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朝廷命官，您可以获得“禄米、土地、俸钱”三项常规待遇。作为体制内的官员，自然还有其他的福利。比如，皇帝会赐给您杂役、食料、金银器、布帛、木炭等。总而言之，让您的生活体面，而且品质高。

禄米，也就是粮食。

在唐朝，粮食主要包括稻米（稻）、小米（粟）、豆子（菽）、小麦等，其中稻米的口感最好，而且已经成为主要的口粮。

朝廷发放粮食，自然是美事一件，可官员们也很烦恼，因为粮食沉重，不方便保存，而且流通不是那么方便。

以唐高祖李渊的年代为例，正一品官员（荣誉官职，地位超然）禄米为七百石；正二品官员如尚书令禄米为五百石；正三品官员如兵部尚书、中书令、门下侍中禄米为四百石；正四品官员如中书侍郎、尚书左丞禄米为三百石；最低级别的从九品官员禄米为三十石。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推算，唐朝一石粟米约42公斤。也就是说，一品官员需要搬运58800斤禄米，从九品官员需要搬运2520斤禄米。这还是在唐朝初年国家很穷，李渊曾下调过官员待遇的情况下。如果回到隋朝做官，需要搬运的禄米会更多，那是何等的痛苦啊。

唐朝初年，京官的禄米存储在长安城西北的太仓（凡京官之禄，发京仓以给之）。到了发工资的日子，长安的官员们开始热火朝天地准备着驴车，带上家里的杂役前往太仓排队，然后将大山一样的粮食搬运回家。看到这种场景，您可能就会明白“天下熙熙皆为利趋”的生活内涵了。

提醒您注意，唐朝初年，官员的俸禄是一次性全部发放。

也就是说，您需要准备一个庞大的车队才能把禄米带回家。有句话说得好，官做得越大，担子就越重，烦恼也就越多，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这还没完，粮食运回家里，总得找地方存储下来吧。因此，官员们只能扩建房屋，官做得越大，房子就会造得越大。在现代的电视剧里，我们经常看到高级官员的府邸总是很气派，除了给家人住、讲究门面上的气派外，其实还有存储粮食的实际用途。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不给官员直接发钱呢？

咱们能想到的，古代的统治者都能想到。不发钱财，是有客观历史原因的。

主要原因：唐朝以前，货币是辅助工具，粮食才是硬通货。

古代的生产力很低，对金属的开采能力有限，没有足够的铜和银，就无法铸造足够多的货币，钱币想要顺畅地流通很困难。因此，从秦朝开始，官员的工资全部是禄米，虽然有少许钱财，可都不属于正常的俸禄。

南北朝时期，货币经济确实有点起色。不过，三年一小仗，五年一大仗，以至于人口锐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粮食成为人人抢夺的稀缺物品。在战争年代，粮食比钱财重要，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因此，可以这样说，历史发展的轨迹决定了一个事实：在流通环节中，粮食打败了货币，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朝初年。

在唐朝，钱财可以买到东西，可粮食才是王道，如果你把粮食扛到街上，照样可以换取布帛、食盐、茶叶等生活物资。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唐初的经济，那就是实物和货币的双轨制运行。

次要原因：货币太少，不够用。

假设一种场景，您是唐太宗李世民。

有一天，河北道行军总管府打了个报告，说他们需要军费，您能千里迢迢地给他们送几十万石粮食去吗？就算您征调几万个男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粮食送到河北，将士们能答应吗？难道让他们背着粮食去打仗，或者说，将士们把粮食运回老家，充作他们家人的生活费吗？很显然，这是荒谬绝伦的事情。

说白了，国家必须留着现金，作为军队的开支。

有一天，尉迟敬德、程咬金等人征战归来，您作为皇帝，必须赏赐他们。于是，您突然蹦出一句话：传旨，给他们每人赏赐五万斤粮食。

可以想象，尉迟敬德、程咬金一定会在心里骂人。因为这样的赏赐就是逼着他们每天去街上兜售粮食。

所以，皇帝必须留着钱财，时常发放赏赐，树立自己的威信。隋朝末年，瓦岗军领袖李密就是因为没有钱财奖励小弟，最终爆发了严重的内讧。

还有一个原因：货币是个好东西，但需要统治者控制。

毕竟，钱能买到一切，也能腐蚀人心。

作家贺清龙编过一本名叫《中国历史十大贪官》的书，里面记载了十位超级贪官：东汉的梁冀、西晋的石崇、唐朝的李义府、北宋的朱勔、南宋的贾似道、元朝的阿合马、明朝的王振、明朝的刘瑾、明朝的严嵩、清朝的和珅。

对于贪官排行榜，读者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可有一个事实不容置疑：十位巨贪中，七位出自唐朝之后的政权。梳理中国历史，每个朝代都有贪官，可数据告诉我们，货币经济越发达，国家的财富越多，越容易滋生超级巨贪。抛开制度、文化的因素，钱财确实是腐蚀人心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

如果您穿越到唐朝，请记住：一定要做京官，不要做地方官。

以唐朝初年为例，朝廷只给京官发禄米，地方官员没有这个待遇。如果您是某县的县令，别指望皇帝给你发禄米，只能从其他渠道捞钱养活家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归根结底两个原因：一是国家一穷二白，拿不出这么多粮食；二是统治者重视中央政府，轻视地方官员。

听起来很难接受，但这就是唐朝初年的现实。

632年，中书舍人高季辅给李世民上奏，说地方官员级别低，还没有薪水，已经到了“饥寒切身”的地步，还是要给禄米（外官卑品贫匮，宜给禄养亲）。

李世民想了想，地方官员没米下锅，养活不了家人，哪还有心思为朝廷办事啊，因此这才下诏，开始给地方官员发禄米。

即便如此，同一级别的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待遇还是有差别的。比如，四品地方官员只能拿五品中央官员的禄米待遇，您说这多气人！

待遇低也就罢了，地方官员的俸禄来源也没有保障。

在长安做官，太仓的粮食储备绝对是足够的。至于州府的正仓，因为经常被朝廷征调，空空如也是常态。

事实上，一直到中晚唐，地方官的待遇都是不如长安的官员的。

开元时期，扬州官员班景倩升任大理寺少卿（最高法院副院长），进京的路上刚好经过好友倪若水的地盘，倪若水到郊外为他送行。有趣的是，班景倩离开之后，倪若水羡慕嫉妒恨，情不自禁地感叹道：“这小子去长安当神仙了，我恨不能做他的车夫啊。”由此可见，中央官员的地位和待遇有多高。

在唐朝，官员的禄米是可以浮动的，其性质堪比后世的年终奖。至少在贞观年间，李世民经常考核官员的成绩，如果得到上等考核，可以得到三个月禄米的奖励，后来上涨到一年禄米的奖励。也就是说，只要你成为优秀员工，就可以获得额外的禄米奖励，如果表现平凡，那就只有羡慕别人的份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