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4月—西非,弗南瓦兹环礁湖南岸。
理查德·林奇·加纳,一个身材魁梧的白人男性蓄着厚厚的、梳理整齐的小胡子,坐在一个笼子里。他越过笼壁的金属杠盯着环绕着他的植被。空气炎热而潮湿,还夹带着昆虫低沉的嗡嗡声。他凝视着阴影深处,找寻着动静,任何表明他并非独自一人的迹象。他什么也没看到,于是将注意力转回到了面前桌上打开的笔记本上。他拿起一支笔,把笔放下,然后又拿起来,开始写:
我就坐在这里,坐在几乎如同坟墓一样的寂静中……无法言喻的寂静……虽然这个大森林确实充满生命,仍然有这样的时候,一切都如同无止境的、无声的孤独……
每一阵微风都充满腐烂植物的臭气。每一张叶片都呼出死亡的气息。
加纳停下笔,将笔记本推开。桌椅是笼子里仅有的家具。他的左侧是一堆肉罐头,他的右侧,容易够到的地方,放着一支步枪。他身体仰靠在椅子上,等待着。
一小时过去了,他仿佛听到了什么,抬起了头。一根树枝折断了,证实了他的怀疑。他急切地四下转悠,却只看到了一只肥硕的犰狳慵懒地逛进空地。犰狳用它圆滚滚的眼睛打量着加纳,但没看出一个关在笼子里的人类有什么需要它担心的。它漠不关心地嗅着地面,继续前进,回到了丛林中。加纳叹了口气,坐回到椅子上。
又过去了几个小时,赤道地区的热度达到了午时的最高点。就连持续的虫鸣也在太阳无情的暴晒下弱了下去。一切都静止着。加纳用一块手帕抹了抹眉毛,从水壶里喝了口水,继续等待。
最终,下午的凉爽到来了,丛林恢复了生机。在远处,一只动物发出尖叫的声音。这声音得到了更远处一声嚎叫的回应。
随后加纳紧张了起来,前看后看着。他听到了树叶的窸窣声。一分钟后,他看到了一双深棕色的眼睛,正从阴影中看向他。围绕着眼睛四周看去,他勉强能分辨出那是一只大猩猩头部的轮廓。
顷刻间,他站起来走向笼子边缘。他能感受到大猩猩巨大的体形,部分遮掩在枝杈后面。
他能感受到它的力量。保护他的金属杠突然间显得又细又脆弱。
在加纳回视大猩猩时,它没有移动。注视继续了一段时间。一种紧绷的静默弥漫在两个灵长类动物之间,随后加纳向后仰头,发出轻柔而低沉的喊声。
“哇—呼啊……哇—呼啊。”
惊讶的大猩猩向丛林里退后了一步。它犹豫片刻然后站了起来,脸整个露了出来。
加纳重复着呼唤声:“哇—呼啊……哇—呼啊。”
他用手指扣紧金属杠。他的脉搏剧烈地跳动着,汗水沿着他的脖子流了下来。他本能的冲动是看向别处,不去面对这个大个儿动物的威胁。但他还是站在了原地,等着看会不会得到回应。大猩猩张开嘴,仿佛要说什么。加纳靠过去。但随后这只动物改变了主意。它响亮地咕哝了一声“呜姆”表示没兴趣,转身离开,安静地消失在了丛林中。
回溯1884年,人们可能会发现,理查德·加纳也是站在笼子的金属杠前注视着对面。但那时候情况是倒过来的:加纳站在笼子的外面,身穿夹克衫,胳膊处打着皱褶,袖口上挽,专心地观察着一群锁在笼子里面的灵长类动物—一群小型的、棕色的猴子和一只大型的、吻部很长的山魈。
就职业而言,加纳是一名商务人士。他出售股票和房地产,这份工作需要他在全国各地奔波,与客户见面。1875年,一次他来到辛辛那提市,决定拿一天的时间去当地刚开业的动物园看看。这是美国的第二家动物园,正如当时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加纳以前从未去过动物园。
人群在加纳周围移动着。因为外出而兴奋的孩子们手握着烤花生的袋子从他的身边跑过。其中一些孩子停下来对猴子大笑,然后又赶忙跑向熊或狮子的笼子。年轻的情侣牵着手从他身边逛过去。加纳对他们所有人都全无留意。他只关注那些猴子。
猴子的区域由几个大笼子组成,中间由砖墙隔开,猴子可以随心情通过一个小门走到别的笼子里。但是尽管有这种移动的自由,所有猴子却都聚在一个笼子里,紧张地看着蹲坐在旁边区域的山魈。山魈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在猴子中间引发激烈的喧闹。
加纳已经观察猴子几个小时了,他看得越多,越觉得它们的喧闹并非随机的噪音。他可以确信这些声音有什么意义—最清楚地看到山魈的那些猴子在用特别的叫声告知它们的伙伴,这只有威胁的动物的一举一动。咦—咦:小心,山魈站起来了!呜—呜:安全了,山魈躺下了。
加纳那天在笼子前站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他又来了,第三天也是如此。每次来访,他都更确信猴子在用原始形式的语言与彼此交流。事实上,如果他闭上眼睛,他相信自己能仅通过猴子的叫声,就知道山魈在做什么。
当时加纳三十六岁,从未受过任何正式的科学训练。在那一刻前,他的人生一直在不同职业间摆**,最开始他受训做一名牧师,然后他抛弃了这一职业成了一名学校教师,随后又成了商务人士,但是在他注视着喧闹的猴子时,他知道自己找到了真正的人生使命。他下决心要冲破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的语言藩篱,成为第一个掌握“猿猴语言”的人。他决心成为与猴子对话的第一人。
学习猿猴语言
从1884年那一天起,加纳就启动了一个自我引导的猿猴语言研究项目。不管在哪里,只要发现猴子,他就会花上几个小时耐心地观察它们,记录它们的行为和发音。他观察巡回表演中手风琴演奏者身边的猴子,以及作为家庭宠物饲养的猴子。他成了纽约、费城、辛辛那提、华盛顿和芝加哥动物园的常客。一开始当他走上前宣称“我想要听听你们的猴子说话”时,动物园管理员以为他是个怪人,但渐渐地他们接受了他,即使仍然认为加纳有点儿古怪。加纳最大的困扰是,如何准确地将猴子发出的声音记录在纸上,这样他可以更有深度地比对和分析这些声音。很多声音简直没法记录。例如,为了把声音记对,他想出了“咦咯”这个音的五百种变体。二十年前,一位英国的博物学家塞缪尔·理查德·蒂克尔上校在试图记录亚洲西南部白掌长臂猿音调优美的求偶叫声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蒂克尔在一篇发表于《孟加拉亚洲学会期刊》的文章中说明了他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将叫声转换为音乐符号。然而,加纳大概并不知道蒂克尔的工作,即使他知道,也不会对他有多大的帮助。恒河猴和卷尾猴刺耳的叫声可没那么容易用音乐符号来表示。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让猴子按照他的要求重复它们的叫声。猴子就好像故意要为难加纳一样,在他拿出笔记本时拒不开口,或者拒绝发出加纳想听的声音。工作令人疲惫,收效甚微。他后来坦白,他的工作已经濒临失败,而突然间,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自己冒了出来。
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临街店铺摆出了一项新发明。人群聚在一起,惊讶地注视这个从机械内脏中说出词语的奇怪装置。“我是爱迪生留声机,”这台机器播放着预先准备好的广告词,由新世界的大魔法师创造,用来取悦那些有旋律想唱和想被逗笑的人,“如果你对我唱歌或说话,我会保留你的歌声或话语,然后如你所愿地向你重复。我会每一种语言。我可以帮助你学习其他语言。”
一瞬间,加纳就想到了一个点子—用一台留声机来录制猴子的叫声!他想到这个点子时太兴奋,以至于此后好几夜都没怎么合眼。他躺在**翻来覆去,想象着所有的可能性。最终,他凑足了钱买了一台爱迪生留声机,并以全新的活力再次投入了猴子语言的研究中。
加纳的第一步是播放一只猴子的录音给另一只,测试这一只猴子的反应。他将这一概念描述给弗兰克·贝克,一位史密森学会的解剖学家。贝克同意这将会是一项有趣的实验,并准许加纳拿华盛顿动物园的一公一母两只猴子做实验。加纳将这一对猴子分开,并促使母猴子发出了一些叫声,录进了留声机里。他随后将录音播放给公猴子听。猴子即刻做出了反应。它困惑地盯着机器看,随后走近留声机,看向它的后面。它围着机器看了个遍,充满疑惑地盯着喇叭。最终,它将胳膊插进了喇叭中,一直插到肩膀,抽回胳膊,然后再一次盯着里面看。加纳认为这次实验彻底成功了,很显然猴子认出了叫声。
加纳带着他的留声机去其他动物园,他的高科技实验很快吸引了记者的注意。然而,他们很难认真看待他的研究。他似乎是一个有点儿荒唐的人物,围着笼子追逐着猴子,试图说服这些小动物对录音喇叭说话。记者怀疑加纳有点儿精神不正常。但至少,记者们认为加纳的事迹很好笑,很有娱乐性。于是他们给加纳取了个外号,叫“猴子先生”。
给猴子录音可真不容易,因为每次加纳拿着留声机接近它们,它们总是拒不开口。一名《纽约先驱报》的记者目睹了加纳的努力之后写道:“这些小淘气很自由地发出叫声,但是就连最精明的律师也不会比它们更小心地看紧自己的嘴巴,拒绝录音了。”但是通过坚持,加纳渐渐积累了一个猴子的叫声库。这使他可以开展计划的第二步了,学习模仿它们的叫声,测试猴子对他发出的声音有何反应。他想象自己成为一名成熟的“猿猴语言学家”。夜复一夜,当一切归于安静时,他聆听着圆筒留声机中的录音,重复他听到的声音。从屋外路过的人如果听到他房间里传出来的猴子的叫声和他模仿的声音,肯定会感到很困惑。
最终加纳准备好了,他要在一个活的实验对象身上测试他的发音技巧。他来到南卡罗莱纳动物园,找到了一只名叫约克斯的棕色小卷尾猴。加纳发出一个声音,他认为这个声音意味着“警告”或者“攻击”。加纳说,英文字母不能准确地代表这个声音,但是他描述这个声音像是短“I(依)”,“音高大约比女人的声音高两个八度”。加纳刚一发出这个声音,约克斯就向后一跃,跳到了笼子里最高的杠子上。他盯着加纳,眼睛充满恐惧地大睁着。虽然加纳用上了他最具安抚性的手段,但约克斯拒绝从那个位置下来。几天后,它仍然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加纳。
尝试与猴子交流得到了积极的结果,这令加纳很高兴,但是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更多收获。虽然拿动物园中的猴子做实验也挺好的,但他想,如果他旅行到非洲,在自然环境中研究那里的大猩猩,又能学到什么呢?这个点子一在他脑中形成,他就没法摆脱它了。他决定必须把这件事做了。他要去非洲!他任想象驰骋,不仅预见自己能与黑猩猩和大猩猩交流—他认为人类拥有比猴子强得多的语言能力—还想象自己能和它们建立交易关系。“我考虑尝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他写道,“就是看看我能否达成一个有限的交易约定。我相信有可能和这些猿猴交换特定的物品,这会在它们心中构成一种微弱的对价值的了解,以及对交换法则的了解。”遗憾的是,他从未详述他想要和猿猴交换的物品到底是什么。
尽管加纳的野心很大,他的资金却很少,所以他不得不向公众呼吁,给他投资和捐助。他不知疲倦地将他的远征讲给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将其描绘为了科学的目的而开展的高科技冒险—某种儒勒·凡尔纳式的远征,配备最先进的器具和设备。而儒勒·凡尔纳此后很应景地写下了一本小说:《空中村落》,正是受到加纳的事迹启发而作。当然以往未曾有人尝试过类似的探险。他计划带一台留声机进入丛林来录下猿猴的声音,但并不是随便哪一台留声机都可以。它将是一台特别的双轴式留声机,由爱迪生的工程师专门为他定制(他希望如此),这让他可以同时录制和播放声音。在整个丛林中放置的电话接收器将把声音传回留声机,这样可以极大地扩展他能够监听的区域。由诱饵触发的相机将会围绕在他的营地周围。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加纳计划坐在一个钢制的大笼子里,笼子通上电以阻止猎食动物靠近。最后,他会带上一系列武器—枪、钢头的箭,以及装有氨的弹筒—以备动物袭击时用。这个想法得到了大量媒体报道,但是资金汇集得很慢。到1892年初,加纳只募集到一万美元。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人们仍然很难重视他,学习猿猴的语言听起来不像真正的科学。他开始担忧自己没法成行了。然而他坐了下来,重新设计了这次探险,抛弃了诸如丛林电话机和触发式相机的细节。这不再是他想象的那场宏大旅行了,但是他觉得自己能应付。于是他购买了必需品,订好了行程,然后于1892年7月9日从纽约市出发,向非洲丛林进发了。
进入丛林
直到这一刻之前,科学界仍然没有给予加纳多少关注。正如其他所有人一样,他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善意的,或许有些误入歧途的业余爱好者。但当加纳宣布他将出发去非洲时,人们开始很难忽略他了。尽管加纳的探险,可能很古怪,但却是在野外对黑猩猩和大猩猩开展的第一项科学研究。而且如果他真的找到了一只会说话的猿猴呢?仅有的一些对猿猴有所了解的科学家认为这不大可能,但他们对这些动物知道得太少,只得承认也存在可能。如果加纳是对的,这将成为一个非凡的发现,将会打破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认为只有人类掌握语言。
加纳自己完全相信他从非洲丛林回来时,会带着证据,证明语言学存在“缺失的一环”。在他的白日梦中,他想象自己会被誉为下一个查尔斯·达尔文—他的偶像。他幻想着到时候在所有曾经质疑过他的人面前炫耀他的成功,尤其是那些专业科学工作者。他愤慨地觉得,他们本该对他的想法更接受才对。
然而,科学界并不用担心会被他抢去风头。加纳有表现无能的本领,正是出于这种本领,甚至在出发之前,事情就已经开始出岔子了。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当他仍然身在美国时,他没有购买对他的探险来说最重要的设备—留声机。相反,他想他可以在去非洲途中经停的英国买一台带上。但是当他出现在爱迪生公司英国的分支机构时,那里的销售代表尽管提前得到了他要过来的警告,却仍向来访的加纳开出了高昂的价格—加纳承受不起的价格。他发脾气地咒骂着,大喊他们是无脑的官僚主义者,但是他们不肯让步。加纳无意间被夹在了国际商业的政治问题中。爱迪生公司的英国代表们并不认为他们的工作是销售留声机。相反,他们的主要关切是执行爱迪生的专利,避免欧洲的竞争公司销售这一机器。对他们来说,带着奇怪要求而来的加纳只不过是件麻烦事罢了。最后,加纳不情愿地空手而归。
加纳将没能买到留声机的失败完全怪在了爱迪生公司代表的头上,但是他自己差劲的计划当然同样成问题。事实上,爱迪生曾对加纳的研究表示支持。这位著名的发明家后来提出,他曾邀请加纳来门洛公园,和他的工程师一道设计定制留声机,邀请长期有效,但是加纳从未赴约。也许他没有时间或者没有钱赴约。不管理由是什么,缺少留声机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阻碍。
然而,加纳拒绝承认失败。1892年9月,在利物浦的码头边,他在一群人的注视下把他的笼子装上了船。他向每个人挥手道别,登上船,继续他的旅程。一个月之后,他抵达了加蓬的海岸,在那里他将设备转移到了一艘小型轮船上,沿奥果韦河向上游航行了二百五十英里,然后径直穿越乡间抵达了弗南瓦兹环礁湖的南岸,卡米部落的领地。1893年4月,就在那里,他立起他的笼子,给它命名为“大猩猩要塞”,住了进去,在丛林中开始了他预计的“漫长而孤独的值守”。
在加纳坐在笼子里时,他对非洲的第一个发现,是这里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孤独。这里其实人很多,包括很多欧洲人。问题在于如何避开他们。距离他的营地一英里远处有一个法国布道所,距离近到他可以听到小教堂传来的钟声,而本地人常常走过来盯着看一个人被锁在笼子里的有趣景象。对他们来说,这就像某种角色反转的动物园—白人探险者关在笼子里面,而动物在他四周的丛林里自由地漫步。
他发现的第二件事是非洲满是蚊子和异国疾病。他有两个月的时间都在发烧生病。最终,当他坐在那里等待野生的黑猩猩和大猩猩出现时,他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有个严重的设计缺陷。留在一个地方,希望猿猴们来找他,对想要接触这些警惕性高的动物来说不是一个好方法。他深入到了猿猴众多的乡间,而且周围有很多的猿猴,但是它们都明智地避开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男人,这个男人拿着枪坐在通电的笼子里。
有时,在夜晚,加纳躺在笼子里尝试入睡时,觉得自己听到了远处丛林中大猩猩的喊叫声:“哇—呼啊”。“哇—呼啊”,得到的回答是“啊呼—啊呼”。他想象其意思是:“你在哪儿?”和“我在这儿!”偶尔大猩猩在漫步去附近的香蕉林寻找水果时,甚至会出现在他的视线中。有一次他听到有什么东西爬过树丛,抬头看到一只大猩猩距离自己的笼子7码远,一手握着一丛树枝,嘴巴仿佛吃惊地张着。加纳僵住了,不敢移动,以免把自己的访客吓走。大猩猩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唔姆”,随后漫步离开了。这也是加纳与猿猴距离最近的一次接触了。
为了消磨时间,加纳买了一只年幼的黑猩猩,他给它取名叫摩西。他把它关在笼子旁边的一个小围栏里,在漫长的白天试图教它说话。这倒不是他一路前来非洲的目的—他也可以在美国研究一只被关起来的黑猩猩—但是这让他有了事干。他报告说他教会了摩西说“Feu”,法语中的“火”这个词。他推论说,这是由猿猴所说出的第一个人类词汇,或许他是对的。
丛林里的生活已经过去了九个月。摩西得病死了。加纳伤心地埋葬了他的小朋友。反正也没有钱了,于是他收起了“大猩猩要塞”踏上了回家的漫长旅途。他为了寻找和记录说话的猿猴的大探险归于失败。
找寻还在继续
1894年3月末,加纳回到了美国。他回国的消息登上了头版新闻,但并没有他一直希望的对英雄归来的欢迎。相反,记者用恼人的问题纠缠他:留声机怎么了?说话的猿猴在哪儿?加纳没有激动人心的故事可以讲给媒体听,因此,为了取悦读者,记者们捏造了古怪和挖苦的流言,对他的探险加以夸张和讽刺。例如,有报道称加纳用一面镜子催眠了一只黑猩猩,还找到了一只红毛猩猩,会唱《雷鸣和闪电》 。加纳意识到他一直渴望的科学上的赞扬仍然同以往一样遥远。他仍然是人们的笑柄,仍然是古怪的“猴子先生”。
换一个人在这一刻可能会就此放弃,回到销售股票和房地产的行当,然而这可不是加纳的风格。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固执。相反,他对这项自己认定终生的工作更加投入了。他痴迷于找到一只说话的猿猴的念头,决心不管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也一定要回到非洲,继续他的研究。在漫无目的地四处寻找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了一个赚大钱的工作:为美国不断建立起来的诸多自然博物馆去非洲收集标本。诸如为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建立于1893年)、匹兹堡的卡内基博物馆(建立于1895年),以及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建立于1869年)收集标本。一只大猩猩的头盖骨可以拿到两百美元。一头非洲海牛可以赚一百美元。这足以给他的旅途提供资金了,而这成了他的新职业。
加纳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非洲度过,他寻找着蝴蝶、鸟类、猴子和任何可以卖给博物馆的标本。但正如追逐白鲸的亚哈船长[1]一样,他仍然经常保持警惕,注意着任何说话的猿猴的迹象,尽管这些行迹难寻的动物总是在他的搜寻范围之外。
时间一年年过去,加纳老了。似乎他永远也找不到自己想找的动物了。但随后,1919年,《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加纳七十一岁时,终于实现了一生的雄心壮志,他找到了一只说话的猿猴。文章声称,事情发生时,探险者正在根据非洲当地人给的小道消息,寻找一群奇特的似乎是大猩猩和黑猩猩杂交物种的动物。在夜晚黑暗的掩护下,加纳靠近了这些动物的栖息地,然后偷听它们的声音。它们听起来就像一群人坐在那里交谈。
几天之后的夜晚,加纳又回到了那里。他听到其中的一只猩猩正在呼唤它的伴侣:“哇—呼啊……哇—呼啊。”在预感下发抖的加纳站起身,喊了回去:“啊呼!啊呼!”一开始,没有回应,所以他又试了一遍。“啊呼!啊呼!”随后有了回音:“啊啊呼呜呜呜!”加纳的心欢跳着。他终于和一只大猩猩对上话了。但是几秒之后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那只雄性的大猩猩,跟随着它以为是自己伴侣的声音,正冲过丛林向他跑来。它越来越近。加纳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大猩猩就在几码之外了。害怕自己有生命危险的加纳做出了本能的反应。他举起步枪,开了枪。大猩猩应声倒地,受了致命伤。
如果故事是真的,那这就代表了这位探险者职业生涯的一个奇怪而悲剧性的结尾。他一辈子都在找一只说话的猿猴,终于找到了一只,却把它射杀了。但是同样的,这也可能是记者开的一个玩笑。
在加纳与说话的猿猴相遇的故事见诸报端之后不久,加纳回到了美国。他没有公开评论过这篇报道。第二年,在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市,他在酒店房间里突然病了,很快就被送到了医院,最后死于肺炎。即使在死后,加纳渴望被公众认可的心愿也未能实现。他的遗体躺在太平间好几天,没人认出他是谁。最终,在整理他的物品时,医院的员工意识到了他是谁—理查德·加纳,著名的“猴子先生”!然而玩笑仍在继续。第二年,一名专栏作家,可能对他已经去世并不知情,用带有修辞手法的口吻问道:“(不知)那位去非洲研究猴子语言的理查德·加纳教授现在怎样了?”用这一句引出了接下来的俏皮话:“他大概已在纽约扎营,”这名记者继续逗趣道,“在那些浪子和时髦女郎中间试图解读他们的对话。”
加纳死的时候,灵长类动物学正开始成为一门重要的、有声望的科学。通过教授猿猴人类的语言而与它们交流的想法,将成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一个关注焦点,但是加纳提出的猿猴具有它们自己的语言的理论被当成了玩笑,加纳本人也被当成玩笑。他没有被写进这个学科的历史之中。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开展的为数不多的几次猴子语言实验,更像是公开作秀,而不是正经的工作。例如,1932年,一位波兰研究者塔德乌什·哈纳斯,穿上了一身猿猴的仿装,然后住进了华沙动物园灵长类动物的笼子里。他宣称,自己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了解猿猴的生活习惯和语言。当他八周后离开他的灵长类伙伴时,他说它们的语言和人类的语言非常相似。
五年后,华盛顿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录下了红毛猩猩苏茜的“求爱叫声”。动物园的主任威廉·曼将这些录音带到了苏门答腊,希望会有一只求偶的猩猩听到它可爱的叫声而走出丛林。遗憾的是,蜡质唱片在路上损坏了,所以苏茜只能用更传统的方法寻找伴侣了。
但是1980年11月28日,猴子的语言突然间被重视起来,当时《纽约时报》的头版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标题:非洲的研究工作发现猴子能使用最基本的“语言”。这篇文章描述了一群洛克菲勒大学的科学家的工作,他们研究了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中的野生狨猴。
在观察这些猴子时,研究者注意到这些灵长类动物会用警告的叫声提醒彼此猎食动物在靠近,它们针对每种猎食动物的叫声听起来有所不同,它们似乎有特定的词汇描述豹子、蛇和鹰。科学家录下了这些叫声,然后将录音放给这一群的其他猴子听。很显然,当群猴听到对鹰的警告时(一系列不连贯的呼噜声),他们跑进了草丛中。蛇的警告(高声地尖叫)令它们检查四周的地面。豹的警告(类似喳喳的叫声)引起了一阵**,它们疯狂地蹿到距离最近的树上。《纽约时报》指出:“科学家把这些叫声看成真正的信息,此前人们认为这些信息在动物交流中并不存在或者极为罕见。”
文章没有提及加纳。研究者后来承认他们从未听说过加纳这个人,这能让人感受到科学界是怎样完全地遗忘了他。但对于任何熟悉他工作的人来说,安博塞利的研究就像昨日重现。既有说话的猴子,又有录制下来的警告的叫声,就像某本讲加纳的书里的一页一样。
后续的研究支持了安博塞利的发现,象牙海岸的猴子被观察到使用类似的叫声交流信息。换句话说,加纳关于说话的猴子的想法或许有点儿疯狂,但它并不是像所有人想得那样彻底的疯狂。一些猴子确实运用声音,以一种说话一样的方式,交流特定的信息,而这方面的证据如今已经很令人信服了。
可以想见如果加纳听得到这一新闻,他在坟墓里也会变得躁动不安起来。如果你更靠近倾听,你或许会听到他在喃喃自语:“我是对的!我是对的!哇—呼啊!哇—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