了北京的内外城，然后制作出了一份堪称当时最精准的北京地图，据说送回参谋本部后，众参谋惊为天物，并赞不绝口。

因此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柴五郎离开了服役十几年的炮兵队伍，正式来到参谋本部，出任了日本驻英国的外交武官。

明治三十一年（1898），美国为了夺取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两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史称美西战争。此时已是陆军少佐的柴五郎奉参谋本部之命，作为观战员前往战场考察战况，同时一起去的，还有时任驻美武官，秋山好古的弟弟秋山真之。

明治三十三年（1900）三月，于前一年升任陆军中佐的柴五郎再度来到中国，担任驻华使馆的武官。

从数据上来看，截止到此时的柴五郎来中国不过两次，持续的时间拢共也不过三年多，无论是次数还是年数，都无法跟宗方小太郎或是荒尾精等那些被大家口口相传的中国通相比。

同时他也并非亚细亚主义者，因此从思想境界上来看，柴五郎亦没有理由对中国产生什么特殊的感情。

但他却仍不失为一名中国通——甚至可以说是一名超越了包括宗方小太郎荒尾精宫崎滔天等历代中国通的中国通。

这不光是因为他精通中文熟悉中国的人文风土，更因为和其他只看到当时中国官僚堕落人心腐败的那些中国通相比，柴五郎却能发现这个民族的可贵和强大之处。

“中国人，一旦得到他的信任，他将始终以诚相待。”

“中国绝非能用武力来征服的国家，如果日本一定要以此为目标，那么终将走向失败。”

自甲午战争至二战终结，每当提起中国，日本各界的中国通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将中国的那些个已经多到数不胜数的悲催阴暗之处一一列出，然后充满了优越感和蔑视感地讲事实摆道理一番再予以唱衰。你自己也可以回忆一下，我们说到现在，由他们嘴里说出来的中国，是不是清一色的一副行将就木的德行？而像柴五郎那样愿意去正面观察优点的，真心属于极少数。

我当然不是说只有讲中国好话的才能算中国通，也不是说宗方小太郎他们所说的那些阴暗面都是自己捏造的，可问题在于你连一个民族的希望和闪光点都看不到或不愿去看，你又凭什么说自己精通这个民族的事宜呢？

再说柴五郎第二次来到中国后，驻了还不到三个月，义和团就来了。

对于这伙人，柴中佐并不像其他各国外交人员那般敌视，当然也并不存在杉山彬的那种幼稚想法，只是忠诚地履行了一个谍报武官的工作职责——将自己所能接收的所有关于义和团在北京活动的情报忠实记录在案，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记录，并从中发现，虽然柴五郎几乎没有遗漏任何义和团团民在北京城里头杀人放火的事实，但你在上面却找不到一个带有主观仇恨色彩的词汇。即便是同胞杉山彬为甘军所杀，柴五郎也只是将时间地点人物记在了小本本里，却并无任何对董祥福部的恶言，不仅没有，甚至还很客观地对甘军做了如下的评价：“他们都是非常勇敢、剽悍的优秀士兵，可惜的是，由于军官指挥无术，从而使得这支部队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

事实上，在杉山彬被杀之后，也正是柴五郎无视了西洋列强的撺掇，竭力建议日本政府冷处理此事。

而在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宣战并下令攻打使馆后，正如之前所说，各国外交官普遍感到了绝望，然后相聚一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当时日本方面出席的有两个，一个是驻华公使西德二郎，还有一个就是柴五郎。

不过这两人一开始谁都没说话，西德二郎是读书人出身的外交官，基本上一辈子没摸过枪，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使馆区外头围着的那些人。

而柴五郎不说话是因为他觉得在这种时候，那么多西洋人面前，一个来自东方的日本人轻易出风头似乎不太合适，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保持着静坐的姿态，淡然地看着其他各国外交人员，并准备倾听他们的意见。

结果越听越不对劲，这说好的商讨对策怎么就变成了自杀前的遗言大会了？

不得已，也只能当一回出头鸟了。

柴五郎首先对当前的世界形势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虽然现在北京城的电报线路已经被切断，我们和外界亦无法通信，但这并不代表外界将没有任何举措，事实上我想我们各自的政府一旦无法联络到我们，必然会有所行动，关于这一点，在下可以百分百地确定。因此也希望在座的诸君，不要轻易地绝望。”

此话一出，刚才那群还一脸哭丧相想要寻死觅活的外交官马上就有一半舒展了愁容。而剩下的一半却仍是紧皱着眉头，七嘴八舌地说，就算各国政府出兵来救，也总要时间吧？你是当兵的你比我们知道，即便是近如日本，这从下令出兵到杀进北京，至少得一个多月吧？你觉得我们这东交民巷里头的几百士兵外加几千老弱病残，能挡得住外面那十万人马一个月的猛攻吗？

一听这话，刚才才解了愁容的人们，转眼间又沮丧上了。

但柴五郎却仍是面不改色平静地说道：“能。”

“虽然外围有十万之众，但绝大多数都是义和团团民，他们并非正规军，只是一般农民，既没有受过专门训练而且手上的武器装备也极其落后，如果只是单纯的攻防战，只要布置得当，我们未必守不住这东交民巷。在很多时候，人数并非战争胜负的唯一条件。”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不可以舍弃希望。”

最后，柴五郎如此总结道。

只有拥有了在极北苦寒的斗南之地所孕育出的坚毅性格，才能以如此淡定不变的姿态来应对即将到来的一切。

也只有在那样的地方历练过人生的民族，才能在无论怎样的黑暗中，寻找到希望和光明。

我想，这应该就是会津人吧。

当天，各国外交官及武官一致决定，将之前进入北京城的那四百多名武装人员，全部交由柴五郎指挥。

此时各国使馆内的所有武装力量加起来，总计481人。

“这点人不够啊。”柴五郎说道。

众外交官一致点头同意：是啊，大家都知道不够，可就这么点人，又能怎么办呢？

“没关系。”柴中佐静静地微笑着，“把来使馆区避难的教民也组织起来，让其中的青壮年和我们一起参与作战吧。”

当时来使馆区避难的中外教民总共超过了五千，除去老弱病残幼，剩下还有两千不到点，虽说仍是不能跟义和团的人数相比，但至少较之原先要可观很多了。

好在使馆区内虽说拿枪的少吃饭的多，但武器和粮食尚且足够，并且还不断有北京城内的教民偷偷地送来水和食物，因此物资方面并不成问题。

安排完了人手，接下来就该是战术了。

战术是个难题，因为当时的东交民巷虽然号称使馆区，可里面的各国使馆实际上都是一个个独门独院的存在，并非融合成一片，故而不可能进行完全的区域联防，只能是平摊兵力到各家，各家守各的门，实在不行了，邻近的再来救你一把。

换言之，如果敌方集中兵力各个突破的话，那么可以说只要半天，大家就玩完了。

而且从地形上来看，除去使馆的围墙之外，使馆区也不存在什么山啊林的天堑，防御起来很有些困难。

对此，柴五郎仍是胸有成竹，只见他在地图上指了一处：“只要守住这里，就没有问题了。”

柴五郎指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市政府所在地，在当年，是肃亲王善耆的王府。

肃王府在日本使馆边上，地势较高，站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使馆区，柴五郎的想法就是既然目前兵力那么少，那就应该找个制高点占着进行防御。

想法很好，但操作起来很难，因为肃王府很难进。

肃王府里住的是肃亲王，所谓肃亲王，全称和硕肃清王，最早封的是皇太极长子豪格。豪格之后，他的子孙世袭罔替继承肃王之爵，被誉为大清十二大铁帽子王之首。

因为地位特殊，所以外人很难与之沟通，话说当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都已经攻入北京迫着大清签订城下之盟了，结果法国人想要征用肃王府当自己的使馆却愣是没成，不得已只能盖在边上的东交民巷里头。现如今清廷对列强宣战，十万义和团跟甘军围困在外，和当时的形势天差地别，居然还想着要用肃王府，简直是在说故事。

但柴五郎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表示现在的这位肃亲王已经不是四十年前的那位了，早就听说此王爷开明睿智，并且颇有维新之志，或许有的谈。

众外交官看他如此坚持，也不好说什么，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你要去就去吧。

此时的和硕肃亲王已经传到了第十代，当家王爷叫爱新觉罗?善耆。

善耆和同时代的皇亲贵胄很不相同，他为人干练开明，志在振兴国家而非吃喝玩乐，并且非常钦佩日本的明治维新，认为大清如果要强大，就要学日本。

同时，此人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女儿，叫金壁辉，日本名字川岛芳子，她的事迹我们放到后面会说的。

面对柴五郎的到访，作为王公贵族里头为数不多的明白人，善耆很清楚如果这次真要让义和团他们攻入使馆区把十一国外交官杀个干干净净，那么大清王朝就算是到此为止了。

因此哪怕是为了大清国的续存，也应该阻挡义和团的攻势。所以善耆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柴五郎，说我家的房子如果真能对你们的防御起到作用，那你就用吧。

柴五郎说谢谢，于是就带了兵驻了进来。

肃亲王府很大，总面积有五千多坪，但后来有一个英国士兵是这么回忆的：“这座王府的辽阔是我平生未见，长长的墙壁坚硬而厚实，我想如果要防御这里的话，至少需要五百人。”

那么此时柴五郎手上有几个人呢？

十七个。

当时日本兵总计二十五个，其中三分之一要留在使馆保护西德二郎等读书人，剩下的十七名，全都被柴五郎带去了肃王府。

本来跟着一起去的还有意大利、德国、法国和奥地利的四国兵丁几十名，结果那四个国家的士兵一看王府那么大，自己人那么少，纷纷打了退堂鼓，表示从军事角度看这根本不可能防御，还不如各回各家各守各的地盘。

于是在意大利士兵的带领下，大家各自拎起装备，打算走人。

柴五郎倒也不拦着，表示没事儿，你们走吧，这里有我们就够了。

6月23日，义和团与甘军的攻势正式开始了。

这一天，东交民巷外“扶清灭洋”之声此起彼伏，伴随着这种喊声，数千义和团团民作为先头部队，向使馆区进发了过来。

柴五郎带着十七名日本士兵躲在搭建于肃王府各处要害的临时工事里，静静地等待着对手的出现。

结果让他们很惊讶的是，义和团居然是踏着方步过来的——就是戏台上踏的那种步子。

一边踏，一边还改了口号：“刀枪不入！刀枪不入！”

“啪！”

“啪！”

“啪！”

“刀枪不入！刀枪不入！”

“啪！”

“啪！”

“啪啪！”

“刀枪不入……”

就这样死循环了好几个小时，义和团喊着口号踏着方步往前走，前面的死了后面的踩着尸体接着上，这是因为大师兄二师兄告诉过他们，只要加入义和团就有神功护体刀枪不入，若是万一入了，只能证明那人心不诚。

所以后面的都以为前面是心不诚，然后又落了个跟前面一样的下场。

而大师兄们则躲在了最后面的最后面远远观望着，绝不会进入射程。

就这样从上午打到下午，有人来报，说英国使馆不行了，被甘军打开了一个口子，里面还有老弱妇孺，正求援呢，可各国没人肯去，中佐殿下，怎么办？

柴五郎一指边上的一个大尉：“你立刻去救，我这边只要十个人就够了。”

那个大尉姓安藤，很听话，也不问你十个人能撑得住吗或者我带七个人能打得过吗，而是毫不犹豫地带着人就往英国使馆跑。

就这样，八个日本兵跑到英国公使馆，看到大门已经被打出了一个缺口，甘军正往里冲呢，于是立刻赶上前去，发一声喊，然后刀枪齐下，瞬间就放倒了十几个，后面的甘军士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八个人给吓得连连后退，而英国士兵也趁此机会迅速拖出了大炮，一连数发，总算是控制住了局面。

这一天，使馆区内的使馆虽各自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但总算是没有一处被攻陷的，由于众人终于发现了制高点的重要性，因此晚上，又有几十名从教民中挑出来的武装人员来到王府，协助日军共同防守。

第二天，已经习惯了对手打法的各国军队，又在柴五郎的指挥下扛了一整日，仍是没有一处被攻破。

“使馆防御战的成功，有一半得归功于日本人。”

事后，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的马库特这样表示。

“柴中佐是一个个子小小但非常伟大的人，他的智慧和行动力使得他在现在的东交民巷里占有绝对的威望地位。柴中佐在王府的精彩作战证明了他是一名出色的军官，所以现在这里的所有军人都愿意听命于他。”

当时躲入使馆区的美国女教民波林?史密斯如此说道。

而《泰晤士报》的记者莫理循则评价曰：“在使馆区被围期间，完全不存在像日本军人那样奋战在前线的其他国家士兵，支撑着众使馆的，正是日本人辉煌的武勇和杰出的战术。”

莫理循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出名，在后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是全世界第一个用“革命”这个词来报导该事件的西方记者。

而在再后来袁世凯称帝那会儿，为了表彰莫理循多年如一日为全世界如实客观地报道中国，袁皇帝甚至把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改名成了莫理循大街。

不过当莫理循直接采访柴五郎让他谈谈想法时，这位身材矮小性格沉着的炮兵中佐则并未如想象中的那般大说天皇庇护皇国保佑，只是很平静地表示：“其实，真要论作战勇敢的话，还是美国的士兵比较拼命吧。”

攻了两天，十万人马除了扒拉下来几块破砖之外基本上一无所获，甘军统帅董祥福觉得脸上挂不住了，想了半天后想出了一招狠的：“用大炮吧。”

不过甘军没有配备大炮，义和团就更别提了，因此董大帅找到了端王载漪，让他问荣禄的武卫军借。

载漪是个生**好拉大旗作虎皮的主儿，直接觍着脸以太后的名义向荣禄要起了大炮，那荣大人倒也不生气，而是问道，大炮我有，可你会开么？

端王一想倒也是，甘军跟义和团里都没有会玩这个的人才，于是脸皮一厚：“那就烦请荣大人再借几个炮手吧。”

荣禄点头微笑，表示小事一桩，这炮王爷您现在就差人先拉走吧，只不过今日天色已晚，不方便行火炮之事，明日开轰，如何？

载漪哪有不同意的，说那就让洋人再多活一晚上吧。

于是当天傍晚，使馆区外便出现了五六门高耸着的大炮。

这下别说是西洋人在那里傻得只知道画十字祷告上帝了，就连一向冷静的柴五郎也有点犯怵，炮术专业出身并兼着情报工作的他非常明白，门外摆着的都是荣禄武卫军所用的最新式德国造大炮，这要打上来，甭提人，连骨头都不会剩下。

不过，也用不着那么绝望，荣禄是明白人，就算是形势所逼，也多半不会跟着义和团他们犯浑。

事实证明，柴五郎料中了。

话说在武卫军用大炮的前一天晚上，炮营管带特地找到了荣禄，问荣大人，您看明天我们是真打还是假打？这要真打，估计也就十分钟，对面得全完。

荣禄说知道全完你还真打？赶紧的，去在标尺上做点手脚。

管带没走：大人，这么糊弄人，上头要追究起来算谁的？

荣大人不高兴了：什么叫糊弄？咱是那种人吗？这打不打，是态度问题，打得中打不中，是水平问题，我大清技不如人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成糊弄了？

于是第二天使馆墙外，只听得啪啪炮响，嗖嗖弹飞，可就是没一发中的。

从早上打到中午，太后口谕也来了：别打了，还让不让哀家午睡了？

不过，这天老太太到底是没能睡成午觉，因为就在下午，端王载漪、大阿哥溥俊等人带着一伙大师兄冲进皇宫，准备杀二毛子。

谁？

光绪。

且说在进京之后，义和团一直受端王鼓动，说现在的庙堂之上很多都是二毛子，地位最高的就是一龙二虎，一龙是光绪，二虎指的是庆王奕劻跟李鸿章。

只不过当时庆王府里有全副武装的神机营，而李鸿章正在两广当总督，一个杀不动一个杀不着，唯一能动手的，只有光绪。

更何况为了自己宝贝儿子的皇位计，也该把这老兄给除了。

结果这帮人没想到大内之中有高手，都还没见到光绪，就被慈禧养着的一群武装太监给摁了。

老太太得报之后气得手都抖了，没想到自己物色了这么一个接班人，当时就恨不得大耳光扇上去，而正躲家里头的奕劻一听说端王惹翻了太后，于是着急火燎地一溜小跑来到宫里，把载漪这些日子干的那些个破事儿一桩桩一件件都打了小报告——当然，也包括假造各国逼宫的照会。

要说慈禧身体素质真的很好，这要换了其他老太太早吐血三升了，也就是这位老太太，愣是做到了胸有奔雷而面不改色，而且神智还很清晰，当即给荣禄下了旨意，别打使馆了，赶紧地，你去给洋人送点瓜果蔬菜，告诉他们，这是误会……

就这样，十万团民攻使馆的闹剧，算是差不多到此为止了，不过围还是围着的，因此使馆区里的人们也不敢怠慢，仍是提心吊胆地枕戈而卧，生怕什么时候那帮人再喊着刀枪不入杀将过来。

而就在太后下令停攻使馆的第二天，传来了一个很坏的消息——为了拯救被围困在北京的同胞，各国政府组成联军，已经突破了大沽口，正往天津去呢。

正如之前柴五郎所料想的那样，就在北京电报线路被切断之后没几天，在和本国驻华公使失去联络的情况下，各国政府从各家的间谍那里知道了中国的情况，于是毫不含糊地决定，联合出兵。

出兵的总共有八个国家，其中日军20,840人、俄军13,150人、英军12,020人、法军3,420人，美军3,420人、德军900人，奥地利军300人，意大利军80人。

史称八国联军。

老太太刚听到这个情报的时候还挺淡定，说莫怕，哀家早就令各地准备勤王，他洋鬼子八个国家也就四五万人，我大清正规军少说也有四五十万，等他们到了北京，还不把鬼子都赶跑喽？

可结果很快又一个坏消息也传来了，说各地督抚并不打算来北京，他们搞东南互保了。

此事的原委是这样的：话说当日慈禧太后发布跟十一国宣战圣旨时，还加了一条，那就是“各地督抚一并听命，进京勤王，与洋人开战”。

写完，八百里急递（电报线都被义和团给毁了）送往全国各省。

结果各封疆大吏看完，全都傻眼了——这日子过得好好的，什么跟什么就宣战了，而且一宣就是十一个国家，就算是找死也不带这么玩的啊。

当时大清的疆臣之首是正在广东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所以其他督抚纷纷致电询问老爷子：您看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去呀？

李中堂说去个屁，此乃伪诏，我两广绝不受骗。

老头太明白了，这要跟着一起折腾的话，那大清也就该被折腾没了，而如果此时静观其变并照会洋人说中央是中央，地方是地方，我们绝不和你们过不去，所以你们要打北京的话千万别连累我们——那么日后，这个国家兴许还能凭借着这些免于战火的太平富庶之地东山再起。

于是在李鸿章的带领下，东南各地的地方官员纷纷表示拒不接诏，当然大家不如李中堂那么有种，不敢直接说此乃伪诏，而是采取了比较柔和的办法，比方福建的，说洋鬼子从鼓浪屿登陆，我军正在和他们决一死战，实在来不了京城；浙江的则说洋鬼子跑普陀山来了，臣为了誓死捍卫海疆，真的腾不出手北上勤王。

最狠的是南洋大臣张之洞，虽然人在武汉并不沿海，可仍是一封回函：洋鬼子在汉口登陆，臣决战去也，太后勿念。

之后，时任上海道台余联沅以东南各省总代表之名，邀各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一共九条，总结起来也就一句话：不管北京被你们打成什么鸟样，都请不要来牵连我们。

联名签署的有湖南刘坤一，湖北张之洞，两广李鸿章，闽浙许应骙，安徽王之春等各地一把手。

顺道一说，还有一个不太算东南但也加入互保的，那便是山东。

当时主政山东的还是袁世凯，哥们儿那几日忙屁了，因为一大群接着一大群住在北京的商人富贾为了不被义和团以用洋货二毛子的罪名勒索乃至扑杀，不得不拖儿带口往离京城最近的无匪区山东逃难。造成的结果就是整个山东人满为患，以至于袁大人不得不下了规矩：猪肉饺子不许超过50文，白面馒头不许超过6文，不然就是发国难财的奸商，抓着了直接法办。

再说那慈禧太后，听说各地勤王大军不来后，倍感失望，不过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觉得北京城里城外的清军加义和团少说也有将近二十万，我玩不了十个打一个那五个打一个也行啊，洋鬼子来就来吧。

于是洋鬼子就真的来了。

7月14日，联军攻陷天津，在此之前，聂士成战死于城南。

8月2日，两万联军沿运河由天津向北京进发，两日后，抵达北京附近。

接着，就开始攻城了。

当时日军负责攻打朝阳门，领军大将不是别人，正是柴五郎当年的地图搭档福岛安正，还有他的老同学秋山好古，也率领骑兵随军出阵。

守城的是甘军主力以及义和团。

战端一开，老规矩，义和团民喊着刀枪不入就走上前去了，福岛安正自称老资格中国通，但还真不知道原来中国人是这么打仗的，于是大伙就傻站在那里看，一直等到义和团走近了都能看清脸了，福岛指挥官才醒过来，大喝一声：“开炮！”

然后万炮齐鸣，炸飞一大片。

而蹲在后面观战的大师兄发现情况不对，连忙拔腿回头就跑……

打完了义和团，剩下来就是甘军，这两者的战斗力真心不是一个档次的，堪称天差地别。甘军打仗有技术也不怕死，杀红了眼跟日本人纠缠死斗。于是福岛安正跟秋山好古只能配合作战，一个在后面火力掩护，一个在前面骑兵突击，费了老大的劲才总算把对手搞定，攻破了朝阳门。

此时的太后正在宫里听捷报——虽说是处处紧急，可奏上来的却全是大胜，什么东直门歼敌三千啦，西直门打得洋鬼子叫爹啦，朝阳门那东洋人已被义和团请来的神仙给灭团啦之类。

老太太虽然听报后满面红光地对手底下人说看我大清果然威武吧，但心里实际上跟明镜似的：真要这里大胜那里大捷的，怎么这枪声却越来越近了呢？

看来京城沦陷也是时间问题，还是趁早准备走人吧。

目标初步被定在了陕西的西安，用专业的话来讲叫“西狩”——皇家的事情，也能叫逃吗？

结果太后正指挥着人收拾东西呢，突然就响起了一个声音：“皇上不能走！我和皇上都要留在这里，要走你们走！”

老太太当时虽说胸中顿怒可也有一丝疑惑掠过心头：都这节骨眼上了，怎么还有人敢来挡老娘的横？谁呀这是？

定睛一看，不是别个，是珍妃。

平心而论，作为一名历史人物，珍妃的人气应该还是相当之高的，除了中国外，就算日本也不乏其粉丝，认为她是“悲剧的皇妃”。而这种人气很大程度是借了慈禧的光，在长时间被妖魔化的过程中，慈禧越是偏向妖婆，则与之相对立的珍妃就越是偏向女神。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偏见。

其实珍妃压根就算不得好鸟，这姑娘干的好事没多少，但坏事一箩筐，最出名的当属卖官鬻爵，据说曾经推荐了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文盲来担任侍郎，结果连老公光绪都忍不下去了，把那人给赶出皇宫，慈禧则为此还动了家法。

而此时此刻珍妃一把拖住光绪不让他走，倒不是说她有多么舍不得皇帝舍不得紫禁城，只是她明白，自己和光绪，压根就没有走的必要。

洋人马上就要打进来了是不假，可洋人针对的是谁？是你慈禧好吧，又不是我家皇上，而且他们非但不针对皇上，甚至是拥戴皇上的，只要他们一来，别说皇上从此不用再住瀛台那破地方，直接就能重归九五再掌大权了啊。既是如此，那我们跑个毛？有病啊？

应该讲这道理是很对的，只不过珍妃明白的，慈禧当然也明白。

要是光绪和珍妃就这么留在北京迎接洋大人而自己灰头土脸地仓皇出逃，那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了？朝政大权岂不是没自己什么事儿了？

也别说以后了，兴许洋人前脚进城，那帮孙子后脚就把自己给判个祸首发通缉令呢。

这怎么成？

所以面对珍妃，慈禧没有一点犹豫，叫来左右，表示把这小蹄子给本太后丢井里头去吧。

就这样，珍妃死了，年仅24岁。

然后慈禧带着光绪继续自己的逃跑，哦不，西狩之行。

15日，联军逐步攻占北京城各门，并于当天晚上基本占领了全城。

于是，历时将近两个月的使馆之围，此时才算是彻底地被解除了。

接着，联军将整个北京划分为十一块，交给各国军队管理，并由该国军队的总大将出任区域民政长官。

日本分到的是今天东城区和西城区的北部，并和英国德国共同管理紫禁皇城的东部区域。

于是北京城里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老百姓见了面打招呼都不问您闲在啊吃了没，而说的都是哟三爷您今儿起早啊，现如今您可是英国人啦。唉，咱就混得不如您哪，只能当俄国人，家里的床板儿都被抢走啦……

这就叫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

而在这十一块区域之中，俄国人的辖区军纪是最差的，用当时的话来讲，就是“俄军界内，存者唯狗而已”。

可能有些夸张，但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状况。

于是当地的老百姓被迫用脚投票——反正皇上都走了，自己干吗还死守着那三间破房呢。

往哪走？隔壁日占区。

八国联军跑中国来到底应该谁来负这个责任，他们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对此我在这本书里不想多做纠结，这种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这里我只说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在当年被八国占领的北京城里，秩序最好的，是日占区。

有记载云：“日军界内，熙熙攘攘，往来如市。”

这得归功于柴五郎。

话说在划分完各国占领区后，福岛安正就很欢快地跑俄国区搞情报去了——他知道将来日俄必有一战，趁着这个机会，能打探多少是多少。至于占领区的日常民政事务，他并无一点兴趣，全都交给了老搭档柴五郎，反正你是大英雄嘛，万国敬仰，有威望，压得住。

柴五郎也不推辞，接任之后先发了一道命令：但凡日本的士兵，没有批准一律不准离开军营，就算上街，也不许去商店，哪怕是花钱买中国人的东西，也以违背军法论处。

对此，他的解释是：“我们是占领军，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会以完全和平平等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就算拿着钱去，他们也不见得敢收，这种不花钱就买到东西的风气一开，那么接下来便是抢掠烧杀，这是决不允许的。”

有的人，因为痛过了，所以便想让别人更痛；有的人，因为痛过，所以知道宽柔。

在柴五郎的主持下，日占区很快就恢复了战前秩序，一些因战争而打烊避灾的商铺也都纷纷重新开张，而之前定下的那条禁止上街的禁令，也在不久后因确实没有必要继续贯彻的缘故而被废除。

9月，各国联军开始陆续增兵，一直增至十余万，然后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甚至进入山西境内。同时，俄国单独调集步骑兵十七万，分六路进占南满洲。

此外，还有一个比八国联军更加可怕的危机也正在这时悄悄地逼近了大清。

帝国，真的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