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深秋时候，南岭以北，已经颇为寒冷。

古老的驿道上，人群窸窸窣窣。沿途的松树和梅树，数百年来，几乎没有见过这么拥挤而慌乱的过客。他们中间，有官员，有读书人，有富商，有士兵，有农民，甚至有皇族成员……大多数人，经过长途跋涉，衣衫破旧。

在这场不舍昼夜、一路向南的狼狈奔亡中，一切关于身份与阶层的界限，通通消弭于无形。此刻，他们有且仅有一个共同标签：逃亡者。

这是兵荒马乱的年代，素来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开始了一次次逃亡之旅。他们肩负个体生存，家族传承，甚至文化使命。活下去，家族、国家与历史就都有希望。

终于跨过梅关，来到大庾岭之南。整个世界，突然平静下来，连气温都升高了不少，五岭阻隔，冷风不再直灌进来。刚刚提心吊胆、大气不敢出的人群，凝重的脸上，有了些许的放松。往南再走十几二十公里路，就是南雄珠玑巷——对于逃亡的人群来说，心中没有最终的目的地，从北往南，邂逅的岭南第一个有烟火气的地方，就是最好的歇脚与停留的地方。

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举族迁徙，在公元1120年至1360年的200多年间，以王朝更替为大背景，总共出现了三四次。而这200多年间南方大移民的最终结果，彻底重塑了岭南地区，尤其是珠三角一带的族群构成。

如今，遍布海内外的广府人中，有七成自称是南雄珠玑巷移民后裔。由于统计口径不一，珠玑巷移民后裔的人数，有7000万人、4000万人，以及数千万人等不同说法。但精确的数字并不重要，珠玑巷已实实在在成为广府人寻根问祖的发祥之地。你在珠三角任何一座城市，每问及10个广府人，就有七八个会告诉你，他（她）的祖上正是来自珠玑巷。

七八百年前，那一次次惊险万分的南迁移民潮，每一个沉重的步伐，踩在空旷的古驿道上，留下历史的回声，多么像是在呼应数百年后千万子孙的寻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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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五岭阻隔，整个岭南在明清以前，属于王化可及、文化难及的地区。虽然同处一个中华帝国，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和教化能力，在两广地区时常要大打折扣。

唐朝开元四年（716年），从岭南韶州曲江走出来、逆袭成为帝国宰相的张九龄，说服唐玄宗开凿一条沟通南岭内外的驿道。事关家乡打破交通盲区、拥抱中原水陆网络，张九龄本人十分重视，亲自勘察，并率领民众在大庾岭上凿出一个大山坳，又分别沿南北修筑了一条宽一丈，长十多公里的岭道。

这条岭道建成后，在长达1200年的历史里，一直是岭南连接中原的黄金要道。通过这条岭道，跨越梅关，北上入江西，可抵赣江而达长江，南下入广东，可顺浈水、北江而接珠江。因此，张九龄开凿大庾岭的功绩，千百年来都让岭南人铭记于心。直到民国年间粤汉铁路通车，这条出岭南的黄金要道才衰落下来。

任何时代，占据交通优势的地方总能先发展起来。梅关驿道开通后，位于粤北的今韶关地区，因为地理优势得中原风气之先，成为岭南最早开化的地方。到北宋初年，南雄州（今韶关南雄市）已是南北商贸中心，地处梅关驿道上的珠玑巷，则是这个中心最繁华的重镇，时人形容说是“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

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苏东坡被贬岭南，从虔州（今江西赣州）过梅关，抵达珠玑巷，曾小住龙泉寺，并写下《过大庾岭》一诗：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抚我顶，结发授长生。

大家注意到没有，唐宋时期及以前，朝廷贬谪官员，最喜欢贬到岭南，但到了明清，最喜欢贬到西南。这说明经历过两宋的开发，到明代以后，岭南地区已不再是当初那个蛮荒和瘴疠之地，作为惩罚性的贬官，皇帝只能把受罚官员贬往条件依然艰苦的大西南去了。

而岭南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肇始于两宋时期的大移民浪潮。

第一次是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中原大乱，继位的宋高宗赵构南逃，一大批汉族士人、平民跟着大规模南迁至太湖流域。然而，金兵穷追不舍，兵锋从两浙打到江西南昌，迫使南迁的汉族士民进一步南逃，直至翻越大庾岭，跨梅关，而进入广东。

另一批汉族士民则随隆祐太后南下。史书记载，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隆祐太后率大批士民沿赣江一路南下，从洪州（今南昌），到吉安，再到虔州（今赣州）。这些人里面，护卫太后的将士，起初有万人规模，但沿途溃散，逃走，抵达虔州时已剩下不满百人。一年后，隆祐太后自虔州回临安（今杭州），宋高宗下诏令说“官吏士民家属南去者，有司无禁”。意思是，官方不要阻止大家南逃，随他们去吧。

这样，两拨南下的流民、将士，拥挤在大庾岭驿道上。过了梅关，终于缓过气来，暂时寄寓南雄。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写出了这一段史实说：“时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

第二次是南宋末年。从金兵灭北宋，到元兵灭南宋，仅仅过了150年，中原汉人又要经受一次大规模的颠沛流离。都城临安陷落后，由陆秀夫、张世杰先后拥立的两任南宋小皇帝，组成小朝廷，转战于东南沿海。据估计，1276年，南宋小朝廷尚有江淮兵1万，诸路民兵20万，正规军17万，到1279年崖山之战，南宋还有兵民20余万。这些人，除战死外，大多逃匿在闽粤两省，尤其是珠三角一带（比如东莞、新会、番禺）最多。

与此同时，1276年，元将吕师夔攻陷了广东人口密度最大的粤北南雄、韶州，南宋守将曾逢龙、熊飞先后战死。这就迫使北宋末年及后来移居南雄的中原士民，顺着北江南下，二次迁徙到了珠三角地区。

经过这两次乱世大移民，广东的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珠三角人口密度超越了传统的人口密集区粤北地区。统计数据显示，珠玑巷所在的南雄州保昌、始兴二县，人口从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的2万余户，锐减到元朝至元十五年（1278年）的1万余户，也就是说，200年时间人口减半。要知道，这中间还有北宋末年大批中原士民迁入粤北作为填充啊，不然南雄剩下的人口会更少。与之相反，珠三角的人口在宋元时期大飙升，以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计算，唐代是1.2户，宋代上升至4.8户，元代再升至6.0户。也就是说，宋代珠三角人口比唐代增加了3倍，元代又比宋代增加了将近30%。

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两宋时期一段段辗转奔波的个人、家族与民族痛史。战争与朝代更替，看似离我们如此之远，但每一个人只要有心思翻开自家的族谱，就会发现，它曾经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家族和祖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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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讲述的，是历史上真实的南雄珠玑巷移民过程。但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这些移民后裔的口头讲述，还是在族谱记载上，都很少提及大历史背景下的移民真相。相反的，他们会记载和讲述一段夹带浪漫与艰辛的移民传说。

这个传说版本各异，但主要情节基本相似：南宋末年（有的写作南宋初年），苏妃（有的族谱写作胡妃）因言行不慎得罪皇帝，继而私逃出宫，隐瞒身份，遇到南雄富商黄贮万，许以终身，并跟随黄贮万回到南雄保昌县定居。在遭人上告，苏妃逃亡之事败露后，朝廷兵部官员担心皇帝追究，就谎称民间有人作乱，决定将黄贮万的老家保昌县牛田坊一带彻底平毁，以消除苏妃的踪迹。兵部关于在牛田坊建寨驻军的公文下达后，当地官员赶紧命令百姓迁走。在集体南迁的人潮中，由当地士人罗贵组织的一支33姓97户人家的队伍最为出名。罗贵号召大家商议南迁路线，并认为“南方烟瘴地面，田野宽平，及无势恶把持之处，众相开辟基址，共结婚姻，朝夕相见，仍如今日之故乡也”，遂以竹结筏，沿北江顺流南下，迁到珠三角各地。

根据有关族谱记载，此次南迁的规模：罗贵一家，有男丁6人、女丁1人、男仆5人、女仆3人，共15口人；麦秀一家，有兄弟5人，家属共达200余人；冯元昌一家，有七兄弟，家属人数不详……可以想象，这97家南迁的人口达数千人。而此次南雄居民南下珠三角的总规模，数以万计。

这个传说，尤其是罗贵等97家被迫南迁的缘由——苏妃流落被揭发，导致兵部要平毁南雄保昌县——已被历史学者证明是荒诞无稽的“传说”，没有史实根据。但是，以苏妃落难为核心的珠玑巷移民传说，从明朝开始就广泛流传，成为珠玑巷移民后裔的共同记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传说的内容本身是虚构的，但它反映的历史背景是真实的。历史学者曾祥委在《关于南雄珠玑巷移民故事的研究》一文中，指出这个传说的出现，一定是当时移民珠三角的人群需要隐瞒身份而编造出来的。

根据曾祥委的考证和推测，罗贵等97家集体南迁，他们的真实身份可能是一支战败的小部队，比如南雄守将熊飞或者南宋流亡小朝廷名将张世杰的部属，在抗元战争失败后，藏匿起来。进入元朝后，这些藏匿者，为了获得户籍，根据当年从南雄顺北江漂流入珠三角各地的实际经历，编造了苏妃落难的故事来“洗白”自己的身份，以证明他们原本是被迫的合法移民。这个故事一经产生，就很受欢迎，因为南宋末年南迁珠三角的大量军民、勤王义民，都需要这种故事来掩藏自己当年抗元的真实身份。珠玑巷移民故事，由此得到第一轮传播，并逐渐深入人心。

到了明朝，这个故事又有了新的用途而被重新派上用场。明朝立国后，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在历史上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朱元璋曾在北伐檄文中提出“驱除胡虏”的口号。但明朝中叶以后，是广东民族问题最为复杂的时代。历史上，虽然有数次汉族移民广东的政策性迁徙，但直到明朝，广东仍居住着大量的非汉族“土著”，包括瑶、畲、黎、苗、疍等等。这些土著民族在明朝中期以后陆续起来反抗，叛乱对作为广东政治经济中心的珠三角地区构成极大的威胁。不过，也正是在不断的叛乱与反叛乱之后，非汉族逐渐被汉化。在这个过程中，珠三角的很多家族都存在一种需求，那就是怎样证明自己是纯粹的汉族。

梁启超曾经分析说，广东人不愿承认自己是土著，因为广东土著很容易被误认为是非汉族。尽管自秦代以来，北方汉族历代移民岭南，意味着土著不一定就是非汉族，但土著等于非汉族的观念仍然很流行。在明朝中叶以后民族问题空前尖锐的背景下，珠三角居民为了证明自己的祖先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就普遍接纳了珠玑巷移民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自己的祖先渊源有自：宋末中原士民翻越大庾岭，迁至南雄，因苏妃—罗贵故事，再二次迁徙到珠三角。这样，中原汉族祖先在宋元200多年间逐步南迁的历史链条，就被构建起来了。

今天的广东台山市上川岛，在明朝是瑶族的地盘。曾居住此地的甘氏家族，认为自己不是瑶民，但因为居住在瑶族的地界，常常被认为是瑶民。这让甘氏家族很苦恼。最终，他们在族谱中主张其祖先是从珠玑巷迁来的，以此证明他们是中原汉族后裔，而不是瑶族。这是否是历史的真相，已经无从考证，但甘氏家族通过接纳珠玑巷传说来表明家族来源，却实实在在让他们摆脱了非汉族质疑的困扰。在明朝，像甘氏家族这样的遭遇与解决问题的案例，肯定不在少数。

经过长期的口传之后，这个故事逐渐变成了珠三角宗族的“历史”的一部分，并被编纂进族谱，世代相传。

总之，经过元、明两代的有意识传播和族群认同，或为了隐瞒身份，或为了证明身份，自称珠玑巷移民后裔的人口暴增。明朝嘉靖年间《广东通志》说，“岭上古有珠玑巷”，“今南海衣冠多其子孙”。其中，夹杂着许多非珠玑巷移民后裔，为了现实需要，强行攀附为珠玑巷移民后裔。

根据统计，目前珠三角有180多个姓氏宣称是珠玑巷移民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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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朝更替的大背景下，持续200多年的岭南大移民，还藏着一个更为根本的动因：人地比例。

传统农耕社会，一个大区域的人地比例，是决定这个区域输出或迁入人口的终极因素。当一个区域的人口严重超过了土地的负荷，就是该区域向外移民的时候到了；反之，则是对外吸纳移民的时候。而战乱或朝代兴亡，是这种持续性移民的导火索和催化剂。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南北朝”，分别接近400年时间：一个是我们熟悉的魏晋南北朝（公元3—6世纪），另一个是五代十国、宋辽金时期（公元10—13世纪）。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南北朝”，恰恰是中国人口南迁的两个关键期。

第一个“南北朝”，在永嘉之乱后，北方移民南迁到江淮平原、江汉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历经安史之乱到第二个“南北朝”前期，南岭以北、长江以南地区人口大幅增长，浙江、江西、福建等省许多地方人多地少，人口压力激增，导致杀婴、溺婴之风泛滥。

第二个“南北朝”，在北宋末期之后，其他方向已经难以找到人口稀疏之地，南岭以南成了移民的新选择，加上金兵入侵和元军灭宋都是自北向南推进，更加促使移民大批涌入岭南地区。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分析，第一个“南北朝”的大移民促成了江淮、江南的开发，而第二个“南北朝”的大移民，则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珠三角的开发。

珠玑巷移民最终走向珠三角，从地理环境来看，实质上是大自然安排的唯一选择。南雄一带，退回北面是大庾岭、骑田岭（而且退回南岭以北是不可能的），往东是滑石山、青云山，向西则有瑶山阻隔，仅有南面给北江留下一个出口，由此顺流而下，直达珠三角腹地。除了这条路，别无选择。

当年，珠玑巷移民砍竹做成竹筏，顺北江南下，一路并非没有风险。有族谱记载，遇大风，竹筏散，溺毙男女多人，此类不幸事故时有发生。

当时的珠三角地区，仍被视为南方烟瘴地。但广州是闻名遐迩的外贸城市，还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粮食米市，由于商贸繁盛，人口密集，绝大多数南下移民，不可能在广州落脚，只能见缝插针，继续迁徙到周边未耕垦开发而布满河流水网的荒地区域。集体南迁的人群，最终按姓氏，散居各地：北有清远的朱姓，增城的刘姓；东有东莞的张、李、陈、刘诸姓；南有恩平的梁姓，新会的区、李、麦、陈诸姓；西有阳江的司徒；等等。根据统计，南下移民比较集中的居留地，为南海、番禺、顺德、香山、东莞、新会等六县。

由于这些新移民属于珠三角的“客人”，初来乍到，在没有站稳脚跟之前，非常担心当地势力制造事端，产生入住权纠纷。因此，他们尽量选择无主之地、没有恶势力把持的地方落脚。有些移民，为了取得当地入住权，甚至要经过百余年、五六代人的努力。

南海甘蕉村蒲氏家族的族谱记载，这个家族的祖先南宋末年迁到顺德县（今佛山市顺德区），历经数代人在顺德、南海多地辗转迁徙，均无法获得户籍，只能“挂籍于人，借户输税”。直到大约150年后，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才得以开户于南海甘蕉村。自此时起，整个家族才感觉，脚下的土地是乡园，而不是旅居。在一个传统社会，这种寄人篱下、漂泊不定的生活，艰辛和痛苦是难以言喻的。

新移民到达居住地，安顿下来后，开始筑堤护田，开垦荒滩，在恶劣的条件下，硬是打出了一片新天地。经过相当时日，逐步把昔日的烟瘴地，变成了以“桑基鱼塘”出名的发达农业地区。珠三角的崛起，正是从两宋移民之后日积月累形成的。

这些自称珠玑巷移民的人及其后裔，早期与珠三角土著打交道处于劣势，因此他们更需要凝聚力量，对抗土著的欺负和歧视。珠玑巷移民的共同标签，有利于他们的认同、团结和集体对外。根据移民传说，珠玑巷移民即便“各姓子孙，贫富不一”，仍然要尊奉“富者建祠奉祀，贫者同堂共飨”的约定，以至“万代永不相忘也，世世相好”。在大家都是珠玑巷移民的认同下，广府人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内部的大规模冲突，他们的拳头永远对着非珠玑巷移民。

由于珠玑巷移民具有中原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教育背景，当他们立足站稳之后，在数代人的努力下，已经完全“反客为主”，处于优势地位。无论是读书、科举、做官，还是工农业、经商，珠玑巷移民后裔都占据主导地位，并获取了区域治理的话语权。这时候，珠三角原住民和那些从其他地方来的移民，纷纷接受了强势文化的渗透，把自己的家族也塑造成珠玑巷移民。不管祖先是否来自珠玑巷，都在族谱中认定珠玑巷是本家族的祖源地，这是珠玑巷移民身份被大量冒称的根本原因。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一条仅长约1.5公里的古老巷子，为何能在800年后孕育出数千万移民后裔。

如今，散布在粤港澳和海外的广府人，大约70%都自认是珠玑巷移民后裔。珠玑巷因此被称为“粤人故里”，是广府人心中的“吾家故乡”。从珠玑巷走出去的历代后裔，名人辈出，尤其是在晚清以后，出现了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人物，让广东在最近的150年间始终独领**。

行文至此，不得不说：中国的历史少了珠玑巷，是不完整的。今天，重温这段夹杂着传说与历史、苦难与光荣的移民往事，或许，我们会对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投以不一样的深情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