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世，诸子百家之学，本是立于平等地位的，汉初还是如此。从武帝以后，儒家在学校、选举两方面，都占了优势，别一家就不能和他竞争了。汉时儒家之学，就是所谓经学。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从大体上说，则汉人去古近，对于古代的事情，知道得总要多些；所以汉人的经说，无论今古文，都为后人所宝贵。史学在汉朝，亦颇发达。司马迁之《史记》，班固之《汉书》，所谓正史，都是沿用这一种体例的。文学的发达，韵文较散文为早。散文至西汉而达于极点。东汉以后，渐渐的开出骈文的风气了。秦汉之世，懂得“祠灶”，讲究神仙的，都称为方士。当时的社会，迷信的空气很浓厚，遂成为后来道教的根源。后汉时，佛教在社会上，渐渐的流行了。但只是宗教上的迷信，还不大讲到他的哲理。

汉代的崇儒

春秋战国之世，诸子百家之学，本是立于平等地位的，汉初还是如此。从武帝以后，儒家在学校、选举两方面，都占了优势（见本书第十一章），别一家就不能和他竞争了。这也有个原由：学术的趋向，是要适应环境的。战国时，列国竞争剧烈，整饬政治，训练人民，最为紧要，所以法家之学见用。汉初需要休养生息，所以从高、惠时萧何、曹参做宰相，以至文、景时代，都谨守着道家清静无为的政策。到武帝时，海内业已富庶了；武帝又是好大喜功的人；要讲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那自然儒家之学，就会应运抬头了。

中国学术之分期

吾国学术，大略可分七期：先秦之世，诸子百家之学，一也。两汉之儒学，二也。魏晋以后之玄学，三也。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四也。宋明之理学，五也。清代之汉学，六也。现今所谓新学，七也。七者之中，两汉、魏晋，不过承袭古人；佛学受诸印度；理学家虽辟佛，实于佛学入之甚深；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最近新说，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先秦学术概论》，第1页）

文字的变迁

汉时儒家之学，就是所谓经学。经学有今古文之分。讲到这个问题，又要先晓得文字的变迁。中国的文字，从发明以后，一直到春秋战国时代，递有演变，今已不尽可考，但所用的总是圆笔，这种字，后世称为篆书（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见《法书考》）。秦时，行政上使用文字较多，向来的写手不够用，乃叫徒隶帮着写，徒隶是不会写字的，画在上面就算，于是圆笔变为方笔，这种字人家称为隶书，虽然写得不好，因其简便，反而通行了。以上所说是笔画形状的改变，字体的构造，随时代而不同，自然也是有的。一时不觉得，积久之后，就大相悬殊了。

秦汉时文字变迁最烈

秦汉之世，为我国文字变迁最烈之时。综其事：则字形变迁之多，一也。字数一面增加，一面洮汰，二也。文字之学，成于是时，三也。行文渐以古为准，浸成文言分离之局，四也。书法渐成艺事，五也。盖文字之用，远较先秦时为宏，故其变迁之烈如此。自经此大变后，其势遂渐趋于安定矣。（《秦汉史》下册，第734页）

汉代的经学

古人的读书，多数是用口辗转传授的，不必都有本子，但是传之久了，总有人把他写出来，所用的，自然是当时通行的文字。汉初讲经的人，虽然亦有派别，大体无甚出入。到前汉末年，刘歆（刘歆，字子骏，前二三年被王莽所杀）等人，才说鲁共王曾破坏孔子的旧宅，得到许多古书。此外，自然还有从别一方面来的，都藏在汉朝的秘府里。他们以此为据，说前此传经的人，经文有缺误之处，久而久之，相信这一派说法的人，对于经文的解释，也就和前此的人，有不同的地方了。人家因称这一派为“古文”，而称前一派为“今文”。汉时，国家所立的五经博士，都是今文之学。（前汉末年，曾立过几家古文，后汉时复废）但在后汉时代，私家教授，古文之学，颇为盛行。古文家虽说比今文家多得了些古书，然都无传于后。文字异同之处，只多无关紧要。重要的，倒是经说的异同，今古文的短长，我们不讲经学，无须去评论他。从大体上说，则汉人去古近，对于古代的事情，知道得总要多些；所以汉人的经说，无论今古文，都为后人所宝贵。

汉代的史学

史学在汉朝，亦颇发达。前代的历史材料，都是零零碎碎的。汉武帝时，司马迁才把他采集起来，做成功一部《史记》。后汉时班固又用其体例，专述前汉一朝的事情，谓之《汉书》，后世所谓正史，都是沿用这一种体例的。

《史记》体例多沿袭而非新创

《史记》为正史中第一部，后来的史书，都系沿袭他的体例。盖当太史公时，前代所留诒的史材，除述制度的典礼以外，其述人事的，可分为（一）《春秋》，（二）《系世》，（三）《语》，三者。《史记》的年表、世表，系据《春秋》《系世》制成；本纪、世家，有兼据《春秋》及《系世》的，亦有更益之以《语》的；而列传则大致系根据于《语》。知此，则知后世之正史，以人为纲，以致将事实寸寸割裂，要看一件大事，必须兼阅本纪及许多篇传，殊觉不便，其咎实不在于史公。因为史公所据的材料，是各有来源，本不相干的。照古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例子，异来源的材料，本不以之互相订补，并不使之错居一简。譬如《齐世家》和《管晏列传》，《鲁世家》和《孔子世家》，便是各有来源，不能搀杂的。《史记》的多复重、矛盾，即由于此。而《史记》的列传，所以忽详忽略，或分或合，莫名其妙的，亦由于此。譬如管仲、乐毅，是何等大人物？然而《管晏列传》中，所详叙的，只有管仲和鲍叔的关系，述其相桓公霸诸侯的事反甚略。乐毅亦然，于其外交及军事，并没有详叙，而只备载其和燕惠王往返的书函。老子为什么要和韩非同传？《孟子荀卿列传》中，为什么要兼载这许多人？而又语焉不详？后世史学家、文学家想出许多说法来，总不能使人满意。如其不用私知穿凿，而但就古书义例求之，则可以一语斩尽葛藤，曰：其所据的材料，本来如是而已。普通列传，传者以人为主，则史公亦以人为主而传之。类传的传者，以事为主，则史公亦以事为主而传之。这种体例，如其说是好的，史公不应尽冒其功；如其说是坏的，史公不能尽尸其咎，正和后来的史家，袭用《史记》的体例，只负模仿的责任，不负创作的责任一样。（《古史家传记文选》上册，导言第11—12页）

汉代的文学

文学的发达，韵文较散文为早，春秋战国是散文发达的时代，至西汉而达于极点。东汉以后，句调求其整齐，字面求其美丽，渐渐的开出骈文的风气了。诗在古代，都是可以合乐的，五经中的《诗经》，就是如此。《诗经》大体是四言，汉时变为五言，渐渐的不能合乐了。汉武帝曾采集各地方的民歌，立了一个机关，谓之“乐府”，叫精于音律的人，替他定了谱，会做文章的人，按谱填词，诗中就又开出乐府一体。

韵文、散文与骈文

文学的发达，韵文是先于散文的。韵文之先于散文，乃因其时文字寡少，亦且文具缺乏，书写艰难，所以把要记的话，作成简短的句子，更加之以协韵，以便讽诵而广流传。然虽如此，这种精简的句子，到底不与口语相合，不与口语相合，即不能达意而无遗憾，所以到文字增多，足以代表口中的每一个音，因而能代表口中的每一句话，而文具亦较完备，书写觉得便利时，我们便照着口中的言语写下来了。这便是散文时代。到西汉末年，所谓骈文者，渐渐兴起。骈文的特征，是语句的整齐。（一）无甚长甚短之句；（二）句多对偶，相对偶之句，长短相等。此其出之于口，即为音调的啴缓。啴缓的音调，和散文变化繁多、忽缓忽急的音调，究竟哪一种美呢？这是随着各人的好尚，和时代的风气而有不同的。在西汉末年，则群以啴缓为美，此为骈文兴起的主要原因。同时，骈文还有两个较次要的条件：即对于词汇加以选择，务求其可以引起美感；喜引用故事，并不正式叙述，而只以一两语包括之，此即所谓用典。其目的，在于使人从简单的语句中，得到丰富的想象，所以骈文在原则上忌用生事，因为既不叙述，而用生事，则为人所不能解，不但无从想象，抑且转生扞格矣。然则用字亦当以熟为贵，而汉人辞赋，每多喜用生字者，则以其字在当时实并不生，虽罕见，然与语言相合，正如今人用形声之法的造新字，亦为人人所能解也。（《论大学国文系散文教学之法》，写于1951年，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89—491页）

道教的起源

中国古代宗教上崇拜的对象很多，用理论把他分起类来，则为天神、地祇、人鬼、物魅四种（名见《周礼·春官 》）。列国分立时代，交通不甚发达，所以其势力都只限于一地方。秦汉之世，此等懂得“祠灶”的，以及燕、齐之间，讲究神仙的，都称为方士。（讲祠灶的，抑或称为巫）当时的社会，迷信的空气很浓厚。所以像秦皇、汉武等雄主，也很相信他。后汉末年，有张角创太平道，借着符水治病，聚集徒党造反。又有张陵，自称在四川山中学道，创五斗米道。（学道的人，都出五斗米，所以谓之五斗米道。本篇文字变迁和古文经发现的始末，可参看拙撰《中国文字变迁考》第三章）张角、张鲁等，虽然不久灭亡，然而此等迷信的流传，迄不能绝，遂成为后来道教的根源。

佛教的输入

佛教的输入，旧说以为在公元六七年，是汉明帝派人到西域去请来的，其实不然（佛教输入问题，可参看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佛教之初输入》），因为明帝的哥哥楚王英，已经相信佛教了。佛（释迦）在世的时代，大略和孔子相差不远（孔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当周灵王二十一年；释迦生于公元前五五七年，当周灵王十五年。又孔子没于公元前四七九年，当周敬王四十一年；释迦没于公元前四七八年，当周敬王四十二年。故二人完全同时）。佛没后，其教北行至大月氏，南行至锡兰。中国同西域和南洋交通后，这两条路上，都有输入的可能。到底是什么年代，从什么地方输入的？则现在还难确答。后汉时，佛教在社会上，渐渐地流行了。但只是宗教上的迷信，还不大讲到他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