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围城三年的湘军蜂拥冲进天京城时，已经杀红了眼的湘军士兵们在疯狂屠戮劫掠的同时，最挂念的就是：金库，太平天国的金库，到底在哪里？

从1851年太平军起事，到1853年攻占江宁（今南京）并定都改名天京，再到1864年覆灭，14年中，南征北战的太平军也在不断聚敛财富，并在天京城中建立了一个名为天国圣库的金库存放各种金银财宝。而根据清军眼线汇报，这个天国圣库最高峰时，曾经聚敛了高达1800多万两白银。

当时，外界纷纷传言，“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对此，作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还指示自己的九弟、负责围城的曾国荃说：“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

湘军在天京城外围城三年，由于清廷财政困窘，士兵们早已欠饷多月，所以，士兵们眼冒金光，纷纷想着冲进天京城中大发一笔横财。尽管通过大肆屠戮，士兵们都劫掠得盆满钵满，但让湘军意外的是，他们几乎挖地三尺，但就是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天国圣库。

对此，曾国藩不无懊恼地向清廷汇报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尽管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如此汇报，可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对此根本不信。

在以慈禧为首的清廷高层看来，天国圣库肯定是让曾家兄弟和湘军给私吞了，可眼下拥兵三十多万的湘军势大，一时半会也奈何不得。

那么，太平天国的圣库，究竟藏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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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仅仅是清廷高层，在1864年天京城破之后，举国上下普遍认为是湘军洗劫了太平天国圣库。

1851年，洪秀全率领众人在广西金田起事，当时洪秀全要求所有太平军成员要“人无私财”，所有财产全部“公有”，在打土豪、均贫富的号召下，太平军队伍迅速扩大，“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

1851年，太平军攻占永安后，洪秀全发布诏令说：

“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心），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

此后，天国圣库正式建立。当时，太平军规定，如果私人藏银超过5两，就会被治罪乃至处以死刑，“通军大小兵将，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带金宝，尽缴归天朝圣库。倘再私藏私带，一经察出，斩首示众”。

太平军在1853年定都天京后，圣库制度被施行到了极致。当时，太平军不仅没收居民私有财产归入圣库，家庭制度也被一并取消，军中所有男女按性别分别编入营、馆、衙，实行消费供给。

通过这种特殊且残酷的搜敛，天国圣库迅速壮大。据秘密潜入太平军中的细作、道光六年（1826）进士张继庚汇报，天国圣库地址设在天京城中的水西门灯笼巷。张继庚在写给清军江南大营统帅向荣的信中说，天国圣库在初设时，有高达1800多万两白银，可以补贴当时清廷巨额的财政亏空。

但此后，随着张继庚在1854年被太平军识**份杀害，有关天国圣库的消息就中断了，但清军对此一直心心念念。

1864年天京城破后，曾国荃指挥湘军攻入城中逐街逐巷搜索，士兵们在天京城中重点搜查了洪秀全生前居住的天王府，以及遍布城内的几百处王府和其他官员宅邸，但都没有发现天国圣库和传说中的巨额宝藏，为此，发狂的湘军在天京城中到处拆房子、挖池塘，不惜掘地三尺，可就是没有发现宝藏。

为了获悉内情，湘军在俘虏太平军主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后，曾经严刑拷打逼问李秀成说：“城中窖内金银能指出数处否？”

但李秀成的回答始终是，“国库无存银米”“家内无存金银”。

后来，曾国荃又亲自提审了原来掌管太平天国内务的梦王董金泉，但也是一无所获。无奈之下，曾国荃只好向清廷汇报说，除了发现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外，有关太平天国圣库的窖金，实在一无所获，或许事情只是民间传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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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如此汇报，清廷不信，民间自然更不肯信。

天京城破后，当时的《上海新报》就报道说，曾国藩的夫人从南京回湖南老家时，光运送财物，就用了二百多艘船护送。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天国圣库很有可能是让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等湘军将领给私吞了。

对此，《官场现形记》作者、清末小说家李伯元，就曾经在《南亭笔记》中写道：“（曾国荃）攻金陵既破，搜遗敌，入天王府……闻忠襄（曾国荃）于此中，获资数千万。盖无论何处，皆窖藏所在也。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于家。”

尽管李伯元是个小说家，但他关于曾国荃在攻破天京城后掳财“获资数千万”的道听途说还是不胫而走。实际上，李伯元出生于1867年，去世于1906年，而李伯元出生时，太平天国早已覆灭三年了，因此李伯元的说法能有多少可信度实在不足为论，但此后，关于曾国荃私下掳掠天国圣库的传闻，还是愈传愈广。

实际上，自从1856年参与湘军开始，作为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在此后围剿太平军的过程中确实掳掠不少，当时，个性张扬的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对于曾国荃来说，清廷一直对于汉人拥兵心怀猜忌，因此，曾国荃也在有意无意之中，通过掳掠钱财、回到湖南老家买田盖屋，来向清廷证明自己“心无大志”。

经过前后八年营建，到了太平天国覆灭三年后的1867年，曾国荃在湖南湘乡盖起了一座占地面积达13万平方米、长600米、宽230米的规模宏丽、“俨若城市”的“大夫第”，这使得外界更加质疑曾国荃是通过掳掠天国圣库，积攒起了一笔超级财富。

但实际上，曾国荃虽然不像他的兄长曾国藩一般清廉，颇有不少贪污受贿和通过在战争中掳掠的钱财，但要说他“获资数千万”，还是严重言过其实。

当时，清廷从顺治十三年（1656）开始设立银库，主要储藏金、银、制钱、银票等财物，清朝国库分为内府库和户部库。乾隆四十二年（1777），清廷户部存银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峰：8182万两；到了嘉庆三年（1798），清廷户部存银降至1900万两；到了咸丰三年（1853），也就是太平军起事的第三年，清廷在战争支出激增的情况下，户部存银降至可怜的20多万两。在这种捉襟见肘的困窘中，假如曾国荃真的掳财“获资数千万”，那势必将为清廷所不容。

太平天国平定六年后，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初二日，因为受到清廷猜忌、闲居家中的曾国荃在写给大哥曾国藩的信中诉苦道：“弟向未留剩活钱而用度日繁，亦渐有涸竭之意。”

一个月后，同治九年（1870）十二月十六日，他又写信给大哥曾国藩说：“住乡应酬亦大，明春有权住省城之意，借以省款客酒饭轿钱。”

到了光绪元年（1875），曾国荃在写给两个侄子曾纪泽、曾纪鸿的信中又说：“八年闲居……负欠如海。”

由于这些信件当时属于私人性质，都是到了后世才被公开，因此可见曾国荃虽然在湖南湘乡老家买田盖屋营造豪宅，但从他个人信件来看，他实际的身家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般阔绰，因此才屡屡搞得困窘缺钱。为了赚钱，到了1875年，曾国荃不得已再次出山做官，此后他先后担任陕西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陕甘总督、兵部尚书、两广总督、礼部尚书等职务。

此后，曾国荃先后担任过七年两江总督，仅这七年间就有正规收入210万两白银（包括办公经费），因此，曾国荃虽然有身家，但难说他通过洗劫天京赚到了多少钱。

对此，曾国藩就曾经为弟弟曾国荃抱屈诉苦道：“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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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曾国荃私人掳掠天国圣库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天国圣库，是否又有可能被湘军士兵私下洗劫瓜分了呢？

据曾国藩幕僚赵烈文记载，湘军攻入天京后，在城中屠戮洗劫达七天七夜，“下令见长发者、新剃发者皆杀，于是杀贼十余万人”。在这场疯狂的劫掠中，一度欠薪欠饷达一年之久的湘军士兵们，都对通过洗劫天京城来弥补欠饷有着疯狂掳掠的心理，因此即使当时湘军真的找到了天国圣库，也有可能是被湘军士兵们一拥而上疯狂瓜分，很难轮到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来分多少羹。

由于清廷国库困窘、湘军长期欠饷，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也对湘军士兵这种通过屠城洗城的劫掠方式予以了默认，否则他们根本无法驾驭控制数十万长期欠饷的士兵。

另外，天国圣库除了有可能在天京城破时被湘军士兵集体瓜分洗劫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被突出城外的太平军士兵化整为零，带出了天京城外。

例如李秀成在突围时，当时他被人认出堵截后，李秀成为了脱身，就曾经想收买对方说：“能导我至湖州，愿以三万金为酬劳。”

当时，即使是李秀成的随行童仆，也是“两臂金条脱皆满，又以一骑负箱箧，皆黄金珠玉宝贵之物，约值白金数十万两”。

1864年天京城破时，当时洪秀全已经去世，太平军1000多名精兵于是拥护洪秀全的儿子、幼王洪天贵福突围到了湖州，暂住在堵王黄文金的王府。此后，洪天贵福又随军突围到了江西，并在江西被清军俘虏，随后被凌迟处死，年仅15岁。

洪天贵福虽死，但有关洪天贵福曾经将天国圣库的金银财宝埋藏在湖州堵王府中的传言却不胫而走，湖州当地百姓对此也深信不疑。当地一位老人就对外说，他曾经于1954年在湖州路过堵王黄文金的旧宅附近的小巷子时，看到两个小孩在把玩一枚比成人手掌还大的铜钱，而这枚铜钱正是天国圣库中的镇库钱。据两个孩子说，这枚铜钱是他们在堵王府附近的青石板缝隙中捡到的，这似乎为太平军在湖州藏宝提供了一些侧面的证据。

实际上，有关太平军在湖州堵王府旧宅藏宝的传闻，早在民国时就已经广为流传。据传在1924年，就有两个人专门从上海来到湖州，租下了原来堵王府中的一处老宅院，然后悄悄挖开地下的地窖，之后，这两个人不辞而别。

据此有人推测，太平军堵王府旧宅即使真的藏有金银，估计也早被这两个人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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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世对天国圣库愈传愈神，但实际上，天国圣库虽然在初期确实存储了巨额银钱，但到了后期，天国圣库是否还存在，已经成了一个谜。

曾经卧底太平军中的清军间谍张继庚，在后续给清军江南大营统帅向荣的信中，曾经催促清军要尽早攻下天京城。张继庚说，天国圣库在第一次汇报后没几个月，圣库存银就从1800多万两降到了800多万两，原因就是上至洪秀全，下至各个王爷头目，都纷纷从圣库中转移钱财。到了1854年张继庚被太平军识破杀害前，张继庚在最后发出的密信中提到，圣库存银已降到不足百万两，当时，“东王杨秀清有私银一万余两，天王洪秀全有七千余两，北王韦昌辉有一千余两”。

张继庚被杀后，失去内部眼线的清军，此后也没了有关圣库的最后消息。

天国圣库的存银，从太平军中的各种奢靡浪费就可以看出端倪。洪秀全在进驻天京后，动用上万军民，将原来的清廷两江总督衙署扩建为“天王府”。建成后的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城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精雕细琢，金碧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比”。

在洪秀全的带头作用下，太平军中滥封的几百个王也争相攀比，进而不断掏空了天国圣库。此后，从1853年开始，天京城就一直不断处于清军的围攻之中，各种战争开销，以及购买武器、粮饷，都极大消耗了天国圣库的存银。

到了太平天国覆灭前一年（1863），当时清军急攻苏州，忠王李秀成准备从天京带兵前往支援。由于缺乏军费，洪秀全及朝臣竟然令李秀成“助饷银十万”，这种不惜到了勒索己方大将的地步，可见天国圣库到了最后时刻，实际很可能已经名存实亡。

但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后，向上汇报没有找到天国圣库的说法，还是令垂帘听政的慈禧产生了极大怀疑。碍于当时湘军拥兵三十多万，并且朝中上下满是湘军出身的大臣，慈禧对此只能是打个圆场糊弄过去。

但慈禧一直记着这事儿。

等到先后平定太平军和北方的捻军，并且逐渐裁撤湘军，断掉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左膀右臂后，1868年，觉得自己已经不再需要湘军助力的慈禧，立马下令将曾国藩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

在慈禧看来，将曾国藩调离他的老巢两江地区，改而将他调到天子脚下的直隶地区，就是为了方便清廷就近控制曾国藩。随后，慈禧又立马下令，将原来的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为两江总督。

就在马新贻赴任前，慈禧给他下了几个密令，一是在两江地区抑制湘军的势力；二是秘密调查天国圣库的下落，看是否真的被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或湘军所秘密私吞。

马新贻在两江总督任上仅仅待了两年，1870年，马新贻在已经从天京改名为江宁的校场阅兵后不久，竟然在重重士兵的拥护下，当场被刺身亡，史称“刺马”案。

“刺马”案震惊了整个大清帝国。身为两江地区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以及晚清权力最大的封疆大吏，两江总督竟然当场被刺，整个朝廷内外都知道此事绝不简单，以致事后先后负责查办此案的官员都畏畏缩缩不敢冒头。无奈之下，慈禧只能让曾国藩再次回任两江总督，以安抚被马新贻到处镇压、多有不满的湘军旧部。

对于这宗最后不了了之的“刺马”案，时人普遍怀疑真正的幕后凶手，应该是湘军中人，但碍于湘军在晚清政坛错综复杂的强大权势，即使是慈禧，最后也只能是对案件敷衍了事。

随着马新贻的被刺，此后清廷官方再也无人胆敢公开追问天国圣库的下落。

马新贻死后两年，1872年，湘军创始人曾国藩也在两江总督任上病逝，到了1890年，曾国荃也病逝，但天国圣库的各种消息，一直在民间不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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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被推翻后，1912年，刚刚建立的南京地方政府碍于财政困窘，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竟然在1912年底，在南京通济门城楼附近进行了一次挖掘，但当时深挖了40多米都没有发现宝藏，最终空手而归。

部分民间传说则更加神乎其神，南京城内曾经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大花园“蒋园”，园主蒋某也被称为蒋驴子，传说此人原来是名行商，经常用毛驴贩运货物。蒋驴子有次运送军粮，得到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的垂青，被任命为“驴马车三行总管”。

据说，1864年天京城破时，天京城中的权贵和内宫后妃，曾经“聚金银数千箱令载，为之埋藏其物”，后来，这些宝物在天京城破后流入蒋某之手，其据以起家，成为南京巨富。

对此有消息表示，晚清时期确有蒋驴子其人，但他本人是做生意起家，而不是传说中的依靠什么天国圣库致富。

民国时期，有一本叫作《真相》的杂志，也曾经煞有介事地写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个广州人曾经在太平天国当兵，1864年天京沦陷前，太平军某位王爷曾经命令他和其他46名士兵在其家中挖了一个藏宝洞，埋藏了300多万两黄金白银。工程竣工后，这位王爷以犒赏为名邀请他们赴宴，这个广州人由于刚好疟疾发作就没有前往，没想到其他人赴宴后却被那位王爷全部杀掉灭口。

获悉此事后，这位广州人连夜抱病逃离天京，后来，此人在临终时曾经交给他儿子一张草图，并嘱咐他的儿子“一定要把藏宝发掘出来，以安抚我的遗志”。据说，此人的儿子后来果真到了南京寻宝，但至于有没有找到宝藏，《真相》杂志就没了下文。

此后，还是有人不甘心，将原来南京天王府中西花园的湖水放干进行挖掘，但也是一无所获。对此有关方面表示，南京文化遗存丰富，深挖4米多，就已经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层了。而自清末以来，南京古城内由于城市建设等原因，早已经被大规模挖掘过，但都没有发现传说中的所谓天国圣库宝藏。

历史渐渐远去，但有关天国圣库的传说，或许还将继续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