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知道收了多少“捐献”的银子后，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公元1762年3月，第三次下江南、下驻在扬州天宁寺行宫的乾隆大帝，给14名来自徽州的盐商各自颁赐了官爵。

对此，乾隆大帝满意地说：“朕此次南巡，所有两淮商众，承办差务，皆能踊跃急公，宜沛特恩。”

为了此次加官晋爵，14名盐商具体“捐纳”了多少银子“效忠”，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对于扬州徽商之富，乾隆皇帝早有耳闻，当时，扬州徽商总资本至少有5000万两银子之巨，而清朝经济在乾隆时期号称盛世，国库最高存银不过也就7000万两，以至于乾隆皇帝感叹道：“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而让乾隆感慨万千的“富商”，主要指的就是来自徽州地区的徽商，作为一个商帮，徽商会赚钱，也敢于“捐纳”：以乾隆朝的著名盐商鲍志道（1743—1801年）为例，仅仅他个人在世期间，就先后向清朝政府“捐纳”了2000万两白银和12万石粮食（约合1440万斤）。

此一时期，徽商，是大清帝国毫无疑问的第一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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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崛起于明朝中叶。

对于管辖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地的徽州府来说，这里向来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的谚语，由于可用耕地奇缺，人口急剧增长的徽州人一直处于难以自足的状态。

晋代时，徽州（新安郡）当地人口仅有5000户，然而随着晋室南迁和南北朝时期的持续动**，北方士民开始不断南迁，此后，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北宋靖康之变后，南迁的中原人民不断补充着徽州的人口，到南宋初年，徽州人口已经增长到了12万多户，到明代时，徽州人口进一步飙涨至56万户，到清末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徽州人口更是达到了247万人，由于人多地少，谋生艰难的徽州人被迫沿着新安江等水道大规模走出深山，去外界打拼一片天地。

在明清两代的徽州，普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包袱雨伞，夹着就走。”尽管谋生艰难，但作为中原世家大族移民的后代，重视教育的徽州人普遍会将子女送往私塾就学，然后到十三四岁时再让孩子外出闯**，在这片面积仅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狭小府地上，却是“十家之村，不废诵读”。

由于大规模的人口外出经商谋生，到了明代时，明朝人王世贞就曾经感慨地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意思是说徽州人十分之三在家，十分之七在外经商，“贾居十（分之）九”“徽人十（分之）九为商”。

在这种庞大的外出经商人口的扩散下，到了明代时，徽州人出现了以长三角为基地的“一大块”、以长江和大运河“两条线”为辐射通道，“星星点点遍全国”的分布生态，到了明朝中叶，随着以盐商为代表的商人群体的崛起，徽商，开始作为一个帝国商帮，在中华大地上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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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徽商的代表，盐商是徽商中最势大财雄的群体。

明朝初期，为了与北方蒙古人对抗，明朝政府在北方漫长边境上设置了9个边镇驻军布防，为了吸引商人向驻军运送军粮，当时明朝政府规定，商人只有向北方边境运送粮食贩卖，才能换取到盐引（一种贩卖食盐的官方凭证），然后到指定地点倒卖食盐谋利。

由于古代食盐的稀缺性和倒手买卖存在的暴利，尽管路途遥远，徽商仍然不远千里踏上了北上路途，但由于地理距离等因素，在明朝中叶以前，徽商的盐业生意总是做不过相对北方较近的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白银成为通用货币，于是在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改革盐法，规定商人不再需要向边境运输粮食，只要向政府盐运司缴纳银子，就可以换取到盐引贩盐，这一变革，史称“开中折色法”，随着变革的推行，原来的塞外商屯逐渐解体，边境商贸日趋衰败，于是，原来经营边境贸易的晋商、陕商转而南下位处长江流域要地的扬州从事买卖，而这，也给了徽商以崛起的历史机遇。

由于位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扬州自从隋唐以来就一直是中华帝国的繁华城市，到了明清时期，扬州成了中华帝国两淮地区的盐业中心，当时两淮地区每年的赋税更是占到了全国商业税收的50%，其中主要是盐税，可谓“关系国库，最为紧要”，而在淮河流域与晋商、陕商的较量中，作为后起之秀的徽商逐渐后来居上，最终几乎垄断了两淮地区的盐业经营，从而奠定了明清时期徽商在国内各大商帮中的龙头地位。

明朝中叶时在扬州，徽商原本与晋商、陕商平分天下，当时在扬州，以徽州话和陕西话最为时尚，因为当地人认为讲这两种话的人最有钱。但在明朝中叶及晚明的商业竞争中，文化教育不高、较为保守的晋商和陕商，逐渐在与具有文化底子的徽商竞争中败下阵来。

当时，与晋商和陕商大多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相比，徽商即使是学徒和小弟，也普遍在家乡接受过基础教育，而与发家后仍然穿着破皮袄、嚼大饼的晋商和陕商相比，徽商却敢于修园林、建书院、养戏班，并且对官员贿赂出手大方。

对于从科举出身的官员士大夫来说，有钱并且文化素养颇高的徽商，是既舍得给钱，又能共谈诗文的金主和儒商，例如晚明时期累代贩盐的扬州徽商吴彦先（1555—1624年），其文史知识甚至连一些当时的大儒都自愧不如，由于他博学多才，因此在官府和商界都享有崇高威信。

由于徽州善于抱团经营，因此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徽州歙县的县志《歙志》就记载说：“今之所谓大贾，莫有甚于吾邑（歙县），虽秦晋（陕商晋商）间有来贾于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

与零星经营的陕商、晋商相比，在当时的两淮地区和扬州，“苦朋比无多”的陕商、晋商，此时已经在商业竞争中完全败给了既有文化，又抱团取暖，还舍得给钱的徽商，可以说，无论是玩文、玩钱还是玩人多，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都逐渐进入了垄断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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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籍地，徽州在明代开始就被称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徽州谚语普遍流传说：“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口猪。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

正是在“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理念熏陶下，徽州在古代科举中开始急剧崛起，据统计，从宋代到清末，徽州考中进士的共有2086人，并出产了28位状元，占据中国历史状元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以单一城市而言，徽州的状元人数，仅次于苏州府。

徽商重视读书、政治资源广布明清两代，这也为其在政治上保驾护航，而徽商在发家致富以后，也将子女读书致仕作为保障家族累代经营的不二法宝。明代徽州人汪道昆（1525—1593年），就将徽商家族的这种特点形容为“贾而好儒”“左儒右贾”。

以汪道昆本人为例，他的家族就是累代经营盐业，家业巨富，到了他这一代，父亲刻意经营让他读书致仕，汪道昆也不负众望，23岁就考中进士，而后更是官至明朝兵部左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与戚继光等人一起成为明朝末年的抗倭名将，而在儒商、部级高官的背景之外，汪道昆还是一名戏剧家，曾经撰写有《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等剧作。

在“左儒右贾”的政治资源支持下，徽商的政治门路也被迅速拓宽，以明朝为例，徽州就出了曾经当过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和七省总督的胡宗宪，另外还有曾经当过明朝礼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的许国，到了清代时，徽商“以商养文”更是频频开出“硕果”——例如出身盐商巨富家族的曹文埴、曹振镛父子，二人就先后考中进士，并且都担任过军机大臣，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而不倒，其家族可谓政坛常青树，而曾经当过军机大臣和户部尚书的曹文埴，由于老乡关系，跟扬州徽商更是关系密切，其中乾隆六下江南，让徽商等各路商帮“奉献”“捐纳”等各种事务，就是曹文埴在一手安排。

而这种徽商累世培植的政治与商业的暗中结合，也让徽商在盐业、典当、茶叶、布匹等各种生意中，都获得了各种关系深厚的政治资源庇护，堪称中国政商结合的至高典范。

也就是在这种善于逢迎和“捐纳”，正如乾隆在扬州赏赐徽商官爵时所说“踊跃急公”的背景下，徽商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争动**后再次崛起，并通过政商勾结、逐渐垄断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盐场两淮盐场的商业贸易。

对于徽商的善于“奉献”，清廷和地方官员也一直是投桃报李，给予徽商诸多垄断权益，当时，两淮盐务中设有“总商”，乾隆时代更是出现了权力空前的首席总商——“首总”。徽商江春就担任过“首总”，这些“总商”乃至“首总”，既是两淮地区各路商人的代表，又是官府与盐商之间的联系人，实际上拥有半官半商的身份。

以徽商巨富江春（1720—1789年）为例，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都参与了迎送和接待，其一生共向清廷“捐纳”多达1120万两白银，而乾隆则给江春封赏了“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正一品“光禄大夫”等虚衔荣誉，在每次任命新的两淮巡盐御史时，乾隆甚至都会嘱咐新官吏说：“广达（江春）人老成，凡事要多与他商量。”江春更是因为“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等事迹，被称为“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牛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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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治的索取是无度的，徽商在乾隆朝迎来巅峰之际，也是其衰落之时。

以乾隆朝第一红顶商人、扬州徽商江春为例，乾隆多达六次下江南、清廷没完没了的政治接待，以及不停的政治“捐纳”任务，也让一度富可敌国的江春濒于破产，除了乾隆下江南时要接待“奉献”外，在乾隆没下江南的日子里，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江春就为皇太后八十寿诞捐银2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廷用兵金川，江春又捐银400万两；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黄河筑堤，江春捐银20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江春又被迫“捐献”军费200万两，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政治捐款，私底下的贿赂和政治接待更是几乎耗尽了江春的家底。

到江春晚年，江家日益败落，江春在1789年死后，道光年间，财务日渐亏空的清廷随后以整顿盐务为名，逼令江家必须再交出40万两银子，而家底已经掏空的江家后代无力支付巨额罚款，最终惨遭抄家清算。

清廷则完全忘了，乾隆朝的第一红顶商人江春，仅仅明面上的“捐纳”就高达近千万两白银，而当这些红顶商人被掏空家底后，对于帝国上上下下的各级官员和帝国统治者来说，这些徽商也就不再具有利用价值了。

而江春家族的败落，也掀开了徽商整体衰落的帷幕。

明清两代，徽商通过政商勾结等手段几乎垄断了大清帝国的盐务经营，但垄断的代价就是各种明面或暗底下的高额贿赂和政治“捐纳”，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转移负担，徽商于是将重担又转嫁到盐价等商品上。

以康熙朝为例，当时江南的仪征、通州等地由于距离两淮等产盐区较近，每斤盐只卖二三文钱，但到了江西、湖广等地，每斤盐价则高涨到了二十文钱；随着官府盘剥的日益加深，盐商的售价也不断抬高。到了道光年间，湖北汉口的盐价已经去到了每斤四五十文，而有的地方则高涨到了每斤八九十文。更有甚者，部分偏远地区，盐价高达几百文钱一斤。

作为盐业垄断和官商勾结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的盐价也不断飙涨，以致到了普通老百姓已经无力承担的地步，在此情况下，百姓只得通过购买价格相对便宜的私盐来解决日常所需，由于不断高涨的盐价导致私盐大规模泛滥，徽州盐商的官盐买卖也日渐滞销，但清廷规定的年销售额却是要年年交款的，由于所欠的盐款即盐课越来越多，没办法，徽州盐商只得向清廷请求进行分期付款：或分15年偿还，或分30年偿还。

到了道光年间，以徽商为主的两淮盐商所积欠清廷的盐课，已达到了几千万两白银之巨，由于盐商在政治重压之下根本无法还款，而普通老百姓则因为盐价太贵吃不起盐，为了改变这种困局，道光十二年（1832年），两江总督陶澍为了革除淮盐积弊，开始打破徽商垄断两淮地区盐业经营的垄断局面，下令只要有银子，都可以向官府购买盐票进行贩卖，史称票盐法。

票盐法开始实施后，逐渐激活了两淮地区的盐业经营，不仅推动了盐价的下降，而且使得两江地区的岁入增加了1000多万两白银，随着徽商盐业垄断特权的消失，徽州盐商也开始急剧衰落，而由于盐商在徽商商帮中的实力最为雄厚，徽州盐商的轰然倒塌，也全面昭示了徽商衰落的未来。

对此，徽商们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到处砍桃树泄愤，因为“桃”跟票盐法的推行者陶澍的“陶”同音，于是有人写诗戏说这件事说：“戏他桃花女，砍却桃花树。盛衰本有自，何必怨陶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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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徽州盐商衰落的同时，1851年，太平军之乱爆发了。

从1851年到1875年，太平军和捻军先后在南北方持续兴起，战火广泛波及清朝18个省的600多座城市，由于战争导致商路断绝，这就使得徽商们的日常经营陷于瘫痪，“自经兵灾，船稀商散”。

迫于动乱，徽商们开始大规模返乡避灾，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1854年太平军先是攻占徽州祁门，随后太平军与清军在徽州展开了长达12年的拉锯战，无论是太平军还是清军，都在徽州民间实施了残酷的劫掠——“曾国藩驻师祁门，纵兵大掠，而全部窖藏一空”，太平军在徽州期间则“掳掠尽家有，不复遗余粒，逢人便搜囊，勒索金银亟”。

在残酷的战争扫**和接踵而至的瘟疫、灾荒侵袭下，作为徽商大本营的徽州也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以至于曾国藩都在上奏清廷的奏折中写道：“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在二十多年的战争扫**下，徽商商帮从南到北一片哀鸿遍野，继盐业之外，茶业、典当业、木材业等徽商传统主营项目也都受到了致命性的摧残，而在先后平定太平军和捻军之乱后，徽商们也猛然发现，即使战争停歇，他们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剧变。

当时，作为中国传统的“出口创汇三宝”（茶叶、陶瓷、丝绸），茶叶贸易随着英国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的大规模引种茶叶，出口已经日渐衰落；而欧洲人自产的陶瓷质量也越来越优越，逐步取消了对中国瓷器的进口；在生丝和丝绸方面，日本和欧洲的养蚕业和丝绸业也不断崛起，中国的市场份额不断萎缩。

与茶叶、陶瓷、丝绸等出口业务逐渐萎缩乃至消失相反，外国的机器织布等优质商品则不断输入中国，在此情况下，作为徽商除了盐业外的第二大主营业务，茶叶贸易也在徽商商帮中逐渐没落，另外，经营布匹生意的徽商也逐渐被淘汰出局，在传统的各项主营业务上，徽商受到了几乎是全面性的致命打击。

而作为最后硕果仅存的徽商大佬，先是倚靠浙江巡抚王有龄、做官商和军商生意起家的胡雪岩，在王有龄对抗太平军失败自杀后，又接着投靠湘军和左宗棠，胡雪岩还成了左宗棠和湘军南征北伐、财政运转的左膀右臂，并通过湘军和左宗棠的庇护经营钱庄、典当、药业、茶叶、生丝等生意。

1882年，胡雪岩因为与外国洋商进行生丝大战失利出现了巨额亏损，在此情况下，向来与湘军派系不合的淮系李鸿章立即指派官商盛宣怀出马，一方面拖延本来要支付给胡雪岩的官银，另一方面则大规模散布消息、挑拨储户到胡雪岩的钱庄进行挤兑，在多重失利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势力强势打压下，胡雪岩历时三十多年建立的商业帝国，最终在短短几个月间轰然崩塌。

1884年，胡雪岩最终在贫恨潦倒中郁郁而终，临死前，他对子孙们交代说：“白老虎（白银子）可怕！”

而胡雪岩的死，也成了纵横明清两代300多年的徽商最后的真实写照，曾经贵为帝国第一商帮的徽商，至此彻底陨落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