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里写过一个极其戏剧化和讽刺性的情节：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后，一帮旧贵族告发商鞅意欲造反。新继位的国君秦惠王派人去逮捕商鞅，商鞅连夜逃到秦国边境，准备投宿旅店。

店主不知道眼前这名落魄的逃亡者是何人，只是一再要求他出示身份证明才能住店：“商君有令，容留他人无证住店，店主要连坐判刑。”商鞅长叹一声：“哎呀！想不到我的新法，贻害到了此等地步！”

最终，走投无路的商鞅下场很惨，有的史书说他被杀后遭车裂示众，有的史书说他直接被处车裂之刑而死。

司马迁说，商鞅这是作法自毙，活该。

两千多年来，关于商鞅及其变法的是非，毁誉无常。由于司马迁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儒家在帝制时代的强势地位，作为法家实践者、改革家的商鞅，基本处于毁大于誉、贬大于褒的状态。

那么，商鞅究竟是否被污名化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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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那些看人很准、眼光够毒的人，往往更容易成功。商鞅就是这种人。

他名义上是卫国国君之后，实际上顶多算个没落贵族，也要像当时的游士一样，凭一张嘴推销他的政见换口饭吃。

史书说他“少好刑名之学”，对李悝、吴起在魏国的变法十分钦慕。公元前365年左右，在他大概30岁的时候，商鞅跑到魏国当了相国公叔痤的中庶子（家臣）。

公叔痤发现商鞅是个奇才，就趁着魏惠王探视自己病情的时候，向魏惠王推荐了商鞅，说在自己死后，可以让这个年轻人接替他的职位。魏惠王听后，沉默不语。公叔痤又屏退左右，跟魏惠王耳语，说大王如果不用这个年轻人，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能让他为别国所用。魏惠王点头答应。

魏惠王走后，公叔痤唤来商鞅，把刚才的事情跟他讲了一遍，然后说：我是先君后臣，先公后私，魏惠王要杀你了，你赶快逃跑吧。

商鞅却从容地对公孙痤说：“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

他没有立即离开魏国，魏惠王果然既没想重用他，也没想杀掉他。

虽然性命无虞，但商鞅的内心应该是悲凉的：没有什么比自己被当作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更让他难过的了。

公元前361年，公孙痤死后，商鞅获悉西边的秦国刚继位的新君秦孝公正在诚意求贤，便带上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而去。

当时的秦国僻处西边，中原诸侯会盟都不带它玩，把它当作夷狄。秦孝公很有志向，想要恢复300年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重夺失去的土地，最主要的，要让中原诸侯瞧得起秦国。说白了，秦孝公要搞变法图强，这也是整个时代的趋势，魏用李悝，韩用申不害，楚用吴起，都是如此。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史上制度变革最剧烈的时代之一。这不难理解，诸侯国之间的军事竞争，是牵引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弱国求存，强国争霸，何其惨烈。于是，如何实现富国强兵，就成为时代精神的主题。

商鞅入秦后，四次面见秦孝公，陈述治国之道：第一次谈尧舜帝道，秦孝公听得快睡着了；第二次讲禹汤文武之王道，秦孝公还是昏昏欲睡；第三次讲霸道，秦孝公这才打起精神，觉得还行；第四次详谈强国之术，秦孝公大悦，“语数日不厌”。

商鞅的师承虽然有儒家的影子，但他的偏好和主业是法家，而且他是带着《法经》入秦的，但他为了试探秦孝公的信仰和决心，不惜多次“钓鱼”，言不由衷地大谈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最后才讲到重点。其实他早就看出秦孝公想要什么，秦孝公要的是一套速效的强国之术。你不要跟我讲百年大计，我要的是立竿见影。

好巧，你想要的，我正好有。

商鞅通过放长线钓大鱼，跟秦孝公达成了共识。舞台搭好了，就等他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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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秦孝公和商鞅来说，他们还有共同的障碍需要面对。

秦孝公的意图很明显：“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我想变法，让秦国强大起来，但我怕天下非议。所以他很聪明地把商鞅推到前台，作为自己变法的一个工具。商鞅拿着秦孝公赋予的权力，当然也要顶着一切冲向秦孝公的压力和非议。这是他们二人在无形中达成的契约。

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与商鞅进行了一场“秦国要不要变法”的大辩论。历史上，每次变法改革之前，都会有对立的双方进行类似的辩论，但有意思的是，辩论的议题永远是“要不要变”，而不是“怎么变”。这就导致双方都容易走极端，不愿变的人会失去更多，而主张变的人往往在最后遭到反扑，也会失去很多。假如双方辩论的焦点能集中在“怎么变”上面，或许会是更好的博弈，但这只是“假如”。

事实上，这是一场结果已定、纯属象征性走过场的辩论。旁观者都知道，法是秦孝公要变的，但旧贵族代表还在纠缠这一点，说不能变啊不能变。商鞅则很明确地拿强国利民说事儿，只要是强国利民的事，没什么不能变的。他的原话是：“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谁能击中秦孝公的内心，已经不言而喻了。

随后就是我们从小熟知的“徙木立信”。变法开始了，为了向民众传达国家诚信、令出必行的决心，商鞅命人在南门立了一根木头，谁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给予十金赏赐。没人信，赏金提到五十。有一人抱着试试的心态，结果真的拿走了巨额赏金。

世人一直都以徙木立信来强调诚信的重要性，但商鞅为什么会采用这么无聊的方法来建立诚信呢？搬一根木头根本用不着这么多钱，而且从南门往北门搬木头的意义何在？这根本就像是江湖术士凭空构建的一个场景，而不是现实需要的生活或劳动场景，难怪围观的人很多，但动手的人几乎没有。因为所有人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很荒诞不经。但这或许才是商鞅的本意：你们不用管这件事合不合逻辑，也不要质疑，你们只要照着做，就能获得超出预想的好处。我要推行的变法，就是另一个场景的“徙木立信”，听话的人有饭吃。

至此，商鞅通过辩论搞定了贵族阶层，通过立信搞定了平民阶层，变法大幕拉开了。

史载，商鞅变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变法的要点是：在户籍上实行什伍连坐，开告密揭发之先河；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袭，建立二十等爵制。第二次变法的要点是：开阡陌，废井田，土地归为私有；废封建，立郡县，官自天子赏；统一度量衡；为统一思想、明确法令，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下令焚烧《诗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等。总体来看，商鞅变法的主导思想来自管仲“利出一孔”的主张，就是君主控制一切利源，控制国人的一切获利机会甚至生存机会。

而商鞅为秦国设计的这个“孔”，就是耕战。老百姓响应国家号召，开荒地，种庄稼，并积极参军打仗，把这两件事做好了，就能获得国家奖赏，包括赢得爵位，实现阶层跃升。其他从事与耕战无关工作的人，不管是贵族、商人还是游士，则都在国家的打击和羞辱之列。

通过这个“孔”，商鞅实现了变法与秦国参与诸侯争霸的利益对接：打仗所需要的充足的粮食、英勇的战士，这下全都有了。尤其是“尚首功”制度，推崇在战场上砍下敌人的头颅来记功，以斩获人头的多少来确定赏爵的级别。这项制度，使秦人成为嗜战的战士，一上战场，“左挈人头，右挟生虏”。据司马迁不完全统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秦军在历次战争中一共砍下了敌人140万颗头颅。

平民依靠耕战实现阶层流动的另一面，则是旧贵族的备受打击。

商鞅变法先用军功爵制剥夺宗室贵族的世袭特权，“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出身论那一套不吃香了，一切都要凭军功说话。再用“废封建，行郡县”的办法，加强国君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取消了贵族分封、建立“国中之国”的特权。这两点对秦国贵族构成致命打击，商鞅因此得罪了大批贵族，“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作为对抗，以太子驷（即后来的秦惠王）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等人为首，挑动太子去触犯商鞅之法。商鞅也不是好惹的，身为“铁血相国”，他为了确保法令的严肃性，决定对公子虔和公孙贾动刑，一个被处劓刑，一个被处黥刑。公子虔被打击后，闭门八年不出。而这也为商鞅后来的惨死埋下了伏笔。

贵族被压制，但平民获得晋升通道。商鞅变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实践平等理念的改革，而耕战制度，就是先秦的科举制呀。司马迁虽然很不喜欢商鞅及其代表的法家，但他还是在《史记》中对商鞅变法的反响给予了肯定：“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当然，我们需要分清，平民阶层跃升，只是商鞅实行强国之术的手段，而不是他的初衷。就像他需要打击贵族，确保国君一人的权威一样，他对平民同样没有好感，在他的言论和政策中，经常充斥着愚民的思想，通过刑（刑罚）与赏（封赏）两种手段，把百姓当作利用和控制的对象。这是商鞅被后世诟病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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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鞅的变法中，他唯一确保的就是君主（中央）集权。通过君主（中央）集权制的制度安排，驱动秦国国家机器，在战国时期后半段的群雄争霸中迅速崛起。

整个春秋战国，有两场改革见效特别快，一场是春秋末期范蠡治理越国，另一场就是战国中期商鞅在秦国的变法。这两人都仅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让自己辅佐的落后穷国，一跃而成为强国。

而当时方兴未艾的诸侯争霸战争，及时地检验了他们改革的成效。越国崛起后，越王勾践发动灭吴战争，并成为“春秋五霸”最后一个霸主。而商鞅变法后，秦国开始向东收复失地和扩张，连连击败魏国。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前的大概110年间，秦国同六国作战65次，其中58次获得全胜，拔城147座，攻占下来的领土共建立了14个郡。后来，商鞅虽死，秦法未亡，终于在秦王嬴政时代灭六国，建立起大一统帝国。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业，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这说明商鞅变法的余烈，直到秦始皇时代，对于统一帝国的形成和专制王朝的建立，都有积极的影响。

商鞅本人也因为这场成功的变法而实现了年少时的抱负，风光无两。

公元前340年左右，商鞅在秦魏河西之战中使用诈术，俘虏旧时好友、魏国主将公子卬。此战之后，魏国割河西之地献秦求和，魏惠王后悔不迭，说自己恨当年不听公孙痤的话呀。此战成为秦魏两国实力转换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此战的胜利，秦孝公封商鞅于商地，号为“商君”，这是商鞅（原名公孙鞅）在后世被称为“商鞅”的由来。

秦国历史上很少裂土封侯，商鞅是首例。以一人而封侯拜相，至此，商鞅可以说是权倾秦国。

危机逼近。

一个叫赵良的人，在商鞅最红的时候去劝他归还封地，退隐山林。据赵良说，商鞅在秦国的强力改革，招人忌恨，树敌太多，以至于每次出门都要十几辆车跟随，车上全是全副武装的卫士，没有这重重警卫，商鞅连门都不敢出。所以赵良才劝商鞅改弦更张，急流勇退。

商鞅不听，他是一个典型的“恃力者”，迷信武力，对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及本人在秦国的影响力充满了信心。

但他的对手，以公子虔等人为代表的旧贵族，也非等闲之辈。当年被商鞅处以劓刑之后，公子虔闭门不出长达八年，静待时机，其隐忍和冷静可见一斑。

这一切，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逝后，终于有了一个了结。

《吕氏春秋》记载，秦孝公病重之时，有意传位于商鞅，商鞅不敢接受。

太子驷继位为秦惠王后，各种攻击商鞅的流言蜚语开始传到这个新君的耳朵里。从根本上而言，在商鞅变法的20年间，他与秦惠王并无直接的矛盾，相反，他加强君主集权的举措，对任何一个继位的国君都是有利的，他是秦孝公的功臣，也可以成为秦惠王的功臣。秦惠王唯一担心的是，商鞅权力太大，怕他会以臣欺主。攻击商鞅的旧贵族，正是抓住这一点，向秦惠王进谗言：“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

然而，就在对手欲置他于死地的关键时刻，商鞅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继续采取铁腕手段镇压反对者，而是软了下来，向秦惠王请假送老母亲返回故里。他可能希望以暂时离开是非之地来平息各种恶毒的诽谤之言。

公子虔则瞄准这个时机，出手了。在商鞅告归之后，这名当年的太子老师，向自己的学生秦惠王告发说“商君欲反”。“欲反”，想要谋反，没有既定事实，但稳准狠。公子虔这一招堪称历代罗织“莫须有”罪名的鼻祖。

秦惠王于是发兵追捕商鞅。

另一边，奉母返回魏国邺地的商鞅，遭到邺令的拒绝，不得入境。理由是商鞅在两年前的河西之战中以诈术俘虏魏公子卬，完全丧失信义。

商鞅只得返回秦国，知道自己被追捕，开始了逃亡，然后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这次逃亡，商鞅还是想跑到魏国，但魏国不让他入境，怕秦国怪罪到魏国头上引发争端。

据历史学者晁福林分析，无处可逃的商鞅，最终回到自己的封地，发动自己手下七八万兵力，北出进击实力较弱的韩国，图谋在韩国西部地区发展。秦惠王发兵追击，商鞅兵败，被诛杀于渑池（今河南三门峡）。

史书对于商鞅的死，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说他被车裂而死，有的说他死后被车裂，但不管如何，施以车裂的酷刑，可见秦国的贵族们对他恨之入骨。先秦最著名的一代改革家，把一个穷国改造成强国之后，自己却落了个惨死结局，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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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商鞅的褒贬毁誉，并未随着他的惨死而终结，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他总是适时地被痛骂，或被怀念。

有学者说，商鞅治国理论对中华制度文明影响巨大，以秦国（秦朝）遗产的形式，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从国家建设及其历史影响上看，先秦诸子无人能出商鞅之右。

商鞅死后，他所制定的制度依然长期被奉行。秦国人也并不认为商鞅是个逆贼，而认为他是秦国的英雄。秦昭王时，范雎说商鞅“义之至，忠之节”，蔡泽也说，是商鞅使“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

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封商鞅为“圣人”。这跟我们现在对商鞅的认识相去甚远，但也不难理解。毕竟每一派学说都会追捧本派的牛人，只是后来儒家获得主流学说地位，我们也就自然认同了儒家体系的“圣人”，而商鞅则以残酷无情、作法自毙的面目被后人记住。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关于商鞅的评说，到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构建出来的？

司马迁对商鞅的评说，在后世影响极大。无疑，他是一个严谨的史学家，但他同时有自己的偏好——他是一个儒家弟子，对法家相当反感。所以他在为商鞅作传时，一方面肯定商鞅变法的成效；另一方面却对商鞅个人全无好感，说他“天资刻薄”。

更典型的例子来自司马光。这名撰写《资治通鉴》的大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政坛保守派，极力反对同僚王安石推行变法。在他政坛失意，以编撰《资治通鉴》度日的时候，他自然要把历史上的变法者作为影射王安石变法的工具。所以，《资治通鉴》基本承袭了《史记》的内容，却把《史记》褒扬商鞅变法的内容全部删掉，仅留下贬低商鞅的文字。

商鞅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有个人的局限，也有时代的局限，他对民众力量的轻视，对严刑峻法的热衷，都可以供批判和反思。但关键是，他死后的命运，已经无法被自己掌控，只能随着历史沉浮。每当这个国家面临改革的关头，他就会被作为一个符号祭出来。

西汉昭帝时期，盐铁会议上，朝臣桑弘羊等人与各地召集来的儒士，围绕盐铁是否应由国家专营一事进行激辩。这是西汉乃至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一次经济改革会议。双方都知道，引用历史资源对于自己的立论很有帮助，所以就都找到商鞅身上。

作为改革一方的桑弘羊，极力推崇商鞅，说商鞅变法“收山泽之税”，使秦国强起来。反方则说，秦朝国祚短暂，正是商鞅变法害的，我们可不能学。桑弘羊逮住反方的漏洞，反驳说，商鞅死后一百多年，秦朝才灭亡，跟商鞅没有半毛钱关系。秦亡的原因应是秦始皇父子君临天下，“邪臣擅断，公道不行”。将秦亡之因归结为商鞅变法，就等于把商亡之因归结为伊尹之过一样，无论在史实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荒谬的。

就像这场盐铁会议一样，历代围绕着国家改革，都会拿商鞅变法出来说事儿。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通过写史书贬低商鞅，以表达对当下推行的变法的不屑。而作为变法一方的主导者，王安石却对商鞅惺惺相惜，他写诗说：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两千多年来，商鞅是历朝历代改革者的一个镜像。但凡改革者，都会推崇商鞅；保守者，则无一例外非议商鞅。作为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其构建的理想社会在上古三代，在遥远的过去，这个理想经过王莽改制的折腾之后，大家都知道是不靠谱的。所以以后提改革，大家都会从法家特别是商鞅变法那里寻找历史资源。这是历史上的改革者们拥护商鞅，并喜欢以商鞅自喻的主要原因。

另外，外儒内法是传统中国的普遍政治形态。外儒是见得人的，内法是得藏着掖着的。强调仁政、德治等儒家理念，是一个王朝的面子；使用刑赏手段、“利出一孔”等具体措施，则是一个王朝不能说的本质。所以商鞅虽然一直被使用，但他也一直需要受批判，受非议，这才能显示出一个王朝的王道。

与之相应的，各个时代以商鞅自喻的改革者，也难逃商鞅一样用后即弃的悲剧命运。从桑弘羊卷入谋反案被杀，到张居正死后被皇帝清算，每一个朝代几乎都有一个挽救帝国危亡的“商鞅”，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后堕入个人悲剧的深渊。

每个朝代的“商鞅”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但他们是做事的人，是解决问题的人，是愿意承认自己有缺点的人。这比起大多数只会抡起道德大棒打人，除此一无所长的“伪君子”，无疑要伟岸许多。谁才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也无须辩论了。正如鲁迅所言：“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我看过一段关于商鞅被符号化的文字，谨引用于此，作为本文的结尾：“天下若治，他便背负苛政、刻薄的骂名；天下若乱，他便成了能臣效仿的先驱。往者已矣，商鞅作为历史人物早已盖棺论定，对其个人的毁誉渐渐地与他本人和那个时代无关了。”

希望真正的商鞅能够被世人看见，而不要被一直遮蔽下去，也希望每个时代的改革者，都不用再重蹈商鞅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