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九年（公元867年），平安京内爆出了一条大新闻。

说新闻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这贞观二字——尽管字样和中国大唐太宗时代所用年号完全一致，但此贞观非彼贞观，乃是日本的清和天皇在公元859年所改，典出《易经》：“天地之道，贞观者也。”

其实日本的年号除早期之外，基本都出自中国的各类经典，比如著名的明治时代，“明治”二字也是出自《易经》：“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

明治之后的年号叫大正，还是出自《易经》：“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而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裕仁天皇，他的年号叫昭和，出自四书五经中《书经·尧典》，原话是：“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至于现在日本用的年号平成，则典出《史记·五帝本纪》：“内平外成，天平地成。”

言归正传，话说那条被平安京里大小人等津津乐道的新闻就是，有一个年仅22岁的家伙，成为了“文章得业生”。

他的名字叫做菅原道真。

此人在日本历史上和武神坂上田村麻吕地位相当，被誉为文神。

菅原道真出生在平安京的一个文化世家，他爹叫菅原是善，官至从三位刑部卿，基本相当于现在的法务大臣，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写的和歌汉诗还受过嵯峨天皇的赞赏。

或许是因为家庭环境以及父祖遗传，道真自幼便是个神童，据说五六岁时就能写出非常工整、连一般大人都自叹不如的汉诗。

日本贞观四年（公元862年），年仅17岁的菅原道真考上了“文章生”，五年后，又被选为“文章得业生”，一时间传遍了街头巷尾。

如果你不明白什么叫“文章生”什么叫“文章得业生”，那我现在就说给你听。

平安时代的日本选拔官员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凭家世，只要你爹够狠够大，那你哪怕瘫在轮椅上，歪着嘴流着哈喇子也能当大官；而像菅原道真这种，家里尽管也算是个高官，但还远没到能一手遮天的程度，他就只能选择第二种——考试。

有人说古代日本学了中国的几乎每一样东西，但两样除外：一是太监，二是科举。

这话说得并不对，至少不确切。虽然日本确实没有设立过宦官制度，但科举还是曾经有过的。

早在奈良时代，日本就从中国引进了科举制度，从下到上分为三等：进士、明经和秀才。

是的，在日本，秀才的级别要比进士高。

早期的科举除了选官员之外，还兼有选拔遣唐使留学生的作用，比如吉备真备就因为在灵龟二年（公元716年）考上进士，并且还取得了最高的甲等成绩，故而被选为了当年度的赴唐留学生。

到了日本贞观年间，科举开始发生了变化，从原先的三级考变成了两级考，去除了明经，并且把“进士试”和“秀才试”分别更名为“文章试”与“方略试”。前者的合格者叫文章生，通常在几百名考生中只录取二十人；后者的合格者叫文章得业生，是在前者的那二十人中挑出两名最优秀的予以录取。

而菅原道真的彪悍之处在于，他通过了文章生考试之后，在还没有参加方略试的情况下，就因为非常优秀而直接被选上了文章得业生，之后为了让其他文章生心服口服，便又在日本贞观十二年（公元870年）的时候参加了方略试，并且果然不负众望地一举通过了。

再加上当时不过二十出头，也就难怪会成为大街小巷的谈资新闻了。

顺便插一句，日本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中国的文史经典。其中史学部分，则几乎清一色来自当年吉备真备从大唐背回来的那一大箱子史书，所以这家伙同时也是日本科举之祖。

元庆元年（公元877年），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菅原道真被任命为文章博士。

文章博士是令外官，但亦有相对应的唐名，叫翰林学士。它的主要职责是主管科举考试，也就是对诸考生的评定和筛选。

对于当时那些只能靠读书来谋升迁的中小贵族来讲，这基本上就是一个能够主宰他们一生命运的了不得的官职。

菅原道真在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九年，仁和二年（公元886年），因为文能提笔武能扛枪，故而朝廷下旨，升他为讃岐守，也就是讃岐国（今香川县）的地方官。

“武能扛枪”这四个字不是随便说说的，菅原道真确实精通各种武艺，尤其是弓道，据说可以百步穿杨，并且箭无虚发。

当年正月十六，道真出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平安京，怀着满腔效仿圣贤亲民爱民的期待，抵达了赴任地点讃岐国。

尽管在来之前，他也做过一些口头及书面调研，知道这位于四国岛的讃岐国并不富裕，以后的日子肯定不如在京城那么好过了。然而即便是已经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但当自己亲眼目睹了讃岐的贫穷景象时，这位新上任的讃岐守仍然被彻底地震惊了。

讃岐太穷了，真的太穷了，和平安京一比那简直就是非洲贫民窟和纽约曼哈顿之间的差别。

“讃岐的人们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住在破烂不堪的房屋之中，宛若乞丐一般。

“他们舍弃了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四处逃荒，过着凄惨不堪的日子。”

在自己的日记小本本里，菅原道真如此写道。

当然，作为一名朝廷钦派的地方长官，光是发现问题然后再在小本子里记上两笔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接下来要做的，是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将问题彻底解决。

关于前者，菅原道真一开始认为是老百姓太懒，素质太低——国家都发给你们土地了，你们却不耕种，还逃荒，真乃朽木刁民是也。

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讃岐国的老百姓虽然穷，可并不刁，相反还相当胆小，相当本分，相当善良。

“在讃岐，贫穷的人小心翼翼地不敢招惹富人，但彼此之间却一直相互帮助着，哪怕是家徒四壁者，常常也会向比自己更穷的无家可归者伸出援手。”

在《早春词》中，道真这样描述着自己的子民。

其实当时并非讃岐一国是这样，基本上全日本都是如此。老百姓普遍淳朴本分，但很穷，全国都很穷，就连首都平安京，城外头也常常能看到饿殍倒卧——他们都是抛弃了自家土地来京逃难的农民。

所以菅原道真开始反思，既然老百姓勤劳勇敢善良淳朴，国家又发给了他们田地，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肯去种？如果种了这地，不就不用受穷了吗？百姓不穷，国家岂不是也能富裕了？

抱着这样的疑问，他身体力行地来到了民间，随便找到了一个正准备去外乡逃难的人，然后拉着他坐下，说要谈谈。

这位微服私访的讃岐守大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

那个穿着一身破烂的人用看外星人的眼神瞅了瞅穿戴整齐的道真：“在家也是饿死，还不如出去碰碰运气。”

道真很莫名：“你不种地当然要饿死……”

“就是种了地所以才会饿死！”还不等道真说完，那人便一口打断了他的话。

这个惊悚的逻辑让菅原道真感到震惊：“为什么？”

“因为要交税，要服徭役啊。”那难民苦笑了一下，“一块地的收成每年有多有少，可朝廷的税赋却是年年固定的，哪怕是颗粒无收，也得给官府缴粮；而徭役就更别提了，就算是农忙，说要你去服役你就得去，田里的活只能交给老人和女人。先生，你来告诉我，这样一来，纵然是有土地能种粮，可又有什么活路？”

这一天晚上，讃岐守菅原道真失眠了。

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导致贫穷的并非农民本身，而是朝廷，更是制度。

数百年来，日本为了繁荣强盛，事无巨细都一直在模仿着大唐，然而恰恰就是从大唐山寨来的这套租庸调制度，反却导致了今日日本的贫穷，农民的离乡。

进一步说，正因为一味地跟风大唐，疯狂模仿甚至到了无视自己国情的地步，才会使得整个日本国都无法有效地进行自我发展。

吉备真备那一代所提出的疑问，在菅原道真这一代得出了答案。

解决的方法他也很快想好了，那就是把这套从大唐照搬来的律令给废了，然后换上一套适合日本人自己的制度。

这招听起来相当不错，既伟大又靠谱，只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此时的这位菅原大人撑死也不过算是个封疆小吏，人微权轻，他凭什么去参与这改变国家体制的大活动？

对此，道真也有方案，那就是通过努力当上中央大员，等权倾天下之后再搞一场举世无双的大改革。

虽然在常人眼里这几近于天方夜谭，但菅原道真毕竟是三岁识千字五岁能作诗的菅原道真，很快，他就寻摸到了一个能高升的机会。

话说仁和三年（公元887年），光孝天皇因病驾崩，由于走得急，也没留遗诏，所以只好由诸大臣们开个会，讨论选出一个新天皇来。

光孝天皇是嵯峨天皇的孙子，尽管和爷爷相比，子嗣稍少，但这家伙光儿子也有二十来个，要想从里面选出一个能继承皇位的，多少得费些口舌和时间。

就在众臣为下一代天皇该让谁来当僵持不下时，太政大臣藤原基经横空出世，表示这个皇位，很明显应由定省亲王来接手。

太政大臣，乃太政官之首席，唐名叫做相国，大丞相抑或是太师，不管叫哪个，它都是位极人臣的象征。

而被藤原基经举荐的那个定省亲王，是光孝天皇的第七皇子，元庆八年（公元884年）被下赐源姓，失去了皇室身份。

虽说光孝天皇病重之后他又被封了亲王，但不管怎么说，日本的惯例向来是皇家是神，臣子是人，一旦脱离了神籍的家伙无论从何角度来考虑都是几乎没可能再回到神的小圈子里来的，更不用说当天皇了。可是因为藤原基经的强力推荐，满朝文武无人敢驳其面子，大家只能同意让定省亲王继承大统。

当年九月，亲王上位，称宇多天皇。

宇多天皇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从人变成神到底是谁的功劳，故而在即位后不久，他便下了一道圣旨，封藤原基经为关白。

关白是日本的一个令外官，尽管属编制外，可权力极大。

这官简单而言就是摄政，即当天皇年幼或是人傻的时候，关白便代表皇上统治全国，即便天皇不傻，全国的政务也要先经关白之手，再转交给天子，同时，他还拥有直接草拟并且颁布圣旨，以及对政事进行最终裁决的权力。

顺便一说，“关白”二字也来自中国，典出西汉权臣霍光的一句话：“诸事先关白光。”就是说凡事必须先要请示霍光，然后再跟皇帝说。

所以关白在日本也叫“博陆”，因为霍光封爵博陆侯。

作为一个权倾天下的老牌政客，藤原基经在接到圣旨之后很淡然地选择了拒绝——这是一种礼节，民间俗称谦虚。

毕竟关白不是一块水果糖，堂堂太政大臣要真没一点矜持地见了就抢说拿就拿，那是很掉身价很没面子的。

天皇也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在藤原基经婉拒关白之职后又下了一道圣旨，二请出山。

该圣旨由一代名儒左大弁（官位）橘广相起草，天皇亲自敲章。在文中，作者橘左大弁引经据典，高度赞扬了藤原老太政的各种高风亮节，并且衷心地希望他能出任关白一职，以便更好地为国，为天皇发挥自己的能力。

原话是：“希望藤原卿无论如何都要担任此阿衡之职。”

阿衡，也叫保衡、阿保，意为国君辅佐之官，和关白同义。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著名摄政大臣伊尹的尊号。

伊尹乃是我华夏大贤，帮助成汤开创了殷商六百年天下不算，还辅佐汤孙太甲治理国家几十载，被誉为中华历史长河中的第一位圣人。

把藤原基经比作伊尹，这等于是给了他一顶高到不能再高的帽子，同时也算是好话说到了头，毕竟在当时人们的概念里，也找不出比伊尹更出挑的角色来形容一个臣子了。

言下之意很明确，就是希望藤原基经别再谦让了，赶紧出山当关白，让大家都省心。

此时的藤原基经虽是仍想一脸娇羞地推辞一下，可无奈他也知道要继续这么下去人家再写圣旨请出山时，就只能把自己给比作唐宗汉武了。

毕竟身为人臣，凡事总得给天皇点面子，于是在接下了圣旨之后，藤原基经再未拒绝，而是将其拿给亲信们传阅，并且表示自己准备走马上任。

本来这事到此就算告一段落了，用日本话来讲叫“一件落着”，然而没想到的是，就在诸心腹交口称赞自家老大被誉为千古圣人时，一个反对的声音响了起来：“不妥，不妥啊。”

说这话的人叫藤原佐世，时任文章大臣。

藤原基经忙问有何不妥。

“阿衡一职，虽然位高近天，可却并无实权。”

这是扯淡。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伊尹在辅佐汤孙太甲时，初期因太甲荒**无道，故而亲手将其放逐，若干年后见此君真心悔改，才又将其迎回，重新把他扶上了王座。

如果这也叫并无实权的话，那估计只有那种一跺脚就把地球嘎吱裂两半的人才能叫有实权了。

事实上作为文章博士，藤原佐世当然知道阿衡到底有无实权，而他之所以要颠倒黑白提出那个惊世骇俗的结论，纯属是想拍一回马屁——既然藤原基经有心再矜持一把可又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由头，那就由自己来提供这个理论基础吧。

可他没想到的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藤原基经在听藤原佐世说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并非是暗自欢喜又能装一把矜持了，而是浑身毛发倒竖外加背脊阵阵发凉。

其实稍有历史常识的人还应该知道，所谓“位极人臣”这四个字背后的潜台词，实际上是“一手遮天”。

藤原基经是怎么做到太政大臣的我们这里就不详细说了，但即便是用膝盖也能琢磨明白，这家伙绝对不会是一盏省油的灯，其仕途过程一定满载了各种见不得人的黑历史。

但与此相对的，越是这种人，神经就越是敏感脆弱，只要稍稍听到一些或许会对自己不利的风声，就会防患于未然地大作起文章来。

更可悲的是，出身超级豪门藤原家的藤原基经，因为不需要像菅原道真那般靠考试来升官，所以对经史子集这种东西并无太深了解，所谓阿衡啊伊尹啊，也仅限于听过名字，至于详细的事迹，就全然不知了。

因此他把藤原佐世的话信以为真了，以为天皇要自己当关白实际上是想借升官之名，行收权之实。

藤原基经当时就怒了，撂下一句话：“既然天子如此不希望我掌权，那我就把这大权归还于他好了！”

一旁的藤原佐世瞬间就摸不着头脑了：这是怎么了？

次日，太政大臣藤原基经奏明宇多天皇，表示愿意接受关白一职，但与此同时，将不再处理任何政务。

于是天皇也傻了，这怎么就突然罢工了？

然后就让人去查，查了一圈发现原来是藤原佐世在搞鬼。

天皇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橘广相先拍案而起：“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文化人一般最恨的，就是自己满腔热忱抖了半天书袋，自以为千古绝唱结果却被人歪曲成了垃圾，这在他们眼里堪比是杀父夺妻的侮辱。

所以橘广相要求和藤原佐世辩论，论题是伊尹阿衡到底是不是位高而无权。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纵然是藤原基经也明白过来，其实就是藤原佐世信口雌黄拍马屁，然后自己信以为真地小题大做。

可正因为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所以绝对不能让步认输，即便伊尹拥有能够流放国王的实权，但在这风口浪尖上，咬了牙也不能承认这事，因为一旦承认橘广相说的是对的而藤原佐世说的是错的，那么自己这一罢工行为该如何解释？太政大臣藤原基经由于权欲熏心外加不学无术而上当受骗并大耍无赖？

于是藤原太政也不甘示弱，公开表示辩论就辩论。

这么一来橘广相倒有点困惑了，赶忙又翻了翻各种史书，确信自己掌握着真理之后，便也挺起胸膛，一副你要战我便战的架势。

辩论会的具体形式是这样的：橘广相和藤原佐世作为当事人，只负责亮明自己的观点，但并不参与辩论，详细的讨论交给九名以饱读经书而著称的博士，他们在一番论战后，将会各自投票选择自己所认为正确的观点，最后以票数多寡来决定胜负。

辩论的过程我们略去，直接说结果：9：0，藤原基经完胜。

这叫做强权战胜公理——博士也是人，大家都明白你把黑的说成白的没啥关系，但你要得罪了藤原基经那可是要遭殃的。

于是天皇只得被迫取消了先前发过的那道圣旨，接着再把橘广相给罢免。但与此同时，他也在日记里表达了自己万分不爽和屈辱的心情。

而藤原基经却并不肯到此为止，在橘左大弁被罢之后，他又进一步上奏天皇，要求将橘广相流放，以作为自己回来干活的交换条件。

这个实在忒过分了，因此天皇断然拒绝。

所以藤原基经继续罢工，双方就这么僵持了起来。

这种最高权力层之间的勾心斗角，在古今历史中很常见，从表面上来看跟此时正在讃岐过苦日子的菅原道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首先，菅原道真他爹菅原是善跟藤原基经有点交情。

其次，那个藤原佐世其实是道真的学生，他能当上文章博士，还亏了自己老师的举荐，不仅如此，这人实际上还是菅原家的姑爷，他老婆是菅原道真的女儿。

因为上述的这些关系，故而道真想要插手这次中央斗争也就名正言顺多了。

仁和四年（公元888年）七月，菅原道真修书一封，寄给了藤原基经。

信上先是对自己的倒霉女婿兼学生藤原佐世在京城弄出那么大的**表示了歉意，这纯属自己管教不严；接着又对藤原基经本人进行了高度赞扬，基本上能想出来的褒义词都给砌上了，活生生地把一个权奸给夸成了风华绝代的圣人君子，同时还不忘标榜一下自己，大意是我不在京城期间天子全靠您辅佐了，当然这话说得极为隐晦，并没有让基经本人感到任何不快；最后，道真笔锋一转，表示太政大人这几个月来您也该闹够了吧？差不多是收手的时候了吧？

之后，他再上了一道折子给天皇，表示藤原基经是难得的栋梁之臣，这次事件纯属意外，自己已经写信劝说太政大臣了，希望皇上在合适的时候给他一个台阶下，正所谓君臣和睦国之大幸。

宇多天皇当然是巴不得这事早一分钟解决，对他来讲给个台阶下压根就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没有台阶可下，藤原基经本人一直窝在家里闭门不出，满朝文武也无人敢出声劝架，现在唯独这个小小的讃岐守站了出来，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劝得动太政大臣。

而另一方面，其实藤原基经也早就不想这么僵下去了，这家伙的初衷真的很简单，就是想单纯地摆个谱，他自己都没想到会闹成这副模样。自打双方卡在那儿之后，基经无一日不在等着天皇能来给自己一个台阶——比如学下刘备三顾茅庐什么的，可惜等了快几个月了都没等到，无奈之下只好为了面子而继续痛苦并僵持着。

现在既然菅原道真来信请求自己鸣金收兵了，那就干脆顺坡下驴买他个面子吧——谁知道这家伙是不是天皇背地里派来的求和使者？即便不是，他也不是外人，自己不仅跟他爹菅原是善勉强算个朋友，心腹加一族远亲的藤原佐世还是他的女婿，就算听他一回也不丢份。

数日后，藤原基经上奏天皇，表示自己不想再追究那橘广相了，而且也愿意以关白兼太政大臣的身份重新走出家门回到工作岗位，和以往一样地辅佐天子处理天下政务。

宇多天皇很感动——主要是对菅原道真。

因为此事的本质是藤原基经因为某件无聊的小事，和天皇闹了数月的别扭，不仅赶走了重臣橘广相还罢工示威，就在这紧要关头，讃岐守菅原道真一封信就解决了事情，恢复了和平。

你是天皇你也会感激他的。

宽平二年（公元890年），任期已满的菅原道真回到了阔别四年的京城，之后被任命为藏人头。

藏人头，就是天皇的秘书，主要工作是负责天子与大臣之间的各种沟通。

官不大，但地位很特别，属于皇上身边的贴心人。

宽平三年（公元891年），一代超级大权臣藤原基经因病医治无效在平安京去世，享年55岁。

这对于菅原道真而言堪称是春天降临的标志，因为原本一手抓着行政用人大权的基经现在蹬腿了，那么各种权力自然也就回归到了天皇手里，而天皇在掌权之后，第一个要提拔的，自然是当年帮过自己大忙的道真了。

宽平五年（公元893年），菅原道真出任参议。

所谓参议，系太政官一员，唐名平章事、谏议大夫，有参政朝议之权。简单而言，就是拥有能和天皇以及其他王公大臣坐在一个屋子里，讨论并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力了。

也就是说，道真就此步入了最高权力的核心层。

他终于有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在菅原道真的辅佐与建议下，宇多天皇开始把眼光投向了民间，为了更好地了解老百姓们到底过着怎样的日子，他还临时设立了问民苦使一职。

问民苦使其实是地方检察官，早在孝谦天皇时代就有了，不过那时候主要是为了监视藤原仲麻吕有没有勾结地方土豪造反，而宇多天皇时则更多的是想知道民间的具体情况。

不管哪个时代，民间疾苦总是触目惊心的，所以天皇在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子民到底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下后，痛下决心地表示，自己要通过努力，让老百姓们过上能吃大米能喝肉汤的好日子。

可惜没有了下文。

天皇其实也就是意思意思，所谓的努力，充其量是希望手底下那群当官的去努力，他自己本身实际上也就是三分钟热血，沸腾完了就该干吗干吗去了。

当年春夏，宇多天皇表示想派遣唐使去大唐，学习一下先进文化技术，最好再跑长安淘点儿稀罕宝贝回来。

纵观此时的日本，综合才华学识地位来看，最具备带领诸遣唐使赴唐，担任遣唐大使职务的，唯有菅原道真。

道真本人很兴奋，不是因为能当大使，而是觉得废除大唐制度的时候到了。

宽平六年（公元894年）九月十四日，左京大夫、左大弁兼参议兼第二十任遣唐全权大使菅原道真上奏宇多天皇，要求取消本次赴唐计划，不仅如此，他还认为，遣唐使这东西本身，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奏折中，菅原道真表示，当年如日中天不可一世的大唐王朝如今已然是残花败柳了，说难听点就是坟中枯骨，灭亡就在眼前，所以压根就不再具备让日本学习的价值，这是其一；其二，大唐多年来藩镇割据四处战火，乱得很，一大堆日本人去了难保不被人砍死。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这条不在奏章上，而是菅原道真当面跟天皇说的，他提出了一个截止到当时，没有一个日本人想到或者敢说出口的观点，那就是迄今为止，日本所谓的以大唐为标杆全面仿照大唐，无非是水月镜花。这种不考虑本国情况一味追求模仿外国的做法，恰恰是导致了自己数百年来又穷又弱的根源。

综上所述，日本要做的，是放弃效仿大唐，通过走自己的道路来实现强国之梦，而实现这一梦想的第一步，就是废除遣唐使。

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这第三条，那么菅原道真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能够审时度势的实用主义者，最多被赞一声头脑聪明，冰雪无敌，而有了那第三条，那道真就不愧是被誉为文神的男人了。

大唐即将完蛋，这在当时的日本属于公开的小秘密。尽管在很多历史读物、官方资料甚至是教科书上写着，日本实际派遣成功的最后一次遣唐使是在承和五年（公元838年），此话虽不能说错，可事实上在日本贞观十六年（公元874年），平安京方面为了采购香料、草药等物，特地派遣了以大神己井、多治安江为首的使节团赴唐，虽然他们并没有被算在所谓的“二十次遣唐”名单里，但严格来说，其实是最后的一批遣唐使。

其中，副使多治安江在回国后就表示，大唐虽然还是大唐，但早已各种乱象丛生，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出大事，再用不了多久，兴许就该灭亡了。

这话他逢人就说，不到三个月，便一传十十传百地变成了平安京里众人皆知的秘密。

果然，公元875年，河南长垣爆发了王仙芝民变。三年后，王仙芝战死，余部在安徽亳州和冲天大将军黄巢的军队合并一处，为推翻唐朝夺取天下而共同奋斗在了一起。

这位黄大将军的事迹在此我就不说了，一是和主题不符且篇幅不够，二是不好说也说不好，反正公元881年的时候，黄巢军攻入了长安，其本人称帝，建立大齐政权，年号金统，而唐皇僖宗则不得已逃往了巴蜀之地。

虽然黄巢在公元884年兵败身死于泰山，唐僖宗得以全身回到了长安继续当皇帝，但经过这么一闹，大唐实际上算是彻底没戏唱了。

黄巢之后的事情我们前面都说了，唐朝那边算是回光返照似的稍微平稳了一些，于是宇多天皇又想起遣唐这茬儿了，连封大使的圣旨都下了，结果却因为大使本人出来当横，故而终究没有去成。

不仅没去成，在菅原道真的力谏下，天皇又下了一道圣旨，表示从今往后再也不派遣唐使了。就这样，这一延续了三百年的交流活动最终变成了历史。而菅原道真也成了名义上最后的遣唐使。

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建立大梁，唐朝正式宣告灭亡。

而另一边，在成功迈出了第一步后，菅原道真意气风发，准备再接再厉地大干一场。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堪称是他终生对手的人出现了。

那人的名字叫做藤原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