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在你先后拍了五部电视片，在电视界正处于巅峰之时，为何以《南方的河》停止了拍片生涯，而同时又以一篇对话体长文——《最后的江流》作为结束，有什么原因？

王：1994年广州市领导找我拍广州的题材，一见面一拍即合。第一，我这一阶段正在搞电视；第二，我正好想借机会对广州亦即是岭南文化有个说法。因为凭着我的直觉感到，广东在改革开放中的超常角色已经结束,由我来做一个总结，画一个句号，非常具有挑战性，也是命运的一种安排和垂青。

广东从近代史上看，一直扮演着梅花的角色、报春花的角色，是新观念、新思潮的发源地。一花引来万花开时，它就“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历史上康、梁变法以及孙中山北伐都是如此。拍《南方的河》这部片子，使我们有充分的机会来梳理、来求索、来论证、来破解这个历史过程。

当时，我带着剧组大河上下、长城内外到处跑，终于找到了答案，也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与此同时，我心里产生出一种悲哀：当我每次想超越自己时，都无异于“自掘坟墓”，要埋葬我的昨天。片子拍完后，那篇对话——《最后的江流》，反映了我这种心态。珠江经过广东、经过沸腾的珠江三角洲，一旦流入南海，它就融合在海洋中了。广东一旦像雄鸡报晓、报春花盛开，它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广东曾是全中国的超级亮点，现在聚光灯已转向别处，那么，立足广东写中国的契机和支点不存在了，我作为一名记者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因为我不想当区域性的记者。我之所以把广东作为我的一个码头、一个驿站而不是家园，是因为我可以站在这里写中国，圆我的宏观梦。当这个支点不存在时，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北上，去寻找新的宏观点，要么自我放逐。北上是行不通的，中国的新闻在20世纪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新闻上风云际会的盛况暂时是看不到的。基于这一分析，最后我选择了一条走出体制外、自我放逐之路。新闻既然不需要“中国走势”了，也就不需要王志纲了，所以我画上了一个句号——“最后的江流”。原版作者后记行成于思王志纲中国走势思考录原版作者后记

自打离开新闻队伍，可以说是告别了笔墨生涯。偶尔写写字，也只是为助手改改报告，在经济合同上签签名而已，纯粹点缀，不算作文。

不再舞文弄墨，自我解嘲为：提笔只能指挥一支笔，不提笔是为了指挥更多的笔。事实虽然是这样，但这一解释确实有强词夺理、为偷懒找借口的痕迹。

《行成于思》即将付梓发行，作为自己的心血结晶，作为自己青春年华的凝聚和悲喜血汗的沉淀，尽管她有千般缺点，尽管她有万种不足，但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常言道“儿不嫌母丑”，今天我则要说“母不嫌儿稚”，这个稚，是幼稚，是嫩稚。她不成熟、她莽撞、她甚至浅薄；但她天真、她单纯、她真诚、她不趋炎附势、她没有老于世故者的圆通与城府。正因如此，我偏爱她、我看重她，我愿意将其毫不掩饰、原汁原味地展现给大家。古人云“文以载道”，今人言“文若其人”。诚哉此言！拂去历史的风尘，剔掉职业的局限，透过这些文字，我希望，关心中国的人，能从一个独特的视野看到一个关键时期的中国；我还希望，透过各个篇章和字里行间，关心我的人，能了解并把握住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思想孕育史。

“行成于思毁于随。”本书收集的文字，从1986年始至1994年止，跨度8个年头，这正是古老中国风云激**、处于“千年来一回”剧变转折的关键时期，亦是我从青年步入壮年、思想真正形成的特殊岁月。

谭启泰先生撰述的《谋事在人》一书热销后，我收到读者雪片般的来信，人们对我从记者到策划家的成功转换甚感兴趣之余，更对我思想的形成，即我赖以从事策划的看家本领——阅历、知识以及思维方式的累积，表现了更为浓厚的兴趣。

本书出版，我想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了却这些热心读者的此份夙愿。

重读这份书稿，历史烟云历历在目，风雨雷电中，昔日栉风沐雨、并肩求索的战友的身影亦一一浮现眼前。他们是：谢金虎（合作采写《广州人经受三次冲击波》，现为新华社上海浦东支社社长），江佐中（合作采写《百万移民下珠江》，现为广东省政府政策研究中心处长），林丹（合作采写《跨世纪的冲刺》，现为《羊城晚报》珠海记者站站长），夏阳（合作采写《中国走势采访录》，现已调离新华社，去向不详），李晓岗（合作采写《中国走势再访录》，现为新华社内参部资深记者）以及那些曾同我或唇枪舌箭、或如切如磋过的记者们。借此书出版之机，向他们表示感谢并道声珍重！

往事如烟，人生难测。但我深信，只要我们常葆童心，以真诚之心对真诚之事，不论职业转换多巨，风云变幻多大，我们都能走得稳、走得远。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稳且远，应该是精神远足者，知识分子的最大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