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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50岁的老秀才陈振龙决定，要干一件大事。

与西方人从中国偷盗蚕种和茶树不同，陈振龙准备要干的这件大事，是从菲律宾将一种西班牙人从南美洲带来的神奇植物，偷运进入中国。

这种植物后来被叫作番薯。

陈振龙出生于福建福州长乐县（今长乐区），年轻时曾经考取过秀才，但随着明末人口的剧增和科举的艰难，在考取举人不第后，陈振龙跟随着东南各省浓厚的经商风气下了南洋（东南亚）经商，“往来于闽省、吕宋（菲律宾）之间”。

当时，征服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常患粮米不足”，于是便在菲律宾引入了一种从南美洲移植而来的植物，这种植物亩产高峰可达4000多斤，低的也有2000多斤，相比于明朝时国内亩产仅有两三百斤的小麦和水稻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超级农作物。

尽管只是个改行经商的秀才，可陈振龙心中，依旧涌动着强烈的救国济民的传统知识分子情怀，遥想到故乡生齿日繁，依旧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父老乡亲，陈振龙决定无论千辛万苦，都要将这种超级植物带回中国。

然而，西班牙人很精，“珍其种，不与中国人”，并且在海关层层盘查，在历经多次偷运失败后，1593年，在通过贿赂当地土著、得到番薯藤后，陈振龙将薯藤绞入汲水绳，混过关卡，历经七昼夜的颠簸航行，才将番薯从菲律宾运回福州。

在历史大叙事中，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大军，与援朝作战的明朝大将李如松所率领的明军在平壤展开激战，最终明军将士拼死击败日军。但正史没有记载的是，这一年，卑微的福建秀才陈振龙，拼死从菲律宾为中国带来了番薯这件神奇宝贝，并将在此后几百年间，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拯救亿万国人性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开辟者的功劳，常常被历史轻描淡写，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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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龙生活的明朝末年，中国当时的实际人口已经超过1亿人，以陈振龙生活的福建为例，在明朝中后期实行海禁后，福建早已无力承载人口的过多繁衍，当时，福建“隘山阨海，土瘠民贫，旸雨少愆，饥馑洊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

以福建惠安县为例，由于人口剧增、地产不足，仅仅隆庆五年（1571年），这个区区一万多户人口的蕞尔小县，每年就“须输入米粮约七万石（约合当代1300万斤）”，才能养活全县人口。

为了拯救父老乡亲，陈振龙认定，番薯这种耐旱易活，生熟可食，“六益八利，功同五谷”的超级农作物，一定可以拯救苍生百姓于水火之中。在将薯种偷运回到福州后，陈振龙和儿子陈经纶马上草拟了一份禀帖，送呈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陈述引种番薯的利害所在。

在回国四个月后，陈振龙第一批引种的番薯成功繁殖，“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福建巡抚金学曾获知后振奋不已，马上旌表陈氏父子此行“事属义举”，“虽曰人事，实获天恩”，随后开始在福建全省推广引种番薯。

当时，北方小麦亩产仅为300斤左右，且每年只能种一季；在南方虽然可以种两季水稻，但全年亩产也不过就五六百斤。

而番薯不仅可以种植两季，其中春薯亩产可达4000多斤，夏薯亩产可达2000多斤，全年产量可达6000多斤，尽管口感不如水稻和小麦精美，但对于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国农民来说，这种从南美洲辗转引进的超级农作物，无疑是上天恩赐给中国人的超级礼物。

这场由陈振龙偷运番薯后，即将在中国引发的食物革命和人口革命，可以说，无论如何赞誉都不为过。

历史并非孤立的叙述线。就在陈振龙拼死从菲律宾引种番薯进入福建前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广东东莞人陈益、广东吴川人林怀兰，也分别从安南（今越南）引种番薯，进入了广东东莞和吴川等地。

尽管各自独立，互相不知道自己的引种行为，但这场从全球地理大发现时代发端，从南美洲辗转传播进入广东和福建的农业革命，即将剧烈地改写往后的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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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曲折，就在番薯引入广东和福建后不久，中华帝国开始陷入了长期战乱之中，历经明末清初历时近百年的动**，番薯这种本来可以利泽万民的超级农作物，竟然在广东和福建困阻不前，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广泛传播。

尽管明末清初长期动**，但自从陈振龙引入番薯后，粗生贱养，即使“地属沙土”也能成活，且产量极高的番薯，使得以往常年“产米不敷”的福建人民，得以“足果其腹，灾不为荒”。当时，番薯在福建“遍地皆种，物多价廉，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以至于当明末清初郑成功的船队为台风所困，下令在澎湖筹粮时，粮食官回答他，当地“唯有番薯”而已。

得益于番薯的广泛引种，福建人口也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173万，增加到了清朝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1500多万。

在中国农业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农业革命：第一次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朝开始大规模引种耐旱、早熟、相对高产的占城稻；第二次则是以番薯、玉米传入中国为代表掀起的食物革命。

与番薯一样，玉米也大概于明朝后期的16世纪，分别从中亚，印度、缅甸，以及南海海路等路线，传入中国的黄河流域、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然而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玉米与番薯一样，也是仅仅局限于个别省份的小范围种植，尚未进入全国性大种植时代。

与此同时，在番薯、玉米之外，通过地理大发现，来自美洲的原产农作物马铃薯、木薯、花生、向日葵、辣椒、番瓜、西红柿、菜豆、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烟草等近30个物种也先后传入中国，并即将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超级农业革命。

而促成这场农业革命的重中之重，正是先驱者们历经千辛万苦，从国外引种进来的番薯和玉米。

进入清朝后，随着康熙皇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皇帝“摊丁入亩”正式取消人头税，中国人口开始出现了狂飙突进的人口大爆炸，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当时中国人口约为1.5亿，不到百年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清朝人口飙涨到了3.13亿。

仅仅凭借小麦和水稻等传统农作物的产出，已经无法养活中国日益庞大的人口，而随着人口的繁衍和土地的日窘，无数饥民开始挺进帝国的各处荒山野岭到处开垦，他们惊奇地发现，在小麦和水稻难以存活的山地，新引进的番薯和玉米却可以倔强地生存下来，并且产量颇高。

历史进入康熙年间后，为了充实历经多年战乱后几乎损耗殆尽的四川人口，清廷发起了浩浩****的“湖广填四川”运动。随着福建、两广和两湖等地移民蜂拥进入四川，他们在迁徙路上也带去了容易种植的番薯。此前困阻在福建和广东等地达百年之久的番薯，终于在南方各省广泛传播开来。

淡紫色的番薯花，在大清帝国南方的各个角落悄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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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陈振龙及其子孙，则将番薯的传播，铭刻成了家族代代相传的使命。

乾隆十四年（1749年），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来到山东胶州（今青岛）古镇口经商时，发现昔日富庶的胶州竟然天灾横行、遍地饥馑。他后来回忆说：“时东省旱、涝、蝗、蝻，三年为灾。”

看到百姓蒙难，这个家族血液中始终流淌着番薯情结的商人，决定延续自己先祖陈振龙的使命，在黄河流域推广种植番薯。于是，陈世元联合自己的两个朋友余瑞元和刘曦一起，自己垫资雇人前往胶州（青岛）古镇口试种番薯，历经两年试验，番薯最终种植成功，于是，胶州（青岛）等地农民“乃各骇异”，随后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引种和传播。

在胶州（青岛）古镇口推广番薯成功后，陈世元又带上了自己的三个儿子陈云、陈燮和陈树在胶州、山东全省乃至整个黄河流域进行广泛传播，并且亲自写了一本书《金薯种植法》向北方人民免费发放。

在陈氏家族几代接力的义务传播下，从山东到河南再到北京通州地区，番薯种植开始如火如荼传播开来：在山东胶州，知州周于智随即以官方名义宣示番薯的“六利八大益”；在山东潍坊，举人王某召集亲邻，“竞来传习，处处埋掘”；山东布政使李渭，更让人以快板的方式，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番薯种植。

在这场从陈氏家族发起，到民间普及，再到地方政府推广的番薯种植运动中，番薯开始从南方北伐，顺着黄河流域广泛传播，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认识到番薯巨利的乾隆皇帝终于发出圣旨，下令在全国大力推广番薯种植，“使皆知种薯之利，多为栽种”。

至此，番薯种植终于从民间的自发传播，演变成了国家行为，而在番薯和玉米、马铃薯等美洲农作物的传播引种下，原本难以栽培农作物的帝国山区也得到了广泛开发，当时，人口大爆炸的流民经常进入山区，在山谷低处就种喜欢气候暖湿的番薯，在高处就种耐旱的玉米，更高处就种“耐地气苦寒”的马铃薯。

在番薯、玉米和马铃薯浩浩****的传播引种下，即使是以往人迹罕至的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的深山密林地区，也到处种满了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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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的扩种支持下，清朝产生了人口大爆炸，这也使得雍正皇帝决定，对西南地区实行广泛的改土归流运动。

从唐宋时期开始发端后，形同垄断割据的土司制度，一直是妨碍中华帝国统治西南地区的重大障碍，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中华帝国一直在西南地区不断推进改土归流制度，以寻求将原来土司管辖地区，变成与内地相似的流官派管制度。

面对从康熙时期开始的人口大爆炸局面，为了将西南各地土司控制的广阔土地纳入帝国中央的管辖，以养活更多的帝国子民，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皇帝派出以云贵总督鄂尔泰为首的各地重臣，开始在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大规模开展“改土归流”运动。

历经多年强力废改，最终在雍正时期（1722—1735年），番薯、玉米、马铃薯等农作物也开始大规模挺进改土归流地区，而回溯根源，正是得益于番薯、玉米和马铃薯促成的人口大爆炸，才反过来在雍正时期，促成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运动。

因为以往这些土司统治地区多处山地，很难种植水稻和小麦，但现在有了适宜山地种植的番薯、玉米和马铃薯，山区的土地，自然倍显珍贵，反过来则促进了中央政府改土归流的决心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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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雍乾时期番薯、玉米的广泛种植下，中国的粮食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清代以前，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一直是水稻、黍、稷、麦、菽、粟等五谷杂粮，一直到明代，中国的粮食构成还一直是延续宋元时期的以水稻和小麦为主的格局。明末的宋应星（1587—1666年）在《天工开物》中写道，明末社会的主要农作物70%仍然是水稻，小麦、黍、粟等占30%左右。

到了清代，随着番薯、玉米、马铃薯等三十多种美洲农作物在全国的推广种植，番薯、玉米也得以加入了主要粮食作物行列，并与其他杂粮一起，共同构成了全国粮食产量的1/3。

至此，历经从明朝后期开始的延续传播，在以水稻、小麦为主的粮食作物结构下，番薯、玉米、马铃薯等美洲农作物也到了中国人的餐桌之上，而在明清和民国时期，在赣南、湖北襄阳等山区，百姓甚至常年以番薯和玉米作为主食，一年到头很少吃稻米，“或终岁不米炊，习以为常”。

最终在番薯、玉米的广泛种植和有力支援下，中国的人口，也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约1亿，繁衍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3.13亿，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又增长至4.3亿。

追溯这场400多年来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人口革命，番薯和玉米的引种与传播，实在居功至伟。

到了乾隆晚年，在北方致力于推广番薯种植的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则在自己福州的家中，写下了记录自己家族几代接力传播番薯种植的《金薯传习录》一书。

在民间，福州老百姓还为陈振龙供奉修建了一座“先薯祠”以示纪念。

因为在老百姓看来，别小看了那一根漂洋过海而来的番薯藤，那可是先驱们为我们民族带来的伟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