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次换自己要攻击这个阵地前夕，他们派特使到上尉那里去：

“上次我们支持你……”

“没错……”

“我们为你射击了300发子弹……”

“没错……”

“能不能把那些子弹还给我们呢？”

光明磊落的上尉，决不能因为对方的心地善良而占他们的便宜，于是他把弹药还了回去，虽然这些子弹以后有可能会射向自己。

人的真实就是可以把人变成像样的人。有人知道这个关系中的品格、胜负中的公正性，以生命为赌注，根据敬意做出这个互相交换，达到自己的一种高贵。也有人哗众取宠，跟对头一样的阿拉伯人炫耀地拍肩以示友爱，阿谀他们的同时又在心里侮辱他们。如果前者把自己的高尚品格和后者的庸俗假意进行对照，而你认为他们不对时，前者应该也只会对你抱以些许不屑的怜悯。而对的是他。

然而憎恨战争的你们，也应该同样是正确的。

要理解人及其各种欲望，就要通过其拥有的本质去了解他，不能因为真实的明显不同而互相对立。是的，你们是正确的，你们全都是正确的。道理用任何事情都可以证明。把世界发生的不幸全都归咎于驼背的人也有他的道理。如果我们向驼背宣战，不久就可以找出对他们激昂的理由，亦即我们作战是对驼背的罪恶复仇。再说，驼背也是会犯罪的。

要尝试将这个本质的事物抽出来，人有必要暂时忘掉各种分裂。因为分裂一旦获得承认，就会引出一本不可动摇的真理圣典，以及由那圣典引发出来的疯狂信仰。可以将人分成左派和右派，法西斯与民主主义者，这种区别是很难指责的。但是众所周知，真实是世界单纯化的东西，绝对不是创造混沌。真实是在全世界找出共通事物的话语。牛顿绝对不是像解谜那样，“发现”长久隐藏起来的规律，牛顿完成的是创造性工作。他创造出既能表达掉落在草地上的苹果，同时也能表达太阳上升的人的话语。真实绝对不是用来论证的，而是为了将事物单纯化。

互相争论意识形态又有什么用处呢？或许一切的意识形态都可以证实，但一切的意识形态也有可能被推翻。而且这种争论，只会将人的幸福导向绝望。再说，在我们周围，人都显示出了同样的愿望。

即我们想获得解决。一次又一次打进鹤嘴镐的人，想从自己挥下的每一次鹤嘴镐知道一个意义。而且侮辱囚犯的鹤嘴镐的每一锄，与让探险家变成伟大的探险家的鹤嘴镐的每一锄完全不同。鹤嘴镐挖下的地方，并不一定存在刑场，行为中并没有丑陋。只要不把挖下鹤嘴镐的人跟人类的共同体结合起来，尚未具备意义的鹤嘴镐挖下的地方才存在刑场。

而我们是想从那样的刑场逃出来的人。

现在欧洲有两亿人生活毫无意义，却希望活着。工业让他们失去了农民的传统语言，把他们幽禁在巨大的贫民窟里，这些贫民窟就像塞满了一列列黑色车厢的调车场。他们在工人街深处等待觉醒。

其他的有些人，被卷进先驱者的喜悦、宗教家的喜悦、学者的喜悦全都被禁止的一切职业的齿轮中。人相信只要给他们衣服穿，给他们食物吃，满足他们的一切欲望就够了。这样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制造出了库特里纳式的小市民、乡村政治家，以及内在生活全无的技术者。人给予他们教育，却没有给予修养，形成了对教育的一种曲解，认为教养的意义就是将公式囫囵吞枣。即使是技术学校的劣等生，在自然及其规律方面，也知道的比笛卡儿和帕斯卡还多。但他是否具有和他们相同的推理演算能力呢？

虽然程度上有些许差异，但所有的人都同样感受到想要重生的欲望。但有些生存之道却是蛊惑人的。当然让人穿上军服可以鼓舞人，也确是事实。穿上军服，他们应该就会唱歌颂战争的歌，会和战友分享面包。他们应该也会找到自己在寻求的承担大事的气概，但是他们会因这个递出来的面包而丧失生命。

可以将古代的木偶从地下挖掘出来，让显示力量的古代神话复苏；也可以让泛日耳曼主义和罗马帝国的神秘复苏；可以让德国人以自己是德国人和贝多芬的同胞而陶醉。通过这个，可以让在船舱工作的工人也感到乐在其中。当然这比从那些工人当中塑造出一个贝多芬来，要简单多了。

但是这种偶像是肉食动物的偶像。为了知识的进步，或者为了治病而失去生命的人，自己死了，但同时也为生命做出了贡献。为扩张领土而献出生命，也许很伟大，但今天的战争自称是在促成扩张其实是在破坏。在今天，要为全体种族注入活力，已经不是只流少量的血那么简单。自从有了飞机和炸弹后，战争只不过是一种血肉模糊的外科手术：互相躲在水泥墙做成的藏身处中，无可奈何地每晚送出机队去轰炸对方的心脏部位，破坏其生命根源，瘫痪其生产及货物流通。胜利属于最后腐烂的那边，但通常是双方同时腐烂。

我们在以沙漠化告终的世界里，渴望寻找同志。在与同志分享着面包的滋味里，让我们承认了战争的价值。但我们并不需要战争来获得朝向同一目的并肩竞争的热情。战争欺骗了我们，憎恨并不会为竞赛的激昂添加任何事物。

为什么要互相憎恨呢？我们同样都是通过这个地球运送的连带责任者，是同一艘船的成员。要产生新的综合，各种文化的对立或许是美事也说不定，但文化互相憎恨则未免太荒谬了。

既然得到解放的方法是帮助我们意识到一个可以把我们彼此联结在一起的目标，那就应该在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地方寻找它。为病患看病的外科医师，并非倾听那个病患诉说生病的痛苦，而是想由这个病患去治疗人类。外科医师说的是普遍共通的语言，同时可以捕捉原子和星云、思考近乎神谕的方程式的物理学家也是一样，对于穷牧羊人也同样可以这样说。因为在星空下谦逊地守护着数只羊的牧羊人，如果能正确认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应该就会发觉自己并非只是仆人。他是哨兵。而且每个哨兵，其双肩上都担负着国家的安危。

这个牧羊人是否会想认识自己扮演的角色，你曾怀疑吗？我在马德里战线，曾经拜访过离战壕只有500米，设立在小山上，用简单的石墙环绕起来的学校。一个下士在那里教植物学。他手指着虞美人的脆弱器官，这吸引了一些长胡子的信徒，他们抖落身上的泥土，不顾炮火，爬上山来向他膜拜。在下士周围聚集后，他们盘腿坐下，以手握拳支着下巴，凝神倾听。他们时而皱眉，时而咬牙切齿。他们不懂上课的内容。但是一旦被说“你们是野人，你们才从原始人的洞窟踏出一步，还不快赶上人类”，他们就拖着沉重的脚步，一心焦急地追赶上去。

不管那有多小，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扮演的角色时，我们才有可能幸福，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和平地生、和平地死，因为赋予了生命意义，才会赋予死亡意义。

死如果在正确的秩序中，也是非常美好的。比如普罗旺斯的老农夫，在自己的世代结束之际，将自己拥有的山羊和橄榄树分给儿子们，而儿子们也依照他们的顺序，分给他们的儿子们。在农民的血统中，人死也只是死掉一半。每个生命都像豆荚一样，总会轮到它爆裂开来，把种子撒播出去。

我曾经近距离看过三个农夫在母亲临终的床边侍候，那当然是很悲痛的。因为脐带要被第二次剪断，这是第二次解开一个世代和别的世代的连接。这三个儿子看现在的自己是孤独的，知道从现在起，什么都要非学不可，知道自己失去了节日时快乐团圆的餐桌，知道自己失去了倚靠的中心。但是我也同时发现了这个事实：经过这个诀别，他们也被第二次赋予了生命。他们依照他们的顺序，在将指挥权交给现在在中庭玩耍的那群孩子之前，这些儿子也在他们的顺序中成为主导，成为集合点，不久也将成为长老。

我看着那个母亲，看着这个神情严肃、安静的双唇紧闭的老农妇，看着这副变成石质面具的脸。我从那张脸认出儿子们的脸。这副面具在做出他们的脸中发挥了作用，这具肉体在做出这些肉体、出色的人类标本中起了作用。而现在她有如破裂开来，休息着，种子被取走的豆荚般。他们的顺序，不管是儿子们还是女儿们，应该都会以他们的血肉，铸造出新的生命。在农村，生命绵延不绝。母亲死了，母亲永远活着！

虽然悲痛，但是这个世代交替的景象又有着非常纯朴的美，它把一具具白发苍苍的美丽遗骸抛在路上，通过脱胎换骨，向我尚未知晓的真理挺进。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缘故，那天晚上，那个小村庄的丧钟传达给我的耳朵的，并不是绝望，而是谦逊、温柔的喜悦。它用同样的声音来庆祝丧礼和洗礼，再次宣告了世代的传承交替。在听到这位可怜的老太婆和大地的婚礼曲时，人们感到的只是一片恬静。

就像这样，类似一棵缓慢生长的树，从这个世代传给另一个世代，这既是生命，同时也是认识。这是怎样神奇的升华呀！从炽热的岩浆，从星星的细粉，从经过奇迹发芽的生命的细胞，我们诞生出来，随后一点儿一点儿地提升自己，直到能谱写大合唱为止，直到能测量银河为止。

那个母亲绝对不是只传达生命。她教给儿子们一句话，她把经过好几个世纪累积起来的知识教给他们。这份她也受人之托的精神遗产，这世袭的传统、观念、神话，这就是一切洞窟的野蛮人跟牛顿和莎士比亚不同的地方。

那个西班牙士兵在炮击中赶去教授植物学，梅摩斯赶到南大西洋，以及促使某人致力于写诗的，正是这样的匮乏感。我们在这种匮乏感中感受到的是：系统的建立尚未结束，我们必须将自己和宇宙意识化，我们必须在黑暗中放下舷梯。相信人是利己的，可是以不关心作为智慧的人却不知道这点，还把一切都否认得那样智慧！同事们呀！我的同事们呀！我做你们的证人。我们会在什么时候才能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呢？

4

在这本书快要结束时，我忽然想起第一次邮政飞行的黎明时分，幸运受到指名之后，我们准备蜕变为人时，那些年迈的公务员组成了欢送的队伍。事实上，他们跟我们是相同的。他们只是不知道自己是饥饿的而已。

沉睡的人实在太多了。

数年前，漫长的火车之旅中，我想把自己关闭在列车里三天。整整三天，那有如受到海水刷洗的小石子般的噪声，始终纠缠着我。凌晨1点左右，我从列车头走到列车尾。卧铺车厢空****的，一等车厢也空无一人。

只有三等车厢坐满了受到法国驱赶返回故乡波兰去的数百名波兰劳工。我跨越躺着的身体从走廊往回走，停下来注视着。我站在灯光下，看着这个有如共同寝室般，发出军营或拘留所的气味的车厢，没有隔间的客车车厢中，随着列车行驶摇晃的杂乱的一群人。这群人仿佛坠进噩梦般的模样，要返回原来的贫困中。几颗头发剪得短短的巨大脑袋，在座席的木质椅背上左右摇晃着。男人、女人和小孩子，全都在他们的睡眠中受到威胁，就像是对这些动摇、噪声的责备，朝左边或朝右边翻着身。他们并没有在熟睡中得到安宁。

看着这个光景，我心里不禁思忖：由于经济上的巨变，从欧洲的一端被摇到另一端，从有小庭院的法国住惯了的小房子——有一次我曾经从这些波兰人矿工家的窗户上看到三盆天竺葵——被拖离出来的他们，似乎已经失去了一半的人性。绳索松弛的行李中，只装着他们的厨具、寝具和窗帘。他们在法国生活的四五年中爱抚过的、疼爱过的一切事物，猫、狗和天竺葵，都不得不放弃。他们只带回来了厨具。

由于太过疲倦，几乎让人以为是不是睡着了的一个孩子，在吸着母亲的奶。生命在这场旅行的愚劣和混乱中，继续传达。我看着那个父亲，他秃了的脑袋像石头一样沉重。在凹凸不平的工作服里，他蜷缩着身体，睡得很不舒服。这男人像一团泥，和半夜躺在菜市场板凳上那些没有人形的流浪汉没什么两样。看着这个光景，我心里想着：问题不存在于这个贫困中、这个脏污中、这个丑陋中。不止如此，与这相同的男女，有一天相识了，或许是男的向女的露出微笑；工作结束后，也许他手里拿着花去和她见面，内向、笨拙的他，也许因为害怕会被拒绝而发抖。但是女的由于天生娇艳妩媚，所以对自己的美丽充满自信，想必要逗逗他，让他不放心。而现在，男的已经沦为一架挖土或敲钉的机器，而过去他的心中也曾有过甜蜜的烦恼。他们两人会变成像现在看到的这样有如一包黏土似的令人不解：他们是通过怎样的模具，才会变成这副模样的呢？简直就像是被塑形的机器打造过似的。动物即使老了也还是会保留其优雅。难道人类是美丽的黏土，所以才会被破坏殆尽的吗？

我夹杂在睡眠混浊的人们之间，继续旅行。整个旅途都充斥着沉重的鼾声、不容易听清楚的悲叹声，以及无法忍受用这边的侧身睡而尝试睡另一边的人的笨重的鞋子划着地板造成的模糊噪声，并且仍然隐约听到海水滚动小石子般没完没了的伴奏声。

我在一对夫妻前面坐下来。在那个男的和女的之间，小孩子勉强挤到一个小小的凹洞熟睡着。小孩子边睡边翻身，那脸在灯火前浮现出来。噢！多么可爱的脸呀！这对夫妻生出了一种黄金果实来。这样衣衫褴褛的两人居然能生出美和魅力的杰作。我在这个光滑的额头、这个尖翘的可爱嘴唇的温柔表情上俯身，自言自语地说：这才是音乐家的脸，这才是少年莫扎特，这才是美丽的生命保证。即使是传说中的小公子们，也和这个少年没有任何不同之处，只要受到保护、受到疼爱、受到教育，这个少年没有任何事情是无法完成的！花园里，若是出现新的玫瑰变种，园丁们就会忙得人仰马翻。人们会把那玫瑰跟别的分开，人们会培养那玫瑰，人们会尽心照顾那玫瑰。但是没有照顾人类的园丁。少年莫扎特的命运也跟别的孩子相同，要被金属塑形机打造；莫扎特要在酒吧的腐败中，把腐败殆尽的音乐，作为自己最大的喜悦。好不容易才出现的莫扎特，这样一来也万事皆休了。

我返回自己的车厢。我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一点儿也不为自己的命运烦恼。现在烦恼我的，并非慈悲心， 也不是为永远不断破裂的伤口悲伤。拥有那伤口的人并不会有感觉。在这个状况中，被破坏的人、受伤的人，并非个人，而是有如人类般的什么人。我不相信怜悯。现在折磨着我的是园丁的见解。现在折磨着我的，绝对不是贫困。人在贫困中的话，久而久之就跟在懒惰中相同，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中东人当中，好几代都住在污垢里，甚至有人感到舒适。现在我烦恼的是即使施舍肉汤，也还是无法治愈的某些事物。我烦恼的并不是那个凸，也不是那个凹，也不是那个丑；如果说出来，那是在这些人各自心中受到屠杀的莫扎特。

只有精神的风吹在黏土上时，才会创造出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