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长十九年（1614年）十一月，德川家康号令天下诸侯，兴兵十五万围攻丰臣家的大本营大阪城，双方先是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攻防拉锯，然后进入了和谈阶段，不过短暂的和平只维持了不到半年，庆长二十年（1615年）夏，德川家大军由江户出发，浩浩****开赴大阪，经过半个月的强攻，终于攻破了那座天下第一的大阪城，丰臣秀赖和生母淀夫人以及铁杆家臣数人躲在一个堆满了火药的小仓库里，点火自爆而死。丰臣家就此灭亡。

应该讲，历经百年战乱的日本，这时候才真正又重新迎来了和平，所以当年德川家康就奏请天皇，改年号元和，史称元和偃武。

此时，距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不过二十多年。

丰臣家灭亡了，这个由一个农民所一手建立起来的王朝，就这么灭亡了，仔细算来，也就历经两代而已，若是算上秀次，那也就三代。

为什么？

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人中豪杰的丰臣秀吉所建立起来的基业，为何在他死后不过17年，就灰飞烟灭了？

一般认为，是因为丰臣秀吉所建立起来的丰臣家政权本身就不是一个完全的统一体，除此之外，他因为是一介农民，所以没有像其他的统治者那样拥有众多的谱代家臣，即代代都侍奉自己家的老家臣，以至于造成了根基不稳。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秀赖继位的时候过于年幼，这才让德川家康有了可乘之机，被夺了家业。

这些东西，乍一看说得很在理，但仔细琢磨的话，就会觉得根本就是在忽悠人。

日本这个国家，自打有各式各样的大名的那一天起，一直到明治维新后废藩置县为止，都不曾“完全”地被统一过，德川家康所建立的江户幕府在行政划分上也不是铁板一块，话说到现在我们大家有目共睹，德川幕府之下，有伊达政宗，有岛津家久，还有其他的大名，你能说这是“完全”统一吗？这仍然是各种意义上的分裂与自治，只不过各大名得在中央政权之下自治罢了。

还有家臣，自战国那一乱，全日本的风气都变了，别说是老家臣了，就是亲兄弟也能拿刀砍你，这家臣老不老，说真的跟你的政权没甚太大干系，更何况事实证明秀吉的那几个家臣确实都很给力，文有石田三成片桐且元，武有福岛正则加藤清正，虽说是彼此不和了些，但他们的为人还是相当靠谱的，如果没有家康的从中闹腾，丰臣家的武功派和文治派最多也就是互相看着不爽再吵架打架而已，就跟现在日本开议会一个模样，断不会干出太大的出格之事。

至于秀赖年幼，这个也不能算是个说法，要知道在江户时代，十来岁当将军的娃娃有好几个，可也没见哪个就闹成了秀赖那副德行。

说一千道一万，这丰臣家的灭亡，虽说从表面上看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因素，但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众多原因中最最大、最最根本的那个，其实是出在丰臣秀吉的身上。

这家伙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就走错路了，他做了一件误以为是对的但实际上是大错特错的事情，那就是侵略朝鲜。

这场总动员30万，实际参战15万的大战，让丰臣秀吉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其中，从而使得很多本该做的事情都没法做或是来不及做了，比方说想点手段出来约束手底下的那些个大名，或者是想办法均衡一下武功派和文治派之间的矛盾等等。

没法做，是因为大家都在朝鲜拼命你怎么做？来不及做，是因为战争还没结束秀吉就挂了。

凭良心讲，这场侵略朝鲜的战争，确实给日本带来了很多：掠夺了大量的财富，缓解了国内的好些矛盾以及引进了相当多的技术。

可是，这些好处都是带给日本的，而不是带给丰臣政权的。

一个政权可以代表国家，但它永远不会等于国家，只是这千百年来有太多的执政者总是误以为朕即国家，朕即国法，以至于最终落了个灰飞烟灭的下场。

7年的侵略战争让丰臣家得到的，只有一群抢肥了自己并且互相之间虎视眈眈的大名。

同时还有躲在角落里等待着时机的德川家康。

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上这么一句话：一个国家，在国力全盛的时候想要出兵侵略人家搞输出政策，对此我没有任何好评论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打算通过单纯的“攘外”方式来企图一劳永逸地缓解内部矛盾，那我只能给他六个字——玩火者，必自焚。

比较可惜的是，日本人貌似并没有吸取这般的教训。当然，这是后话了。

话说就在丰臣家灭亡后的第二个月，一个可怕的传言便开始在日本各地流行了起来。

那就是丰臣秀赖并没有死，而是逃了。

至于去处，大家则众口一词地认定，是去了海外。

理由是德川家康兴全日本之兵征讨丰臣家，列岛诸侯莫敢不从，那秀赖即便是侥幸逃脱，却也没可能再在日本混下去了，唯一行得通的，只能是漂洋过海。

尽管此事一看就知道是百分百的谣言——当日城外围得跟铁桶一般，不要说是跑国外了，翻墙外都没可能，更何况在秀赖最后自爆时也有数名目击者在场，因此生还之说根本就站不住脚。

但德川家康却非常诡异地信了这邪，他坚定不移地认为那丰臣秀赖搞不好真的活下来了，为了斩草除根，7月时老爷子下令手下组织船队，准备出海找人。

说老实话这招其实并不新鲜，早两百年前的大明永乐帝朱棣就用过，以找侄子建文皇帝为名，派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其真实用意是想用大炮巨舰和真金白银扬大明之国威于四海。

而生性节俭堪称吝啬的德川家康自然是没有那当散财童子的瘾，他派人出海的主要目的跟朱棣正好相反，是为了赚钱。

家康的计划是学西洋列强找殖民地，在海外也给日本弄个据点，然后以此展开贸易——主要是和中国的贸易。

由于自万历援朝那一次开打之后，大明朝野普遍很不待见日本，甚至可以说是讨厌，双方连往来都基本中断了，更别说做生意了，因此德川家康一直希望找一个从前跟日本没啥关系的地方，以他们的名义和大明搞贸易，反正天朝上国历来不怎么搞得清外面的世界，这样糊弄一番兴许事儿就能成了。

本来找的是琉球，结果人家多年来就是大明国铁杆小弟，虽说大哥不仗义没来救终究是落了个山河沦丧，可明朝对那地方多少还算知根知底，所以即便是攻下了琉球，可借那方宝地与大明做生意的事儿却是彻底地黄了。

而这一回，德川家康则把目光投向了高砂国。

高砂国就是中国的台湾。

当时的台湾岛和中华大陆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尽管岛上各种小国林立，却也并非和大陆脱离关系，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来往都极为频繁，而且自元朝起，天朝就有设立澎湖巡检司，用以管辖那一圈地方。

这也就难怪家康会选此地下手了。

事实上不光是他，早在文禄二年（1593年），丰臣秀吉就派人去过台湾，要求那里的各小国国王给自己纳贡，结果非常悲摧地被华丽丽地无视了。

然后在庆长十四年（1609年），德川家康亦派出使者有马晴信，坐船过海来到台湾，要求土人给幕府纳贡，但仍然是不得要领，被人家给淡定拒绝了。

不过老头并不死心，灭了丰臣之后眼瞅着海内四平了，于是又打上了台湾的主意，还美其名曰出海找秀赖。

鉴于前几次的失败经验，这回家康决定来一手恩威并济。

元和二年（1616年），在幕府的授意下，长崎代官村山等安率一支由十三艘船三千余人组成的舰队出发，朝着台湾驶去。

村山等安，生年不详，家乡不明，唯一知道的，是此人本系商贾，精通理财能言善辩，并且还会外语（葡萄牙语），同时信仰天主教。

早在丰臣时代，他就因为名声在外且经营有方，被秀吉亲自任命为长崎代官。

所谓长崎代官，就是代替中央政权在长崎这个国际大港口处理各种涉外联络、贸易以及交往等事务的官员。

因为工作出色，所以在丰臣家灭亡后，村山等安又在幕府之命下，继续担任着长崎代官一职。

德川家康之所以要派这么一个人去台湾，原因有二，第一，他有钱，会做生意；第二，他手下有足够的人，能打仗。

第一条并不难理解，家康的本意就是想在台湾建立贸易据点，一个打算盘的生意人显然要比整天腰间挎大刀的更胜任此职。

而第二条其实本来也没啥好琢磨的，纯粹是我觉得有必要多一句嘴罢了。

江户时代，日本学中国把老百姓的阶级地位高低分为士农工商四等，武士最高，农民次之，手艺人再次之，商人最低。在那个时代的日本，商人在理论上连丝绸衣服都是不能穿的，更别提招兵买马了。

村山等安带去的那一个舰队的三千多人，大多数都是奴隶——事实上这家伙虽然表面上从事着各种光明正大的干净买卖，但私底下却是九州北部家业最大的人口贩子。德川家康正是因为知道这点，才选了这么一号人。

再说村山等安的舰队于当年3月从长崎出发，本以为星辰大海前途一片光明，却不料刚开到琉球海域就遇见了大风暴，十三艘船顿时被吹得四飘五散，其中七艘船当场丧失了航行能力，被迫开进琉球整修，而村山的旗舰和另外两艘船则一起被吹到了越南，好在那会儿已经不是唐朝，不会再发生阿倍仲麻吕他们遇见的那种土人拿着长矛出来杀人越货的事情，不过也足够折腾了一阵，直到第二年的7月才重新回到了长崎。

最后全须全尾地抵达台湾海域的，只有三艘船。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而是标志着另一段噩梦的开始。

且说这三艘历经风暴侥幸存活的可怜船在村上等安麾下首席家仆明石道友的命令下，停靠在了台湾岛西北部的岸边。其中一艘船上的人全部上陆找吃的喝的顺便问问路，余下两船人马则就船歇息，以备不测。

然后过了两三个小时，正当船上大伙翘首期盼着今天晚饭能吃到点什么野兔子野鹿之类的时候，突然从远处飞奔出两三个黑影，一边跑一边还在喊：“快逃！”

定睛一看，原来是上岸探路的船员。

众人不知发生了什么，把那两三个人接应上船便问他们说你们怎么就自己回来了？其他人呢？吃的呢？

“其他人……都死了！”

在那几个幸存者的回忆诉说下，大家才知晓了刚才发生在自己身边不远处的可怕一幕。

话说那艘船上的人在登陆之后，径直走进了原始丛林，想打点野味充作晚餐。

结果前脚刚刚踏入林子还没等走了几步，突然就听到一声怪喊，接着齐刷刷地就冒出了好几百个打扮怪异的土人，这些拥有强烈领地意识的台湾原住民对于不速之客的到访显然是心怀愤慨的，认为他们冒犯了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猎场，是死罪。

因为村山等安的手下几乎都是奴隶，没什么太强的战斗力，外加冷不防地被打了个埋伏，因此瞬间就伤亡惨重，活下来的人虽然立即慌不择路地开始逃命，但毕竟人生地不熟而且在山林里也确实跑不过土人，所以基本上都被杀干净了，最后活着回到船上的，不过寥寥数人。

听到如此惨讯的明石道友也不含糊，当即下令起锚开船，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不过他们并没有返航日本，而是一路往西北走，当年五月，来到了东涌（今福建省连江县东引乡）。

此时的明石道友再度陷入悲摧，尽管汪洋大海之上不会凭空杀出土人，但此刻两艘船上的生活物资基本已经消耗殆尽，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再不想点什么办法，那么这些人马上就要去和那些死于土人刀下的战友做伴去了。

办法有，那就是抢。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明石小分队几乎是遇船就抢，见人就杀，一时间福建海域来往船只人人自危，生怕碰到这群抢吃抢喝的杀人狂魔。

不光海上，陆地上也是人心惶惶，闽地各路军民一听说倭寇又来了，连忙纷纷躲入省会避难，各城城门也整日大关，一副闭门谢客的模样。

明石小分队的行径很快就引起了福建官方的高度关注。当时的福建巡抚叫黄承玄，其实这人早在一年前的元和元年（1615年）就从琉球尚宁王的密报中得知了日本人可能要对台湾下手进而殃及天朝，于是便早早地做好了比较充足的准备。

他准备的不是枪炮兵械，而是一个人，此人名叫沈有容，时任福建水师提督。

沈有容，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出生，22岁考中武举，随后出任昌平千总。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蒙古朵颜长昂以三千骑兵入侵刘家口，当时沈有容正任蓟镇东路南兵后营千总，听闻敌情后带着二十九人就出发了，并于当晚直奔蒙古人大营，搞了一场夜袭。

29VS3000，胜者：大明。

一场夜战之后，蒙古人悉数退去，沈有容身中两箭，斩获首级六颗，从此威名大振。

朝鲜七年战争爆发后，沈有容随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出征，任补本部院中军，其实就是宋大人的副官，不过两人关系似乎并不咋样，因此开战之后没多久，沈千总就称病辞职，回国休养了。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秋，沈有容被时任福建巡抚金学曾启用，先守海坛（今福建省平潭），后调至泉州，主要任务是严防海盗进犯。

应该讲，直到这个时候，沈有容才算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同时，他也和台湾这块地方结下了不解之缘。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福建方面得报，有一股流窜于闽粤江浙一带的海盗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了台湾，为了斩草除根，于是便派沈有容率二十四艘船船组成舰队，渡海征讨。

命令下来的时候已经是当年腊月了，从常识上来讲并非是出海的好时节，但也正因为此，让沈有容认为能起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故而毅然决然地领兵出海了。

果不其然，大军刚出发没几天就碰到了风暴，舰队被狂风吹得四处飘散，最终二十四艘船里只有十四艘平安抵达台湾，尽管有部将认为尚未开打就已经折损小半兵力实乃不祥之兆，但总大将沈有容仍是不为所动，于到达次日下达了攻击令，一仗过后，明军大获全胜，拢共七艘海盗船，被明军砸了六艘，同时斩首十五，夺回被掳走的男女三百余，从此之后十余年里，那股贼寇再也没敢来过大陆。

值得一提的是，在沈有容完成剿匪任务于当地休整时，有一个台湾原住民酋长叫大弥勒的，扶老携幼箪食浆壶地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拜谢王师为民除害还当地以和平，并邀请沈提督来自己的山寨里做客。

沈有容欣然前往，在拜访过程中，有一位叫陈第的随行学者将一路上的见闻都给记载了下来，日后整理成书，也就是现存最早的台湾史料——《东蕃记》。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一伙荷兰人占据了澎湖列岛，为首的叫韦麻郎，隶属于东印度公司。他们在岛上盖房子造商馆，并照会福建方面，要求与大明通商。

按惯例，应该是把这些人赶出去的，可关键在于他韦麻郎也不是空手而来，除了各种通商贸易用的货物外，还带了巨舰三艘，每艘船长二十余丈，高数丈，双层厚底，并配铜打巨炮，用数十斤一颗的铁炮弹，一般舰船只要靠近，就会立刻被打成碎木板，可谓是战斗力逆天，若用武力的话，说难听点，整个福建水师一拥而上都只是白给。

但要是就此望而却步不闻不问似乎也不行，因为这样一来澎湖列岛乃至整个台海地区就有变成荷兰人囊中物的危险，思前想后，时任福建巡抚徐学聚便决定把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保家卫国任务交给正在福建都指挥使司当差的沈有容。

沈有容认为，荷兰人想在澎湖列岛做贸易是假，借澎湖进而染指大陆是真，故而必须驱逐之，只不过那三艘巨舰确实不同凡响，就算是自己出马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所以，还是谈一谈吧。

当年十月，沈有容独自登上小舟一艘，径直前往澎湖荷兰人处，然后见到了韦麻郎。

虽说韦麻郎带了三艘很牛逼的军舰，但其实这人真的只是一介商贾，自入驻澎湖之后，他除了照会各路衙门要求通商之外，手里也没闲着，各种奇珍异宝真金白银一直都在那里送着，因此也得到了不少福建地方官员乃至驻闵宦官的承诺，说我们知道你的好意了，只要稍加时日，便能让你在澎湖设立商馆，互通有无。

所以在和沈有容互相寒暄之后，韦麻郎理所当然地就把对方当成了一直以来打惯了交道的那种官吏，于是一面从口袋里摸出了银票，一面表示沈大人，请您多关照吧。

沈有容把银票推了回去，然后告诉对方，通商与否这是由中央朝廷决定的，绝非福建一省能够左右，你就算把全部家当都拿来打点，只要皇帝不点头，那也是白搭。

要说韦麻郎本质上还是个老实人，一听这话当下就急了：“至今为止，我见过的所有福建官员都跟我说可以一起做生意，为何唯独沈将军你却说做不成？”

沈有容长叹一声，用很无力的眼神看着韦麻郎，说孩子啊，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吗？他们若说不成，那还如何收你的打点钱财？

韦麻郎捶胸顿足，高呼死太监骗我。

于是这下轮到沈有容不淡定了：死太监？你给了哪个公公钱了？

“福建市舶司太监高宷，收了我三万金。”

高宷是当时万历帝跟前的红人，被派到福建管市舶司，生性贪婪性格嚣张，欺男霸女无恶不作。

就在沈有容抵澎之前不久，高公公就已经派了周之范会见韦麻郎，从他那里拿走了三万金，说是上京通路子。

拿走了的钱如同泼出去的水，纵是韦麻郎对天长啸，也是无济于事。

沈有容想了想：“我替你拿回来吧。”

好在当时那个周之范拿了钱后还没走远，沈有容叫韦麻郎派人追上了他，硬是把钱给要了回来，并且表示等到朝廷允许荷兰在澎湖设贸易点与大明通商的批文到手，再加倍赠予财物。

这件事让韦麻郎十分感激，而沈都司也趁火打铁地规劝他们赶紧回国，他知道荷兰人不肯离去澎湖的最大仰仗是那三艘巨舰，故而也非常坦白地告诉对方，我大明地大物博，要啥有啥，能平山，可填海，纵有百万大军，也叫他血染汪洋有去无回，现如今你荷兰人不过三艘大船，就算胜得了一时，可又能纵横一世吗？更何况，即便你能一世无敌，大不了我大明让那些下海之人不带一分金银一两货物，让你做不了生意，断了你的财路，这时候饶你船再坚炮再利，又能怎的？

那韦麻郎听闻之后连连点头，口称言之有理，再加上沈都司帮他追回那么多差点打了水漂的银子也确实值得感谢，于是便顺水推舟道：“沈将军所言极是，在下这就离开澎湖。”

临走前，韦麻郎还特意请画师为沈有容画像一张，作为纪念；并赠予洋枪铳弹，以示敬意。

就这样，一叶舟，一席话，说得红毛巨舰如数退却，一时间沈有容的名声传遍了东南沿海，被誉为不逊当年戚继光俞大猷的狠角色。

只不过在韦麻郎一事中，因为过早地劝走了荷兰人，以至于让很多福建官宦都断了一条发小财的路子，于是便遭到了大伙的记恨，尤其是高宷，在听说韦麻郎离开澎湖的消息后，拍桌子跺脚大骂沈有容坏了自己的好事，但后者听了，仍只是淡然地一笑。

总而言之，这位沈将军确实是能文能武，既会开火炮又会打嘴炮，而且挺体贴，属千百年来罕见之能将，没有比他更适合防御东南沿海的战将了。

只不过自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起，沈将军就已经告退回乡了，虽然福建巡抚黄承玄在收到琉球方面通报时就已经于第一时间亲自登门相请，把他重新求出了山，但截至明石道友舰队前来之时，沈有容尚且还在路上，因此黄巡抚不得不先想他法，把眼前的这拨人给对付过去。

他找来材官一名，叫董伯起，命他出海前去刺探敌情。

所谓材官，就是指比士兵地位少许高出一些的下级军官。

然而不幸的是，这董伯起走了一天都不到就有噩耗传来，说人被抓了。

这场悲剧是这样发生的：话说这位董材官倒也不是那种大脑长肌肉的有勇无谋之辈，侦察之前，他着实有费了一番心思——找来了一艘小渔船一套打鱼工具，装成渔民的模样出海，然后偷偷地靠近明石道友的泊船点。

虽说是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但偏偏董材官运气不好，还没得虎子，就让虎子他爹给发现了。当时日本船上就有人禀报明石道友，说来了一艘船，老大你看我们是不是干他一票？

得报后的明石船长立刻带人来到甲板上，对小渔船实施了侦察性围观。

此时的董伯起充分展现了一名大明军人的良好心理素质——虽被虎视眈眈，但丝毫不为所动，仍是一叶扁舟海中游，时不时地还抛个渔网拉两下，示意对方，自己纯粹就是个无辜的渔民。

可作为村山家头号家仆的明石道友，那也不是吃干饭的。

他很快就发觉眼跟前的这厮行迹诡异，很是可疑，于是便让手下把他给抓上了船进行审问。

两人四目相对了一番，明石道友先开了口，问道你是什么地干活？

董伯起一脸憨笑，回太君，打鱼的。

“干这行多久了？”

“自幼便随家父奔波于海上讨生活。”

“其他人见了我们就走，为何唯独你不但不走，还敢靠前？而且对答如流，尊驾当真是区区一介渔夫？”

“……”董伯起一时语塞，但还不肯放弃，仍是装傻卖萌地表示自己因为家里穷得紧，急等钱用，必须出海打鱼，因此也就顾不得这许多了。

“那么我再问你。”明石全登微微一笑，“既是自幼的渔民，为何身上没有鱼腥味？”

一般打鱼的，身上会自然而然地散发着一股海鱼的味道，就能厨师身上通常会有油烟味一样，但董伯起当天上午还在衙门当差，临时弄了一艘小船一张渔网一件破衣服出来侦查，哪会有什么鱼腥味。

一看身份已经败露，他也就不再装活老百姓了，大吼一声：“倭寇！”

明石道友一惊。

“我大明已经准备了战船五百艘，尔等倭寇，顷刻间就会化为齑粉，还不快快投降，送爷爷上岸？”

刚刚被冷不防一声喝吓得差点被口水给噎住的明石道友这会儿已经缓过劲来了，顿时大怒，拔出随身腰刀，大喝道你当我傻吗，还五百艘，你们真要有五百艘船还至于派你化装成渔民来刺探情报哦？来人，给我拉下去关起来！

不过，既是已派人前来刺探，那么说明大明早就盯上了自己，此时此刻多半也有所准备，自己只有孤船两艘，贸然进犯并不明智，再加上连日来烧杀劫掠亦有不少收获，因此明石小队长当即下令小分队走人，反正董伯起已被扣押，日后要再有交涉至少也算是个筹码。

就这样，明石道友回了日本，但村山舰队却并未撤退。

且说之前因风暴而损坏的那七艘船，这会儿已经在琉球都被人修好了。本来船上的人都准备打道回府返航日本了，但仔细一琢磨这么做似乎不太合适，尽管当下舰队长村山等安人并不在，但万一事后问起来要是知道了自己仅仅只是走了一遭琉球便直接回了家，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所以大家四下一合计，决定再走一趟台海。

当年5月，由这七艘船组成的临时舰队攻打了金门，劫掠一番后散开队形，自澎湖北上，准备进犯闽浙。

其中一艘在海门杀死明军14名，掳走官员11名，但在满载而归的途中，被已经到任的水师提督沈有容率队击沉。

还有四艘船一直听闻宁波是个好地方，于是便前去打劫，结果被大明水师干脆利落地给打了回去。

最后剩下的两艘比较有戏剧性，他们去的是台州府，由于之前在海门杀人放火的那批人实在过于高调，当两艘船抵达台州大陈外海时，迎面而来的是早已严阵以待多时的大明舰队，总共有四十多艘船。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容易猜到了——日本人掉头就逃，中国人在后面一拥而追，双方你追我赶，一直跑到温州府沿海，明军估计是追毛了，直接展开了火攻——射火箭。

但是放火的时候估计没看风向，当时刮的正好是很强的迎面风，结果一吹过来明朝舰队自己反而火海一片，日本人一看这光景也顾不上笑话，赶紧趁乱溜之大吉了。

就这样，德川幕府的第一次台湾攻略计划，便这么一地鸡毛地告终了。

这边无功而返，那边也不太平，就在村山舰队离开日本后不久，元和二年（1616年）四月十七日，一代伟人德川家康因病医治无效，于骏府城内（静冈县内）与世长辞，享年73岁。

然后，日本的国政大权，被江户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给完全继承于手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将军，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

和老头子德川家康的武功相比，秀忠一生的主要成绩基本都体现在了内政建设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他归化了整个江户城周边地区的城建轮廓——从武士宅邸到平民居住小区，以及修桥铺路建造上下水等等，秀忠一样都没落下，全部亲自设计并亲自安排施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句，今天被誉为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东京都，正是在当年德川秀忠设计的蓝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的是，秀忠的治世理念在当时可谓是相当先进的，具体说来就是以法治取代人治。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治世的根本，就是要做到能用法律来抗衡常理，却不能用常理来忤逆法律。”

当时在场的家臣们很多没听明白，于是便问他这话到底啥意思。

秀忠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乌鸦是什么颜色的？”

大家想都没想就说乌鸦当然是黑色的了。

秀忠点点头：“乌鸦是黑色，这便是常理。如果我现在设置一条法律，说乌鸦是白色的，那么你们告诉我，乌鸦是什么颜色的？”

顿时下面就七嘴八舌了起来，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既然法律规定乌鸦是白色的，那乌鸦就真是白色的了，而有的则表示，哪怕法律规定说乌鸦是五彩缤纷的，可仍然无法改变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一千古真理。

眼看着话题就要被歪到讨论乌鸦究竟是黑还是白，此时的秀忠摆手示意大伙安静，然后说道：“制定法律，把原本是黑的说成白的，这就叫用法来抗衡常理，而无视条令，仍然坚持黑的就是黑的，这便是以常理来忤逆法律，在治国的时候，如果碰到了法律跟常理相冲突的情况，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法律，而不是用所谓的常理人情来搞法外开恩，因为长此以往下去的话，法律将会失去它应有的价值，而国家也会因此发生变故。”

虽然这段话被后世普遍认为是死板的象征，但数百年后，也有一个人说过：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那个人的名字叫胡适。

总体来说，德川秀忠在历史上的评价往往离不开厚道、严谨、善良等关键词。

对于台湾岛的事情，秀忠虽是一如既往地继承了他爹家康的指导精神，不过在手段上则要柔和高明了许多。

元和四年（1618年），德川秀忠命令村山等安以归还董起伯为名出使中国，打算借这茬儿跟明朝方面展开对话。

在他看来，既然在台湾身上花尽心思无非是为了和天朝做生意，那还不如一开始就绕开那地方直奔主题来得省时省力。

更何况一旦大明同意了商贸往来，那么再以方便贸易为名在台湾建立个把据点什么的，也就名正言顺了。

当年4月，因为刚从越南漂回来不久尚且需要好好休息，故而村山等安派出明石道友代替自己，以全权大使的身份出访大明。

同月，福建巡抚黄承玄派水师提督沈有容在福建王崎澳接见了日本人。

双方寒暄过后，沈有容突然问明石道友道：“你为何没有佩刀？”

被问的那个一愣，但还是实话实说了：“不敢。”

并非他憾于天威，没胆量带刀来见沈有容，而是这位明石小队长，确实未必有腰间挂刀的资格。

虽然今日今时，关于明石道友的史料非常零散稀少，但从村山等安商人出身、四处贩卖奴隶赚钱等经历来看，他手下的家仆地位绝对不会高到哪里去，多半就是那种最底层的武士，搞不好甚至连武士都不是，自然也就没有挂刀的资格了。

再说那沈有容听后淡然一笑，示意身边的随从拿来一把佩刀，然后亲手给明石道友戴在了腰间：“为武将者，怎能不挂刀呢？”

遇此殊荣，道友当场就感动得不能自已，连连称谢。

在将董伯起交还给明朝方面之后，明石道友向沈有容提出，自己奉了幕府之命，希望能打开日明两国的贸易大门，同时，也想在台湾设立几个贸易点，大家一块儿做做生意。

但被当场拒绝：“此事于我大明体制不合，断无半点可能。”

“如果大明愿意和我国往来贸易，那么多年的海患就很快能得以平息了。”

虽说这确实是一句大实话不假，但从明石道友的嘴里说出来，则多少带了些许威胁的成分。

而沈有容非但不为所动，反而更加义正词严了起来：“如果你们还想在日本安居乐业的话，那就恪守本分些吧。不然，大明有的是战船和精兵来迎战你们。”

可明石道友依旧不死心，又问道：“那么，我国能否在高砂国设立据点？”

“如果你们敢在那里定居的话，那我们就敢封锁所有海道，一根丝、一粒米都不会放过去。”

话说到这份上，道友总算是彻底放弃了。

不过事情却还不算完。

村山等安进军台湾并袭扰东南沿海的消息让大明上下震惊不已，连北京的朝廷也是小惊叹一片。

这也难怪，先是丰臣秀吉打朝鲜，再是岛津家久占琉球，现在又是村山等安攻台湾，大明帝国的海外几乎被日本人给踏遍了，这伙人究竟想干什么？

该不会是要图谋我中华基业吧？

毫不夸张地讲，在当时大明的朝堂之上，十个大臣里头至少有八个认为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要攻取中华。

但你若是再深究一些，问他们可知这个要攻取中华的国家位于何处？方圆几何人口多少？统治者姓甚名谁？历史典故有哪些？那么这些人必然是或一问三不知，或随口胡诌一些道听途说的扯淡之语。

这绝非是在污蔑。

在被誉为编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大大超越先代所有史著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中，是这样描述丰臣秀吉的：日本故有王，其下称关白者最尊，时以山城州渠信长为之。偶出猎，遇一人卧树下，惊起冲突，执而诘之。自言为平秀吉。萨摩州人之奴，雄健跷捷，有口辩。信长悦之，令牧马，名曰木下人。

翻译成现代文的话就是说，他丰臣秀吉原来是萨摩人，本名平秀吉，之所以改姓木下，是因为某天在织田信长出猎时，哥们儿躺卧树下，惊了圣驾，但信长见他骁勇有力能言善辩，非但没有怪罪，反而还收他给自己牵马，并以景取名，称之为“木下”。

堂堂国史居然能载此一派胡言，可见中国人对日本是多么的不了解了。

当然，有人会辩说《明史》是清朝时候编纂的，可即便如此，其所用大多史料都是明代典籍，尤其是外国史这种没甚太大利害冲突的东西，基本上可以比较客观地反应明清时候学者对该国的了解程度。

在别人把我们摸了个门清的时候，我们却仍是对对方一无所知。

这话我说了很多次，基本上是以每本两三遍的频率在那里重复着，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你的注意。或许有人可能不服，会反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在中日初会历经数千年之久后，难道中国方面，就不曾有过知日派吗？

唔……应该讲，也不是没有。

比如说一位叫徐光启的人。

徐光启，上海人，天主教徒。

此人在中国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事迹应该是在公元1607年时，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起翻译了据说是伟大程度仅次于《圣经》的著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为中国现代数学研究的进程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直至今日，直角、钝角、平行线等来自于《几何原本》的数学术语，仍在被你我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

不过我们这里要说的不是这个。

话说在村山舰队来袭之后，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的空气，就在此时，徐光启非常淡定地站了出来，表示你们这些二货，都在杞人忧天。

在他看来，日本如此大费周章又是琉球又是台湾的，目的无非一个，那就是“互市”，即通商。

所以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满足他们就是了。

当然，这肯定不能为绝大多数持禁海态度的官员所相容，于是也就说过拉倒了。

不过，若仅仅是看穿德川幕府的真实目的是同上要求，提出互市这一解决方案，那徐光启最多只能算睿智，还远不能说其知日，之所以称之为知日，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一部作品，叫《海防迂说》。

在《海防迂说》中，徐光启首先回顾了一下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些历史，并着重介绍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在作者看来，信长“为人雄伟，多智略”，胜过秀吉十倍，如果不是因为突然被明智光秀搞死在了本能寺，将来“必为我大患”；而秀吉，虽不如信长，却也是个人物，擅长“以威力智术驾驭人”；至于家康，虽没有像前两者那般费笔墨地写他，但徐光启也明确指出，尽管这人笑到了最后，等于是夺取了信长和秀吉的基业，可他却并不会对中国有什么野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通商赚钱，其“志在休息”。

不过，即便是德川家没甚野心，但作者也承认，对于天朝而言，日本确实是一个不得不防的危险存在。

那么该如何处理这个危险？在扯完战国历史后，徐光启便引出了第二个话题——防御日本的办法。

其实就四个字：通商互市。

他认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在这种大航海时代里绝对做不到互不相见，躲是肯定躲不掉的，还不如大大方方地开了国门，你来我往地互通有无。

其中的好处，还是四个字——靖，知，制，谋。

在徐光启看来，“惟市而后可以靖倭，惟市而后可以知倭，惟市而后可以制倭，惟市而后可以谋倭”。

此话堪称至理名言，不过因为过于简短难懂，故而作者在后文还做了一番详尽的说明。

具体讲来是这样的：首先，在明朝那会儿，中日两国之间如果搞公开贸易的话，很明显是日本那边的需求更大，因此中国就完全可以利用对方这种需求，制定出一套有利于自己但也不失公平的制度，你日本要想做生意，那就得按照规矩来，而一旦遵守了游戏规则，那自然也就相安无事打不起来了，此乃“靖倭”。

其次，徐光启认为，大明王朝对于日本这个千年近邻几乎全然不知，即便是双方在朝鲜打了七年，明朝方面也依然是“彼中情形未获明了”，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双方互不往来，只要互市，那么你来我往之中，必然也就能获得对方的情报，这便是“知倭”。

再次，互市通商之后，日本较为先进的各种技术比如造刀造洋枪等都能在互相交流中为大明所学到，而大明的国力物力又远远在对方之上，那么自然也就能生产出数倍于日本但质量完全不相上下的利刃和枪炮，如此一来，“制倭”也就不在话下了。

最后，徐光启指出，日本虽然为丰臣氏统一，但这种统一极不完全，“比邻之邦互相猜二”，同时老百姓的生活也因常年战乱而苦不堪言，因此大明只要在做到“靖倭”，“知倭”和“制倭”这三步之后，派出精锐三四万，自萨摩登陆直插京都，则“必取秀吉之首”。

插一句，《海防迂说》是在朝鲜七年战争结束后不久写的，事实上后来德川家康正是利用了诸大名之间的相互猜忌与丰家政权内部的隐藏矛盾，才先后挑起了关原合战与大阪之战，彻底拿下了整个日本。

说句良心话，除去一些无伤大雅的小错误，这份《海防迂说》，堪称是甲午战争前中国说日本说得最明白最透彻的著作，甚至放到现在都算一部神作，而那靖，知，制，谋的四字真言，可以说时至今日仍未有失去其价值。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一句，在中日两国两千年的交往史里，第一个提出“知日”这个概念并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知日第一人的，不是别个，正是他徐光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