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　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民、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不肯落俗套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

14岁时，梁漱溟入顺天中学堂，与张申府、汤用彤同学，他的作文成绩在班上常名列第一，“我的特点是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一位王姓国文学生对此很反感，批语为：“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而后来的一位范先生却偏偏赏识，以“语不惊人死不休”褒之。

梁漱溟声称自己最大的爱好便是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

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只有志业，没有职业

1912年，梁漱溟19岁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成了一个革命者；随后又当了《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但是，同一段时间，他却因人生问题之困扰两度欲自杀，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漱溟曾经杜门研佛三年。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座席。在北大的7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两年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

1918年，志在“殉清”的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前，最后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他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父亲欣慰地点头：“能好就好啊！”此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继续探寻人心与人生的真谛，因为“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

让梁培宽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1917年，梁漱溟报考北大，没有考上。蔡元培读到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后，认为他功底很好，前途无量。当得知其没有被录取时，他深为惋惜，说：“梁漱溟想当学生没有资格，那就请他到北大来当老师吧！”起初，梁漱溟不敢应承，蔡元培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的呢？”梁漱溟说不知道，最终接受聘请。

他出任北大讲师后，不仅很快胜任了教学工作，还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轰动了中外哲学界。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

1924年，31岁的梁漱溟辞去北京大学教学职务，远赴广东，开始寻找“中国问题”的答案，探寻中国的出路并付诸实践。他后又离开广州，“带了一帮人从南到北”，开始了一场以乡村建设运动为主题的考察之旅。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一个要实践的人！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不过到头来，他虽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胆”的努力，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心愿。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曾与梁漱溟有过十余次长谈，他称梁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马歇尔、司徒雷登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为民众奔走），称他为“中国的甘地”。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试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

行云流水，不足挂齿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家被抄时，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

后来，他在和艾恺教授谈到这一段时，只是淡淡地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94岁时，有人问梁漱溟对近几十年中所受苦难的感受，他的回答是：“行云流水，不足挂齿。”

这个世界会好吗？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时长达6个月的分小组批判，然后是2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与父亲梁济一样，曾经积极投身反清革命，后来却对新政局失望的梁漱溟，也曾经两次试图自杀，幸而都被友人及时发现挽救了回来。1980年，美国学者艾恺教授找到梁漱溟，跟他连续十余次访谈，最后整理出来的，书名为《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恰恰是当年父亲最后问他的那句话，他一生都不曾停止思索。

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留给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哲学家张岱年由此感喟道：“大哉死乎！君子息焉。”《人民日报》刊发悼念文章，称他为“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冯友兰撰写挽联：“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寥寥数语，勾勒出梁漱溟直言、躬行的不朽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