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永三年（公元1523年），因国内战乱，幕府权力被大大削弱，以至于得到这一年与大明朝贡贸易勘合的，是日本的有力大名——大内家。

由于那会儿的日本还没到完全混乱的地步，因此拥有足以媲美幕府将军的大名也不多，粗略数来就两家：一家姓大内，一家姓细川，而明朝的贸易勘合也基本在这两家手里流转。

虽然老话说“十年风水轮流转”，可毕竟事关赚钱大业，因此细川家也不能由着他这么转去，在得知大内家拿了勘合之后，他们立刻决定也派出商队，前往中国参加朝贡贸易。

肯定有人会问，那么细川家没勘合怎么办？

没事儿，其实勘合是有的，只不过过期了而已。此时明朝在位的是明武宗朱厚照，而细川家手头上的勘合是之前明孝宗朱祐樘时代发放的，理论上是不能再用了。

但是细川家并不这么看，他们觉得这张勘合可以用，只是看怎么个用法了。

在说过期勘合的用法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一些情况。

这事儿的大致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日本人带着勘合，领着船队自日本出发，在宁波登陆，然后由宁波的市舶司验过勘合跟货物之后，再北上去北京朝贡以及贩卖。

换言之，只要想办法让市舶司认可了这张过期勘合，那么就能顺利地进行贸易了。

至于认可的办法也很简单，行贿呗。

当时宁波市舶司主管叫赖恩，是个太监，爱财之名远播海内，所以细川家投其所好，派出家臣宋素卿前去塞钱。

宋素卿，原名朱缟，自幼能歌善舞长相出众，是个远近闻名的美少年。他有个叔叔叫朱澄，跟日本人做生意做亏了，没钱赔，于是就把漂亮侄子抵押给了对方，算是抵债。就这样，到了日本之后的朱缟改名宋素卿，还成了细川家的家臣，同时因为长相华美做事得体，还颇受重用。

说起来宋素卿代表细川家跟明朝打交道，那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永正七年（公元1510年），他就以细川家特使的身份前往北京，谒见了当时权倾大明的“站皇帝”刘瑾，同时还赠上黄金千两，刘皇帝一高兴，还赏了他飞鱼服一套。

飞鱼服，就是明朝正服的一种，隆重程度仅次于蟒袍，一般只用于够一定级别的武官和锦衣卫。将飞鱼服赐予外国使者，绝对是开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先例，但也由此可见这位宋素卿的外交能力的确不一般。

果然，在宋素卿的一番沟通和贿赂之下，宁波市舶司主管太监赖恩一口承应，表示别说你们细川家的勘合过期了，哪怕是没勘合，咱家也让你带着货物上北京。

于是到了朝贡的那一天，细川家和大内家的商船同时出现在了浙江的海域。

开始大内家的人还挺纳闷，互相之间议论说怎么那帮家伙也来了。等到上岸之后，更让他们看不懂的情况也发生了，那就是明明没有勘合的细川家，不仅顺利过了市舶司的开仓验货，而且在例行接待外国使臣的宴会上，他们的座位还在大内家之上。

大内商团的团长叫谦道宗设，是个很聪明的和尚，一下子就明白了问题所在，知道肯定是细川家使了钱。不过本着先礼后兵的规矩，他并没有当场发作，而是暗示市舶司主管赖恩，意思就是，赖公公我知道你收了钱了，也能理解你让没有勘合的细川家和我们一起去北京卖东西的行为，可毕竟我们才是有勘合的正主儿，你不能那么亏待我们吧？

赖公公还没发话，细川商团团长鸾冈端佐却开始冷嘲热讽了起来，说哎哟喂，你们大内家还真把自己当成名正言顺的使节团了？别忘了真正该拿着勘合来做生意的是足利将军家，咱俩说穿了都是一路人。

谦道宗设一下子就怒了，拍案而起。

鸾冈端佐毫不示弱，一脚踢翻了眼前的小桌子。

赖恩则一边喝着酒，一边表示你们要打出去打，外面地方大。然后还给细川家发还了武器——按照当时惯例，朝贡使节团所携带的武器，需由市舶司保管。

虽然这拉偏手拉得太明显，但谦道宗设丝毫不怵，因为保管武器对日本人根本没用，他们卖的商品里就有武士刀。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双方在门外拉开了场子，上演了一出全武行，因为大内家人多势众，所以细川家没打赢，逃了。

杀得兴起的谦道宗设一边下令全员追击，一边顺手点了一把火，把市舶司的宴会厅给烧了。

最后细川家众人一路逃到绍兴，然后躲进城里死活不肯露面，而闻讯追杀过来的大内家，考虑到强行攻城实在不可取，于是只好在城下大肆劫掠枪杀了一番后扬长而去。

在抢杀的过程中，他们还打死了前来追捕的大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执指挥袁班、百户刘恩以及士兵百姓若干。

这就是著名的“宁波争贡事件”。

事情发生之后，整个浙江为之震撼，明朝政府也极为重视，在查明原委之后，判了宋素卿死罪，然后又照会日本方面，要求他们交出在浙江撒野但已逃回国内的谦道宗设。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战国乱世，足利将军家连勘合都被人冒领了，哪还有本事去抓大内家的人？于是也只能不了了之。

此次事件的后果应该讲是相当严重的，它直接导致了明朝方面作出废除浙江、福建两处市舶司的决定，接着又一口气停了日本之后十几年的朝贡贸易。

这又是一次因日本而影响到中国政府决策的事例。

可那又怎样？

虽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宁波争贡是一起性质极为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外交事件，可总体来讲这不过是一起无关痛痒的小插曲罢了，因为在明代，中日两国之间绝大多数的买卖都是靠走私来完成的。说难听点，几百年里的明日贸易本质上就是走私贸易，朝贡贸易废不废除，市舶司关不关门，都与大局无干，真要指望那十年等一回的勘合，还不如去喝西北风来得爽快。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日本那边的战国时代对中国来说多少还是有点好处的。

比方让倭寇的战斗力大大减弱了。

早期的倭寇主要由日本人组成，这个之前说过，而要按出身成分划分的话，那么大致可以分为失地农民、破产商人以及失业武士——俗称“浪人”。

其中，失业武士象征着整个倭寇集团的最高战斗力，曾经有五十多个浪人出身的倭寇自浙江上岸，一路向北烧杀劫掠，导致中国数千军民死伤，一直打到南京城下，最后明朝方面实在是没了办法，不得已出动大炮，才将其镇压下来。

说实话这样的人要是来一千个，会发生什么就真的说不定了。不过好在自战国时代之后，因为日本国内战斗力和生产力日益紧缺，从而使得大批搞走私或打家劫舍的日本人纷纷回国，正儿八经地开始奔起了自己的前程。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此天下无贼了，尽管日本人走了一大片，但大明东南沿海依然是匪患不绝，照样有人大规模地抢东西、放火、走私、掳人。

为什么日本人走了倭寇却还在？既然日本人都走了，那留下来作乱的是谁？

答案是中国人，以及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其他一些外国人，如朝鲜人、葡萄牙人等等，但这些人所占的比例非常小，比方说日本人，若用《明史》的话来讲，就是：“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

真倭，即真日本人；从者，则是其余的，其实就是中国人，你一定要觉得剩下那“十之七”是不远千里从欧罗巴赶来的葡萄牙人，那我也没辙。

也就是说，16世纪之后的倭寇，尤其是烧杀劫掠的那一批，绝大多数都是华夏同胞。

这并非瞎说。

话说有一位昆山人，被倭寇掳走，在船上当苦力，五十多天后逃走，跑到官府报案说遭倭寇绑架。

衙门老爷问他，倭寇人数多少，真倭几何？

回曰：倭寇两百余人，真倭十几个，其余的都是同胞。

两百个人里日本人二十个都不到，看来“真倭十之三”的说法还真是给了面子。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人才会去当倭寇呢？

有个姓郑的明朝书生是这样记载的：“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去参加倭寇的，主要都是些地痞流氓、市井恶霸、逃犯、被罢免的官员，还有不得志不合群的书生，乃至宗教界败类。

比如倭寇界著名代表徐海，当年就是虎跑寺的和尚。

然而就是这群人，却把东南沿海闹得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几乎是所到之处无人生还。

最糟糕的是，因为倭寇杀得太狠了，所以很多受害者都觉得，与其自己天天这么被抢被烧，不如跟着他们一块儿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于是纷纷加入其中，这就使得倭寇的队伍迅速壮大，而当受害者成为加害者的时候，其手段往往更加残酷无道。

当时的东南沿海，基本上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绝望”。曾有一个叫谢杰的人说过：“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而时任南京刑部尚书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贞把话说得更绝：“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什么意思？就是说除了总督巡抚之类的高官，之外全都可以认为是倭寇。

此外，他还用了“民寇一家”来形容当时的情况。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得出一个令人痛心的结论，那就是长期以来，被很多人当作抗日英雄崇拜的那些抗倭名将，诸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他们的对手实际上大多是自己的同胞。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杀人放火的倭寇，毕竟是倭寇中的少数，大多数顶着这个名号的，不管中国人日本人，还是以干武装走私为主。

若是要在这些人里头找出一个值得一说的角色的话，那我想最合适的应该是一个叫王直的人。

对于这个人，评价趋向两极：喜欢的将其尊为毫不逊色于大航海时代任何一名冒险家的海贼王；而讨厌的，则直接以汉奸二字一言蔽之。

但世人认为王直是汉奸的唯一根据，仅仅只是因为他在做海贼的同时也跟日本人走得很近，可要是因为这个就把人当汉奸，那汉奸未免也太廉价了些。

王直，生于中国安徽，据说出生时，他娘梦见天上有星星陨落怀中。他年轻的时候虽然过得很落魄，但却一身侠气，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又文武兼备，所以深受周围人的信任，威望也很高。

自明朝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起，王直就跟着同乡徐惟学（徐海的叔叔）、叶宗满等人搞起了走私。一帮人先是在广东打造海船，然后再坐船游走于日本、泰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走私贩卖硝黄丝绵等物品，赚了不少钱。

于是这就成了倭寇了。

或许是天生头脑好，会经营，再加上仗义疏财、有情有义的侠客性格，使得王直很快就在这个圈子里越做越大。数年工夫，他就成了东亚海域说一不二的大哥级人物，当时要想在亚洲海面上做生意，那就必须得按照王直定下的游戏规则玩，不然压根就不可能有立足之地。

虽然日子是过得风风火火，但这终究是不为大明朝所容的勾当，所以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1年），王直应当时日本北九州大名松浦隆信之邀请，将大本营移至了肥前国的平户，也就是今日的长崎县平户市，这样至少不会隔三岔五地被明朝的剿倭部队围剿，好歹也能得个清静。

尽管在明朝那帮人眼里，王直堪称罪大恶极，但在日本人的眼里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名人。

这当然是因为王直会做生意。

当时正值战国乱世，到处都在打仗，打得日本都没富余劳动力当倭寇了，结果天降这么一号人物，不光一手掌控着中日两国之间绝大部分的走私市场，而且手底下还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商队，要是能为己所用，一年能赚多少钱哪？

说实话，松浦隆信之所以肯把自古以来就是日本重要港口的平户让给王直做据点，其动机正是在于想让对方帮自己走私挣钱，也正因为王直在日本人提供的根据地搞走私，才会被后世的一些人认为是汉奸。

平心而论，这是王直的错吗？他倒是想给大明王朝赚外汇升GDP，可大明朝是怎么对他的？三番五次出兵剿杀也就罢了，还派人抓了他留在中国的家人。

不过王直被日本人铭记于心的最大原因，倒还不是因为他是海贼王，而是因为他和一件改变了日本历史的大事件有着莫大的关联。

这件事发生在天文十二年（公元1543年）夏天的种子岛上。

种子岛位于萨摩（鹿儿岛）东部，因为这个岛自镰仓时代起，就是掌管着萨摩的豪族岛津家家臣——种子岛氏的领地，故而得名种子岛。

此时种子岛家的当主，是一个叫种子岛惠时的人。

某日，种子岛惠时正在家中办公，突然有人前来报告，说岛上来了一条船。

种子岛惠时觉得很莫名，对于一个在大海中的小岛来说，岸边有船靠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有什么好来特地报告的？

家臣说这船倒是不怪，就是上面走下来的两个人，浑身是毛、满面凶光不说，而且这毛还是红的，鼻子长得宛若天狗。

自种子岛有人居住以来，各种海中的生物倒是见过不少，但像这位家臣这么描述的家伙却还是第一次听到，于是种子岛惠时当即就决定，亲自前去看个究竟。

当然，由于听起来似乎有些危险，他带上了十几名家臣同往。

他们跑到岸边，只见几艘怪模怪样的船像是搁浅了一样斜靠在岸边，船上的人也已经走了下来，站在沙滩上叽里咕噜地不知道说些什么。为首的二人穿着有蕾丝和刺绣装饰的怪模怪样的衣服，活像是身上套了几个南瓜。两人的手背上都长着绒毛，毛发浓密卷曲，胡子和头发都是绛红色的，皮肤白里透着赤红，长鼻子高鼻梁，确实如同传说中的妖怪天狗。

种子岛惠时自守此岛以来，见过的人，碰上的船可谓是不计其数，不过这副模样的人倒还真是第一次看到，心里面不禁有点毛毛的，脚步也不由得停了下来。对方倒是很坦然，一看到来了人，便一面微笑一面走了过来。

面对这群相貌怪异宛若妖怪的家伙，种子岛惠时也不知道到底是该和他们一起微笑，还是拔刀斩妖除魔。正在他站在那儿寻思的当口，船上又走下来一个约摸40岁，穿着大明服饰的男子。模样倒和日本人并无区别，只见他轻轻地和那两位怪客说了几句之后，便径直朝着日本人的方向走来。

正在众人心生疑惑，都在猜疑这人是谁的时候，来人却蹲下了身子，伸出手指，在沙滩上写下四个汉字：大明五峰。

五峰这个名字，简单而言就是王直的代号，在日本九州岛那一片，往往比他的真名更有知名度。

所以种子岛惠时连忙行礼说久仰久仰，王直也赶忙还礼说哪里哪里。

寒暄过后双方进入正题，王直告诉惠时，自己的这几艘船是商船，装的都是西洋玩意儿，准备去长崎贩卖，没想到从南往北走的时候碰上了风暴，搁浅了。

至于那几个长相怪异的家伙，也不是什么妖魔鬼怪，而都是南蛮人，来自葡国。

当时日本习惯把西洋各国称为南蛮，葡国就是葡萄牙。

“既是如此，就请不必客气。在敝处多住些时日，需要修复船只也可尽管开口。”种子岛惠时在听说了他们的情况后表现得很热情，还专门安排了家臣西村织部负责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于是这帮外国人就在种子岛上住了下来。

几天后，船修好了，风浪也过了，那就该继续走路做生意去了。

临走之前，兴许是觉得麻烦人家那么几天有些不好意思，所以那几个葡萄牙人决定给点什么以示感谢。

只见他们从船舱里拿出两根色泽黝黑的铁杆递了过来，那铁杆后边是个小角度弯曲的手把，前边是个中空的的铁管，模样和它的主人一样古怪。

“这是要做些什么？”惠时不解地问道。

“此物在我大明国被称之为火龙枪。只要填上火药和弹丸，扣动扳机，无需高超武技，即使是妇孺也可轻易杀伤敌人。”王直从葡萄牙人手中拿过其中一根边比划边说着，“就像这样倒入火药、铅丸，用下边的小棒捅进去……”

他说着单手托起枪托的前半部，身子微微倾斜，瞄住远处二十步开外一块巨大礁石的隆起部位。随着扣动扳机的机械声，众人只听见“砰”的巨响，面前一阵灰烟飘过。再看那块礁石，原先隆起的位置，现在只留下一块刚刚暴露出来的青灰色伤痕。种子岛的人们不禁瞠目结舌，连见多识广的惠时也整个人愣在了一边。

“怎么样，东西不错吧？”王直问道。

种子岛惠时点头表示不错。

“阁下要吗？”

萨摩那地方挺穷的，因为土地质量不好的关系，同样大小的土地，收成只有日本其他地方的六成左右。所以种子岛惠时小声问，要多少钱。

王直表示，既然你款待了我们那么久，我们再抬你的价也实在是显得不够意思，多少钱你随便开，这边绝没二话，哪怕你就说一文钱，只要拿出那枚铜板，两支枪连着火药子弹你拿走，没事儿。

种子岛惠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大概想了约有五分钟，他开口了：“黄金千两一杆，如何？”

王直顿时傻了，他之所以会说价格你随便开，其实等于就是想把这两杆枪送给对方，结果没想到居然会有这种结果，一时间他本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我留你们，本是尽地主之谊的分内之事。”种子岛惠时说道，“所以也并没有什么收取谢礼的打算，你这两杆东西，我是真心想要，故而才平心估价，倒不是我钱多，只不过若是给少了，实在是有愧这么好的东西。”

王直无话可说，当场拍板成交。

这就是著名的“铁炮传来事件”。

铁炮被传入日本之后，很快就在列岛掀起了一股军事革命，这种武器被大量仿制改良然后投入到战争中，因为其不容置疑的杀伤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改变了战国时代的历史进程，甚至连后来整个亚洲的局势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或许是连王直本人都未必能想得到的吧。

同时让他没想到的，还有自己的命运。

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四月，胡宗宪受命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总督南直隶、浙、福等处军务，负责东南沿海的抗倭重任。和前几任大不相同的是，胡宗宪上台之后，一改之前以剿为主的抗倭政策，搞起了宽抚和劝降。

对象有且只有一个，那便是王直。

曾有幕僚质疑，说我们当年费了那么大工夫都没能把他怎么样，现在却叫他来投降，这可能吗？

胡宗宪点点头，表示此人必然来降。

原因是胡宗宪明白，王直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商人，即便是被大家唤作海贼王，可说良心话，自打出道以来，这人几乎就没干过烧杀抢掠的海贼勾当。他的唯一梦想就是做生意赚大钱，虽然是自称“徽王”，可真要说他想铁了心和大明朝对抗似乎也不太现实，因为真要打起来，王直耗费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巨大财富，必定会毁于战火，这绝非是他想看到的。

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胡宗宪派出特使蒋洲、陈可愿前往日本，游说王直。

正如他所料想的那样，在为期数日的会谈之后，王直果然答应了投降，而他开出的条件大致只有两个：一是理所当然地要求明朝方面给出免罪承诺；二是“乞贡互市”。就是希望能够开放市场，大家一起做生意。

他确实是个商人，而且是一个为自己国家着想的爱国商人。

对于王直提出的那两个条件，胡宗宪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其实胡宗宪也是安徽人，因为出身，使得他和当时明朝著名的走私团伙——徽商集团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又何尝不希望开放海禁，让商人们放开手脚做生意，让百姓们太太平平地过日子？

于是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王直兑现承诺，前来投降。他先是率千余人的船队来到了舟山群岛的岑港，接着只带两名心腹，只身离船上岸，以示诚意。

再接着，被当场擒获于杭州。

毁约诱捕，这当然不是胡宗宪的本意，只不过来自于朝廷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北京的阁老们只知道王直是个恶贯满盈的大海盗，拥兵自重自立为王不说，还屡屡犯我大明海禁，实在是罪不可恕，本该千刀万剐。

虽然这些大人们从来都没考虑过海禁对于老百姓所造成的苦难，而胡宗宪也曾试图顶住压力留王直一条性命，但还没开口就听得谣言四起，说他收了倭寇白银十万两的贿赂，有通倭之嫌，所以他只得罢手。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经过两年的唇枪舌剑，胡宗宪最终没能保住王直。在杭州法场，等待王直的，是一柄明晃晃的鬼头大刀。生命即将结束的那一刻，王直将头上的金簪交给了自己的儿子，然后爷俩相拥而泣。

一代海贼王，最终却落得个跪地受戮的结局，不可谓不凄惨。

据说王直在杭州被抓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可能难逃一死了。当时他仰天长叹，说其实我死了不要紧，只可惜东南沿海从此要永无宁日了。原话是：“吾死无碍，只苦了两浙百姓。”

然后在场的一个明朝官员听完，愤愤然地说你也不要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兴许你死了之后，你的那些党徒们就群龙无首一哄而散了呢。

王直听了这话就苦笑了，说你们如果真那么想要他们散去倒也不难，不过不是杀我，而是解除大明的海禁。

海禁在那时属基本国策，说解除海禁几乎就等同于反动言论，但毕竟考虑到对方人之将死，所以那官员也没有太过激的反应，只是问了一句：何以见得？

“解除海禁，寇就会变商；不解海禁，那么商也会变寇。”

听过此言，爱国官员无言以对，默然不语。

试想，如果王直没有生在中国，而是生在了那个时代的葡萄牙或是荷兰等西洋列国，那么将会是怎样的结局？

算了，不想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