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有将近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了。一天傍晚刚过七点，他来找我，约我出去吃晚饭。他身戴重孝，圆顶硬礼帽上系着一条很宽的黑带子，甚至连手帕也镶着黑边。这身装束让人觉得他突遭横祸，失去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亲人，即便七大姑八大姨也未能幸免。他大腹便便，胖胖的脸蛋红彤彤的，这跟他身上的孝服很不协调。老天也真是残忍，竟让他这种无限悲怆中带上了某种滑稽可笑的成分。

他告诉我他已打定主意要离开这里了，但不是去我所建议的意大利，而是去荷兰。

“我明天就动身。这也许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说了一句应景的话，他听了微微一笑。

“我已经有五年没回家乡了，觉得把那儿全忘了。离开父母已千山万水，一想到不能衣锦还乡，我感到都不好意思回去了。但现在，我觉得那儿是我唯一的避难之地了。”

他现在遍体鳞伤，于是便渴望回到慈母的身边，享受慈母的照拂和爱。多年来，他忍受着揶揄和嘲笑，而现在这些似乎已经把他压倒—以前他还可以乐观地加以承受，但布兰琪的背叛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不能再跟着那些嘲笑他的人一起放声大笑了，完全成了一个抬不起头的遭鄙夷的人。他对我讲起了他在那幢整洁的砖房里度过的童年，说他母亲喜欢把家里收拾得井然有序，厨房老是明亮照人，干净得出奇，所有的东西总是放得规规整整，各处都擦拭得一尘不染，实际上简直都有点洁癖了。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小个子老太太，脸蛋红得像苹果，常年从早到晚地操持家务，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他父亲是个瘦削的老人，由于终生劳作不息，手上的骨关节都变形了，不爱说话，性格耿直，经常在傍晚出声地念念报纸什么的，而他的妻女（女儿现已嫁给一艘渔船的船老大）则不愿浪费时间，埋头做针线活。那座小镇一成不变，被日新月异的文明社会抛在了后面，年复一年地度着岁月，直到寿终正寝—那时，死神会像一个久别的老友一样跑来，让镇上的那些辛苦一生的人们永久地安息。

“我父亲希望我像他一样做个木匠。我们家五代人子承父业，都是干这一行的。也许这就是人生的智慧—踩着父辈的脚印前行，不要左顾右盼，这山望着那山高。小时候我曾跟人说一定要娶隔壁做马具的那户人家的女儿—一个蓝眼睛、梳着亚麻色辫子的小女孩。要是娶了她，她会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会给我生个儿子继承我的手艺。”

施特略夫轻轻叹了口气，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思绪久久逗留在过去很可能会出现的景象上，对于他业已放弃的安全稳定的生活充满了眷恋。

“世情严苛而残酷。人生如梦，死后不知魂魄飘往何方。生于天地之间，做人必须知足，安分守己自有安分守己之美。不求出人头地，但求不招惹是非。对于那些淳朴、敦厚的人，我们应怀有崇敬之心—他们的无知比我们的有知更为可贵。愿只愿安安静静地生活，满足于自己的小天地，像他们一样谦恭、温和—这就是人生的智慧。”

听上去，我觉得他的这一席话像是一颗破碎的心的自我表白。我对他的自暴自弃很是不屑，但没有把心里的话说出口。

“那你是为什么想到当画家的？”我问。

他耸了耸肩膀。

“在绘画方面，我碰巧有点小才气，在学校里曾得过奖。我那可怜的母亲很为我的才气感到自豪，买了一盒水彩送给我。她还把我的画拿给牧师、医生和法官去看。后来，这些人把我送到阿姆斯特丹，让我申请大学的奖学金。结果我一举获得了成功。可怜的母亲为此简直自豪得不行，尽管跟我分别叫她心碎，但她强装笑脸，不让我看出她心里的忧伤。她所高兴的是，她的儿子即将成为一名艺术家。他们省吃俭用，为的是能给我提供足够的生活费。当我的第一幅画参展时，我的父母和妹妹特意赶到阿姆斯特丹去观看，母亲看到我的画，高兴得直落泪。”说到这里，他的眼里也有了泪花，“现在，我们家的那幢老房子里每一面墙上都挂着我的一幅画，都镶在漂亮的金框里。”

他脸上放着光，露出了幸福和骄傲的神情。而我脑海里却浮现出了他的那些毫无生气的画，上面有穿得花里胡哨的农民、柏树和橄榄树什么的。这样的画镶上炫目的金框，挂在农舍的墙上，看起来该会多么怪呀！

“我那可怜的母亲认为她把我培养成一个艺术家是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不过，假如当年家父的意愿占了上风，让我做一个踏踏实实的木匠，说不定这样的结局对我更好。”

“现在既然你已经了解了艺术会给人们带来什么，你愿意改变你的生活吗？你愿意放弃艺术给予你的欢乐吗？”

“艺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他沉吟了片刻说。

他若有所思地打量了我一会儿，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才说道：“知道吗，我去见斯特里克兰了？”

“什么？”

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原以为他对斯特里克兰恨之入骨，再也不愿意见到他了。施特略夫淡淡地笑了笑。

“你是知道我这人是没有自尊心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

接着，他给我讲了一段他离奇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