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和二年(甲寅，公元前7年)

1 春，正月，皇上行幸甘泉，祭祀天神。

2 二月十三日，丞相翟方进薨。

当时，火星接近心宿星(根据中国古代的星象学，这是灾难接近天子的天象)，丞相府议曹(属吏幕僚，丞相府、公府、州郡都有，职责在于议论咨询)平陵人李寻上奏翟方进说：“灾变迫切，上天的斥责一天天增加，怎么能避免被斥逐，甚至更严重而被刑戮的命运？整个丞相府三百余人，唯有君侯您自己决断尽节，才能转移凶险。”翟方进十分忧虑，不知道怎么办。

宫廷郎官贲丽通晓星象，说大臣应该承担责任。皇上就召见翟方进。翟方进见了皇上回来，还没来得及自裁，皇上又赐下册书，责备他政事不治，灾害并发，百姓穷困，说：“本想将你免职，又于心不忍，派尚书赐给你上尊酒十石、牛一头，你自行处理吧!”

翟方进即日自杀。

皇上对翟方进的死因秘而不宣，派九卿送上殉葬的印信绶带，赏赐车马与棺材，葬礼一切陈设都由少府供应，柱子和栏杆全部用白布包裹。天子亲临吊唁数次，葬礼规格和赏赐都超过以前的丞相。

【司马光曰】

晏婴说：“不怀疑天命，也不试图改变天命。”祸福之至，是能够转移的吗？当年楚昭王、宋景公不忍心把灾祸转移给他们的大臣，说：“把腹心之疾，转移到股肱，有什么好处呢？”仁义的君王，对这样的事根本就不忍心去做，更何况那灾祸是根本无法转移给别人的呢？假使翟方进根本就罪不至死，却杀了他，那是欺天；假使翟方进有罪该死，却又隐瞒他被杀的事情，还高规格厚葬，那是欺人。孝成皇帝既要欺天，又要欺人，而又没什么好处，他可以说是不知命的人了。

【华杉讲透】

汉成帝君臣合谋，逼死了翟方进。先是李寻要他“尽节转凶”，这“转凶”，就是把天象显示皇上要遭的灾祸，转移到自己身上，替皇上承担责任。这个建议，翟方进无法拒绝。但是翟方进不想死，所以“不知所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贲丽又补一刀，皇上也着急，要赶紧找个替死鬼去挡灾，就召见翟方进，意思很明确了，翟方进回去，还没来得及自裁，皇上催逼的东西就到了，送来的十石酒、一头牛，根据礼仪，是有天地大变的时候，皇上拿来祭天告罪的，这是明确要翟方进做牺牲上祭坛了。翟方进只能“即日自杀”了。

司马光所举的历史案例，值得讲一讲：

《左传》记载，周哀王时期，有云如一群赤色的鸟，夹日而飞，持续三日。楚昭王问周太史，这是什么征兆？太史说：“应验在大王您身上有灾，如果举行祭祀消灾的禜礼，可以把灾转移给令尹、司马。”楚昭王说：“移腹心之疾于股肱，何益!”不搞什么禜礼。

《史记》记载，宋景公时，出现和今天一模一样的火星接近心宿星的天象，宋景公很忧虑，星象官子韦说：“可以把灾转移给丞相。”宋景公说：“丞相，是我的股肱。”星象官说：“那也可以转移给人民。”宋景公说：“君王全靠人民。”星象官说：“可以转移给这一年的庄稼。”宋景公说：“闹一年灾荒，人民困苦，我还算什么国君呢？”星象官说：“上天虽然高高在上，也能听见卑微的言论，国君您有仁人之言三句，星象应该会有变化。”之后火星果然离开心宿。

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是学习历史的意义。司马光所举的案例，当时却没有人说给成帝听，他就做下这欺天欺人、伤天害理的坏事。司马光说他“不知命”，这是一个大题目，《易经》上叫“乐天知命”。《易经》上说：“乐天知命，故不忧。”乐天知命，乐于顺从天道的安排，安守命运的分限。

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一切都是命运，只须顺理而行，接受的就是正命。

程颐说：“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则见害必避，见利必趋，何以为君子？”知命者，知道有命，并且相信这命，就按这个命去做。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我的天命是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如果人不知命，那他一举一动的原则，都是趋利避害。趋利避害，就没有志向和原则，为利欲所牵引，为害怕而躲避，他的未来往哪儿去，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能成为君子呢？

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就是智、勇、仁三达德，成帝既无智，也不仁，也不勇，就全是惑、忧、惧，就有害必避，逼翟方进替他挡灾了。

3 三月，皇上行幸河东，祭祀后土。

4 三月十八日，皇上崩于未央宫。

皇上一向自以为身体很好，也没有什么疾病。当时，楚思王刘衍、梁王刘立正在京师朝见，第二天就要返回封国。皇上住在未央宫白虎殿(准备第二天给他俩饯行)，又准备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封侯的印绶和委任状都已准备好。晚上都一切如常，清晨起床的时候，正要穿裤袜，衣服突然滑落下来，已经说不出话，当天早上就崩了。民间喧哗，都归罪于赵昭仪。皇太后下诏，令大司马王莽与御史、丞相、廷尉调查，问皇上起居和发病的情况，赵昭仪自杀。

【班彪赞曰】

我的姑姑曾经在成帝后宫做婕妤(班婕妤)，父子、兄弟都在宫中侍奉，他们多次对我说：“成帝仪表堂堂，上车端正而立，不回头看，不高声说话，手不到处指来指去(‘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这是《论语》里形容孔子的话，班彪用来形容成帝)。临朝的时候，深远静默，尊严如甚，可以说是穆穆天子之容，又博览古今，宽容地接受臣下直言进谏，批复公卿的奏议，都有文采。一生承平之世，上下和睦。但是，沉湎于酒色，赵氏姐妹**于后宫，外家王氏擅权于朝廷，言之令人气结!”从建始以后，王氏掌控了国家大权，哀帝、平帝又都很短命，王莽于是篡位，那是他掌握作威作福的刑赏大权，渐渐积累而来。

5 当天，孔光在大行皇帝(大行是不回来了的意思)灵柩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

6 富平侯张放听说皇帝崩逝，思慕哭泣而死。

【荀悦曰】

张放并非不爱皇上，只是没有忠心，爱而不忠，正是伤害仁德的贼子。

7 皇太后下诏，恢复在长安南、北郊祭祀天地的礼仪。

8 夏，四月初八，太子刘欣(本年十九岁)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大赦天下。

哀帝初立，躬行俭约，省俭费用，政事都由自己决定，朝廷翕然有望进入治世。

9 四月己卯日(四月无此日)，葬孝成皇帝于延陵。

10 太皇太后王政君下令傅太后、丁姬可以每十天到未央宫一次。

皇上下诏问丞相、大司空：“定陶恭王太后(傅太后)应该住在什么地方？”丞相孔光一向听闻傅太后为人凶暴，长于权谋，而且自从皇帝还在襁褓之中时，就由她抚养教导一直到成人，而皇帝当初得以被立为皇太子，也是她出了大力。所以孔光担心傅太后参与政事，不希望她跟皇帝朝夕亲近，于是说：“定陶太后应该另外修筑宫殿居住。”大司空何武说：“可以住在北宫。”皇上听从了何武的意见。

北宫有紫房复道(紫房是太后所居宫室，复道是双层阁道)通往未央宫，傅太后果然从复道朝夕都到皇帝那里去，要求给她称尊号，并贵宠她家亲属，使得皇上不能按规矩办事。

高昌侯董宏，希望能够迎合傅太后的心意，上书说：“秦庄襄王的母亲本来是夏氏，而过继给华阳夫人为子，取得帝位。在他即位后，夏氏和华阳夫人都称太后。应该立定陶恭王后为帝太后。”事情交给有司讨论，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领尚书事师丹弹劾董宏说：“明知道皇太后的尊号，是天下一统，却引用亡秦的先例为比喻，贬低误导圣朝，这不是人臣该说的话，大不道!”皇上新立，谦让，就采纳王莽、师丹的意见，将董宏贬为庶人。傅太后大怒，强迫皇上给她称尊号。皇上于是向太皇太后汇报，太皇太后就让皇上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11 五月十九日，立皇后傅氏，是傅太后堂弟傅晏的女儿。

12 诏曰：“《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宜尊定陶太后为恭皇太后，丁姬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掌皇后家中之事的总管)，食邑待遇分别与长信宫(太皇太后王政君)、中宫(皇太后赵飞燕)相同。”又追尊傅太后的父亲为崇祖侯，丁姬的父亲为褒德侯；封舅舅丁明为阳安侯，舅舅的儿子丁满为平周侯，皇后的父亲傅晏为孔乡侯，皇太后弟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

太皇太后下诏让王莽辞职回家，让位给皇帝的外家。于是王莽上书请求退休。皇帝派尚书下诏起用王莽，又派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一起去找太皇太后说：“皇帝听说了太皇太后的诏书，非常悲伤!大司马王莽如果不能留任，皇上不敢听政!”太皇太后于是重新下令让王莽继续主持政务。

13 在汉成帝时期，春秋时郑国那种**靡的音乐非常流行，宫廷歌手丙强、景武之流富贵显耀于世，贵戚与皇上都相互攀比竞争，看谁的美女歌舞能压倒对方。皇帝还在做定陶王时，就非常厌恶这种风气，性情上也不喜好音乐歌舞，六月，下诏说：“孔子不是说了吗？‘放郑声，郑声**。’撤销乐府官署。郊祭的音乐和古代兵法上的武乐，都记载在经书里，不是郑国、卫国那样的音乐，可以划归其他官署。”如此裁撤的人员超过原来的一半。但是，百姓已经在郑卫之声中浸**日久，又没有制定新的雅乐来推行，所以豪富吏民的音乐歌舞，一如既往，自娱自乐。

14 王莽推荐中垒校尉刘歆，有才能，有品行，担任侍中，稍后擢升为光禄大夫，地位尊贵，并受到皇上宠幸，更名为刘秀。

【柏杨曰】

刘歆是刘向的儿子。刘向原名刘更生，后改名刘向。而刘歆改名为刘秀，是希图应验图谶。《河图赤伏符》上有一句怪话：“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歆于是改名为刘秀，希望这个预言应验在他身上。

【华杉讲透】

刘歆在历史上还是以“刘歆”留名，在本书中，下文我们仍称他为“刘歆”，以免和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混淆。

皇上下令刘歆负责典校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继承他父亲未竟的事业。刘歆于是综合群书的精华，编成《七略》上奏，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共六部，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刘歆叙述诸子百家，分为九流：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他认为：“九家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主政，而各国君主好恶不同，所以九家之术锋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来取合于诸侯。他们的说法虽然不同，好像水火不容，但又好像水火一样相生(水灭火，长出树木，木又可以生火)，就像仁和义，敬与和一样，相反而相成。《易经》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目标目的都一样，但是思虑繁多，路径不一。除了儒家正统之外，其他各家，分别推崇自己的长处，穷思尽虑，来阐明他们的思想，虽然有弊病不足之处，但是综合他们的要点，也不过都是儒家六经的支派与末流而已，这些学者，如果能遇到明君圣主，对他们的思想加以折中，也都是股肱之才!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如果礼仪教化因为社会动**而失传了，到了最偏远的地方去找，或许还有保存。如今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道术缺废，无所求索。那么，在这九家的思想里面去找，不是比‘求诸野’强吗？如果能修明儒家六艺，再来参考这九家之言，舍短取长，那就是可以通达万方的经略了。”

15 河间惠王刘良能继承先祖河间献王刘德的高尚品行，在母太后薨逝的时候，服丧完全符合礼仪标准。皇上下诏给河间王增加封邑一万户，以作为宗室表率。

16 当初，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秦朝用商鞅之法，废除周朝的井田制，人民可以买卖土地，以至于富者的土地一望无际，而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就在一个县邑里面，有人像君王一样尊贵，有人像公侯一样豪富，小民怎能不困苦!现在要完全恢复井田制是不可行了，但是也应该稍微接近，限制拥有土地的数量，以弥补那些没有土地的，堵塞兼并的途径。也限制豪强拥有奴婢，并取缔主人可以杀死奴婢的特权。轻徭薄赋，让民力得到休养，然后国家可以得到善治。”

等到哀帝即位，师丹又谏言说：“如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的资产都有上亿之多，而贫者越来越穷困，应该给富人的资产设个上限。”天子将师丹的建议让公卿们商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说：“自诸侯王、列侯、公主都应限制土地最高数额。关内侯、官吏、人民都可买地，但都不能超过三十顷。奴婢不得超过三十人。执行到位时间以三年为限，三年不达标的，没收入官府。”

【胡三省曰】

诸侯王、列侯可以在他们的封国内购买土地。留在长安的列侯和公主可以在长安购买土地。但也都不能超过三十顷。诸侯王可以畜养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家里的奴婢限额一百人，关内侯和普通官吏平民，家中奴婢限额三十人。

【华杉讲透】

政策的逻辑，初心是解决贫困，一出手却是解决富人。解决富人的办法又简单粗暴，按爵位高低给每个级别的人设一个资产上限。全都是想当然。这个政策没能实行，也实行不了。不知道如果真的强推，会有什么后果。

当时土地、奴婢都价格低廉，贵戚们都觉得这个政策对自己不利。皇上下诏说：“以后再说。”于是就没有推行。

皇上又下诏：设于齐国的皇家织造厂，每年生产的刺绣绫罗绸缎太多，浪费太大，全部停止，不要再向宫中输送。废除“任子令”(二千石以上官员任职满三年，可以保举自己的同母兄弟或儿子进宫为郎官，这种官员全靠血缘关系，不看才能和品德，现在废除)，废除“诽谤诋欺法”。掖庭内宫女年三十岁以上的，一律遣送出宫，让她们嫁人。官府奴婢五十岁以上的，恢复为平民。年俸三百石以下的基层官员，增加俸禄。

17 皇上在未央宫设酒宴，内者令(少府属官，掌官中帷帐及诸衣物)为傅太后设座，安排在太皇太后旁边。大司马王莽在检查场地布置时，斥责内者令说：“定陶太后是藩国臣妾，怎么能与太皇太后的至尊之位并列呢？”于是将座位撤去，重新设座。傅太后听说后，大怒，拒绝参加宴会，对王莽恨之入骨。王莽又上书请辞。

秋，七月初一，皇上赏赐王莽黄金五百斤，安车驷马，免职回家。公卿大夫们多有称誉王莽者，皇上于是又再加恩宠，在王莽家设置中黄门，为他家驱使(中黄门是宫中太监，专门在王莽家驻场，为他和皇上之间来回传递消息)，每十天赐餐一次。又下诏给曲阳侯王根、安阳侯王舜、新都侯王莽、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都增加封邑若干。任命王莽为特进、给事中，每月初一、十五朝见天子，礼仪与三公相同。又召回之前被遣回封国的红阳侯王立。

傅太后的堂弟、右将军傅喜，好学问，有志向，有品行。王莽既然罢退，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傅喜身上。当初，皇上给外家亲属升官封爵，唯独傅喜称病婉拒。傅太后开始参与政事，傅喜经常谏劝她，所以傅太后不愿意让傅喜辅政。

七月初四，以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给傅喜黄金百斤，交回右将军印绶，以光禄大夫身份在家养病。以光禄勋、淮阳人彭宣为右将军。

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都上书说：“傅喜行义修洁，忠诚忧国，可以为内朝辅政之臣。今天以养病为由，突然遣归，让群众失望，都说：‘傅氏贤子，因为议论不合定陶太后的意思，就被黜退。’百官无不为之抱恨。忠臣是社稷之卫士。当年，鲁国治乱的关键就在季友，楚国的安危在于子玉，魏国的战争与和平全靠无忌，项羽的存亡则看范增。百万之众，不如一贤。所以秦国以千金离间赵王与廉颇，汉高祖散财万金离间项羽，让他疏远亚父范增。傅喜能立于朝廷，就是陛下之光辉，也是傅氏兴废的关键。”

皇上自己也敬重傅喜，所以，第二年又把他召回。

18 建平侯杜业上书诋毁曲阳侯王根、高阳侯薛宣、安昌侯张禹，而推荐朱博。皇帝少年时就知道王氏骄纵气盛，心中不满，因为刚刚即位，暂且优待他们。过了一个多月，司隶校尉解光上奏说：“曲阳侯王根，在先帝坟墓还没有完成时，就公然聘娶掖庭女乐、五官(元帝定妾媵位号，从昭仪起，分十四等。五官位于第十二等，禄秩相当于三百石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王根哥哥的儿子、成都侯王况，也聘娶以前的掖庭贵人为妻，皆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于是皇上说：“先帝对王根、王况叔侄，何等深厚!如今却背恩忘义!”因为王根在当年皇上被立为皇太子时出过力，所以皇上保留他的爵位，将他遣返封国。王况被贬为庶人，遣返故乡。王根及王况父亲王商所荐举的官员全部被免职。

19 九月二十五日，地震，从京师到北边郡国三十余处，城郭崩塌，压死四百余人。皇上以灾异问待诏李寻。李寻说：“太阳，是众阳之长，象征着国君。国君不修道，则太阳失去它的常度，暗淡无光。最近，太阳尤其微弱，光明被侵夺而失去光彩，邪气珥、霓(珥，是日晕。霓，又叫副虹，雨后天空中彩虹，色彩鲜明的叫虹，排列顺序与虹相反，色彩比虹暗淡的叫霓)多次出现。小臣我不知道宫廷内的事，但是，从太阳显现的天象来看，陛下的志向节操比您刚即位时差远了!希望陛下执守乾刚之德，强大自己的心志，遵守治国的法度，不要听女人和邪臣的巧言，还有那些保姆、乳母的卑辞请托，都断绝而不听。一切遵从国家大义，断绝对他们的小小不忍之心，实在不得已，可以赏赐给他们货财，绝对不可以给他们请托的人官位，因为这实在是上天所禁止的啊!

“臣听说，月亮是众阴之长，象征着后妃、大臣和诸侯。最近月亮也多有变异，这是因为母后参政乱朝，阴阳俱伤，两不相便。我是外臣，不知道朝廷内部的事，只是根据天象，推测如此。从天象来看，近臣已经不足以倚仗了。唯有陛下亲自选求贤士，不要让那些邪佞之人显贵盛强，这样才能尊崇社稷，让本朝强大!

“臣听说五行以水为本，水的标准状态是平静，王道公正修明，则百川顺畅，经脉畅通。如果偏颇私党，失去纲纪，则涌溢为败。如今汝水、颖水激流翻涌，与雨水并为民害，这正是《诗经》所谓的‘百川沸腾’，咎在女宠之族。希望陛下能稍稍抑制外戚大臣!

“臣听说地道柔静，是阴的常义。最近关东多次地震(这也是‘阴’出了问题)，务在崇阳抑阴以救其咎，固志以用英俊之才，建威以黜奸邪之人，闭绝私路，拔进英隽，退黜不称职的大臣，以强本朝!根本强，则意志力强，那些想要危害国家的，自然就被折挫了。根本弱，则招殃致凶，为邪谋所欺凌。我听说，之前淮南王刘安谋反之时，他所忌惮的只有汲黯一人，连公孙弘，他都认为不足为道。公孙弘是汉之名相，本朝还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相比，还被刘安轻视，更何况本朝连公孙弘这样的人都没有呢？所以说，朝廷没有人才，就被乱臣贼子所轻视，这是自然的道理。”

【华杉讲透】

李寻的奏章，反反复复说“尊强本朝”，要让汉朝再次强大，核心要旨是要汉哀帝“固志建威”，坚定自己的意志。领导力首先是意志力，执行谁的意志，就是谁在领导。汉哀帝连保姆、乳娘的请托都不能拒绝，就是让她们都可以向人封官许愿了，更不用说后妃外戚，那国家是谁在治理呢？你的意志力强，小人自然不敢妄想乱动，这就是“本强则精神折冲”，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折断他们想冲过来的邪谋。如果领导者意志力弱，“本弱则招殃致凶”，他本来没有邪谋的，都要被你招来。

另一个关键是“朝廷无人，则为贼乱所轻”。朝中没有人才，那乱臣贼子就轻视你，他就敢于铤而走险。这就是《孙子兵法》讲的“道、天、地、将、法”，你得掂量掂量你有几员大将，别人也在观察掂量你有什么样的将。

20 骑都尉(统领骑兵)平当为皇上使派，负责河堤事务，上奏说：“古代的九河，已经都堙没了。按照经义，治水之道，在疏不在堵，挖掘河道疏浚，不是靠堤防壅塞。黄河从魏郡以东，决口很多，河水四处漫延，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内的广大百姓，不可以欺骗，应该广泛征求能疏浚河川的人才。”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

待诏贾让上奏说：“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代君王建立都城，安置人民，整理土地，一定是首先避开河川沼泽、地势低洼的地区，在洪水不能威胁到的地方选址。这样，不会遭遇大水，而小河小溪又能流进来提供水源。在山坡底下，作为湖泊池泽，秋季可以做泄洪区，让洪水左右流动，宽缓而不急迫。土地上有河川，就像人有嘴一样，用土去堵河，就像为了制止婴儿哭泣而去堵他的嘴，哭是马上止住了，但是那孩子也要死了。所以说：‘善于治河的人，疏浚河道让水畅流；善于治民的人，鼓励他们畅所欲言。’(出自《国语》，召公进谏周厉王的话：‘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修筑堤防的传统，起于战国时期，那是因为各国都只管自己，把自己这一边堵住就行。齐国与赵国、魏国，都以黄河为界，赵国、魏国背靠山区，而齐国地势较低。齐国在距离黄河二十五里处筑堤，河水东抵齐堤，为齐堤所阻，则向西泛滥于赵、魏。于是赵、魏也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筑堤。他们这样的做法虽然不对，但是毕竟还都留出了泄洪区。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河堤内填淤的土地肥美，百姓开始在里面耕田，长时间没有水害，又在里面盖房子，慢慢形成村落。大水再来，这些村庄被淹没，于是他们又建起新的堤防以自救，如此渐渐离开他们的城郭，排干水泽，建房居住。所以说，这样的居民区遭水灾，那是理所当然!如今的堤防，狭窄的地方，距河岸只有几百步距离，远的地方，也不过距河岸数里地而已。所以说，在原来的大堤之内，又有好几重河堤，民居充斥其间，这都是前世所排干的泄洪区。黄河从河内郡黎阳到魏郡昭阳，东西两岸还都有石堤，洪峰受到阻挡，激**而还，百余里间，河水来回两次向西，三次向东，如此迫阨，不得安息。

“如果行上策，是将冀州的人民迁走，将黎阳遮害亭河堤拆除，放黄河向北流入渤海。黄河向西有大山，向东有金堤，水势不会冲击太远，泛滥的河水，一个月就能平定下来。反对的人可能会说：‘如果这样，败坏城郭、房屋和坟墓以万计，百姓会怨恨。’可是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山陵挡路的都摧毁，所以才能开凿龙门口，洞穿伊阙山，开辟底柱山，击破碣石山，毁坏割绝天地本来面貌。至于城郭、村庄、坟墓，那都是人工所造，何足道也!如今黄河沿岸十个郡，每年治河费用都上亿，而等到决堤洪灾的时候，所摧残的损失，无法计算。如果拿出数年的治河经费来安置所迁移的人民，遵照古代圣人的方法，重新确定山川之位，让神人各得其所，不互相干扰为害。我大汉方制万里，为什么要去和河水争夺咫尺之地呢？此功一立，河定民安，所以说是上策。

“如果在冀州多穿漕渠，让人民得以灌溉农田，分杀水怒，虽然不是圣人之法，也可以算是救败之术。可以从淇口以东修筑石堤，多设闸门。反对的人可能认为，黄河大川，难以禁制。但是，从荥阳的漕运渠道效果就可以看出来了。冀州灌溉渠道水尽时，就关闭荥阳水门，让河水流入灌溉渠道。旱灾来的时候打开东方闸门，用来灌溉。洪灾来的时候打开西方闸门，使水流分散，保护农田不要受灾。这样，堤防才能发挥作用。这也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能维持一百年，所以说是中策。

“如果只是修缮原来的堤防，低的堤防加高，薄的堤防加厚，劳费无已，年年遭灾，那是最下策!”

【胡三省曰】

贾让所规划的上中下三策，从汉朝到现在，没有能照做的。大概古人论事，都喜欢说上、中、下三策，其上策大多是孟浪而惊世骇俗，中策则平实而合乎时宜，下策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王夫之曰】

治河之策，贾让所言，正是千古之龟鉴，而平当寥寥数言，也说到了本质，这正是鲧失败的原因和禹成功的根本，就算尧舜那样的圣君，也不能和黄河争胜。而小民之常情，就是贪图田庐之利，就想住在河边。劳动天下，以满足他们的欲望，自己得利一时，而遗祸子孙，这都是古今通病。而后世之谋臣呢，耍弄君王，劳民伤财，却不能按大禹的治河方针去做，原因是两个：

一是所谓贤者，拿一筐土，去暂时堵塞了滔天黄河，河岸百姓唱起歌谣来歌颂他，甚至建起祭庙来祭祀他，于是功显朝廷，名动天下，所以好事者踊跃，都要来做抗洪英雄。

二就是那时不肖的贪官了，公帑之出纳，浩繁而没有凭据，很容易贪污，民夫之征调呢，又可以乘威以指使，享其利而利其灾，大发国难财。灾区当地官员和参与其中分利的奸佞之人，个个为他唱赞歌，危词痛哭，把灾情的严重和灾区人民的悲惨说得感天动地，以动上听。所以从秦汉以来一千五百年，奔走天下谈黄河，言满公车，牍满故府，疲惫豫、兖、徐三州之民，来填这一河之壑，而一旦溃败，就都成了鱼鳖。

黄河之害，不是那河要害民，是民贪其利而自害耳!都想在泄洪区居住，民有良田，国有赋税，舔舐那刀锋上的蜂蜜，不怕自己的舌头被割断。假如能算一百年的账，想想天下土地之广，按贾让所说，迁移冀州之民，又有何不可呢？难道比年年抗洪疲劳困毙还难吗？数千年都逃不脱鲧的覆辙，是因为国君不明，而贪功嗜利之臣民，积习不可破。平当之言，贾让之策，就像两支巨烛，燃放于历史的天空，而君臣百姓，都视而不见，不亦悲乎!

【华杉讲透】

但凡上中下三策，你找那最笨的，花钱最多的，耗时最长的，往往就是上策，就是胡三省说的“孟浪而惊世骇俗”了。虽然它看起来最贵，实际上最便宜，一本万利，而且是万世之利。贾让把管一百年的办法还称为中策，因为他的格局是一千年。但是迁走之后，怎么能阻止河定之后，新的移民又进入肥沃的黄泛区，那又是问题了。王夫之说“积习不可破”，确实不可破，因为你是和这些庸人同处一个社会。

钱穆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古寺，大雄宝殿门前，两棵参天巨柏，气势如虹，那柏树长到这么大，至少五百年，当年那建寺的首任方丈，他栽下这两棵树的时候，知道自己是看不到树长大的，他看到的，他打造的，是五百年后的场景，也就是说，他的格局是五百年。后来，一次雷电，劈毁了一棵树，这五百年后的方丈，在那死树空出来的位置，种了一棵夹竹桃。夹竹桃嘛，今天种下，明年就赏花。他的格局，就是一年而已。

21 孔光、何武上奏说：“要撤除的亲情已尽的祖先祭庙的名次，应当及时确定下来。请陛下与群臣讨论。”当时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都认为：“孝武皇帝虽然功勋卓著，但亲情已尽，应撤除祭庙。”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却提出异议，说：“按照《礼记》，天子的祭庙应有七座。七是正规的数量，可以作为常数。被尊为‘宗’的，不在此数中，宗是变数。如果有功德，就被尊为‘宗’，因此不可预先规定宗的数量。我们愚昧地认为，孝武皇帝的功勋那样大，而孝宣皇帝又如此尊崇他，不应该撤除他的祭庙!”哀帝观看奏议后，指示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建议可行。”

22 何武后母在蜀郡，派遣官吏去把她迎回京师，正赶上成帝驾崩，官吏担心道路上有盗贼，暂时停止出发。皇上左右的人讥刺何武，说他侍奉母亲，不能笃实切行。皇帝也有改换大臣的意思，冬，十月，下诏将何武免职，以列侯身份回归他的封国。十月初九，任命师丹为大司空。师丹见皇上大量匡改成帝的政策，于是上书说：

“古代新君登基，沉默不言三年，政事一律听于家宰，三年内不改变父亲的政策。”

【华杉讲透】

新君即位，三年不言，不发表意见，一切听宰相的。这背后有两个理念：

一是孝道，为亡父守孝三年，平民百姓，是什么也不干，在父亲坟墓旁搭一个草庐，守孝三年。天子有国家的责任，必须在朝坐镇，但是也不处理政事。孔子说孝道：“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父亲在世的时候，观察他的志向；父亲没了，观察他的行为，如果三年内，都不改变父亲的做法，父亲信任的人，他继续信任；父亲照顾的人，他继续照顾；父亲制定的政策，他继续执行，这就是孝了。

第二个理念，是新君即位，一动不如一静，自己不动，观察臣子们怎么动。新君不是新官，新官上任三把火，要马上证明自己的能力。新君不需要，因为他什么也不做，还是君，做错了，就会有损自己的威信，甚至改变权力的平衡。殷商时，高宗武丁即位，朝中都是父亲的大臣，他真的做到三年一言不发，让他们自己干，躲在后面观察，既评估每一个贵族大臣的立场和能力，观察他们之间的派别关系以及各种政治活动，同时，又避免自己的任何想法和意图，被他们发觉或误解。三年期满了，满朝文武都求他说话。武丁还是不说，手写了一段答复：我不是不想说话啊!但是，我是君主，我的一言一行，都是天下的楷模，我怕我德不配位啊，我说话，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错了，大家也照着做，那不就危害天下吗？所以我不是不想说话，我是真的不敢说啊!

这时候，群臣纷纷表态，无论您说什么，我们都照做!武丁这才开口了，从此，一切按他的意志办，成为一代圣君。

不过，武丁是一个特例，是他的手腕。新君登基，没有三年不办事的。他做储君时，已经打了半辈子腹稿，要行使自己的意志。而一朝天子一朝臣，都在等着重新洗牌。哀帝的问题，并不是他干得太多，而是他干的，都是傅太后的意思。

“之前大行皇帝棺椁还停在灵堂，而官爵臣子以及亲属们，都已经赫然贵宠起来，封舅舅为阳安侯。皇后尊号还未定，就预封她父亲为孔乡侯，解除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的职务。诏书频繁地下达，变动政事，疾如闪电，毫不缓和。臣不能明陈大义，也不能坚决地推辞封给我的爵位，也相随着无功受封(成为高乡亭侯)，增加了陛下的过失。最近郡国多地发生地震，大水涌出，杀伤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这都是因为陛下举措失中，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颠倒的反应。

“人之常情，如果没有儿子，六七十岁了，还要多娶妻广为求子。孝成皇帝深刻地洞察天命，知道您的至德，所以虽然自己身在壮年，却克制自己的私心，立陛下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继体，四海安宁，百姓不惧，这都是因为先帝圣德，又合乎天人之功了。臣听说‘天威不违颜咫尺’，头顶三尺有神明，愿陛下深思先帝之所以选立陛下的意图，克制自己，躬行道德，以观察群臣的跟从与教化。天下，就是陛下的家。亲属亲信们何愁得不到富贵呢？只是不要这样急切仓促，这样不长久啊!”

师丹数次呈上奏书，大多是这样恳切的直言。

傅太后的侄子傅迁在皇上左右，尤其倾危奸邪，皇上很厌恶他，将他免职，遣归故乡。傅太后怒，皇上不得已，又把他找回来留任。丞相孔光与大司空师丹上奏说：“诏书前后相反，天下疑惑，无所取信。臣等请求将傅迁遣返故乡，以消除奸党。”但傅迁最终还是没有被遣返，反而官复原职为侍中。皇上被傅太后所逼，都是这一类的事。

【王夫之曰】

成、哀之世，汉朝哪里还有什么君臣!只有妇人。哀帝之初，傅氏与王氏争而傅氏胜，哀帝之亡，王氏与傅氏争而王氏胜。胜者乘权，而不胜者愤，二氏之荣枯，举朝野而相激以相讼，悲夫!

说傅迁是倾邪之人，就公推傅喜之贤。这和指斥王根、王立的骄横，而推举王莽，有什么区别呢？王莽被废，吏民在宫门前叩头讼冤，贤良对策而相互激励，都被那王莽虚伪的谦让所迷惑引诱，人心思归，贤者也不免上当。如此看来，那傅喜到底是真贤还是假贤，又有谁知道呢？四海之大，竟没有可以托孤寄命之人，唯区区王、傅两个老妪的爱憎是争。呜呼!率天下而奔走于闺房之颦笑，国家的格局，就在那两位老妪的闺房之中了。

23 议郎耿育上书为陈汤伸冤说：“甘延寿、陈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雪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他们的丰功伟绩，岂有人能与之相比吗？先帝嘉许，于是下明诏，宣著他们的功勋，并为之更改年号(当年为建昭六年，因为陈汤诛杀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又修明顺服，为汉朝保卫边塞，所以改年号为竟宁元年)，传之无穷。于是，南郡贡献白虎，边陲没有警备，当时正赶上先帝病卧在床，但仍然垂意不忘，数次派尚书责问丞相，赶快给他们核定奖赏等级。唯独丞相匡衡，排斥不肯给，最后封甘延寿、陈汤仅仅数百户，让功臣战士们失望!到了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欲专擅主上之威，排斥妒忌有功之臣，竟然让陈汤孤零零地被逮捕下狱，不能自明，最终以无罪之身，年老而被流放，弃置于边陲。敦煌正当西域通道，让威震西域的大汉功臣，转眼之间就罪及其身，为郅支单于的残部遗虏所耻笑，诚可悲也!至今出使西域的人，没有一个不述说陈汤诛灭郅支单于的故事，以扬我大汉国威之盛。那么，我们用人家的功勋来威慑敌人，又抛弃他这个人来让他的仇人快意，岂不令人痛心!况且居安思危，盛必虑衰，如今国家既无文帝累世之富饶，又无武帝满朝文武俊才。枭俊擒敌之臣，唯有一个陈汤而已!假使他已经死亡，没有赶上陛下，我们还希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勉励后进之人。而陈汤幸得还活着，身当圣世，距他立功的时间，还不算太久，为什么要反而听信那些邪臣的话，把他鞭逐斥远，让他的家族逃亡分窜，死无葬身之地呢？有远见的人士，无不认为，陈汤的功勋，世人没有一个赶得上的，而他的过错，都是人之常情(无非是贪财图利，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大罪)。陈汤尚且如此，虽然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立下如此艰苦卓绝之功，还是免不了受制于嫉妒之臣的唇舌，成为流放边境的罪犯。这是我为国家所担心的了!”

奏书递上去，天子召回陈汤，卒于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