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所谓藩属，是外国仰慕中国的文明，自愿来通朝贡；或者君主好大喜功，喜欢招徕外国人来朝贡，以为名高，朝聘往来，向守厚往薄来主义。在国计民生，无甚实益。所以历代的政论家，多以弊中国、事四夷为戒。当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有一藩属，介居其间，则本国的领土不和侵略者直接，形势要缓和许多。所以保护藩属，实在是国防和外交上的要义。然中国之对待藩属，仍系遵循旧法。为中国计，当是时，唯有采用联邦之法，于军事、财政、经济、交通、外交荦荦大端，操诸中央之手，而其余则一听其自由。无如此等新政治，非中国秉政者所知。

越南的衰乱

藩属就是我的属国，而又可以做我的藩篱的意思，藩属沦亡，内地就要危险了。安南旧阮，自给新阮灭掉后，遁居海岛。因法教士的介绍，求援于法；又借助于暹罗，将新阮灭掉。立国顺化，受封于中国，为越南国王。当越南求援于法时，曾和法国立有草约，许事成之后，割化南岛为赂，后来草约没有签字，约中所载的义务，法国亦没有履行；越南亦就没有割地，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与法交涉之间，殊多 ，南部遂为法国所占，这事还在中国订立《天津条约》之时。后来太平天国灭亡，余党又逃入越南北部，旧阮初兴，对于北部，实力本来顾不到，至此遂更形混乱。

无甚实益的藩属在近代却至为重要

藩就是藩篱的意思。中国历代，所谓藩属，是外国仰慕中国的文明，自愿来通朝贡；或者专制时代，君主好大喜功，喜欢招徕外国人来朝贡，以为名高，朝聘往来，向守厚往薄来主义。从不干涉人家的内政，或者榨取什么经济上的利益。在国计民生上，是无甚实益的。所以历代的政论家，多以弊中国、事四夷为戒。然当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有一藩属，介居其间，则本国的领土不和侵略者直接，形势要缓和许多。所以当此时代，保护藩属，实在是国防和外交上的要义。然而中国却不能然，藩属逐渐沦亡，本国的边境也就危险了。（《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册，第84页）

中法战争和越南丧失

当云南回乱时，中国曾托法商购运军火，法人因此知航行红河，可通云南，又想侵占越南北部。越人联合太平军余党刘义（后来内附，改名刘永福，所领军号黑旗军），把他打败。中国亦命云南、广西出兵，法人乃设计攻顺化，胁越南立被保护之约。中国提出抗议，法国置诸不理。时中国兵出云南、广西的都不利，乃由李鸿章在天津，与法使订约。中国承认法、越条约，而法允不索兵费，旋因撤兵期误会，两军冲突，法国又要求偿金。中、法遂开战，时在一八八五年。法兵袭击马江，破坏我国的海军，又陷澎湖、基隆，封锁宁波、海口。然我陆军出云南、广西的都胜利，台湾淡水坚守，法军亦不能下。是时法新败于德，元气未复；战既不利，舆论哗然，主战的内阁，因之而倒。傥使我更坚持，或者条件还可有利些，然我国亦未能利用机会，仍放弃越南成和，不过法人没有要索赔款罢了。

缅甸和暹罗的丧失

英国和缅甸，是久有冲突的。一八二六年，就割其阿剌干和地那悉林；一八五一年，又割白古。缅人自此没有南出的海口，屡图恢复，终无成功。法、越交涉紧急之时，法人又诱缅甸立密约，许代监禁其争位的王族，而缅甸人则割地以为报酬。英人大惊，趁中法交战之时，发兵把缅甸灭掉。法人既并越南，借口暹罗湄公河左岸之地，曾属越南，向其索取，暹人不能拒。英人和法协议，以湄公河为两国势力范围界限，湄南河流域为中立之地。暹罗因两国的均势，得以幸存，然亦不是我的属国了。

疆界的糊涂不清

中国的边界，向来是全不清楚的。当初和英国议界时，曾要求腾越所属汉龙、天马、虎踞、铁壁四关。汉龙、天马，本无问题。虎踞、铁壁，照云南省的地图，亦均在中国界内。英人以为必不致误，遂许照原界分画，后来实行查勘，才知道二关久为缅占（据薛福成原奏，其时英所守界，越虎踞而东，已数十里；越铁壁亦六七十里），英人遂不肯归还。而汉龙、天马，虽许归还，汉龙又不知所在，于此约中订明“由勘界官查勘；若勘得在英国界的，可否归还中国，再行审量”，岂非笑柄？而此约所定之界，于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又未能分画，订明俟将来再定，遂为后来英人占据片马的根本。（《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下册，第89—90页）

哲孟雄不丹的丧失

西藏南边之国，亦久为英人所觊觎，当公元一八一六年时，廓尔喀因受英国迫胁，曾求救于中国，清仁宗茫然不省。（见 《东华录》嘉庆二十一年。廓尔喀言受披楞压迫，披楞即不列颠的异译。仁宗降谕说：“尔国来禀之意，不过要求天朝帮助，天朝于边外部落，彼此相争，从无发兵偏助一国之事。尔国与披楞，或和或战，即或竟投诚披楞，天朝总置不问。但届至贡期，仍当按例进贡。傥至期不来，即当发兵进剿。”真可谓昏愦糊涂，而又颜之厚了）廓尔喀遂兼附于英，不过终清之世，仍守其五年一贡之例而已。哲孟雄则当公元一八三九年时，英人即租得其大吉岭之地，后来又取得其铁路敷设之权；自此西藏的藩篱就渐撤。不丹于公元一八六五年，为英军所败，乞和。到公元一八九〇年，中国和英人订结《藏印条约》，承认哲孟雄归英保护。公元一九一〇年，不丹亦夷为英的保护国，西南的藩属，就几于全失了。

西南的危机

藩属既已丧失，本国的形势，就渐行赤露。《法越条约》，中国许开边界两处通商，后来广西开了龙州，云南开了蒙自、河口。先是英人要求派员入藏探测，中国不能拒，允许了他，而其所派之员，行至腾冲边界被杀，英人指为大员主使，交涉几至决裂，于是有公元一八七六年的《芝罘条约》。在西江沿岸，开放商埠，并许英人航行西江，而派员入藏一节，仍订入约中。直到公元一八八六年，中国订约，承认缅甸属英，才将他取消。其中缅界约，则直到一八九四年方订立，仍仅规定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南，自此以北，疆界迄未勘定，遂为英兵侵占片马、江心坡、班洪等地的张本。又此约订明孟连、江洪不得割让，而一八九五年的《商务界务专条》，却把江洪之地，割让了一部分给法国，并许越南铁路，接展至中国。于是英人向我诘责。一八九七年，又立《中缅条约》附款，许缅甸铁路，和云南铁路相接。西南的形势，就更形危急了。

变藩属为联邦

中国历代之征服外国，看似出于君主之野心，实则思患预防之意多，开疆拓土之意少，所谓守在四夷也。历代管理外国，不外（一）就其通路，加以保护，如汉于西域设都护，以护南北两道是也。（二）择其要点，设官驻兵，以诸属部加以管理，使不至渐形桀骜，寖开犯顺之端，又或互相联合，或独立并吞，驯至富强终成坐大。如唐于属地设都护府是也。此皆所以防此等外藩侵犯中国，而非防更有强敌侵犯此等藩属，至近代，则情势迥异矣。然中国之对待藩属，仍系遵循旧法。当是时，欲图改革，亦有难焉者，何也？中国之实力不足，则不能御敌，欲求实力充足，必有所经营布置，而欲有所经营布置，则或非属部所乐，转易引起内讧矣。为中国计，当是时，唯有采用联邦之法，于军事、财政、经济、交通、外交荦荦大端，操诸中央之手，而其余则一听其自由，（一）所求者简，则中央易于为力。（二）变动不大，则藩属不至反对。（三）告以我之措置，又凡事与之和衷协商，则藩属必欣然从我矣。无如此等新政治，非中国秉政者所知。（《中国近百年史概论》，写于1942至1943年间，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