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为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正值中国东汉光武帝刘秀当政的那会儿。

这一年，在帝国都城洛阳之中，突然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和普通的洛阳市民相比，这帮家伙不但显得穷酸破落，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而且脸上和手上还画着奇怪的文身，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群人那矮小不堪的身材。他们招摇过市的时候，几乎所有洛阳人都认定，这是歌舞团的。

汉朝流行让侏儒来表演滑稽剧，虽然今天看起来似乎不怎么人道，可在当时却是一大流行元素，这就叫做此一时，彼一时。

客人们最终走进了皇宫，不过他们并非来为皇家表演节目，而是作为倭奴国的外交使者，前来求见大汉皇帝。

刘秀在大殿之中摆下了盛大的筵席，接待了全体使者。

倭奴国，全称倭之奴国，简单说来就是由倭人在倭地所建立的一个被叫做奴的国家。

倭，便是当年中国对日本的称呼，同时也是日本的自称，但实际上，在汉魏那会儿，它真正的地理范围仅限于九州全岛外加本州岛的一小部分。

奴国，位于今天九州岛北部，虽然是叫“国”，但实际上也就是个村落，像奴国这样的行政单位在当时的日本九州岛有一百多个，从秦汉时期便开始相互之间混战，个个都想一统江山，成为真正的倭王。

不过由于当时生产力过于低下，那里几乎是连铁兵器都没有，所以打起仗来一般也就跟过家家似的，双方各自拿着石头乱砸，比现在的流氓斗殴还缺乏技术含量，于是这就造成了每次战争中都很少有人伤亡。

没人伤亡，自然也就很难分出胜负，就这样，倭国只能继续这么分裂着了。

在漫长的内斗岁月中，一些有识之士非常明白地认识到，光凭自己现在手里的那些个砖头石枪，是肯定不足以在一百多个势力中脱颖而出的，要想成为最终的胜者，那么唯一的手段就是找一个强有力的后台，一个足以帮助自己打败所有部落的强大后盾。

这说的显然就是中国了。

自西汉起，就不断有日本人坐船过海，带着各种礼物前来给中国方面上贡，想和汉王朝建交，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很少有日本人能够真正地踏上中国国土，绝大多数的使者都是在乐浪郡拜会中国的官员，上交他们的贡品，再拜领大汉的回礼。

乐浪郡，位于今天朝鲜境内。当时的朝鲜半岛跟日本差不多，也是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虽说没日本分得那么厉害，但情况却比日本更糟糕。因为日本再怎么分，这一百多个部落都好歹归日本人自己管，而那年头朝鲜半岛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都在汉王朝的掌控之下，像这乐浪就是汉朝的一个郡，设立于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的时候，跟今天的北京上海一样，算是大汉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在那一年设立的总共有四个郡，全都在朝鲜半岛上，除乐浪之外，剩下的三个分别叫做临屯郡（韩国江原道）、真番郡（首尔附近）和玄菟郡（朝鲜咸镜南北道及中国吉辽两省一带），而在乐浪郡北面，玄菟郡境内，还存在着一支赫赫有名的独立割据——高句丽。

话说在西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一个叫朱蒙的濊貊族（朝鲜族前身）人在今天的辽宁省东部占山为王，建立了政权，由于他占的这地方在那会儿归玄菟郡下设的高句丽县管，所以后来包括朱蒙本人在内的各类人等都把这个政权称之为高句丽国。

也就是说，高句丽的发源地是在中国境内。

这个国家从建立伊始，就不曾过过一天的安生日子，汉朝方面自然要剿他，不然以后是个人就敢在大汉国土内自立为王，那还了得，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也不怎么待见他，毕竟地方就这么大，你来就等于是在抢人土地夺人饭碗，实在是留不得，故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朱蒙的高句丽国都是过着一种且战且走的生活。西汉元始三年（公元3年），朱蒙之子琉璃明王在原来的地方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不得已将王城迁至国内城（吉林省境内），同时遣使汉朝，表示自己其实就是个苦人儿，难得祖坟冒烟有了点基业，希望你们就别再扼杀了，我高句丽愿意称臣纳贡，效忠大汉。

此时的西汉王朝已经进入了末期，到了一个国力大不如从前的地步，即便想管各种边疆的乱臣贼子也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便认可了高句丽的王权，而琉璃明王似乎也认识到了这点，所以在刚站稳脚跟后不久便趁着这个当儿开始了扩张之路，很快便把国土扩大了数倍，吞并了东北好几个部落，一直把国界线从吉林画到了辽宁。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高句丽见风使舵，转而向新称臣。

到了刘秀灭王莽，建东汉的那会儿，北方局势已经是一塌糊涂，高句丽不断出兵侵攻辽东、乐浪等地，占了大片的地盘还意犹未尽，仍然想着继续扩张。

于是在建武四年（公元28年），忍无可忍的辽东太守率军大举反攻，在动了真格的中国人面前，高句丽很快就失去了抵抗能力，首领大武神王只好学他祖宗，再度放弃王城，退到了丸都山城（今吉林境内），死守了三个月，熬到了汉军没粮，这才侥幸逃过了灭顶之灾。

之后，双方又和和打打了好几十年，最终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双方罢兵议和，刘秀封时任高句丽首领的大武神王之弟闵中王解邑朱为高句丽国王，同时还把清川江（朝鲜境内）以北的土地封给了高句丽，打这时候起，这国家才算是真正地和朝鲜半岛扯上了边儿。

尽管近百年来东北那边一直闹得挺厉害，可说实话跟其他国家却关系不大。像日本，除了有几年乐浪被高句丽骚扰得太厉害实在没法靠岸下船之外，他们基本上还是做到了隔个几年或是十来年就来朝贡一次，虽然过来上贡的不见得都是同一个部落，但中国人也分不清谁是谁，只知道倭人今年又来了，大家一起去码头迎客便是。

这也就是为什么刘秀会非常淡定地接待那伙人的主要原因之一了，不然你认为一帮穿着打扮都和原始部落无异的可疑家伙们，有可能这么大摇大摆地走进洛阳城，然后轻而易举地让人相信他们是外交使者而不是恐怖分子，同时还受到了皇帝陛下的亲切接见甚至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吗？

再怎么说也是九五至尊，不是老相识谁肯见你呢？

宴会上，皇帝陛下亲切地问着客人们，饭菜是不是可口？旅途是不是顺利？这几年家乡的收成还好吧？

使者们恭恭敬敬地回答说，饭菜很可口，旅途很顺利，托了大皇帝您的福，我们倭国这些年来风调雨顺，一切都好。尤其是去年，更是取得了百年一遇的大丰收。这不，特地给您带了点咱家特产的大米和刚晒好的鱼干，算是孝敬。

刘秀点头微笑，同时还表示，你们也挺不容易，吃完了饭就下去领赏吧，我们大汉早就为你们准备好了丰厚的回礼。

当刘秀说完这句话之后，便很自然地又拿起了筷子夹菜开始吃饭，带头的那个使者突然把手上的碗碟往小案子上一放，然后起身离座，径直走到刘秀的跟前，跪了下来，说皇帝陛下，我们不要回赏。

那你们要什么？

我们只想和高句丽一样，向大汉称臣，做大汉领下的一藩。

刘秀被酒呛了一下，他没想到对方提出的居然是这么个要求。

高句丽之所以肯称臣，不是他们愿意，而是被历代汉朝帝王给打出来的结果，现如今这倭奴国，虽说看着是穷了点儿，落后了点儿，可好歹也是君威一方，没病没灾的又何必自降身价，去当他国之臣呢？

不明就里的刘秀自然是这么想的。只不过看那奴国的使者态度异常坚决，大有一副你不让我跟你混我就住在洛阳不回去的架势，所以他以为对方这是诚心前来投靠，于是便当场点头拍板，表示这事我同意了，现在大家先吃饭，一切具体事宜等吃饱喝足了之后再详细讨论。

经过大汉百官外加刘秀的集体磋商，最终决定给倭奴国首领封个王，叫做倭奴国王，性质是大汉皇朝下属的一个藩国。

应该讲这已经是一种给足了面子的行为了，要知道数千年来作为中国头号小弟存活于世的大朝鲜帝国，这时候也不过勉强算是个王——姑且就把高句丽当成是他们的吧，并且这王者之路走得相当艰难，又是流血打仗又是被降格成侯还叫了好长一段时间“下句丽”。而日本人远道而来初次见面，数年才能前来朝贡一次，且吃喝穿用都极为落后，却也被封了王，而且这被封王的，还不是整个日本，只是占据了全日本百分之一二的奴国。说穿了，此事的本质其实就是光武帝刘秀封了日本的某一个原始部落首领为王。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可这却是事实。如果真要给个说法道个子丑寅卯的话，那或许只能认为是由于刘秀的天性温和善良大方，以及那群来自大洋彼岸的使者本身的举止得体，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吧。

数日后，光武帝亲手赐予使者金印一枚，上刻五个大字——汉委奴国王。

这五个字的意思是汉朝之下倭地奴国国王。“委”等于“倭”。这个字看起来实在是有点像骂人，事实上现如今也确实有不少人拿它当骂人的词来用，而且古往今来中日两国无论是搞文字的还是玩历史的，认为它是贱称的都大有人在。

但实际上它却并不是，至少在最初的时候不是。

倭，尽管被后世认为是有蔑称对方为小矮人的意思，但其实在博大精深的汉语中，它也经常被用作人名或是其他形容词。尤其是早期时候，比如春秋时代鲁国的鲁宣公，他的名字就叫倭，还有一个叫倭妥的词语，用来形容事物的美好，像《牡丹亭》中就有“娉婷倭妥”这词。

总之，倭这个字，就算不是美称，至少也不能说是骂人的话。

事实上，古代中国的朝廷搞外交，除了王莽这种极个别的无厘头，喜欢降别人的格之外，其余的皇帝一般都是相当宽宏大度的。通常外邦来交流，无论你是平起平坐的大国，还是蕞尔小邦的附庸，只要不是自称“刘秀他大爷国”或是“刘邦小舅子国”之类直接人身攻击的国名，那基本上都是以外来使节自称的名字为基准，并原封不动地记录在案，如果对方没有文字，那么也尽可能地用相对美丽的词汇把对方国家名字的发音给表达出来。

也就是说，倭这个名字，应该是由日本人自己提出来的。

于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为啥日本人要自称“倭国”？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想一想，当日本使臣在见到了刘秀，展开了会谈之后，他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会是什么？

如果你想不出，那也不要紧，在这儿不妨先模拟一段对话好了。

使者：“我代表我国首领，问大汉皇帝好。”

刘秀：“也请你代我问候你家大王。”

使者：“我国上下对大汉的强盛都无不感到钦佩膜拜。”

刘秀：“我汉朝虽大，但向来以礼待人，尤其是尔等邻邦，更是如春风吹拂，无微不至。”

使者：“大汉宽仁我国早有耳闻，今日一见，才知千真万确。”

OK，就此打住。

以上对话虽说是自行编排出来的，但我相信，即便是时空倒流回到两千年前的洛阳大殿，日本使者所说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至少，有两个字是铁定不会变的——我国。

别说是刘秀了，就算在当年西汉，日本人跑乐浪来送贡品，又有哪个不是说“这三百条鱼干乃是我国今年献给大汉的礼物”之类的话呢？

这个很容易明白过来吧？如果今天我和你就我本人为话题聊天，那我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多半就是“我”。

那么，在当年的日本，“我国”二字中的“我”怎么说？

“我”，在古日语中，读わ（wa挖），后来的各种第一人称代词大多都是从这个单音字节上衍生而来的，比如相当著名的“我辈”，读作わがはい（wagahai哇嘎哈依）；我们，读作われわれ（wareware挖列挖列）等等。

说白了，这个“倭”，其实就是“我”的意思。

只是那年头日本人没有文字，中国也没有精通日语的人才，所以从秦汉的时候开始，但凡和日本有所接触的人，都会以为他们国家的名字就叫“我”国，于是便非常顺口地跟着读音，将其翻译成了“倭国”，然后再一代一代地把这个名字往下传。

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实那会儿日本并无国名，所以当他们拿到金印之后，还以为是刘秀赐名呢，个个都挺兴高采烈的。

至于那个奴，那就是部落名，单纯的是一个发音，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而汉朝之所以要用“奴”字来对应这个发音，其实也是出于一番好意。

奴，在那时候的中国，虽然的确有奴才奴隶的意思，但常常也作昵称，用于人的小名，比如南北朝时期齐废帝刘子业，小名就叫阿奴；在淝水之战中大出风头的谢安，也叫阿奴；此外还有古代中国帅哥的总代表潘安，叫作檀奴；人称战神的冉闵，叫作棘奴；书法大家王献之，叫作官奴。

总之在汉朝看来，这次前来拜访的这个日本奴部落是非常可爱的，至少在倭国数百个部落里，算是顶顶可爱的一个，于是，便根据其读音昵称他们为“奴”。如果放到今天，那基本就等同于“小而可爱的日本”这样的称呼。

话说在顺利受封且有了自己的国名同时还拿到金印之后，倭奴国的使者便踏上了回家的路途，然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更别说是国事访问了，而且相当奇怪的是，不光是倭奴这一个部落，其余村庄的家伙们似乎跟商量好了似的也都绝了迹，反正在史书上是找不到有任何一个日本部落或是日本人跑中国来朝贡或是访问的记录。不过好在汉朝也无所谓，毕竟对方不过是个穿兽皮光脚丫、石器时代级别的邻邦，又何苦跟这种人计较呢？

就这样，日本人整整五十年没了音讯，一直到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汉安帝的时候，他们再度来到了洛阳城。

说起来这帮人还真的挺奇怪的，一连半个世纪都不来一次，这次一来就来一大帮子，更要命的是，这回的倭国使节团不但人数众多，达两百多人，而且级别也相当高，领头带队的是倭奴国的新首领：帅升。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记录在案的有确切名字的日本人。虽然他的名字相当不靠谱。

在那个时代，日本既没文字也没姓氏系统，无论是高贵的国王还是普通的田间老农，基本上都只有一个口头上的简单称呼，眼前的这个帅升也一样，仅仅是一个音译，根本无法确定其究竟姓甚名谁。

话说帅升到了洛阳之后，和他的前辈倭奴使者一样，受到了皇帝的亲自接见，汉安帝的心地还算宽仁，并没有问“你们怎么那么多年都不来”之类煞风景的话，只是跟走过场一样照例寒暄了几句，比如你们倭奴国近况如何啊，倭奴的鱼干带来了没有啊等等。

帅升则根据问题逐一回话，只不过在他口中，并不再出现“奴”这个字眼，而是很清楚明白地表示，自己是倭国的国王。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倭地奴国的村长，亦非其他什么毛国鸟国的部落首领，而是整个倭国的最高统治者。

乍看之下会给人一种帅升已经统一日本的感觉，但实际上这是错觉。当时的日本依然四分五裂，只不过比起多年前要好很多，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他们已经拥有了铁制武器，打起仗来也自然带劲儿了许多，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原本九州的一百多个部落互相吞并到了四五十个，眼瞅着就要化零为整，天下一统了。

在这残存的四五十个幸存者里，倭奴国赫然名列其中，而且还算是混得挺好的一个，据说是九州岛北部最有力的部落，而且看起来还很有前途，俨然一副欲将九州全境纳入囊中的架势。

尽管离完全掌控日本这个目标还有那么一段距离，但帅升依然对汉安帝自称倭国国王，这种自夸行为最大的原因是他想在汉朝那里确立自己的唯一性——我代表全倭，只有我才是你们大汉的小弟，除我和我方人员之外，皆为山寨产品。

这似乎有些说不通，毕竟你连着五十年都不曾来拜过一次码头，干吗这回心急火燎地带着那么大一帮子人来洛阳确立唯一性？要想说明白这个问题，那就得往上看几行，之前我曾经提过，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日本已经拥有了铁制的武器。

关键就在这儿。

五十年前，日本的兵器基本是以石器为主的，铁器虽然有，可真的很少；五十年后，尽管石器并未全部淘汰，但相当多的部落都能用上铁家伙了。

纵观人类那么多年的历史，绝大多数国家或是地区的发展趋势基本上都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然后再是铁器时代。但日本却是个特例，虽然是有过不少铜器，但这个国家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青铜时代，而是直接从石器时代发展到了铁器时代，同时这发展速度相当快，几乎可以用穿越二字来形容。

不要跟我说日本人天生聪明，自主研发了打铁技术，这种神话打死我都不会信的。

唯一的解释就是日本得到了外来技术的支援，在日本列岛的附近，存在着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将自己的各种技术毫无保留地传了过去。

这说的显然还是中国。

尽管官方之间的交流次数的确不多，但中日两地的民间交流，却是千百年来从未有过中断。

比方说当时在九州岛北部非常流行支石墓，这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由齐国那边给传过去的。

还有干栏式房屋，日本那里叫高床，这一看就知道是中国南方的特产，早在河姆渡时期中国人就会盖这玩意儿了，传到日本的时代虽然不明，但基本可以确定是在汉朝之前。

至于铁器的冶炼，那更是从中国进口过来的先进玩意儿，从各种出土的铁质文物来看，日本当时从炼铁炉的打造到炼铁的方法，无一不带有Made in China的烙印，可说是中国原装技术，日本组装生产。

不过要说从中国传往日本的各类东西中，对后世日本影响最大的，还不是铁器，而是稻种，就是你现在吃的那白花花的大米饭。

作为日本人数千年来饭桌上最重要的主食，稻米是在三四千年前从中国的长江下游漂洋过海来到日本的，不过后来也有人认为起发点是在山东一带，同时也有考古学家证实，日本种植稻米的历史超过了六千年，但无论是从哪儿来还是来了多久，有一点却一直是铁板钉钉，不曾被推翻过，那就是日本的稻种确实由中国而来，毫无疑问。

不过，虽然这大米饭是自中国而来，但日本人显然要比中国人拥有更深的米饭情结。

在日本人看来，大米这玩意儿，是宝贝，是珍珠，甚至是舍利。这也难怪，那年头日本穷，基本没啥好东西吃，能够嗑上一顿大白米饭，那已经是很高级的享受了。

所以日本人异常珍惜米饭，小时候吃饭在碗里漏了米粒，这是任谁也难以避免的自然之事，要是在中国一般父母也就说两句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再让你吃了它，可在日本却不同，那里有一句从古流传代代通用的谚语：“浪费一粒米就要瞎一只眼。”

这句狠话时至今日都有老一辈的日本人在说。

而关于米饭的传说，在日本也不少见。

比方日本人自古便相信在每一俵大米中都住着七位神灵；再比方说大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日本全国通用的流通货币，而且相当过硬，在战国时代以及之后的江户时代，大米的产量乃是衡量一方诸侯强弱的重要标准。

今天日本人也依旧固守着要吃就吃自家所产的大米这一铁则，尽管物资匮乏，食物需要大量进口，可唯独大米的自给率却是百分之百。

总而言之，大米对于日本人而言非常重要，就算将其称为日本人灵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不为过。

话说回来，中国的存在，大大推进了日本的历史进程，也大大加速了日本的生产力。这是好事，但也是坏事，至少对于帅升而言是这样的。如果全日本得到中国援助的只有他这一个部落，那该多好啊，这样一来他就能拿他的铁矛铁枪去戳人家的木棍石斧。

帅升的基本心态多半就是如此，所以他才会特地带团来到洛阳，向汉朝政府郑重声明一个倭国原则，主要是为了能够独占来自中华的各种先进技术和文明物产。

当然，求人不能空手来，这个亘古不变的定理帅升也非常明白，所以他此次到访洛阳，还特地带了一份厚礼——“生口”一百六十名。

当时日本所处的时代在学术上被称作弥生时代，虽然在各方面依旧原始，但也总算渐渐有了一些文明的曙光，至少在社会阶级方面，因受中国方面的多年熏陶影响，已经有了相当鲜明的层次分化。

在每一个部落里，最大的那个叫大王；大王下面设有百官，人称大夫；普通的老百姓叫下户；比下户更为下贱的叫生口，也就是奴隶。

奴隶的待遇在世界各国应该都差不多，尽管是人类，但也仅仅只是生理上而已，只要主人愿意，可以随时打杀抑或是当成礼物送给别人。

帅升之所以要送中国生口，多半是因为那会儿的日本实在太穷，既然自称是倭国国王如果再送人三百条鱼干那实在是挺不合适的，干脆，送人吧。

不过你可千万别小看人，要知道那会儿的日本地少人寡，一个部落的人口了不起也就数千，能干活打仗的精壮汉子不过数百，能一下子给出生口一百六十人，而且还是健康活泼无病无灾的，那可是下了血本的行为。

但这种想吃独食的愿望似乎并未得到汉安帝的认可，虽然他微笑着收下了这些生口，然后亲切地对帅升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可除此之外却再无任何表示，帅升原本期待着汉朝能像五十年前一样赐金印一枚上刻汉倭国王之类的词儿，不过这显然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帅升走了，留下了生口，带走了遗憾，回到了自己的祖国，随后，又没了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