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问题来了，朝廷还会给官员发放现金吗？

如果兵部侍郎今天想买点食盐、茶叶，于是扛着麻袋上街吆喝；明天想上街打点酱油，于是推了一车稻米去杂货铺；老婆和小妾需要买胭脂，小推车又出门了；晚上和文人雅士搞个聚会，酒肆门口摆满了粮食……

这样的生活，该是何等痛苦啊。

贞观年间，李世民的日子过得也很苦，虽然手上有点现金储备，可是需要拿来用于供养军队、皇室消费、赏赐官员。至于官员的日常俸钱，李世民表示，这个待遇肯定是有的，但是不能拿国库的钱直接开销。

为了给官员筹钱，李世民想了个办法：放高利贷。官方高大上的说法叫“公廨本钱”。

操作主体：京城各司的令史。

令史就是胥吏，是政府办事人员，非领导岗位，和官员有本质的区别。比如尚书省兵部的职方令史、书令史等。鉴于他们都有同样的工作任务，李世民取了个高大上的名字：捉钱令史。通俗的名字其实就是信贷员。

操作编制：每个司只有九名编制。

操作规则：捉钱令史找官署领取五万钱（约50两银子），也就是他们的活动本金，每个月向官署缴纳利息就可以了。

至于捉钱令史怎么捞钱，完全靠他们自己的智慧。

比如，他们可以在民间寻找“有诚信、有眼光、有生意、无本钱”的商人，然后双方签订契约，在规定的时间收回本金和利息。当时，市场的年化利率基本能达到60%～70%，只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朝廷的钱财就可以翻倍。

比如，信贷员有了本金，可以自己做点小买卖。在那个年代，有官方背景，就有了强买强卖、破坏市场规则的能力，牟取暴利就是小儿科的事情。

再如，如果你觉得前两种办法很麻烦，完全可以自掏腰包，上缴利息。

说白了，性质等同于卖官鬻爵。

在那个年代，胥吏很难升官，除非领导特别赏识，或者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如今有了晋升的渠道，胥吏砸锅卖铁，或者和商人勾结借贷也在所不惜。

在缺钱的年代，信贷员的回款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怎么说呢，70%的利率只是平均水平，不是业务精英的水平，为了培养理财小能手，李世民下达了一个指标：只要能完成每个月4000钱的利息收益（年化利率达到96%），而且一年后收回本金，就由吏部登记在册，给他们授予官职。

效果是显著的，一年多时间，就有六百多个信贷员晋升为国家官员，充斥在七十多个政府部门中。我们可以算一下，每个部门九个编制，七十多个部门，刚好是六百多个信贷员。也就是说，只要获得信贷员的资格，您就会想尽办法完成李世民的业绩指标，然后晋升为官员。

这样一来，就有两类人很讨厌他们的存在：一类是十年寒窗苦读的学生，信贷员不经过考试就能做官，那自己的奋斗还有什么意思？另一类是既得利益者，作为门阀子弟，却和信贷员同朝为官，这是很掉面子的事。

谏议大夫褚遂良满怀怨愤，悍然上奏道：朝廷开科取士，尚且有知法犯法的人，更何况这些无耻的市井之徒，绝不能让他们入朝为官。

李世民是个信奉实用主义的皇帝，谏臣的话，李世民愿意听，可信贷员是不是要存在，还是由李世民说了算。至少在贞观一朝，信贷员活得很滋润。

信贷员这个职业，不仅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也有。操作模式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地方信贷员没有晋升的资格。

到了唐高宗李治一朝，官员的工资待遇有了明显的改善。

比如，官员的现金收入稳定下来。

再如，取消年薪制度，改成月薪制度。官员们不再苦哈哈地盼望着一年一度的“领薪”盛典，而是每个月都有入账，生活有了保障，也有了些仪式感。

公元664年，一斗米的价格是五钱，一石米的价格是五十钱。

还是拿中书侍郎为例，待遇如下：禄米300石，职分田租子420石，现金收入换算成粮食大约是1008石，总收入约1728石，基本能满足家庭的开支。

还有一种有趣的算法，将官员薪酬折算成现今的人民币。

1728石是145152斤（一石等于84市斤），按照大型超市2.5元/斤的大米价格，年薪大约是36.3万元。同样的粮食，折合唐代白银86.4两（一斗米五文钱）。如果折算成唐代白银的购买力，一两唐代白银大约是4200元人民币。

这种算法是一种估测，核心逻辑是只看官员获得的粮食重量。

如果要看现金收入，就要假设市场比较稳定，比如粮食价格稳定在5钱/斗，如果发生在战争时期，出现了通货膨胀，现金收入就很难看了。

现实就是，经济波动是一种常态，每个时期官员的生活水平，自然也要跟着经济的波动而变化，而且是那种非常闹心的变化。

唐朝初年，官员拿到手的是粮食，基本可以管饱。

高宗时期，实物工资和货币工资可以达到一比一。

高宗永徽五年（654年），粟米的价格是2.5钱/斗，这也意味着官员货币工资的购买力是贞观年间的两倍。

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粟米的价格是80钱/斗。

钱，开始贬值了。

德宗贞元八年（792年），粟米的价格是200钱/斗。

武宗会昌三年（843年），粟米的价格是1000钱/斗。

蝗灾、旱灾、水灾和战争，还有漕运困难，任何一个因素都会让粮食价格飙升。另外，官员的货币工资却雷打不动，最终的结果就是钱变得不“值钱”。

钱变得不“值钱”了，不光是我们现代人的烦恼，唐朝官员和百姓更烦恼。我们的货币贬值，是有规律可预见的贬值，只要合理地调配开支，还可以支撑过去。

唐朝官员呢？说不定闹一场蝗灾，一年的工资就白发了。

唐穆宗时期，有位官员叫薛放，做过刑部侍郎、兵部侍郎，后来晋升为礼部尚书，就因为清廉耿直，不善敛财，最终让家庭到了破产的边缘（孤孀百口，家贫每不给赡，常苦俸薄。放因召对，恳求外任）。

安史之乱后，粮食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官员普遍较穷。至于解决办法，通常是申请调任地方官，因为中晚唐地方官员权力较大，收入也比较丰厚。

最著名的调官申请，就出自大诗人杜牧的手笔。

杜牧，京兆府万年县人，首都户口。据史料记载，杜家在长安的安仁坊有一片祖宅，大约三十间房，几个兄弟住在一起。杜牧做过京官，也做过地方刺史，哥哥杜慥也是朝廷的县令，唯独弟弟杜

身体有残疾，卧病在家。两个哥哥拼命拉扯，也只能让杜家维持在温饱线。

元和年间，粮价上涨，杜牧兄弟经济困难，只能靠借高利贷度日，后来利息到期，杜牧兄弟无奈，只好含泪变卖了住宅，在长安租房过日子。

杜牧兄弟性格耿直，不善变通，一直玩不转官场。哥哥杜慥还因此弄丢了官职，以至于失去经济收入。这样一来，养家的重任完全落到了杜牧的头上。

杜牧很是头疼，因为每个月发完工资，要先给弟弟寄钱，再给哥哥分点生活费，再还上个月的借款，剩下的钱交给妻子，作为自家的生活费。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时间，杜牧无比痛苦。大中三年（849年），杜牧担任吏部员外郎，官居从六品。吏部员外郎是中央组织部的官职，权力很大，待遇却很一般。杜牧权衡了一下，照这样干下去，杜家恐怕就要满门饿死了。

于是，杜牧厚着脸皮给宰相写了一封信——《上宰相求杭州启》，里面写道：“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为朱马，缊作由袍，其于妻儿，固宜穷饿。是作刺史，则一家骨肉，四处皆泰；为京官，则一家骨肉，四处皆困。”

杜牧各种哭穷，哭诉自己家庭困难，希望求得领导的照顾。言外之意，杜牧想调到杭州做官，因为那里富庶。不过，宰相没搭理他。

杜牧想了想，杭州遍地油水，领导凭什么给他安排啊。

于是，杜牧又接连写了《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启》《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启》，退而求其次，去二线城市湖州吧。

在信里面，诸如“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饿，衰老者死，少壮者当面逃去，不能呵制”“长兄以驴游丐于亲旧，某与弟（左岂右页）食野蒿藿，寒无夜烛”“无俸禄之气势，食不继月，用不给日”“沥血披肝，伏纸迸泪，伏希殊造，或赐济活，下情无任恳悃惶惧之至”的句子，比比皆是，完全是祈求的姿态。

第三封信寄出去后，领导终于答应了杜牧，让他去湖州做了官。毕竟，杜牧的家境贫寒是客观的，让知名诗人活活饿死，朝廷会很丢脸的。

在唐朝，做官能发家致富吗？

只能说，要是腹黑心狠，肯定是能捞钱的，不然贪官从哪里来？

但是薪酬制度的设计，还有客观的经济和社会情况，确实让唐朝初年的地方官和中晚唐的中央官员日子很艰苦。在庞大的官僚集团中，最悲剧的就是低薪酬的基层官员，以及恪守本分，不愿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官员。

乱世之中，官员可以接受不体面的生活环境，但绝不会允许自己和家人活活饿死，这是人的生存本能。因此，大量的官员贪污受贿，压榨百姓，或者游走在法律边缘，或者出卖自己的尊严，祈求领导照顾，从而获得晋升。

这，就是晚唐的官场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