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曹成败，昔人议论孔多，然皆事后附会之辞，非其实也。建安五年，曹操之东征刘备也，《武帝纪》曰：“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去，后必为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嘉传无此语）。遂东击备，破之。……公还官渡，绍卒不出。”《绍传》亦云：“太祖自东征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皆病绍之用兵，不能乘时逐利。案用兵各有形势，轻兵掩袭，乘时逐利，与持重后进，专以摧破敌人之大军为主旨者，各一道也。
绍之计，盖为先定河北，然后蓄势并力，以与强者争衡。当操与吕布相持于兖州时，强敌在前，饥军不立，欲从袁绍之说，遣家居邺（《三国志·魏书·程昱传》）。其势可谓危矣，然以程昱之谏而遂止，袁绍亦不之问。其后吕布为操所败，张邈从布走，张超犹守雍丘，臧洪以故吏之谊，欲乞兵往救。绍当是时大可存超以为牵制，而犹终不听许，至反因此与洪构衅，诚欲专力于河北，未欲问鼎于河南也。
建安四年，绍既并公孙瓒，将进军攻许，则既遣人招张绣，复与刘备连和。其明年，两军既相持，则有刘辟等应绍略许下，绍又使刘备助之，则绍于牵制操耳，亦不为不力矣。然终不发大兵为之援者，许下距河北远，多遣兵则势不能捷，少则无益于事，徒招挫折，故绍不肯遣大兵。即操亦知其如此，度其时日，足以定备，是以敢于轻兵东骛，非真能逆臆绍之昧机而不动也。
绍之南也，田丰说绍曰：“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今不如久持之……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及兵既接，沮授又曰：“北兵虽众，而果劲不及南；南军谷少，而货储不如北；南幸于急战，北利于缓师，宜徐持久，旷以日月。”一以兵之不逮，一以将之不及，不欲速战，而主持久以敝敌。盖时河北虽云凋敝，然其空乏初不如河南之甚，田丰违旨，终遭械系，沮授之策，则绍实不可谓不用。《绍传》云：“太祖与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武帝纪》亦谓：操以粮少，与荀彧书，议欲还许。而绍则运谷车为徐晃、史涣所邀击者数千乘。又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悉为操所烧，乃致大溃。则其粮储之丰可知，使徐晃、史涣功不成，操攻琼而之诛不启，抑或不克济，事之成败，固未可知。
或传太祖军粮方尽，书与彧议，欲还许以引绍。彧曰：“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届一之众，划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夫楚汉相持，汉以兵多食足见长，楚兵少食尽，其势与曹操之势正相反，安得举以为喻。陆逊之策刘备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此即荀彧所谓情见势绌，用奇之时。徐晃、史涣之邀击，及操之自将以攻淳于琼，正是其事。然亦幸而获济耳，使绍而虑精专，此等竟不能遂，则其后之成否，固犹未可知也。然则袁绍之成败，亦间不容发耳。所谓还许以引绍者，即是不支而退，使其竟尔如此，而绍以大兵乘其后，曹军之势必土崩瓦解，不复支矣。然则绍之筹策，固亦未尝可谓其不奏功也。
《满宠传》云：“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以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坐上杀十余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
《李通传》云：“建安初，通举众诣太祖于许。拜通振威中郎将，屯汝南西界。太祖讨张绣，刘表遣兵以助绣，太祖军不利。通将兵夜诣太祖，太祖得以复战，通为先登，大破绣军。拜裨将军，封建功侯。分汝南二县，以通为阳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长赵俨收治，致之大辟。是时杀生之柄，决于牧守，通妻子号泣以请其命。通曰：‘方与曹公戮力，义不以私废公。’嘉俨执宪不阿，与为亲交。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绍遣使拜通征南将军，刘表亦阴招之，通皆拒焉。通亲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独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从绍。’通按剑以叱之……即斩绍使，送印绶诣太祖。又击郡贼瞿恭、江宫、沈成等，皆破歼其众，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
《赵俨传》云：“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郡不动，而都尉李通急录户调。俨见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诸郡并叛，怀附者复收其绵绢，小人乐乱，能无遗恨！且远近多虞，不可不详也。’通曰：‘绍与大将军相持甚急，左右郡县背叛乃尔。若绵绢不调送，观听者必谓我顾望，有所须待也。’俨曰：‘诚亦如君虑；然当权其轻重，小缓调，当为君释此患。’乃书与荀彧……彧报曰：‘辄白曹公，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上下欢喜，郡内遂安。”此可见操之多忠亮死节之臣，刘辟等之所以不能摇动以此也。
《后汉书·袁绍传》云：绍与操相持，许攸进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余守势必空弱，若分遣轻军，星行掩袭，许拔则操为成禽，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夫遣骑轻则如曹仁等优足拒之矣，安得使操疲于奔命而况侈言拔许哉！
曹操之攻淳于琼也，袁绍闻之，谓长子谭曰：“就彼攻琼等，吾攻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张郃、高览攻曹洪。此亦未为非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而郃谓曹分营固，攻之必不拔（《三国志·张郃传》），其后果然，则操之备豫不虞不为不至。安得如书生谈兵谓一即可袭取哉！
要之两汉三国时史所传，惟一大纲，余皆事后附会之辞，遂一一信为事实则傎矣。《蜀志》又谓曹公北征乌丸，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其说，当时又谓孙策闻公与绍相持，乃谋袭许，未发，为刺客所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则近于子虚乌有矣。
《荀彧传》载彧论曹公较之袁绍有四胜，又曰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也。《郭嘉传》注引《傅子》又谓嘉料绍有十败，公（指曹操）有十胜，其所谓十败十胜者，实与彧之辞无大异，特敷衍之，多其节目耳。又曰：嘉曰“绍方北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不先取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两人之言有若是其如出一口者乎，其为事后附会，而非其实，审矣。然此等综括大体之辞，较之专论一事者差为近理。要之当时之史尚系传述之辞，多所谓某人某人之语，未必可即作其人之辞观。然以此为其时人之见解，固无不可也。《史》《汉》之《留侯传》，《三国志》之《荀彧传》均可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