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48年)
1 春，正月初四，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赦天下。
2 三月初十，立王政君为皇后，封皇后父亲王禁为阳平侯。
3 将三辅(京兆尹、右扶风、左冯翊)地区、太常(掌祭祀和诸陵邑，所以有公田)、各郡国公田及皇家林苑所出产的物产，可节省或结余的，用于赈济贫民。对于财产不到一千钱的，借给他们种子和粮食。
4 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汉同胞弟弟的儿子，中常侍许嘉，继承平恩侯爵位。
5 夏，六月，传染病流行，令太官(掌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减少膳食，又减少乐府编制，减少苑中养马，以赈济难民。
6 函谷关以东十一个郡和封国，都发生洪灾，造成饥荒，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官府组织转运周边郡国粮食相救。
7 皇上一向听说琅玡人王吉、贡禹都通晓儒家经典，德行高洁，就派使者去征召他们。王吉在路上病死；贡禹到京师，拜为谏大夫。皇上数次虚心问政，贡禹上奏说：
“古代人君节俭，只收十分之一的赋税，没有其他赋税徭役，所以家家户户都能自给自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时期，宫女不过十余人，皇家马厩里的马，也不过一百余匹。后世争相奢侈，越来越严重，臣下也跟着仿效。臣愚以为，要完全效法太古时期，当然困难，不过至少也应稍微学学前人的样子，节省开支。如今宫室已经有了定制，没法再裁减了。但是其余的东西，可以尽可能地减损。以前在齐地负责制作皇家冠服的三服官(三服指春、夏、冬三季服装)，一年为皇室织造的衣裳，不过十个竹箱。现在呢，齐地三服官春、夏、冬三季织造，每季都有工人数千人，一年费用数亿钱。皇家马厩里用粮食喂养的马，将近一万匹。武帝的时候，又多取美女数千人，充填后宫。到武帝崩逝的时候，陪葬的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多达一百九十种，又将后宫女子送去守陵。到了孝宣皇帝崩逝，陛下自己不好意思说减损，群臣呢，也按过去的惯例，甚为痛惜!皇家如此，就上行下效，妻妾的规模，大大超过常度，诸侯王的妻妾，有的多达数百人，豪富吏民蓄养歌姬也有数十人，所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贫穷人家都娶不到老婆。到了埋葬的时候，也大兴陪葬之风，导致地上财富一空，地下全是宝藏。这种过错，都是皇上带动的，而大臣们也有因循援例之罪。希望陛下深察古人的正道，跟从那些俭朴的天子，大大地减损您的车辆、衣裳、器物的开支，至少减去三分之二。选择后宫的贤者，留二十人，其他的都放她们回家。至于先帝陵园中守陵的宫女，没有生育子女的，也应该放她们回家。皇家马厩里的马，有数十匹就够了。只留下长安城南上林苑作为打猎之用，其余的一概废除。如今天下饥馑，难道不正应该大大地减少天子的开支，以赈济万民，合乎天意吗？天生圣人，是为了万民福祉，不是为了供奉他一个人享乐!”
天子纳善其言，下诏，令各地宫殿行馆，皇上很少去的，就不要再修治了。太仆(掌管皇帝舆马及马政)要减少用粮食喂养的御马，水衡都尉(掌管上林苑)要减少用肉喂养的野兽。
【司马光曰】
忠臣事奉君王，应责求君王去做他比较难做到的事，那容易做到的，不用怎么费力，他也能做好。要补充他的短处，他所擅长的部分，也不需要臣子去劝勉。汉元帝即位之初，虚心向贡禹求教，贡禹应该抓住机会，先就其所急，再慢慢说这些可以暂缓办理的事。汉元帝的主要问题，在于优柔寡断，谗佞弄权，这才是当时的大患。贡禹不从这里着手。而恭谨节俭，本来就是汉元帝一贯的志向，而贡禹却不厌其烦侃侃而谈，这是为什么呢？假如以贡禹的智慧，没有看出当时的问题所在，那他就称不上是贤人。假如他看出来了，却不说出来，那他的罪就大了。
8 匈奴呼韩邪单于再上书，说民众困乏。皇上下诏，让云中、五原郡转运谷物二万斛给单于。
9 这一年，开始设置戊己校尉，在车师故地屯田。
初元二年(甲戌，公元前47年)
1 春，正月，皇上行幸甘泉，祭祀天神。
乐陵侯史高以外戚身份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做他的副手。萧望之是当时名儒，和周堪都曾担任皇上的师傅，皇上信任他们，经常在退朝之后，再接见二人，讨论历代治乱故事，陈述国家大政方针。萧望之又推荐宗室出身，通晓儒家经典，有德行，现任散骑、谏大夫的刘更生做给事中，与侍中金敞一起，在皇上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皇上恢复古制，多方匡正皇上的错误，皇上也非常信任、偏向他们，并欣然采纳他们的意见。史高虽然地位在他们之上，但只是充数而已。史高由此与萧望之有了矛盾。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就掌管枢机，明习文法。皇上即位后，身体多病，认为石显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又是宦官，不是骨肉之亲，也无婚姻之家，精明干练，责任心强，就将政务委任给他，事无大小，都由石显转呈上奏，再由皇上裁决。于是石显贵幸，权倾朝野，百官都敬畏事奉他。石显为人，机巧慧黠，办事周到，特别能领会皇上的意图，又心机极深，善于诡辩，中伤他人，为人睚眦必报。石显与车骑将军史高互为表里，议论政事，常常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跟萧望之等一致。
萧望之等人憎恨许氏、史氏两个外戚家族的任性妄为，现在又恨弘恭、石显擅权，于是向皇上上奏说：“中书是政务之本，国家的枢机部门，应该由通达、光明、公正之士担任。汉武帝的时候，因为皇上总是在后宫游宴，所以用宦官担任。但是，这并非古制。皇上应该罢免中书宦官，以符合刑人不在君侧的古义。”这个意见提出来，就和史高、弘恭、石显等人翻脸决裂了。皇上刚刚即位，性格谦让，对既定的安排，难以作出改变，萧望之等人的建议，商议很久，还是不能决定，反而将刘更生提升为宗正(刘更生之前是给事中，是宫廷内的官员，现在去做宗正，反而不能进入宫廷了，萧望之一方在皇帝身边反而少了一人)。
萧望之、周堪数次向皇上推荐名儒、茂才以任谏官。会稽人郑朋想要攀附萧望之，就上书告状，说车骑将军史高派他的门客到地方郡国图奸牟利，又说许氏、史氏子弟的罪过。皇上把奏章给周堪看，周堪建议，让郑朋到金马门待诏。郑朋又给萧望之写信说：“将军志向如何呢？是做到管仲、晏婴那样就止步了呢，还是要忙得过了中午都吃不上饭，功德直追周公、召公才满意呢？如果将军您的志向只是管仲、晏婴而已，那我将隐居山林，老死而已；如果将军欲兴周、召之遗业，也要亲接贤士，忙得过了中午都吃不上饭，那区区在下，愿竭心尽力，以奉将军万分之一!”
萧望之接见郑朋，推诚相待，后来发现他不过是个倾危邪恶的小人，于是和他断绝联系，不再接触。郑朋是个阴险小人，由失望而怨恨，马上转投许、史阵营，说他之前告许氏、史氏的状，“都是周堪、刘更生教我说的，我是关东人，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呢”。于是侍中许章建议皇上接见郑朋。郑朋从宫中出来，扬言说：“我刚刚向皇上报告了前将军萧望之五项小过错，一项大罪!”
待诏华龙，品行卑污，想要投靠周堪等人。周堪等人不接受他。于是华龙也和郑朋勾结起来。
弘恭、石显就指使郑朋、华龙二人，告萧望之等阴谋罢黜车骑将军史高，疏远许氏、史氏两大外戚家族。郑朋、华龙二人特意在萧望之休假的时候上奏，皇上就把奏章交给弘恭调查。萧望之说：“外戚在位，奢侈骄**，我要皇上疏远他们，是为了国家，不是什么邪谋。”
弘恭、石显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成一党，数次诋毁大臣，离间皇上骨肉亲戚，以达到他们专擅权势的目的，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皇上派谒者把他们召到廷尉!”当时皇上刚刚即位，不知道把人交给廷尉就是关进监狱的意思，同意了他们的奏报。后来皇上要召见周堪、刘更生，左右回答说：“已经逮捕下狱。”皇上大惊，说：“不就是让廷尉问问话吗？”于是责备弘恭、石显，二人叩头谢罪。皇上说：“赶紧把他们放出来工作!”弘恭、石显就让史高出面跟皇上说：“皇上刚刚即位，还未能以道德教化闻名天下，却先把自己的师傅关进了监狱。现在，既然已经关进监狱，只能将他们免职了(总不能说皇上搞错了吧)。”皇上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说：“前将军萧望之，给朕做了八年师傅，没有其他什么罪过，如今事已久远，不能尽记，有些遗忘了。赦免萧望之的罪，收回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周堪、刘更生贬为庶人。”
【华杉讲透】
汉元帝的糊涂，糊涂到不可思议。二十八岁做皇上，这一年他已经二十九岁，之前做了二十多年太子，他居然不知道把人交给廷尉就是下狱!史书上这么写，读的人都不敢相信。稀里糊涂把自己的辅政大臣关进监狱里去了，知道是自己钻进了对方政治对手的圈套，然后又能将错就错干脆就把他们扳倒了。他基本上是梦游，走到哪儿算哪儿，有人把他往哪边牵一下，他就往哪边走。面对这种皇上，萧望之、周堪这样的人，当然不是弘恭、石显的对手。因为萧、周操心的是怎么治理国家，弘、石研究的是怎么操纵皇上。
2 二月二十七日，皇上封弟弟刘竟为清河王。
3 二月二十八日，陇西地震，城郭崩坏，房屋倒塌，压死很多人。
4 三月，立广陵厉王刘胥的儿子刘霸继承王位(宣帝五凤四年，刘胥以罪自杀，封国撤除，现在立他的儿子)。
5 下诏罢去黄门所管理的车驾犬马，水衡都尉所属的皇家花圃，宜春宫所属的御花园，以及少府掌射猎的官员佽飞管辖的池塘，以及皇家射猎鸟禽用的池田等，全部开放给贫民。又下诏赦天下。号召推荐茂才(优秀人才)、异等(有特别能力的人)、直言极谏之士。
6 夏，四月，立皇子刘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推荐太原太守张敞，是先帝时期的名臣，宜辅佐皇太子。皇上问萧望之意见。萧望之认为张敞是能吏，足以胜任繁杂纷乱的工作，但是行为轻佻，不是太子师傅之器。天子派使者去征召张敞，想让他做左冯翊，但是不巧，张敞恰在此时病故了。
【华杉讲透】
张敞很有才能，但是没有威仪。曾经在朝会之后，走马过章台街，让车夫赶马快跑，他自己用折扇拍马，招摇过市。他还有一个著名的轶事，成了成语，叫作“张敞画眉”，用以比喻夫妻感情之好。他总是在家给他妻子画眉毛，画出了名，长安城中都传说张敞画的眉毛好看。有司弹劾他，说他不成体统。汉宣帝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不以为意，回答说：“臣听说闺房之内，夫妻之间的私情，比画眉毛过分的事情多了去了。”宣帝爱惜他的才能，没有责备他。但是，张敞也因此始终没有得到大用。
关于张敞画眉，还有一些传说花絮。说他每天给妻子画眉，是因为他妻子眉角有一点伤痕，所以他每天都仔细画眉遮盖。又说那伤痕就是他造成的，小时候他和妻子同村，张敞顽皮，扔石子打伤了小姑娘，当时跑掉了。后来听说姑娘长大后因为破了相嫁不出去，他就回家提亲，娶了姑娘。后面这些都是传说了。总之，张敞画眉，与韩寿偷香、相如窃玉、沈约瘦腰，合称中国历史四大风流韵事。我们也很乐意，在密密麻麻都是“弃市”“族”“人相食”等残酷词语，鲁迅说字缝里满本都写着“吃人”的中国历史中，能添加一点烟火气息。因为下一段马上又要“人相食”了。
7 下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给事中，每月初一及十五日朝见。
8 函谷关以东发生饥荒，齐地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
9 秋，七月二十七日，又发生地震。
10 皇上重新征召周堪、刘更生，想用他们做谏大夫。弘恭、石显从中阻拦，改任为中郎。
皇上非常器重萧望之，想要任命他做丞相，依靠他处理政事。弘恭、石显以及许、史两家兄弟，侍中、诸曹等，对萧望之都心怀怨恨。
正在这时，刘更生派他的母家亲戚上书说：“地震灾变，是应在弘恭等人身上，不是因为萧望之、周堪和刘更生，臣愚以为，应该罢退弘恭、石显，以彰显对他们遮蔽善人的处罚，进用萧望之等人，以疏通贤者的上行通道，如此，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源塞也。”奏书送上去，弘恭、石显等怀疑是刘更生指使，向皇上建议逮捕上书者，审问他的后台，果然供出是刘更生指使。于是将刘更生再次逮捕下狱，贬为庶人。
这时，萧望之之子、散骑、中郎萧伋也上书为萧望之之前的事申冤，事情交给有司调查，有司回复说：“萧望之之前有罪，案情清楚，并没有人诬陷他。而他却指使儿子上书，引用一些说自己无辜的诗句，有失大臣体统，对皇上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深知萧望之高洁，一定不会接受被逮捕的屈辱，于是向皇上谏言说：“萧望之之前幸得皇上宽待，没有下狱，后来又赐给他爵位和封邑，他却不悔恨服罪，反而觉得冤枉，让他的儿子上书鸣冤，把过错推到皇上身上，自以为是皇上师傅，不可能送他进监狱。如果不让他到监狱走一遭，挫一挫他的傲气，打掉他那不满的心理，恐怕朝廷以后也不会施恩给他，因为他都不知道感激啊!”
皇上说：“萧太傅一向刚烈，他怎么肯到监狱去!”石显等人说：“人命至重，谁不爱惜自己生命呢？萧望之的罪，只是一些言语上的小罪，他也没什么好担忧的，不要紧!”皇上就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冬，十一月，石显等将逮捕萧望之的诏书封好，交给谒者，下令交给萧望之亲自拆封。然后，又令太常火速征发执金吾车骑包围萧望之宅第。使者到，召萧望之。萧望之问他的门生，鲁国人朱云。朱云是个崇尚节烈的人，劝萧望之自裁。于是萧望之仰天长叹说：“我曾经位居将相，年过六十了，还要进监狱里去苟且偷生，那不是太可鄙了吗？”然后称呼朱云的字号说：“游!赶紧给我配药来，不要让我久留不死!”于是饮药自杀。
天子闻之大惊，击打着手掌说：“我本来就怀疑他不会去牢狱，你们果然杀了我的贤师!”当时，御厨正送来午饭，皇上不吃饭，为之涕泣，哀恸不已，左右为之感动。于是召集石显等责问，说他们考虑问题不够周详。石显等人脱下冠帽谢罪，好一阵子皇上才平复了。皇上追念萧望之不已，每年都派使节去他的坟墓前祭祀，终其一生，都没有间断。
【司马光曰】
孝元皇帝为君，太奇怪，太容易被欺骗，太难以醒悟。之前弘恭、石显陷害萧望之，或许很难分辨。到了要逮捕萧望之下狱，皇上知道萧望之刚烈，必宁死也不肯到监狱去，弘恭、石显则极力劝说，不必担心。结果萧望之果然自杀。这一次，弘恭、石显欺君陷害已经太明显了，就算是一个中等智力的君王，也会感动奋发，一定要处罚欺骗他的邪臣。孝元皇帝则不然，自己涕泣不能进食以哀悼萧望之，却不能诛杀弘恭、石显，仅仅让他们免冠叩头就通过了。如此，则奸臣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这就让弘恭、石显肆其邪心，无所忌惮了。
【华杉讲透】
刘奭是昏君，弘恭、石显是奸臣，那么，从萧望之身上，我们又能学到什么呢？萧望之有没有错呢？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如果我是萧望之，我应该怎么做？理念是什么？
《孙子兵法》讲将道，讲将领的五种性格缺陷：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领导力，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性格。反之，领导者的灾难，往往也是一种性格缺陷。
将领有五种性格缺陷，是最危险的。
一、不怕死，一味死拼，就会被敌人所杀。
二、贪生怕死，没有必死之心，又会被俘虏。
三、愤怒急躁，经不起刺激，会中激将法之计，愤而出战送死。
四、廉洁，爱惜名誉，经不起污辱，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洗清别人泼在自己身上的脏水，而不顾性命出战，中计。
五、爱护居民，也会被人利用，或让他为掩护居民而烦劳，或驱使人民为炮灰，让他不忍作战，而敌人就藏在里面。
这五种性格缺陷，都是将领的过错，用兵的灾害。军队覆灭，将领身死，都是由于这五种危险造成的，不可不警惕!
萧望之不是说他备位将相吗？他就应该知道将道，他就死在性格缺陷上，一是“必死，可杀也”。弘恭、石显知道他必死，果然就利用这一点杀了他，他完全是按对方写的剧本走的。
第二个是根源，就是“廉洁，可辱也”。萧望之的原话：“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夫!”这就是太爱惜自己的羽毛，太爱惜自己的形象。这不是生存智慧。想当年，萧何因为形象太好，为刘邦所忌惮，他就故意让家人违法乱纪，抢夺民田，让告他状的奏章送到皇上那儿去，让皇上看到他萧何也有大缺点，难成气候，以此求得自己的安全。
萧望之不是萧何，对于他来说，人格比生命还重要。但是，他既然是国家股肱大臣，当知国家的命运也很重要，为什么不能活下来，和弘恭、石显斗争呢？他的死，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家庭不负责任，对国家不负责任，对他的皇上徒弟不负责任，特别是——这何尝不是他对皇上的报复和惩罚!你居然要敲打敲打我？!那你就看看我怎么敲打你!刘奭终生为师傅上坟，也是接受了这个敲打、这个惩罚，这是他师徒二人的对话。
性格决定命运，天大的智慧和本事，也突破不了自己性格的天花板。就像刘奭，他贵为皇帝，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是，他却有一个巨大的和帝位不相称的性格弱点——懦弱。他不杀弘恭、石显，不是智力问题，不是不知道自己被骗了，而是懦弱，把这两个称心称手的人再杀了，一大堆事自己还得重新安排，这巨大的责任让他恐惧，他也就假装糊涂，接受他们的辩解了。
11 这年，弘恭因病而死，石显继任中书令。
12 当初，汉武帝灭南越，设置珠厓郡(今海南琼山县)、儋耳郡(今海南儋州市)在海岛上。官吏和士兵，都是中原人，对当地人侵暴欺凌。当地人呢，也很凶暴，自以为阻绝于大海之外，中央力量不能到达，经常违反官吏禁令，隔几年就造一次反，杀死官吏，汉朝廷则发兵击灭平定，二十余年间，一共反了六次。到宣帝时，又再反。到当今皇上即位的第二年，珠厓郡山南县又反，朝廷发兵镇压，反而其他郡县也跟着叛乱，连年不断，不能平定。皇上与群臣商议，想要增派大军。待诏贾捐之说：
“臣听说，以尧、舜、禹之盛德，统治的地方也不过方圆数千里，西接沙漠，东至大海，朔方以南，就是中原文化所及的地方。愿意接受中原教化的，朝廷就去治理；不愿意的，也不强迫统治。所以，君臣都得到歌颂，凡是有生气的动物，都各得其宜。
“武丁、周成王，分别是殷朝和周朝之大仁之君，他们的疆土，东边也不过江国和黄国，西边不超过羌、氐，南边不超过荆国蛮夷，北边不超过朔方，所以颂声并作，凡是会听会看的动物，无不安乐过活。越裳部落通过九重翻译，来向中原朝献，这不是武力所能做到的。
“到了秦朝，兴兵远攻，因为向外贪求，却让国内空虚，以至于天下溃散反叛。汉文帝偃武修文，在文帝时期，一年审案不过数百起，赋税低，徭役简便。到了汉武帝时期，厉兵秣马，征讨四夷，天下一年诉讼案件以万计。赋税烦多，徭役繁重，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也要在亭障站岗，孤儿号哭于道路，老母、寡妇饮泣于街巷，这都是开拓的疆土太大，政法不休之故。如今函谷关以东的民众，生活困难，流离失所，人之常情，莫不亲近父母，爱恋夫妇，如今发展到卖妻子，卖儿女，法律不能禁，道义不能止，这才是国家真正的大忧大患。而陛下忍不下一时的恼怒愤恨，要将中原士众，驱之于大海之中，以快心于幽冥之地，这不是救助饥馑，保全百姓的做法!
“《诗经》说：‘蠢尔蛮荆，大邦为仇。’(你这愚蠢的蛮荆，竟敢与大国为仇。)意思是说，圣人在位，自然四夷宾服；中原衰乱，自然蛮夷先叛。这种祸患，自古有之，蛮荆尚且反叛，何况万里之外的南方蛮夷呢!骆越之民，父子同在河中洗澡，习惯用鼻子饮水，与禽兽无异，本来不值得设置郡县。其地孤悬大海之中，雾大露重，气候潮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大军前去，敌人还没见到，战士已经死了。所谓珍珠、犀牛、玳瑁，也不是只有珠厓郡有，放弃它一点也不值得可惜，不讨伐也不会损失威信。那里的人民，如同鱼鳖，不值得争取。
“臣再以当年讨伐羌族叛乱的事例作一佐证，大军在前方作战，还不满一年，前线距长安不超过一千里，军事费用已经达到四十多亿，大司农所辖的国库积蓄全部用尽，然后再用少府专门用于供养天子的宫廷积蓄。就区区一隅的问题，还花费这么多，更何况劳师远袭，只有士卒死亡，没有军事成功!
“这种事情，在历史中找不到先例，在当今相似的案例中，又看到如此巨大的害处。臣愚以为，那些不是冠带之国，没有礼仪教化的地方，《尚书·禹贡》所提到过的，《春秋》上也有记载的这些远方蛮夷，还是不要去理会吧!希望国家能放弃统治珠厓郡，专心处理关东人民的忧患，体恤他们的痛苦!”
皇上将贾捐之的意见，征询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当讨伐。丞相于定国认为：“之前连年兴兵攻打，护军都尉、校尉以及军丞派去十一人，只有二人生还。战士及运输部队死者一万人以上，军费三亿多，也没能平定。如今关东困乏，人民困难，民心摇动，我同意捐之的意见。”
皇上听从。
贾捐之，是贾谊的曾孙。
初元三年(乙亥，公元前46年)
1 春，皇上下诏说：“珠厓虏杀吏民，背叛为逆。参加廷议的大臣，有人说可击，有人说可守，有人说放弃，各有理由。朕日夜思考各方意见，羞于国威受损，就想诛灭他们；犹疑不敢冒险，就想屯田；通达时事变化，则为天下万民担忧。天下万民的饥饿，与远方蛮夷的不服，哪个重要呢？况且宗庙的祭祀，在灾荒年间，都不能齐备，我怎么能去计较那微不足道的羞辱呢!如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赡养，又以动兵，不仅劳民伤财，而且还要再生凶年。现在我决定，撤销珠厓郡。当地人民向慕礼义，愿意迁到大陆定居的，就安置他们。不愿意的，也不强迫。”
【华杉讲透】
这一段议论，十分精彩，开疆拓土，往往并没有什么“国家利益”，不过是君王的好胜心和征服欲，秦皇汉武都是这种情况。而当远方人民反叛，一定要立刻出兵平定，也不关乎国家利益或人民幸福，而是觉得君威受损，不忍其忿，必欲诛之而后快。汉武帝要扬威四夷，以至于他在位后期，全国人口大量减少，他崩逝的时候，人口只有他登基时的一半，就是这么惨!元帝远远没有武帝的才干，更不能去学武帝的做派。
贾捐之直接指出了这其中的两个本质：一是兴师远伐，与国泰民安无关，甚至恰恰是对国家人民的巨大威胁；二是直指汉元帝——“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您要做什么呢？不是为国为民，就是不忍其忿，自己快意恩仇而已，对人民有百害而无一利。
而汉元帝的诏书，也回应了贾捐之的批评：“朕日夜唯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乎时变，则忧万民。”这真是说到了本质上，三个决策选项，实际上是三种心理活动。这一段君臣对话，正应了宋神宗在《御制资治通鉴·序言》中说的：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这奏折和诏书，就是天人相与之际，自己扪心自问；就是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到底吉凶、祸福、利害的根本在哪儿，读者宜熟玩焉!
2 夏，四月二十九日，茂陵(汉武帝陵园)白鹤馆火灾，赦天下。
3 夏天，发生旱灾。
4 立长沙炀王刘旦的弟弟刘宗为长沙王(刘旦死后无嗣，今立其弟)。
5 长信少府(主管皇太后宫)贡禹上书说：“各地行宫及长乐宫(长乐宫与长信宫都是皇太后宫)保卫部队，可以裁减一大半，以减轻人民的徭役负担。”
六月，皇上下诏说：“朕顾念到人民的饥寒，又远离父母妻子，去保卫君王并不居住的离宫，劳作于没有实际意义的工作，这恐怕不是调和阴阳之道。现在，撤销甘泉宫、建章宫警卫部队，让他们回乡务农。各部门官员，都要裁减开支，请你们把裁减计划，列出条目奏报上来，不要有什么顾忌。”
6 这一年，皇上又重新提拔周堪为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
初元四年(丙子，公元前45年)
1 春，正月，皇上行幸甘泉，祭祀天神。三月，行幸河东，祭祀后土，赦免汾阴苦役犯。
初元五年(丁丑，公元前44年)
1 春，正月，擢升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
【华杉讲透】
周子南君名叫姬延，是周文王后代。礼制，历代王朝皆封前代王室后裔爵位，赠予封邑，祭祀宗庙，以示尊敬，也显示本朝所承继统绪，标明正统地位。汉武帝时代尊儒术复古后，下诏说：“三代邈绝，远矣难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封姬延为周子南君，如今元帝再将他封侯。
2 皇上行幸雍县，祭祀五色帝庙。
3 夏，四月，有孛星出现在参星之旁。
4 皇上用贡禹等各位儒生的意见，下诏太官不要每天都宰杀牲畜，供应的饮食，减少一半。皇家车马，够正常使用就行。撤销角抵游戏(类似摔跤)，撤销上林苑那些皇帝很少居住的宫馆，撤销位于齐地的三服官(皇家织造厂)，撤销位于北假的田官(皇家农田)，撤销盐铁官(盐铁专卖局)，撤销常平仓。博士弟子的名额不再限制，以扩大招生(汉武帝为博士官设置弟子五十人，宣帝时扩大到二百人，如今不再限制)，又下令，人民有能通晓“五经”之一的，免除田赋徭役。又废除“刑法”七十多条。
5 陈万年卒。六月二十日，以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贡禹对国家政治得失，前后上书数十次，皇上嘉许他的质朴直言，对他的意见，多予以采纳。
6 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道路遥远，汉朝鞭长莫及，又怨恨汉朝帮助呼韩邪单于，而不帮助自己，于是困辱汉朝使者江乃始等人，又遣使奉献，请求归还他在汉朝做人质的儿子。汉朝派遣司马谷吉送单于儿子回国。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人匡衡认为：“郅支单于对汉朝并没有心悦诚服，所在之处又道路绝远，使者送他的儿子，送到边塞就可以了。”谷吉上书说：“中原与夷狄，有保持联系和接触的道义，如今我们既然已经养育了他的儿子十年，德泽深厚，如果不把他送到家，而是只送到边塞，那就表示断绝关系了，他们更没有向慕依从中原之心。这样，抛弃了前面的恩情，结下了后面的怨仇，不是正确的做法。讨论的官员，因为江乃始缺乏应变才能，智力勇气都不能施展，以至耻辱，所以为我担忧。但是，我幸得手持强大的汉朝的符节，承明君圣主之诏，向单于宣谕厚恩，谅他也不敢放肆。如果他怀有禽兽之心，对我有不道之行，那单于就犯下了滔天大罪，必然逃得更远，不敢靠近我边塞。这样，我们损失一个使节，而使百姓获得平安，这正是谋国之计，也是我个人的心愿。我愿意将单于之子一直送到单于王庭。”
皇上批准了谷吉的计划。谷吉将单于儿子送到王庭，单于怨愤难平，竟然杀了谷吉等人。
郅支单于杀了谷吉之后，自知有负于汉，闯下大祸，又听说呼韩邪单于越来越强大，担心遭到袭击，于是想要远遁。这时，正赶上康居王因为经常受到乌孙国侵扰，与他的大臣们计议：“匈奴是大国，乌孙本来是匈奴属国。如今郅支单于困处于国境之外，不如迎接他到我国，驻扎在东部边境，我们与他合兵一处，共同攻打乌孙，然后由郅支单于做乌孙王。这样我们既无乌孙之患，也无匈奴之忧了。”然后派使者到单于都城坚昆，把这个计划告诉郅支单于。
郅支单于一方面害怕汉朝和呼韩邪单于的压力，又怨恨乌孙，听到康居王的计策，大喜，于是与康居结盟，引兵西进。路途遥远，加之天气严寒，郅支人一路死亡不绝，到了康居，只剩三千人。康居王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康居王。康居人对郅支单于非常尊敬，想要借他的威势来威胁诸国。郅支单于数次借兵给康居攻击乌孙，深入赤谷城，杀戮人民，掳掠牲畜财物。乌孙人不敢追击，乌孙西部五千里广大地区完全残破，无人居住。
7 冬，十二月初九，御史大夫贡禹去世。十二月十九日，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43年)
1 春，正月，皇上行幸甘泉，祭祀天神。礼毕，留下射猎。薛广德上书说：“如今关东穷困到了极点，人民流离失所，陛下却每天撞击亡秦之钟，听着郑、卫之乐(春秋时郑国、卫国的音乐，被认为是靡靡之音)，臣十分痛惜!如今士卒露宿于旷野，从官劳累困倦，希望陛下即日回宫，与百姓同忧乐，则天下幸甚!”皇上即日还宫。
2 二月，下诏说：“请丞相、御史举荐质朴、敦厚、逊让、有品行者四类人士，光禄每年也按这四条要求考核郎和从官。”
3 三月，赦天下。
4 雨雪霜冻，冻死了桑树。
5 秋，皇上要去祭祀祖庙，出便门，准备乘船前往。薛广德拦住皇上的车，脱下官帽，磕头说：“皇上应该坐车从桥上过去。”皇上下诏说：“大夫请把帽子戴上。”薛广德说：“陛下不听臣的话，臣就在车前自刎，我的血污染了车轮，陛下也进不了祖庙了(有了死伤，犯了斋洁，就不能祭祀了)。”皇上不悦。负责先导的光禄大夫张猛进言说：“臣听说，主圣臣直，有圣明的君主，就有耿直的臣子。坐船有危险，走桥上更安全。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的话可以听!”皇上说：“要规劝别人，难道不应该这么说话吗？”于是同意走桥上。
【华杉讲透】
说话的艺术，既要给对方听你话的理由，又要鼓励对方，赞美对方。也就是说，既要讲逻辑，又要有修辞。薛广德是既不讲逻辑，也不讲修辞，只提要求，并且把自己放在皇帝的对立面，一上来就怼死了。听他的，则他是忠臣；不听他的，则君是昏君。这谁受得了!张猛呢，“主圣臣直”四个字，先用修辞，解开了薛广德打的死结，给君臣二人就解了套。“圣主不乘危”，又讲清了逻辑。最后下结论，不是说我也认为该走桥上，而是说“御史大夫言可听”，这是修辞，把功劳又还给了薛广德。所以皇上说：“晓人不当如是邪？”
逻辑与修辞，这是说话的艺术。读者在历代名臣的谏言和奏章中，可以仔细去体会学习!
6 九月，降霜，冻死庄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都以天灾引咎辞职(为天变负责)。皇上分别赐给他们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同意辞职。任命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薛广德回到家乡，将皇上赐给他的安车悬挂起来，作为一项荣耀，传示子孙。
7 皇帝做太子的时候，跟从太中大夫孔霸学习《尚书》，即位之后，赐孔霸关内侯，号褒成君，兼任给事中(常侍皇帝左右，备顾问应对，每日上朝谒见)。皇上想让孔霸做丞相。孔霸为人谦逊退让，不好权势，经常说：“爵位太过了，我有何才何德能当得起呢!”御史大夫的职位屡屡空缺，皇上想用孔霸，孔霸坚决辞让，自陈心迹，推辞了三次。皇上深知他是出于至诚，于是作罢，并因此更加敬重他，赏赐甚厚。
8 九月二十四日，任命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9 石显忌惮周堪、张猛等人，数次进谗言诋毁他们。刘更生担心被陷害，上书说：“臣听说舜任命九位大臣，济济一堂，相互谦让，和谐之至。众臣和谐于朝廷，则万物和谐于天地，所以当洞箫吹奏出《韶》乐，九遍之后，凤凰来仪，就会飞来朝拜。到了周幽王、周厉王的时代，朝廷不和，相互怨恨排斥，结果就发生日食、月食，水泉沸涌，山陵崩坏，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带来祥瑞，戾气带来灾异；祥多则国安，灾多则国危，这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如今，陛下开创三代之盛业，招揽文学之士，优游宽容，让他们齐头并进。但是，贤与不肖混淆，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不同的奏章在公车交替堆积，因奏章不妥被逮捕的人塞满了北军监狱。朝臣们意见不合，相互仇视，互相毁谤，搬弄是非，迷惑皇上的耳目，摇动皇上的心意，不可胜数。大臣们分成不同的派别，结党营私，往往是小人联合起来，一起陷害正直的大臣。正直的大臣能够得到进用，则国家能治；正直的大臣被陷害，则国家将乱。君上面对治乱之机，却不知道该任用依靠谁，而灾异数见，这是臣之所以寒心者也!
“陛下登基已经六年了，在《春秋》的记载中，一连六年，灾异如此稠密的，还没有过，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谗邪并进。而谗邪并进的原因，是陛下疑心太重，本来已经用了贤人，行了善政，但是，一有人进谗言，就罢退贤人，收回善政。君王有狐疑之心，就会招来谗贼诽谤之口；君王没有坚定的判断，就会打开群小幸进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小盛则正士消。所以《易经》有‘否’(不顺利)和‘泰’(平安)之分，小人那一套猖狂，君子之道就消退，政治就越来越乱；君子之道昌盛，小人之道消退，则政治越来越清明。古代鲧、共工、驩兜与舜、禹一起在尧的朝廷为臣，周公与管叔、蔡叔一起在周朝共事，他们之间，互相打击，流言相谤，不可胜道，而尧帝能以舜、禹为贤，排斥共工；周成王能支持周公，而排斥管、蔡，所以天下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孙氏、孟孙氏同仕于鲁，李斯与叔孙共宦于秦，但是鲁定公以季孙氏、孟孙氏为贤，而排斥孔子，秦始皇信任李斯，而排斥叔孙，所以天下大乱，恶名传到今天。所以治乱荣辱之端，在于君王信任什么人!信任的人有贤德，就要坚定不移。《诗经》说：‘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的心虽然不是石头，但是你也不可转动我的心志)。’这就是讲笃实守善的道理。《易经》说‘涣汗其大号’，意思是说，王者涣然大发号令，就像出汗一样，汗出之后，你不可能再收回来。如今善令刚出，一会儿工夫，又收回来，这是一种‘反汗’现象。任用贤人，还不到三十天，又把他罢退，这是转动石头了。《论语》说‘见不善如探汤’(看见不善的东西，就像手伸进滚水一样)，马上要抽离。如今丞相与御史大夫二府，多次奏报谗佞之辈不当在位，历经数年，仍然不能将他们罢去。所以出令就像反汗，用贤就像转石，去佞倒像拔山，如此这般，想要阴阳协调，不是太难了吗？
“于是群小见到有机可乘，纷纷缘饰文字，巧言诋毁，流言蜚语喧哗于民间，所以《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正是让人忿愠。)当年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誉，但并不成为朋党；大禹与后稷、皋陶相互推荐引用，但并不结成党羽；为什么呢？因为忠心为国，没有邪心。如今奸佞小人与贤臣并立于朝堂之上，合党共谋，违善依恶，叽叽喳喳，朋比为奸，不断设下危险的圈套，想要倾移主上的心智。如果这些小人忽然得到重用，那正是天地之所以不断用灾异来警告君王的。
“自古没有不行诛杀，就能天下大治的。所以舜流放了共工、驩兜、三苗、鲧，孔子诛杀了少正卯，然后圣人教化才得以推行。如今以陛下之明智，诚应深思天地之心，以周成王、尧帝为榜样，以鲁定公、秦始皇为教训，考察祥瑞应验之福，灾异警戒之祸，以应对当世之变，远斥佞邪之党，摧毁阴谋集团，堵塞群小幸进之门，广开贤德正直之士进身之路，不再狐疑而能决断，不再犹豫而能分别善恶，让是非分明，则灾异消失而祥瑞并至，这是太平之基，万世之利!”
石显看到了刘更生的奏书，与许氏、史氏一起，更加怨恨刘更生。
这年气候反常，夏季寒冷，太阳呈现出青色，没有光芒，石显及许氏、史氏都说是因为周堪、张猛当权引起的天变。皇上内心看重周堪，但是又为众口一词的诋毁所患，不知道该信谁的。当时长安令杨兴因为有才干受到赏识，而且常常称誉周堪。皇上想得到杨兴的支持，就问他：“朝臣们断然不接受光禄勋，这是为什么呢？”杨兴是一个倾危巧佞之人，听了皇上这话，认为皇上怀疑周堪，就顺着皇上的话说：“周堪不仅不能做朝廷大臣，就是主政一州、一里，也不行!臣见众人听说周堪与刘更生等阴谋离间皇上骨肉亲人，都认为应该诛杀他，臣之前才上书说周堪不可诛伤，并不是不赞成他们，只是为国家培养恩德。”皇上说：“这有什么罪名诛杀呢？如今应该怎么办呢？”杨兴说：“臣愚以为可以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不再给他实权和事务。这样，明主不失师傅之恩，这是上策。”皇上由此对周堪、张猛开始怀疑。
司隶校尉(监督京师和京城周边地方的秘密监察官)、琅玡人诸葛丰，开始时以刚直和特立独行著名于朝，多次冒犯皇亲贵戚，当权派都说他坏话。后来，因为被控在春夏二季逮捕人犯(春夏二季是万物生长之时，对囚犯特别优待，能释放的就释放，关押的不加刑具，停止审讯，重囚也能改善伙食，因为春夏时节如果抓捕人犯，是违背天时)，贬为城门校尉。诸葛丰于是就上书控告周堪、张猛。皇上不喜欢诸葛丰的作为，下诏说：“城门校尉诸葛丰，在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在朝之时，多次称言堪、猛之美。诸葛丰之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做苛刻暴虐之事，以获取虚荣和威势，朕不忍将他逮捕治罪，贬为城门校尉。而他不自己反省，反而怨恨周堪、张猛，并举报他们，用没有证据的虚辞，告无法验明的罪状，不顾自己之前的立场和看法，实在是没有信义!我可怜诸葛丰年老，不忍加刑，将他免为庶人!”又说：“诸葛丰说周堪、张猛没有忠贞信义，朕也怜悯他们，不治他们的罪，又惋惜他们的才干，未能报效国家，将周堪调任河东太守，张猛为槐里县令。”
【司马光曰】
诸葛丰对周堪、张猛，之前是赞誉，之后又诋毁，他的心志，不是为朝廷进贤除奸，而是为了投靠结党，自己往上爬而已，他也是郑朋、杨兴之流的人物，他有什么刚直呢？做人君者，应该明察美恶，辨别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这才是治国之道。如果诸葛丰说得对，那就不应该贬黜诸葛丰。如果诸葛丰是诬罔，那周堪、张猛怎么又被贬呢？如今双方都受到责罚，那是非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10 待诏贾捐之与杨兴关系好，贾捐之经常说石显的不是，所以得不到实权的官职，也很少有机会觐见皇上。等到杨兴因为才干受到赏识，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官职出缺，假如我有机会觐见皇上，一定能帮你争取到。”杨兴说：“您妙笔生花，言语精妙，假如您能做尚书令，不知道胜过现在的尚书令五鹿充宗多少倍!”贾捐之说：“假如我能取代五鹿充宗，您做京兆尹，京兆尹是郡国之首，尚书是百官之本，那真是天下大治，士人们也不会被隔绝疏远了。”贾捐之又批评石显。杨兴说：“石显如今显贵，皇上信任他，如今您想往上走，一定听我的，向他靠拢，合他的心意，就能升官了。”于是贾捐之与杨兴联名上奏，称誉石显，建议赐爵关内侯，并举荐石显的兄弟们为各部官员。又联名上奏举荐杨兴，认为可以任命为京兆尹。石显听说后，识破了二人的计谋，向皇上报告。于是将贾捐之、杨兴下狱，令石显负责审理。石显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心怀诈伪，互相举荐，谋求高位，欺君罔上，为‘不道’之罪。”(不道，是刑法罪名，范围比较广，凡是违反当时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悖逆行为，都可以称为“不道”或“无道”。)
贾捐之被斩首弃市；杨兴被剃光头发，罚做苦役犯。
【司马光曰】
君子以正攻邪，尚且不能攻克。贾捐之以邪攻邪，能免于灾祸吗？
【华杉讲透】
干坏事，做坏人，也是一种“专业”，没有经过“专业训练”，请勿模仿。贾捐之不尊重坏人坏事的“专业”，以为自己也能干，最终送了性命。
贾捐之是贾谊的曾孙，名门之后，从之前的《弃珠厓议》奏书中，也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格局和政治才华，有先祖之风。但是，政治有治国理政的政治和权力斗争的政治之分，贾捐之是治国理政的政治家，却是权力斗争的菜鸟，居然以为自己能骗过权斗大师石显，结果被轻易识破，落得斩首弃市的悲惨下场。怪谁？
《中庸》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君子安心地处在平易的地位，等候天命的到来，小人却是冒险去妄求非分的利益。)贾捐之就是行险以侥幸了。
再读一段《中庸》：“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孔子说：“人人都说‘我知道’，可是被驱赶到罗网陷阱中去却不知躲避。”)贾捐之自己把自己驱赶进陷阱罗网里面，却不知道。为什么呢？是因为侥幸心理，也是因为读书不精，修养不够。
11 改封清河王刘竟为中山王。
12 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越来越多，塞下禽兽射猎已尽，单于力量足以自卫，也不怕郅支单于了，于是他的大臣们就劝他北归。过了一段时间，单于终于北归王庭，匈奴民众渐渐都来归附他。匈奴的国势终于安定下来。
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42年)
1 春，二月，赦天下。
2 二月初五，御史大夫韦玄成被任命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3 三月初一，日食。
4 夏，六月，赦天下。
5 皇上问给事中匡衡地震日食之变的缘故，匡衡上书说：
“陛下躬行圣德，开太平之路，怜悯愚昧的吏民违法犯罪，年年给他们大赦，希望他们能改过自新，天下幸甚!但是，臣见大赦之后，奸邪并没有减少，更没有停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这是教导未得其法的缘故。如今天下的风俗，喜好声色，崇尚侈靡，对没有利害关系的亲戚非常淡薄，却竞相利用婚姻结合去图利，苟合侥幸，不惜以身试法，舍身取利，本性不改。就算每年赦免他们，也不能避免使用刑法。臣愚以为，应该大刀阔斧地改变社会风气。
“朝廷之于国家，就像是建筑用的模板，朝廷上大臣们有不平和的言论，下面的官员百姓就有争斗之患；上有自用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能相让之民；上面互相争胜，则下面互相伤害；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这就是根本。要治理天下，主要就是治理上层社会。要教化天下，不能到每家每户去劝说每一个人。如果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官敬让，道德之行，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然后百姓才知道他们该效法谁，效法什么，一天天向善，一天天进步，自己都感觉不到。
“《诗经》说：‘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商朝京师的礼仪风俗，翼翼然可以仿效，乃是四方之中正。)如今，长安是天子之都，亲承教化，但是，长安的社会风气，却和远方没什么差异，郡国来的人，没有什么值得学习效法的，或者看到京师的侈靡，就跟着侈靡了。所以，京师就是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是应该先正风俗的地方。
“臣听说，天人之际，精气互相激**，善恶互相响应，人间有什么事情，天象就有显示。阴有变化，就会发生地震；阳有遮蔽，就会发生日食，水灾旱灾也随之而至。陛下敬畏天威，哀悯百姓，就应该节省浪费，考正制度，接近忠正，疏远巧佞，以崇尚至仁，匡正风俗，则道德弘扬于京师，善名播扬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
皇上欣赏匡衡的言论，将他擢升为光禄大夫。
【荀悦曰】
大赦，是权宜之计，不是常典。汉朝初兴时，在秦朝战乱之后，大愚之世，几乎人人都有罪，家家可抓起来判刑，所以才约法三章，颁布大赦令，**涤秽流，全社会重新开始，这是当时的时势使然。后世承继先祖功业，相沿成习，大赦成了惯例，这就不合时宜了。比如孝惠帝、孝文帝的时期，就没有什么大赦。到了孝景帝的时候，七国之乱，异心并起，奸恶狡诈，不一而足；再到武帝末年，赋税繁重，群盗并起，再加之以太子之乱，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生活困难，无所依赖；或者后来光武帝之际，又是拨乱反正之后，这种情况，又可以大赦了。
【华杉讲透】
匡衡所论，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但是，他只讲了后一半，没讲前一半。后一半就是治国平天下，京师治理好了，天下都平了。但是，修身齐家呢？皇上自己呢？他没有涉及。是啊，上有殊死争斗的大臣，则下有互相伤害的社会；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世风民俗，就是上行下效。所以，要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官敬让，这当然是皇上希望的了。那么，对皇上的要求是什么呢？要节省浪费，考正制度，近忠正，远巧佞。这皇上也接受啊!但是，皇上的问题，正是分不清忠正和巧佞。所以，都是空谈。
6 秋，七月，陇西羌族彡姐部落的旁支反叛，皇上下诏请丞相韦玄成等人商议应对。这时候，农作物年年歉收，朝廷正引以为忧，又遭遇羌变，韦玄成等漠然不知所措，都不发表意见。右将军冯奉世说：“羌虏近在境内，竟然背叛，如果不即时诛灭，无以威制远方蛮夷，臣愿率军讨伐!”皇上问他要多少兵。冯奉世说：“臣听说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出自《孙子兵法》，原文是‘役不再籍’，就是一次征兵就解决问题，不要仗打了一半，人打没了，又回国征兵。‘粮不三载’，这要求更高了。不三载，就是两载。去的时候带一次粮食，回来的时候再送一次粮食给军队路上吃)，所以，用兵时间不长，速战速决。以前平叛，没有认真计算评估敌人的实力，我军投入兵力不够，以至于遭到挫败，又再三增调部队，所以旷日持久，军费浩大，国威受损。如今叛军有三万人，按兵法，我们应该用两倍兵力去讨伐，那就是六万人，再评估一下，羌虏只有弓箭长矛，兵器落后，可用四万人，一个月就足以解决他们。”
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都认为：“百姓正在秋收农忙时节，不宜多加征发，发一万人前往屯守，就足够了。”
冯奉世说：“不可!如今天下饥馑，战士战马都羸弱损耗，攻守的装备、工事也废弛很久，不够精良，夷狄皆有轻视我边吏之心，而羌族首先发难。如果派一万人去屯驻各处，羌虏见我们兵少，必不畏惧。我们要战吧，一定挫败丧师；要守呢，兵力还不足以保护人民；就会形成我方怯弱的形势。那羌虏乘胜得利，各个种族相互煽动，一起起兵，到那时候，我担心就不是四万兵所能解决的了，花再多钱也解决不了。所以，发兵少了，就一定旷日持久，派兵多，则一举迅速解决。两相比较，利害相差万倍!”
冯奉世固执相争，他的意见还是得不到支持。皇上下诏，增加两千人。于是派冯奉世率领一万两千骑步兵，以领兵屯田为名(兵少，不敢说讨伐，只声称屯田)，典属国(意思是负责属国的官员，秩二千石，负责少数民族事务)任力、护军都尉韩昌为裨将，到陇西，分兵三处屯驻。韩昌先派两位校尉出战，羌兵人多，击破汉军，两位校尉都战死。冯奉世绘制战区地图，和兵力分配计划，再向皇上汇报，希望增兵三万六千人，才能够解决战事。奏书递上去，天子发兵六万余人，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协助冯奉世。冬，十月，大军全部抵达陇西，十二月，全师并进，大破羌虏，斩首数千级，其他的逃出边塞。在军事行动结束前，汉朝廷又征募士兵一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准备再增兵，韩安国军还未进发，听说战事已经结束，又折回来。皇上下诏，部队复员，但也留了不少人屯田，驻守要害地形。
【华杉讲透】
这个决策过程，很有意思。要警惕那种“只有决策理由，没有决策依据”的决策。
冯奉世的意见，依据是《孙子兵法》和以前的军事经验。兵法是以多胜少之法，不是以少胜多之法，《孙子兵法》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十倍兵力才能打包围战，五倍兵力才能进攻，两倍兵力，可以把敌人切成几段，分而治之；兵力相当，遭遇战咱们也能不吃亏。但是，如果兵力不如敌军，就要赶紧跑!兵力差距大，更要躲得远远的。记得前面讲王翦灭楚吗？他找秦始皇要六十万兵，秦始皇嫌太多，不给。李信说他只要二十万，秦始皇就派了李信去。结果李信大败而回，秦始皇还是重新派王翦，带了六十万兵去灭了楚国。冯奉世要四万兵，前后分析很清楚，已经是最低标准的要求。
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他们说一万人就够了，有决策依据吗？没有任何依据!但是他们有理由——百姓秋收农忙时节，不宜多征发，发一万人屯驻，就够了——理由很清楚，农忙秋收，不想多发，但是，这跟兵力够不够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这话完全没逻辑，但是四位大臣一直没逻辑，皇上也支持没逻辑，唯一一个有逻辑的据理力争，还是争不过。
这种决策过程很典型，我们经常遇到，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困难”决策，而不根据解决问题的实际需要决策。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人性弱点，人人都很容易这样，所以要仔细体会。
两方争执，最后皇上决策，增加两千人。两千人有依据吗？任何依据都没有，也是随意定一个数，也是掩耳盗铃。
等到前线损兵折将，皇上迅速醒悟，冯奉世要三万六千人，他直接给了六万人，又征发一万人，让前线总兵力达到八万人，这是羌虏四倍兵力了，这才是用兵之道。
投入越大，风险越小，成本越低，因为成本主要在于一战而定，在于不拖时间，在于不反复，不要指望“四两拨千斤”，四两拨不动千斤；不要指望“花小钱办大事”，小钱办不了大事，无非是增大风险，拖长时间，花更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