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末的群雄征伐中，刘邦为什么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呢？

在中国历史上如此之多的帝王中，刘邦为什么能成为他们当中的冠军？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迥异的观点。但在我看来，刘邦最厉害的一点，是他非常擅长“授权”。他不但喜欢授权，而且是收放自如，是权力管理的行家里手。他没上过什么管理学校，也没读过MBA，但他在这方面比当今任何一家世界级企业的领导人都更具有天赋和过人的能力。

我们知道，授权就是让手下去为自己完成工作，充分给予权力和一定的时间，然后信任。为什么要授权呢？因为一个人无论多么英雄，就算是三头六臂，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事情。项羽厉害吧？他武力过人，又是贵族，号召力也很强，可又能怎么样？最后败在了刘邦的手上。

业务高手与管理者是两种不同的角色。一个卓越的管理者，他必须让整个团队厉害起来，而不是只有自己呼风唤雨。

这就是为什么刘邦能够在每战必败的逆境中愈挫愈强的奥妙。他自己上阵杀敌是不行的，亲自带兵指挥也很平庸，但他擅长“将将”，就是知人善任，让能人为自己去打仗，征服天下。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一个公司的老板，部门的领导，不仅要有知人之明，还得有善任之能。

看看历史上的名人是怎么评价刘邦的：

与刘邦同时闹革命的陆贾对南粤王赵佗说：“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

陆贾觉得，刘邦不但是伟大的皇帝，而且继承了三皇五帝的事业，统一了中国，这是天地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壮举！

司马迁在谈刘邦时说：“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这段话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高祖愤发有为而成为天下的雄主，哪在于无土而不能为王？这不就是世传的大圣吗？此真是天意啊，如果高祖不是大圣之人，又岂能受命于天而当上皇帝呢！”

司马迁当然有拍马屁的成分，但也从侧面说明，刘邦至少是让他折服?的。

到了宋代，苏东坡说：“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就是说：古代通晓人情并能准确判定天下大势的人，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汉高祖。

王安石说：“后世循高祖则鲜有败事，不循则失。”王安石是一代名相，他认为后世之人遵循刘帮的规范去做事，很少有失败的。如果不遵循和学习刘邦留下的经验，则必有过失。

元代的戈直说得更有对比性：“（唐）太宗英武，将略优于汉高；至于知人判事，不及汉高远也。”在戈直眼里，唐太宗李世民的将略比汉高祖强一点，但在识人用人、判断事物的能力上，远不如刘邦。

明代的李贽说：“故汉祖之神圣，尧以后一人也”提到刘邦，他认为是尧帝以后最伟大的一个帝王，没什么皇帝能跟他相提并论了。

英国著名的史学大师汤因比也给予了刘邦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刘邦是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之一。一位是开创了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另一位便是创建了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

但是，与史学家们的高誉相比，民间对于刘邦的评价则有些失于客观。比如许多人在刘邦身上研究厚黑学，认为他的成功是源于一种流氓哲学，将他的形象抹黑；不少人反而崇拜项羽，认为项羽输得壮烈，不愧是顶天立地之英雄。

这不但对于刘邦相当不公正，而且也违背了最基本的史实。刘邦既不是心肠狠毒的流氓，项羽的所作所为其实也算不是顶天立地。

我们从历史当中不难发现，从一介平民实现九五至尊之高位的帝王中，有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和明太祖朱元璋三个人。光武帝虽然是汉景帝的后裔，但他起家时的家庭实际情况与平民没什么区别，反而处境十分凶险。他们创业时的自身社会地位很低，可利用的资源非常少，承担的风险极大。可以说，这三个人堪称草根创业的优秀代表，代表着白手起家的最高境界。

但不同的是，刘秀与朱元璋成就自己的帝业都历时15年，刘邦从起兵到称帝，在一堆强手如云的贵族之间仅用7年的时间。如果仅从汉王算起，他只花了4年。这是何等的逆天？而且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了分裂割据的战国时代，各国贵族势力犹存，还没有形成大一统的传统，统一的难度是后人很难想象的。

善战者从来都无赫赫之功。刘邦看起来什么地方都不算出色，但是他统一天下的时间最短，建立的汉朝国运最长，宗室的实力保持也最完整。关键是，他的起点还是历代最低，对手的质量也高。

他不是皇帝中的冠军，谁又有资格呢？

刘邦凭什么能做到这些？

第一，不管顺境逆境，他始终都保持自信。在人生艰难的时期，他反而更加坚韧，百折不挠，屡败屡战。强大的意志力，保证了他能够在艰巨的僵持和消耗中胜出。

刘邦起义之初，雍齿叛变降魏，让他丢掉了根据地之一的丰邑。丰邑失守，又反攻不下，在当时对于刘邦的打击是沉重的：

一，雍齿降魏，说明刘邦的内部不团结，给对手提供了可乘之机，二，等于向世人宣告自己在军事上的准备不足，容易失去民心，这在乱世是非常危险的。三，也是最重要的，叛变的丰邑如梗在喉，制约了刘邦进一步的发展，使他极为被动。

这件事对刘邦的影响很大，至死不忘。当上皇帝以后，他赐沛县汤沐邑，世世代代无租税，却不给自己的出生地丰邑同样的待遇，就是因为雍齿的叛变。他说：“丰邑是我生长的地方，我当然不会忘记，但因为雍齿反我降魏的缘故，这地方我是不会有什么优惠政策的。”

丢掉丰邑以后，刘邦又是怎样做的呢？马上搬救兵，再次拿下丰邑。第一次，他从景驹处借兵，没打下来。第二次，又从项梁那儿借兵，攻了两次终于如愿了。需要注意的是，刘邦这两次借兵的对象互相之间是死对头，项梁刚杀了景驹，刘邦就向项梁开口借兵。说明他可以接受被动的局面，但绝不容忍背叛和愚弄，也绝不轻言失败，不放弃自己的雄心，不失去自信。丢掉的东西，他会马上想办法再争回来，而不是一走了之，另寻它途。

如此强大的心态，给他的手下和对手以巨大的心理震慑，对他产生强烈的敬畏心理。从轻视，到重视，再到最后的畏服，这是人们看待刘邦的一个心理转变，是刘邦通过无数种这种事件的处理和表现出来的强者风范来折服时人的。史记对此说：高祖“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这就体现了刘邦具有强烈的目标感和强烈的自我认同。他高度地认同自己，又不缺乏恰当的灵活性，使得他总能对一件事找到最为理智和正确的处理方式。

项羽也“自负”，对自己也高度地认同。但关键的是，项羽的自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不但自信，而且刚愎自用，听不进他人的意见。刘邦拥有充分借助“外力”的自信，项羽却只相信自己的力量。那么，项羽的高度自信，我们其实从中看到的，却是一种盲目的自大，甚至还有其潜意识中的“自卑”。因为只有一个自卑到极点的人，他才极端的自大。

因为自信，不管在借脑、借兵和借人上，刘邦都可以充分地集思广益，让别人的大脑替自己思考，让别人的部队替自己打仗，甚至可以让对手阵营中的重要人物为自己办事——比如鸿门宴时刘邦对项伯的利用。

他对于自己能够借别人的力来做自己的事，总是信心满满，认为自己一定能做到。这就是一种非常高超和稀有的能力！

第二，极为重视收揽和重用人才，做到人尽其用。

善用人才，这是所有明君的共同特点，但刘邦做得更好。“汉初三杰”是刘邦成大事的人才基础，萧何、韩信和张良三人的才华在刘邦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萧何在当县吏时，曾经是刘邦的上级；张良曾经是韩王成的部下，韩王成死后，他才转投刘邦的；而韩信则做过项羽的手下，弃楚归汉，才有了为刘邦效力的机会。对这样的三种情况，刘邦丝毫没有芥蒂，而是做到了“重用厚赏”。

萧何不必说了，楚汉战争打了4年，刘邦后方举国委托于萧何，这份信任堪称独一无二。成就帝业后，又封萧何功臣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食邑万户，让萧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韩信，刘邦的信任也是非常人可比的，登台拜将，让他独当一面，带兵数十万去纵横华北，**平燕赵齐鲁，后又封韩信齐王，徙封楚王，使韩信获得了一名武将最高的荣誉。对张良，刘邦言听计从，无谋不纳。后来，刘邦还打算封张良“三万户”。对此，张良自己说：“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刘邦这人虽然行事随便，作风粗鲁，从不讲究繁规琐节，但下属却愿意为他效死命之劳。这是很值得现代的管理者深思的。

有一次，性情耿直的周昌有事面见刘邦，进入刘邦卧中，恰好瞧见了刘邦正在搂着妃子戚姬调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有意思，司马迁是这样描述的：“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

从史书记载来看，刘邦对于误闯大内的周昌可谓是粗鲁之极，一点都没尊重的意思，骑到人家脖子上问自己是什么样的帝王，周昌当然很气愤，回曰：“你跟桀纣差不多。”听到臣属骂自己是桀纣，我估计一百个皇帝里面得有九九个勃然大怒，把这家伙推出去砍了。但刘邦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实在是其无比过人之处，也是他的手下极度折服的地方。

也正因此，周昌对刘邦始终忠心耿耿。刘邦在临死前，特意安排周昌保护自己的幼子赵王如意。周昌不辱使命，全力而为。为了保护戚姬留下的这个儿子，他不惜得罪吕后，冒着极大的风险。当赵王被吕后毒死后，周昌无比悲愤，自觉没有完成刘邦的嘱托，谢病归家，永不朝见，忧愤而死。

从另一方面来说，刘邦笼络住手下还缘于一点：利益趋同。他愿意与手下分享利益，把胜利果实让这些文臣武将按功劳分取，从而保证他们可以紧密地围绕在自己身边，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有一次，刘邦问手下：“我为何能战胜项羽？”

王陵就回答说：“皇帝您在待人方面实在是不厚道，慢而侮人，但是，您‘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所以大家伙都愿意跟着你干，项羽自然就输了。”

对于刘邦胜利的原因，王陵做出了一个很经典的总结。刘邦与自己的臣下利益趋同，方向一致，没有利益分岐，那么大家齐心协力以他为核心，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刘邦在看人识人方面，也是相当准确。他也有走眼的时候，比如韩信，如果不是萧何拼命力荐，可能他根本看不上眼。但多数情况下，刘邦的识人之术很少失误。

《汉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魏王豹叛汉，刘邦遣郦食其去劝降，魏王豹不听。于是刘邦决定让韩信去灭魏。郦食其从魏王豹那里回来，刘邦问他：“魏大将谁也？”郦食其回答说：“是柏直。”刘邦说：“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骑将谁也？”郦食其答道：“冯敬。”刘邦说：“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郦食其又答道：“项它。”刘邦放心的说：“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

可以说，刘邦对于这些人物的了解，十分透彻准确。在当时，除了张良这等人物外，再无人能望其项背，自然也不是项羽可比的。识人能力的高下，决定了能否用好人，刘邦是非常优秀的。

最后就是刘邦拥有非凡的气度，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从不记私仇，而是以公心做事，以公心待人，且宽容仁厚。

比如雍齿，曾经背叛降魏，但后来他还是归于汉营，为刘邦打仗卖命。消灭了项羽以后，大家都等着封赏，但刘邦迟迟没有发布封赏的旨意。不久，刘邦发现群臣经常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就问张良这是怎么回事。

张良笑道：“陛下，他们在打算谋反呢！”刘邦忙问原因。张良说：“您带着这帮人从平民起兵，打下江山。如今陛下贵为天子，下旨封赏的都是萧和、曹参等您的亲信和老朋友，现在按功行赏，可功臣太多，实在无法封赏完。所以，大家害怕自己过去犯过什么错误会被你杀掉，正聚在一起商量着谋反呢。”

刘邦马上意识到问题很严重，就问该怎么办？张良说：“陛下，您有什么人是您最讨厌的吗？”刘邦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雍齿了，他以前叛过我，使我很难堪，所以我想杀掉他。可是他有功劳，我又不忍心。”张良笑道：“陛下，我有办法了，您就下令封赏雍齿吧。大家看见这样招你恨的人都得到了封赏，就不会担心了。”

于是，刘邦立刻下旨，封雍齿为什方侯。群臣得知这个消息，果然都不再担心了，一场危机就这么轻松地化解。

上面我们已经知道，雍齿的确是刘邦一辈子的心结。可是到头来，他为了大局，封了雍齿“什方侯”，这种气度，确实是非常人所能具备的。

在对人才的招揽中，刘邦很坦率。不管对方是降将，还是立场不明的人才，他都能展示自己的诚意。比如项伯，作为项羽的叔叔，在鸿门宴上通风报信，救了刘邦一命。事实上，在鸿门宴之前，刘邦通过张良的引荐，见到了项伯后，就立刻“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又是给他祝寿，又是与他联姻，使得项伯很快从心理上加入了刘邦集团。项羽乌江自刎后，刘邦对项伯也没有过河拆桥，而是把他封为列侯，让他共享富贵。

《汉书》中说刘邦明达过人，性格仁厚，并非无穴来风。“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这是刘邦的性格中很让人亲近的地方，也是优秀的领导者必须具有的素养。

第三，刘邦的战略决策能力非常强。

刘邦不但会用人，会听从手下的建议，同时他自己的判断和决策力也很强。这是优秀领袖所必须具备的高素质。否则，如果一个领导者听不出、判断不了手下的建议是好的还是坏的，或者在众口纷纭面前迷失了判断力，无法做出及时的选择和决断，那么就算他拥有世界上最聪明的谋士，恐怕也做不成大事。项羽就是很典型的反例，范增作为当时最厉害的谋士之一，提出的好建议却得不到项羽的重视，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智谋。

在决策过程中，刘邦很少高谈阔论，不轻易地发表看法。他有两个很好的优点，一是能听，二是善断。《史记》中记载刘邦比较多的话，就是四个字：“为之奈何？”意思是问别人该怎么办，听一听手下的看法。他的主要决策，都是在与手下交流的过程中做出的。特别是在几个关键的战略节点上，刘邦用的都不是自己的战略，可是，他都选择了手下提出的最为正确的战略。

在向西攻秦时，打到了南阳的宛这个地方，汉军久攻不下，进退难堪。刘邦准备冒险越过宛，直攻秦国。张良赶紧说：“强秦在前，宛在后，两下夹击之下，我们一定会失败！”张良给刘邦制定了“招安留守”的策略，招降秦将，厚待和封赏投降的秦将，使他们留守本土，大军便可放心攻秦了。同时，还可以产生有利于汉军的积极的连锁效应：“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刘邦觉得很对，马上采纳，果然很快就打到了咸阳，俘获了最后的秦王子婴小同学。

鸿门宴过去，刘邦被项羽阴谋地分封到了巴蜀和汉中，理由是这两个也是关中之地，而且还“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即三分秦地，把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分别封为雍王、塞王、翟王。这个做法，就堵住了刘邦东归的去路，把刘邦集团死死地锁死在了一个“笼子”里。

面对困境，刘邦集团处心积虑地想要突破重围，但面对项羽安排的这三个人，的确很不容易。不过，韩信的来到帮助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韩信拜将以后，刘邦就问他：“既然萧何推荐了你，让你来担当大任，你打算教我怎么对付项羽呢？”韩信提出了“三步走”的策略：

1、招集有才之人，满足这些人思乡心愿，用打回老家去为号召，让自己内部先团结起来。韩信说：“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

2、采取攻心策略，借助刘邦在秦地父老心目中的好感，激发秦地百姓对三个秦朝降将的愤怒，促使这些当地的百姓反抗这三个人。韩信说：“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

3、以封地为手段，分享利益，使天下英雄听从刘邦集团的号召，一起反楚。韩信说：“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

刘邦听了顿时大喜：“我拜你为大将太晚了！”认为应该早找到韩信这样的人才，早拜他为将。按照韩信的东进策略，汉军一路打得顺风顺水，很快就攻占了项羽的都城彭城。

刘邦有一个坚持了一生的好习惯，就是多问，主动询问手下的意见，而且不止问一个人，他会针对同一个问题去征询不同手下的建议，然后做出最优的决策。

荥阳之围时，刘邦束手无策。郦食其就跑过来对他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分封六国之后为王，大家一起对付项羽。刘邦在“又恐又忧”的情绪中不禁就同意了，还制了大印。张良回来后，刘邦习惯性地又询问他的看法。张良一听，连说了“八不可”，有八条不可分封的理由。并且正告刘邦：“如果用郦食其的办法，你就死定了！”刘邦一点就通，吓得饭也不吃了，“辍食吐哺，”大骂道：“竖儒，几败而公事！”马上下令把印毁掉，再也不提分封的事。五百年后的后赵国主石勒在听到这个故事时，也禁不住替刘邦捏了一把汗：“幸亏有张良。”

但在我看来，刘邦与其感谢张良，不如要欣慰自己有一个好问的习惯。项羽不喜欢屈尊下问，所以败亡了；现在我们很多老板，也不喜欢向身边的人请教，做不到集思广益，于是也很难让自己的事业真正强盛起来。

总的来说，刘邦可得天下，一因他的决策对头，二因他的用人得当。在一个恶劣凶险的环境中，作为一介平民脱颖而出，创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帝国。不论从取得的成就，还是创业的难度来看，刘邦都有足够的资格成为这个最后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