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节也好，投水也好，殉难也好，身谏也好，前提是是非判断，而是非判断的前提是独立思考：舍此便没有一切。

老舍先生是“文革”最早的殉难者之一。

一个合理的问题：那么早，他能看出有问题吗？

要知道，当时绝大部分人对“文革”是看不清楚的，相反，都心悦诚服地、虔诚地跟着时代走，以为自己是错的，以为自己写的东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彻底的改造。在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凭借他的丰富党内经历，有不同的是非判断，断然采取了不参加、不合作的态度。他的老资格地位对他也有天然的保护作用。他的情况可以算是少而又少的例外了。

那么，老舍先生呢？

他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文革”持断然不同的看法。

这很奇特。

但，这是事实。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是星期日，这一天，我回过家，和大妹舒雨一起，和父亲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

这一天，离他挨斗的八月二十三日只相隔两天，离他自杀的八月二十四日只相隔三日。

认真，是指内容；形式上还是随便的，是地道的家庭式的聊天。

我，那一年，已经三十一岁，大妹二十九岁，我们和父亲的谈话是大人和大人之间的谈话。我们在父亲眼里，从来都是孩子，但是，在外表上，他从来都不把我们当孩子，这大概是他受外国的影响，早早地就以一个平等的身份对待我们，和我们行握手礼，直呼我们的学名，不再叫小名，好像暗示给我们，你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尊重你。

他这个“五四”时代人，有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他的名言是：

“不许小孩子说话，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者。”

那天的谈话是由“红卫兵”上街“扫四旧”做起的。“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扫四旧”风起云涌。我们便谈些街上的事情给父亲听，譬如说王府井大街老字号的店匾已被砸，连“四联”理发店里的大镜子都被学生贴上了大白纸，不准照，理发照镜子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臭毛病。

舒雨说：“爸，您还不把您的小玩艺先收起来……”

小玩艺者，摆在客厅宝多阁里小古董小古玩也，它们可能也是“四旧”吧。

父亲不容她说下去，斩钉截铁地，大声地，一字一蹦地，说了五个字：“不，我绝不收！”

以后的话，都是他的。

思绪由他头脑中飞出，连连续续，大概是深思熟虑的，观点非常鲜明，并不费力，好像厨房中备好的菜肴，一会端出一盘来。我和大妹只有接受的份儿，完全无法插嘴。在他这段思想和那段思想之间便出现了冷场，房里安静得有些异常，反而加深了我们的印象。

“是谁给他们的权力？”

（他明知故问，是谁发动了“红卫兵”，他是在问吗？不，他在怒，他在反抗！）（而且，这样问，也是犯大忌的，这也明明白白的。）

“历史上，外国的**，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损害。”

……

“又要死人了！”

……

“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

他说了两位他的老朋友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

一位死于“三反五反”运动，另一位死于“镇反”运动。他说的时候有名有姓，可惜，我们都记不住，好像一位姓纪，都是并没有正式反到他们身上，只是有了一点点端倪，也就是刚刚对他们有所暗示，有所怀疑吧，结果，两位都是在各自回家的路上，一头栽进了什刹海。

都是自杀。

都是投水。

都是身谏。

都是殉难。

都是刚烈。

都是清白。

都是抗议。

什么叫听者无心，说者有意？

这是最好最好的例子！

这番话音未落，他便死去了。事实，便是如此。

凑巧得很，父亲失踪的消息，偏偏是我首先知道的，我立刻首先告诉了大妹，我们交换了眼光，我们偷偷地交换了看法：他去了。

因为，我们立刻想起了三天前他明明白白说过的话。他等于已经告诉了我们。

果然，二十四日早上太平湖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他的衣服、手杖、眼镜都整齐地放在岸上，他一步一步踏着芦苇叶和水草走向湖水，让湖水吞没了自己，呛水而亡，离岸边大概也不过十米远。他的口袋里有他的名片，写着他的名字：舒舍予，老舍。

我由第一秒钟起，便绝对相信：他在受尽一天一夜的残暴殴打奇耻大辱和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刚烈的直接反抗之后，投水自杀。

没有第二种选择。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有第二种选择，那绝不是他！

因为，他已经把事情看穿了。

因为，他早已为自己设计好了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