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后汉的乱源

两汉时代，总算是中国统一盛强的时代；两汉以后，便要暂入于分裂衰弱的命运了。这个分裂衰弱的原因也甚多，追溯起来，第一件便要说到“后汉时代的羌乱”。

羌族分布的地方，是很广的。现在专讲后汉时在中国为患的一支，《后汉书·羌传》说：

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注》：“黄河湟水赐支河也。”案：赐支就是析支，就是河曲之地，不能另算做一条河。所以注引《续汉书》作“河湟之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尊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云。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威，兵临渭首。灭狄躲戎，忍季父邛，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嶲羌（如今四川的西昌县）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如今四川的广汉县）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如今甘肃的武都县）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始矣。

《后汉书》说越嶲、广汉、武都诸羌，都是爰剑之后，这句话恐未必十分可信。但因这一段文字，可以证明两汉时代，为中国患的羌人确是居湟中这一支。湟中是个肥沃的地方，爰剑又是个从中国逃出去的，它的文明程度，总得比塞外的羌人高些，看“教之田畜，遂见尊信”八个字，就可以明白。

这一支羌人的根据地，是从河湟蔓延向西南，包括青海和黄河上游流域。它的文明程度颇低，而体格极其强悍；《后汉书》说它“堪暑耐寒，同之禽兽 ”。而且好斗。部落分离，不能组织大群；又好自相攻伐，要到一致对外的时候，才“解仇诅盟”；事情一过，就又互相攻伐了；这也是羌人的一个特色。这个是因为它所处的地方，都是山险，没有广大的平原的原故。羌人在历史上，始终不能组织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出大一点的事业，也是为此。

汉朝和羌人的交涉，起于武帝时。这时候，匈奴还据着河西。和羌人所据的湟中，只隔着一支祁连山脉；武帝防它互相交通，派兵击破羌人，置个护羌校尉统领它。羌人就弃了湟水，西依西海（青海）、盐池（在青海西南）。王莽时，羌人献西海之地，王莽拿来置了一个西海郡，莽末内乱，羌人就乘此侵入中国。后汉时羌人一支占据河北大允谷和大小榆中一带（在如今平番导河一带）。颇为边患，和帝时，才把它打破，重置了西海郡；而且夹着黄河，开列屯田。从此从大小榆谷到西海，无复羌寇。然而降羌散布郡县的很多。在安定、北地、上郡的，谓之东羌。在陇西、汉阳、金城的，谓之西羌。中国的吏民豪右，都不免“侵役”它。一〇七年，罢西域都护和校尉，发羌人去迎接它。羌人颇有逃散的，郡县到处“邀截”，又不免骚扰。于是各处羌众，同时惊溃。“东寇三辅，南略益州”。凉州的守令，都是内地人，见羌势已盛，无心战守，都把郡县迁徙到内地来；百姓有不愿意迁徙的，就强迫“发遣”，死亡流离，也不知多少。直到一〇八年，才把三辅肃清，凉州还没有平定，而军费已用掉二百四十亿。到顺帝时，凉州也算平定了，才把内徙的州县，依旧回复。不多时，羌人又叛。用兵十余年，又花掉八十多亿的军费。到桓帝即位，才用段颎做校尉，去讨叛羌，这个段颎，是以杀戮为主义的。他说：“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梗，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蛇虺于室内也。臣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于是从一五九年起，至一六九年止，用兵凡十一年。把西羌直追到河首积石山，东羌蹙到西县（如今甘肃的秦安县）山中，差不多全行杀尽。这历年的羌乱，才算靠兵力镇定（羌乱的详细，可参看《后汉书·本传》，和任尚、虞诩、段颎、皇甫规、张奂等传）。

后汉的羌人，并不算什么大敌，他的人数，究竟也并不算多，然而乱事的蔓延，军费的浩大，至于如此。就可见得当时军力的衰弱，政治的腐败。这件事情，和清朝川楚教匪之乱，极其相像。军费自然十之七八，都是用在不正当的方面的。却是（一）凉州一隅，因此而兵力独厚；（二）其人民流离迁徙之后，无以为生，也都养成一个好乱的性质，就替国家种下一个乱源。

政治腐败，它的影响，决不会但及于凉州一隅的。咱们现在，要晓得后汉时代社会的情形，且引几段后汉人的著述来看看。

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论衡·务本篇》）

王侯贵戚豪富，举骄奢以作**巧，高负千万，不肯偿债；小民守门号呼，曾无怵惕惭怍哀矜之意。（同上《断讼篇》）

使饿狼守苞厨，饥虎牧牢豕，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奇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乐，列乎深堂。（《昌言·理乱篇》）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势弱力少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困不敢自理。（同上《损益篇》）

这种情形，说来真令人“刿心怵目”。却是为什么弄到如此？这是由于汉朝时候的社会，本不及后世的平等。它的原因，是由于（一）政治上阶级的不平，（二）经济上分配的不平。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倘使政治清明，也还可以敷衍目前，为“非根本的救济”；却是后汉时代，掌握政柄的不是宦官就是外戚，外戚是纨绔子弟，是些无知无识的人，宦官更不必说。他们既执掌政权，所用的自然都是他们一流人，这一班人布满天下，政治自然没有清明的希望。要晓得黑暗的政治，总是拣着地方上愚弱的人欺的，总是和地方上强有力的人，互相结托的。所以中央的政治一不清明，各处郡县都遍布了贪墨的官；各处郡县都遍布了贪墨的官，各处的土豪，就都得法起来。那么，真不啻布百万虎狼于民间了。灵帝开西邸卖官，剌史守令，各有价目。尤其是直接败坏吏治的一件事情。

所以张角一呼，而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的人，同时响应。张角是巨鹿人，他自创一种妖教，名为“太平道”，分遣弟子“诳诱四方”，十余年间，众至数十万，他把这些人分做许多“方”，大方万余人，小者敷千。暗约一八四年灵帝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同时起事。还没有到期，给自己同党的人告发了，张角就“驰敕诸方，一时俱起”，中外大震。这种初起的草寇，论兵力，究竟是不济事的。灵帝派皇甫嵩、朱儁等去讨伐，总算不多时就戡定了。然而从此之后，到处寇盗蜂起，都以“黄巾”为号。张角的兵，都是把黄布包着头的，所以人家称他为黄巾。郡县竟不能镇定。因为到处寇盗蜂起之故，把州刺史改做州牧，于是外权大重，就成为分裂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