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苦与乐(1 / 1)

老舍自传 老舍 2187 字 2个月前

一、衣与行

(老舍在这里并未谈及“衣食住行”中的食与住的问题——编者注)

在抗战数年中,生活是越来越苦了。既要抗战,就必须受苦,我决不怨天尤人。再进一步,若能从苦中求乐,则不但可以不出怨言,而且可以得到一些兴趣,岂不更好呢!在衣食住行人生四大麻烦中,食最不易由苦中求乐,菜根香一定香不过红烧蹄膀!菜根使我贫血,“狮子头”却使我壮如雄狮!

住和行虽然不像食那样一点不能将就,可是也不会怎样苦中生乐。三伏天住在火炉子似的屋内,或金鸡独立地在汽车里挤着,我都想掉泪,一点也找不出乐趣。

只有穿的方面,一个人确乎能由苦中找到快活。七七抗战后,由家中逃出,我只带着一件旧夹袍和一件破皮袍,身上穿着一件旧棉袍。这三袍不够四季用的,也不够几年用的。所以,到了重庆,我就添置衣裳。主要的是灰布制服。这是一种“自来旧”的布做成的,一下水就一蹶不振,永远难看。吴组缃先生名之为斯文扫地的衣服。可是,这种衣服给我许多方便——简直可以称之为享受!我可以穿着裤子睡觉,而不必担心裤缝直与不直;它反正永远不会直立。我可以不必先看看座位,再去坐下!我的宝裤不怕泥土污秽,它原是自来旧。雨天走路,我不怕汽车。晴天有空袭,我的衣服的老鼠皮色便是伪装。这种衣服给我舒适,因而有亲切之感。它和我好像多年的老夫妻,彼此有完全的了解,没有一点隔膜。

我希望抗战胜利之后,还老穿着这种困难衣,倒不是为省钱,而是为舒服。

在七七抗战后,从家中跑出来的时候,我的衣服虽都是旧的,而一顶呢帽却是新的。那是秋天在济南花了四元钱买的。

廿八年随慰劳团到华北去,在沙漠中,一阵狂风把那顶呢帽刮去,我变成了无帽之人。假若我是在四川,我便不忙于再去买一顶——那时候物价已开始要张开翅膀。可是,我是在北方,天已常常下雪,我不可一日无帽。于是,在宁夏,我花了六元钱买了一顶呢帽。在战前它公公道道地值六角钱。这是一顶很顽皮的帽子。它没有一定的颜色,似灰非灰,似紫非紫,似赭非赭,在阳光下,它仿佛有点发红,在暗处又好似有点绿意。我只能用“五光十色”去形容它,才略为近似。它是呢帽,可是全无呢意。我记得呢子是柔软的,这顶帽可是非常的坚硬,用指一弹,它哨哨地响。这种不知何处制造的硬呢会把我的脑门儿勒出一道小沟,使我很不舒服,我须时时摘下帽来,教脑袋休息一下!赶到淋了雨的时候,它就完全失去呢性,而变成铁筋洋灰了的。因此,回到重庆以后,我就是能不戴它就不戴;一看见它我就有点害怕。

因为怕它,所以我在白象街茶馆与友摆龙门阵之际,我又买了一顶毛织的帽子。这一顶的确是软的,软得可以折起来,我很高兴。

不幸,这高兴又是短命的。只戴了半个钟头,我的头就好像发了火,痒得很。原来它是用野牛毛织成的。它使脑门热得出汗,而后用那很硬的毛儿刺那张开的毛孔!这不是戴帽,而是上刑!

把这顶野牛毛帽放下,我还是得戴那顶铁筋洋灰的呢帽。经雨淋、汗沤、风吹、日晒,到了今年,这顶硬呢帽不但没有一定的颜色,也没有一定的样子了——可是永远不美观。每逢戴上它,我就躲着镜子;我知道我一看见它就必有斯文扫地之感!

前几天,花了一百五十元把呢帽矗了一下。它的颜色竟自有了固定的倾向,全体都发了红。它的式样也因更硬了一些而暂时有了归宿,它的确有点帽子样儿了!它可是更硬了,不留神,帽沿碰在门上或硬东西上,硬碰硬,我的眼中就冒了火花!等着吧,等到抗战胜利的那天,我首先把它用剪子铰碎,看它还硬不硬!

朋友们屡屡函约进城,始终不敢动。“行”在今日,不是什么好玩的事。看吧,从北碚到重庆第一就得出“挨挤费”一千四百四十元。所谓挨挤费者就是你须到车站去“等”,等多少时间?没人能告诉你。幸而把车等来,你还得去挤着买票,假若你挤不上去,那是你自己的无能,只好再等。幸而票也挤到手,你就该到车上去挨挤。这一挤可厉害!你第一要证明了你的确是脊椎动物,无论如何你都能挺挺地立着。第二,你须证明在进化论中,你确是猴子变的,所以现在你才嘴手脚并用,全身紧张而灵活,以免被挤成像四喜丸子似的一堆肉。第三,你须有“保护皮”,足以使你全身不怕伞柄、胳臂肘、脚尖、车窗等等的戳、碰、刺、钩,否则你会遍体鳞伤。第四,你须有不中暑发痧的把握,要有不怕把鼻子伸在有狐臭的腋下而不能动的本事……你须备有的条件太多了,都是因为你喜欢交那一千四百多元的挨挤费!

我头昏,一挤就有变成爬虫的可能,所以,我不敢动。

再说,在重庆住一星期,至少花五六千元;同时,还得耽误一星期的写作;两面一算,使我胆寒!

以前,我一个人在流亡,一人吃饱便天下太平,所以东跑西跑,一点也不怕赔钱。现在,家小在身边,一张嘴便是五六个嘴一齐来,于是嘴与胆子乃适成反比,嘴越多,胆子越小!

重庆的人们哪,设法派小汽车来接呀,否则我是不会去看你们的。你们还得每天给我们一千元零花。烟、酒都无须供给,我已戒了。啊,笑话是笑话,说真的,我是多么想念你们,多么渴望见面畅谈呀!

二、旧诗与病魔

在过去的二年里[19],有两桩事仿佛已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地位:一桩是夏天必作几首旧诗,另一桩是冬天必患头晕。

对于旧诗,我并没有下过多少功夫,所以非到极闲在的时节,决不动它。所谓“极闲在”者,是把游山玩水的时候也除外,因为在山水之间游耍,腿脚要动,眼睛要看,心中要欣赏,虽然没有冗屑缠绕,到底不像北窗高卧那样连梦也懒得作。况且,名山大川与古迹名胜,已经被古人谀赞过不知多少次,添上自己一首半首不甚像样子的诗,只是献丑而已,大可以不必多此一举。赶到心中真有所感而诗兴大发了,我也是去诌几行白话诗,即使不能道前人之所未道,到底在形式上言语上还可以不落旧套,写在纸上或野店的泥壁上多少另有点味道。这样的连在山水之间都不大作旧诗,手与心便无法不越来越钝涩,渐渐地仿佛把平仄也分不清楚了似的。

可是,在过去的二年中,我似乎添了个“旧诗季节”。这是在夏天。两年来,身体总是时常出毛病,不知哪时就抛了锚;所以一入夏便到乡间去住,以避城市的忙乱,庶几可以养心。四川的乡间,不像北方的村庄那样二三百户住在一处,而只是三五人家,连个卖酒的小铺也找不到。要去赶场,才能买到花生米,而场之所在往往是十里以外。要看朋友,也往往须走十里八里。农家男女都有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可是外人插不进手去:看他们插秧,放牛,拔草,种菜,说笑,只是“看”着而已。有时候,从朝至夕没地方去说一句话!按说,在这个环境下,就应当埋头写作,足不出户了。但是不行。我是来养心,不是来拼命。即使天天要干活,也必须有个一定的限制,一天只写,比如说,一千字,不敢贪多。这样,写完了这一千字或五百字,便心无一事,只等日落就寝。到晚间,连个鬼也看不见。在这时节,我的确是“极”闲在了。

人是奇怪的东西,太忙了不好,太闲了也不好。当我完全无事作的时候,身体虽然闲在,脑子却不能像石头那样安静。眼前的山水竹树与草舍茅亭都好像逼着我说些什么;在我还没有任何具体的表示的时候,我的口中已然哼哼起来。哼的不是歌曲或文章,而是一种有腔无字的诗。我不能停止在这里,哼着哼着便不由得去想些词字,把那空的腔调填补起来;结果,便成了诗,旧诗。去夏我作了十几首,有相当好的,也有完全要不得的。今年夏天,又作了十几首,差不多没有一首像样儿的。我只是那么哼,哼出字来便写在纸上,并不拧着眉毛去推敲,因为这本是一时随兴之所至,够自己哼哼着玩的使己满意,故无须死下功夫也。兹将村居四首写录出来,并无“此为样本”的意思,不过是多少也算生活上的一点微痕而已:

茅屋风来夏似秋,日长竹影引清幽。

山前林木层层隐,雨后溪沟处处流。

偶得新诗书细字,每赊村酒润闲秋。

中年喜静非全懒,坐待鸱声午夜收。

半老无官诚快事,文章为命酒为魂。

深情每视花长好,浅醉唯知诗至尊!

送雨风来吟柳岸,借书人去掩柴门。

庄生蝴蝶原游戏,茅屋孤灯照梦痕。

中年无望返青春,且作江湖流浪人。

贫未亏心眉不锁,钱多买酒友相亲。

文惊俗子千铢贵,诗写幽情半日新。

若许太平鱼米贱,乾坤为宅置闲身。

历世于今五九年,愿尝死味懒修仙。

一张苦脸唾犹笑,半老白痴醉且眠。

每到艰危诗入蜀,略知离乱命由天。

若应啼泪须加罪,敢盼来生代杜鹃!

夏天,能够住在有竹林的乡间,喝两杯白干,诹几句旧诗,不论怎么说,总算说得过来。一到冬天,在过去的两年里,可就不这么乐观了。冬天,我总住在城里。人多,空气坏,饮食欠佳,一面要写文卖钱,一面还要办理大家委托的事情;于是,由忙而疲,由疲而病;平价米的一些养分显然是不够支持这部原本不强健的躯体的。一病倒,诸事搁浅;以吃药与静卧代替了写作与奔走。用不着着急生气呀,病魔是立意要折磨人的,并不怕我们向它恫吓与示威啊。病,客观地来说,会使人多一些养气的工夫。它用折磨,苦痛,挑动你,压迫你;你可千万别生气,别动肝火,那样一来,病便由小而大,由大而重,甚至带着你的生命凯歌而归。顶好,不抵抗,逆来顺受,使它无可如何。多咱它含羞而退,你便胜利了。就是这样,我总是慢慢地把病魔敷衍走,大半已是春天了。春残夏到,我便又下了乡,留着神,试着步,天天写一点点文章,闲来无事便哼一半首诗。

三、母亲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若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寄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几天,我不能工作。因为我要作写家,所以苦了老母,她可是永没有说过一句怨言。她不识字,每当我回家的时候,她可是总含笑地问:“又写书哪?”这是最伟大的鼓励,她情愿受苦,决不拦阻儿子写书!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