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第七批元朝使者来到了日本。

话说这次的使节团核心有五人，正使叫杜世忠，官居礼部侍郎，虽然他是个蒙古人，但却无限热爱汉文化，偶像是佩六国相印的苏秦，临出发之前还自信满满地跟元世祖表示，自己一定用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东邻拱手来降。

然后一行人坐船过海，在今天山口县这个位置登了陆，接着当地的日本官员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问这五人渡海而来有何贵干？

杜世忠说我是奉了我们大皇帝的命令来日本送国书的。

国书？什么国书？该不会是让我们日本对你们蒙古称臣吧？

日本官员问道。

杜世忠并未否认，但却跟了一句，大意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总之元朝跟日本的差距是人都看得明白，何必作无用的挣扎呢。

日本人听了也没多说话，只是表示兹事体大，容我禀报了镰仓的幕府之后再作计较。

大概过了两三个星期左右，镰仓那边来信了，说是请杜大人劳驾，走一趟关东。

杜世忠以为北条时宗要见他，便高高兴兴地领着手下随着日本人一块儿上了路。

当年九月，他们被带到了镰仓附近，但是没有见到任何幕府高官，而是被直接拉去了一个叫龙之口的地方。

龙之口就是如今神奈川县的江之岛，如果看过太宰治的《狂言之神》就应该知道那个地方。

而在镰仓时代，那儿还是一个有名的行刑之地，闻名关东八省的龙口刑场就在那里。

北条时宗压根就没想见元朝使者，而且还下了杀令，他准备跟忽必烈抗争到底。

说起来这杜世忠也是条汉子，刀架在脖子上了却毫无惧色，只是先吟了一首辞世诗，然后对刀斧手说道：“转告你们的北条大人，我这次来，是有心想救日本。”

说完，慨然赴死。

由于那个年头通讯极为不发达，再加上幕府灭口工作做得好，以至于杜世忠的死讯一连好几年都没传回大都，而忽必烈还以为那家伙在海上沉船了。为了不耽误事儿，他又加派了一拨使者过去。

这次的使节团团长叫周福。

周福出海的时间是公元1279年，差不多就在他走的同时，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一年五月，在中国南海岸爆发了宋元之间的最后一战——崖山之战。此战中，左丞相陆秀夫抱着年仅七岁的大宋末代皇帝赵昺跳海自尽。至此，日本人民的老朋友南宋帝国，虽经多年抗战但终究无法力敌，被元朝灭了。

有野史称北条时宗闻讯后悲怆不已，亲自全身缟素以表哀痛。

虽然这事很不可考，但此时日本人的心情想来也的确不会太好，毕竟大家伙都知道，这南宋一走，接下来就该轮着自己了。

再说周福他们上岸的地方是博多，接待的日本官员轻车熟路地就猜到了他的来意，在确认之后，非但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还客客气气地给他安排了住处，表示等镰仓来了消息就立刻带他去见将军。数日后，博多方面还特地安排了筵席，说是给元朝使节团接风。

宴会上，日本人一边吃一边表示，你们大元太客气了，派那么多人过来，上次那拨还没走呢，这回一拨又来了。

对了，上回那个，是你们礼部的侍郎吧？

周福一听连连点头，对对对，您也知道杜世忠杜侍郎哪？他自从去了日本之后就没回来，大家还以为碰上海难了呢，这不，皇上就让我代替他接着来和你们幕府谈了。

说着，还把随身携带的文书交给了日本官员，上面果然是忽必烈写的信，要求北条时宗即刻称臣。

日本官员读完，很真诚地对周福表示，我奉了幕府的命令，这就带你们去见杜世忠大人。

不得不说这人相当守信用，话音刚落，一群五大三粗的武士就全副武装地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就将周福等人捆了起来。

然后就地斩首。

这一回消息走得挺快，没几天就传回大都了，结果当然是天下震惊。

据说忽必烈当时就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怒目圆睁眼角都快裂了。

那年头敢这么招蒙古人的，说实话，没有。

其实杜世忠、周福两拨人这次来，尽管确实是要日本俯首称臣，可也还没有到一锤定音的程度，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外交这种事情，实际上本质跟小菜场买卖没甚差别，你开三块钱一斤我觉得不满意还到两块五，你要觉得你日本跟我大元称臣亏得慌，那光纳个贡也行啊。

虽然这只是推测，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当时不杀杜世忠和周福，那至少还有商量的余地，毕竟上一回打仗蒙古人是无果而回，这多少算是个筹码。可现在人一杀，那就真的什么都没的说了。

而且还连杀两回，你这是摆明了欺负元朝没发明长途电话啊。

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因应该有两个。

首先，北条时宗压根就不承认元朝。

在他眼里，这个由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别说称霸了亚欧，就算南北两极都归了他们管那也是蛮夷之邦，想要日本臣服，不可能。在当时日本人的心目中，能代表正统中华的，只有大宋。哪怕是只剩下半壁江南甚至是一个孤岛了，可大哥还是大哥。

更何况南宋新灭，此时各地都在搞着各种反元复宋的活动，谁知道赵家王朝会不会东山再起死灰复燃。

那么多年下来，周边那么多国家里头，也就日本跟中国的友谊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友谊，因为这是一种出自平等的交往，不称臣不纳贡，但却互相认可。虽然打过不少主意干过不少缺德昧良的事儿，但到底还是要远胜过那些朝秦暮楚只想占便宜的主儿。

其实这跟人与人交往的道理是一样的，没有谁会把一个自己发达了就跟在屁股后面唤大爷，自己落魄了立刻翻脸当不认识的家伙认作朋友。反而是那些不卑不亢一直把你当对手，同时彼此之间孽缘不断的家伙，倒真有可能跟你成为兄弟，而且真的到了危难时刻，肯出手相帮的，往往还就是这种人。

其次的一个原因是，时宗根本就不怕蒙古人。

这里的不怕，是在对各种情报分析之后作出的理性判断。

还是那句话，千万别低估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

其实虽然当时元朝看着很强，但实际上水分不少。比如南宋灭亡后，各地反元动乱此起彼伏，局势相当不稳；再比如高丽虽然早十几年前就称臣了，可不久之后他们国内就爆发了反元起义，称“三别抄起义”，这股反抗力量直到文永十年（公元1273年）才被完全镇压下去，而且民间也一直存在着各种反蒙情绪；再比如安南，也就是越南，虽然地方不大，可短小而精悍，同时处处效仿中华，非常不把蒙古放在眼里。

总而言之，元朝的处境未必有传说中的那么强，而且蒙古大军虽然强悍，可毕竟他们的水战不擅长，渡海而来本来就已经输人一筹了，再加上经过上次的那场文永之役，日本人已经对蒙古军的战略战术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北条时宗自信，如果蒙古人敢再来，那就再在博多湾会他一会，争个高下。

中国人打仗，习惯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而日本人打仗，粮草可以不动，但情报必须得先行。

不过这回运气不大好，碰上的是忽必烈。

忽必烈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他坚信即便国内局势还未能完全稳定，但腾出手来打个日本应该不算什么大问题，更何况这位东面的邻居接二连三地欺人太甚，不给点教训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所以在南宋灭亡后的第二个月，他就命令高丽造战船九百艘，接着又下旨，征调原先南宋土地上的船工船匠，在江南各地的造船厂里赶制军用船只。

弘安三年（公元1280年），元朝方面设立了日本行省，做好了正式将列岛纳入版图的准备。

弘安四年（公元1281年）春，忽必烈一声令下，十五万大军挥师东进，目标日本。

元军总共分两路，一路叫东路军，从朝鲜半岛出发，人数五万，战船九百艘，由高丽士兵、蒙古士兵以及北方汉人士兵组成，领兵大将是我们认识的：忻都、洪茶丘以及金方庆。

另一路叫江南军，自宁波出发，共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全都是南宋的降军。领兵大将阿拉罕、范文虎，其中，阿拉罕是全军主帅，南宋降将范文虎则是江南军的实际总指挥。

江南军除了打仗之外，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在战后继续驻军日本，一边充当占领军，一边还要屯田，所以他们除了身携打仗必需的武器之外，还带了锄头镰刀等生产工具，一看就是要准备扎根日本，轰轰烈烈地在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番。

其实忽必烈考虑得还是挺周到的：你日本不是跟南宋好么，那就让南宋的士兵来管着你们吧。

当年五月，东路军熟门熟路地跨过了对马海峡，先登对马岛，再过壹岐屿，虽然结果跟上次没差别，这两个岛都被顺利地拿了下来，但大军所碰到的抵抗程度，却较之七年前要强了许多，尤其在对马岛，打了整整快一个星期才打下来，而且还战死了好几名部将。

拿下壹岐之后，根据元世祖忽必烈的作战计划，东路军应该是稍作停歇，等路途较远的江南军到了之后，合并一处共同攻打九州本岛。

但忻都觉得没必要。这地方他七年前就来过，不敢夸了如指掌的海口，但至少是熟门熟路，而且当年他带着蒙古子弟兵短短数日就打到了大宰府门口，现如今实在没必要把唾手可得的军功章分给那些南宋降兵一半。

所以，忻将军当场作出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决定：不等江南军，直接开赴博多湾，以最快的速度打进九州本岛。

这一天，忻都站在船前豪情万丈。

可当大军突入博多湾后，他傻眼了。

出现在自己跟前的，不再是七年前的那一片辽阔的海滩，而是一堵高高耸起的石墙。

这正是镰仓幕府准备了多年的破敌之策。

话说文永之役后，深知蒙古人必然会来第二次的北条时宗便作出了最高指示：在下一次决战中，一定不能让元军上岸，务必要在海上消灭敌军。

因为他知道，一旦天下无敌的蒙古铁骑踏上了陆地，那么兴许日本从此便再无见天日的机会了，但若是在海上开打的话，鹿死谁手可就难说了。

而要想不让敌军上岸，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岸边围上一圈坚壁，等到打起来的时候再辅以各种远程武器，如此一来，敌船连靠近恐怕都很难做到了。

就这样，日本人在九州北海岸每一处可能成为对方登陆点的地方修建起了石墙，这些石墙最长处延绵二十多公里，高三米，厚两米，就那个时代的生产水平而言，算是了不得的防御工事了。

果然，当元军五万大军上千艘战船浩浩****开到博多湾时，面对那又长又厚的石墙，当真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口，虽然也曾硬着头皮强攻了数次，但回回都被站在高墙之上的日本弓弩手给射得死伤一片，只得偃旗息鼓鸣金收兵。

考虑到长此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六月六日，主帅忻都决定，放弃自九州本岛登陆，全军调头，将目标改为志贺岛。

志贺岛位于博多湾北部，面积不足六平方公里，之所以要打这个小岛，是因为每当海水退潮的时候，那里会露出一段陆地连接九州本岛，而此时又恰逢退潮期，故而忻都瞄准了机会，准备就此打开突破口。

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这主要由于链接志贺岛跟九州本岛之间的那条路非常狭窄，只能同时并排走三四个人，这显然不适合习惯大集团作战的蒙古人，相反倒是大大便宜了爱好单打独斗的镰仓武士，所以几场仗打下来元军死伤上千，就连副帅洪茶丘都被逼得弃马而逃，只躲在船上再也不敢出战。

不仅如此，每到深更半夜时，日本人还会敲锣打鼓摇旗呐喊举着火把来搞偷袭，也不在乎多大战果，每回就是放几把火，杀几个人便算完，但一晚上能来好几次，弄得元军根本没法睡觉。

不得已，忻都只好下令五万大军退回船上，为了防止日本人得寸进尺开船来夜袭，他还想出了个办法，就是将大船在外围上一圈权当城墙，以保护圈内的诸小船，同时再安排人日夜巡逻，稍有风吹草动就死命放箭。

虽说这么一来倒是没人偷袭了，可当时已经进入盛夏，四五万人就这么挤在船舱里，空气不流通不说，而且水土又不服，因此很快就流行起了疫病，瞬间就夺走了三四千人的性命。

事情到了这一步，忻都也不得不认了栽，率军退回壹岐岛，准备静静地等到江南军到来之后再另行打算。

然而，意外又发生了。

按照原先的计划，东路军和江南军的会师最晚应该是六月十五日，可一直到六月二十日，这十万大军都不曾出现在壹岐的海域附近。

这下可急坏了忻都，不为别的，只因为他从朝鲜出发的时候，只带了三个月的军粮，现在已经快俩月了，他们要再不来，那自己就该断炊了。

其实这倒也不能怪江南军，迟迟不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那边死人了。

话说先前被任命的那位侵略军总大将阿拉罕，在临行之前突然就得了急病，扛了几天没扛住，撒手人寰了。这么一来大元上下又是办丧事又是找新主帅，凭空多出来一大堆事儿，好不容易等忙完了重新开拔了，已经是六月二十日左右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忻都虽是心焦，却也别无他法，只得伸长着脖子嗷嗷待哺地耐心等候。

然而，正所谓祸不单行，就在东路大伙等着江南那边送军粮的时候，日本方面展开了对壹岐岛的反击，九州的各路诸侯土豪如萨摩的岛津家，肥前（今佐贺县）的龙造寺一族等，都各自率着家臣郎党纷纷杀向壹岐，双方经过大半个月的苦战之后，付出了沉痛代价的大元东路军不得已撤出了壹岐。

幸而就在此时，十万江南军带着干粮赶到了，于是两军合并一处，驻兵于九州西北部的一个叫做鹰岛的小岛上。

胜利会师之后的元军原本准备休息两天之后便再度向九州发起进攻，以十五万大军之力一举攻破围海石墙，拿下大宰府，可万万没想到，就在他们还在休息的当儿，日本人主动找上门来了。

七月二十七日，日军舰队兵陈鹰岛海面，双方激战一天一夜。元军虽勉强打退对方进攻，却也伤亡惨重，招讨使忽都哈思也战死在了乱军之中。

同时，又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传了过来：一支人数超过六万的大军，已从京都近畿出发，正马不停蹄地朝着北九州赶来。

至此，无论是江南军的范文虎还是东路军的忻都明白，这仗似乎是很难再打下去了。

要说还是范文虎识时务，当下就跟忻都提议，说是不是我们干脆就撤了？

忻都点点头表示同意：撤吧，再不撤等着老死在这汪洋大海之中吗？

不过由于刚刚经历了大战，所以两人还是决定，再休息几天，等大家的体力都恢复过来了，再行撤退。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拖延症不尽早治疗，是要出人命的。

七月三十日，一场百年难遇的台风席卷了九州北部海面，狂风整整肆虐了五天，将鹰岛海域停泊的蒙古军船几乎卷了个干净。这便是至今仍为日本人所津津乐道的真正意义上的“神风”了。

神风的突然出现让元军蒙受了难以想象的惨重损失，除了人员伤亡外，更要命的是船都被吹沉了，东路军还好些，九百艘船剩了差不多五分之一，而江南军三千五百艘船则基本全灭，好在当时大多数士兵都驻扎在鹰岛，所以也不像有的书上说的那样全员葬身海底。

不过这样的大难不死却并不意味着必有后福。

鹰岛的面积大约在十六平方公里，是个孤岛，十来万人马带着只够吃小半年的粮食困在那地方，想想也能知道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所以识时务的范文虎在第一时间便想到了逃走。

就在台风过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当年的闰七月初五，范文虎带着少数士兵抢先跳上了一艘侥幸未沉并且看上去还算牢固的军船，然后头也不回地就朝着西面驶去。

而忻都、金方庆等人一看居然还有这一手，于是也纷纷效仿。各高级将领争先恐后地爬上了尚且浮于海面上的军船，接着一路向西，直奔本土。

此时鹰岛上剩下的已经基本上全是当兵的或是中下级军官，虽说这些人地位低下，可怎么讲也是爹生娘养的血肉之躯，终归是有求生欲的。在明白了自己当下的处境后，他们拿起手中的武器工具，来到山林砍树伐木，准备造船回家。

但日本人却并不打算给他们这个机会。

闰七月初七，镰仓武士攻入了鹰岛的元军营地，虽然在一开始这些元军们还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抵抗，但很快就彻底丧失了斗志，沦为了被屠杀的对象。

因为元朝的第二次侵日发生在日本的弘安四年（公元1281年），故而史称“弘安之役”，而这场鹰岛扫**战，则是弘安之役的收尾。

到底有多少元军士兵在这次战斗乃至整场战争中丧生，至今已经不能得出确切的数字了，比较夸张的说法是十五万大军生还的只有三人，较为保守的，则认为至少有个一两万人回到了中国，但无论是夸张还是保守，至少有一个地方两者的观点是一致的，那便是元军惨败。

鹰岛扫**战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光是俘虏，就抓了两万多人。

战后，日军将擒获的那两万多名俘虏带回了博多，接着，将其中的蒙古人、高丽人以及北方汉人全部杀死，只留下南宋遗民，将他们安置在了当地，以弥补因战争而损耗的劳动力。

插一句，现在很多历史读物都认为，那些侥幸在日本活下来的南宋人，都被强行当作了奴隶。这种说法源于《元史》，但却并不正确，事实上这些南宋遗民中，有很多以前都是熟练的工匠或是经验老到的农民，甚至还有粗通文墨者，对于这些人，日本怎么舍得只把他们当奴隶？

实际的情况是，为了安顿他们，镰仓幕府专门在博多开辟了一个唐人町，也就是类似于唐人街的地方，专门供南宋俘虏居住。

此外，幕府还曾经有过一个惊天设想，那就是趁着元军大败的当口，派奇兵突袭高丽，以朝鲜半岛为桥头堡逆袭大元。

不过因为该计划过于耸人听闻，而且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太大，最终还是被放弃了。

而另一方面，在惊闻第二次征讨日本又遭惨败后的忽必烈再发雷霆，当场就准备起了第三次征日计划，要求江浙船坞即刻开工造船，并且在那里招募水手船夫。不过这很快就遭到了当地的激烈抵制，地方和中央的各级官员也纷纷上奏表示不可。因为连年的征战早已让原本富庶的南方苦不堪言，不仅治安恶化盗贼蜂起，甚至有南宋复国势力趁此还打算借机率众起事，所以时任礼部尚书刘宣在奏章中明确表示，希望圣上能在攻打日本的事情上多多考虑，吸取当年隋炀帝东征高句丽的教训。

隋朝二代而亡，很大原因是由于久攻高句丽不下同时耗费了大量的民财民力，这才使得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刘宣用这个典故来劝谏忽必烈，也足以说明事情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纵然是元世祖，也不得不妥协。然后自欺欺人地昭告天下，表示日本不过是个蕞尔小国海外荒岛，不值得朕花费民力大举用兵，所以，就当是上天有好生之德，放过他们吧。

消息传到江南沿海，据说是“欢声雷动”。

大都的忽必烈知道后，也只能摇了摇头，一声叹息。

赢了，终于赢了。这是日本立国一千多年来第一次在战场上打败了中国，也是当时为数绝对不多的，能从蒙古大军铁蹄下保全自己安然续存的例子，称一声伟大兴许都不过分。

可是正是这场伟大的胜利，一千多年来却遭到无数人的嗤之以鼻，觉得日本之所以能战胜元军，除了因为那两场被称作“神风”的台风之外，再也没了别的原因。

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了。

虽然从客观上来讲，台风确实让侵略军损失惨重，尤其是弘安之役，直接把人给吹了个全灭。但是，日本人能够取得胜利，却绝非单靠刮风下雨。

这次胜利，有内因也有外因。

内因有二：一曰情报，二曰精神。

情报就不用多说了，日本人多年来的强项。从忽必烈的国书送到镰仓的那天起，他们就做好了跟蒙古开打的准备。七八年来，不断地往来于蒙古和日本之间刺探着各种情报，之前说的出访大都的使节团那只是其中之一，更多的情报，则是从跟蒙古做贸易的日本商人以及朝鲜半岛的三别抄起义军那儿得来的——尤其是后者。

再说那文永之役的时候，虽然日本人是吃了大亏，可也正因为这场战役，让他们熟悉了蒙古人的战略战术，知晓了武器的情报，因此才能在经过几年准备之后，在弘安之役中实打实地战胜了元军。

反观元朝那边，对日本的事情几乎是一无所知，只把大海当草原以为能任由自己驰骋，所以尽管有忽必烈在大都坐镇，还设了个日本行省，可最终还是落了个大败而还、地图开疆的结局。

在全盘掌握了敌军情报的同时，日本人在战场上所迸发出的精神也是元军所不具备的。

哪怕是只有一个人，也敢拼了命地朝着几千甚至上万人的敌阵冲去，即便是战术不如人，武器不如人，即便是箭如雨下，炸雷一个个地在脚边上开花，镰仓的武士也毫无惧色，踏着同伴的尸体，挥着手中的钢刀，朝着天下无敌的蒙古大军杀将过去。

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脚下所踏的土地，就是自己的全部。这里有自己的主君，有自己的同伴，有自己的家人，还有自己的生计。当人在保护自己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变得很强大。“蒙古来，吾不怖。吾怖关东令如山，直前斫贼不许顾。倒吾樯，登虏舰，擒虏将，吾军喊。可恨东风一驱附大涛，不使膻血尽膏日本刀！”

说完了内因接着来说外因。

可能有人会说外因还用扯么，不就是神风吗？即便镰仓武士是靠自己的奋战打退元军的，但要不是那场台风，元军也不至于全军覆没，兴许就会来第三次呢。

应该讲，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不得不承认的是，但凡弘安之役后元军还能剩下点人，哪怕只留个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这伙人也必然会接着打第三次战争，别忘了，那可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蒙古人啊。

可他们到底还是折戟沉沙了，究其原因，不仅仅因为“神风庇佑我皇国日本”，更因为兄弟的出手相帮。

所谓兄弟，就是南宋遗民。

蒙古沉船的最大根源，其实是船造得不对。从现有的出土文物来看，可以发现当时所有的运兵船都是平底船，这种船在内河湖泊里走走还没什么大问题，一旦拿到海面上那根本就经不起风浪，稍有个风吹草动很容易直接翻船。说得不好听些，元军能坐着这种船跑到日本都实属不易了，再碰上那么大的风，不沉才新鲜。

那么，既然风险那么高，为什么蒙古大军还要选择平底船出海？

这是因为管事儿的蒙古人压根就不懂航海，而士兵们虽说有南方出身的，可小兵的话没人听，只能是船坞里造什么船他们就坐什么。

众所周知，宋朝的造船技术在那年头是世界最强的，事实上元朝侵日所用船只，几乎清一色都是南宋遗民设计出来的，这些人本来就对元朝有一百个不满意，更别提逼着他们造军船了，更何况这军船还是用来打日本的。当时南宋和日本的关系之密切，且看那么多士子，宁可跑去日本当遗民，也不肯留在元朝混饭吃就知道了，所以那些人私底下一合计，直接就把船给造成了不适合在海上航行的平底。

不仅如此，南路军那三千五百艘战船也全都是在原先南宋领地打造的。造船的不用说，也是南宋遗民，这帮人特意在做工方面能省则省，把那本身沉没率就已经很高的船，再雪上加霜地弄成了“豆腐渣”——说穿了，那么多元军实际上是坐着棺材去打日本的。

虽然那些偷工减料、乱改船型的汉人工匠们八成想不到这一行动居然拯救了整个日本，而且当时的日本人也绝对琢磨不到这茬儿，但从结果来看，日本能逃过此劫确实多亏了兄弟之邦南宋。这事儿说白了就是南宋大哥被灭了，蒙古要接着打日本小弟，南宋的遗民们背地里搞了一堆破船应付蒙古，然后蒙古军坐上船一路向东就再也没能回来……

此外，当忽必烈准备第三次侵日的时候，拼命反对死活不肯从的，大多还是南宋的遗民，尽管他们的本意未必是为了拯救日本。

或许这就是叫“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