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武昌起义后，一群革命元勋谈笑风生，聊起对反清革命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两年前的一个“死人”，说冥冥之中得到他的庇护。
有人回忆说，起义当晚，新军毫无胜算，差点就黄了。危急时刻，打开了一个军械库，发现里面的武器应有尽有：步枪、山炮、快炮……顿时士气大振，携枪带炮，连夜狂轰湖广总督署，把总督瑞瀓吓跑了。革命，成功了。
此前，职业革命家孙中山搞了十次起义，通通失败。谁都没想到一次计划外的起义，却给旧时代画上了句号。这是什么道理？
革命元勋们复盘这次起义，觉得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如果一定要讲出胜利的必然性，那只是因为：这里是武汉，是前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地方！冥冥之中，张之洞给起义者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财库里大量的现钱、军库里大量的器械、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以及一支高素质、高觉悟的新军队伍。这些，成为革命成功的资本。
张之洞，晚清最后一位名臣，在他死后两年，却充当了清王朝的“掘墓人”。人生最吊诡的事，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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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的仕途分野以44岁为界。这一年，他升任山西巡抚，从京城的清流言官，一下子成为封疆大吏。
44岁以前，他是帝国最著名的嘴炮之一，怼天怼地，怼卖国贼，怼贪官污吏。
同治、光绪年间，帝国政坛以品性不同分为“清流”“浊流”两派。清流是一群翰林和御史，标榜气节，喜参劾贪劣官员，对外多主战。缺点是不谙形势，放言高论，不切实际。张之洞是其中一员健将，与张佩纶号称“青牛角”（清流谐音“青牛”），专门顶人。浊流则是一些颇具才干、喜学洋务的官员，对外常主和。缺点是这些人大多为官贪诈。李鸿章、袁世凯是学洋务最有成绩的两位，因此常常成为清流攻击的目标。
作为一名清流，张之洞这一时期的得意之作是狂批崇厚卖国。
1878年，清政府派崇厚出使沙俄，负责谈判要回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地区。崇厚这家伙没有外交常识，对新疆的边境形势也一窍不通。结果，伊犁是要回来了，中国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不仅要割让伊犁周围的大片领土，还要赔给俄国人500万卢布。消息传出，举国哗然，都骂崇厚丧权辱国。只有李鸿章还在袒护崇厚，认为应该承认既定事实，不要把沙俄惹火了，不然后果很严重。
张之洞早就看不惯李鸿章一味妥协的外交政策，这下一定要怼死这帮卖国贼不可。他发挥了死磕精神，在一年多时间里，死死揪住这件事，前后上疏二十余次，反复强调三点中心思想：一，请求诛杀崇厚，不杀无以谢天下；二，主张进入战备状态，随时与俄国人开战；三，骂李鸿章泄泄沓沓，无所作为，丢不丢脸？
他有一段话说得极为在理：“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
事件最终以崇厚被投入监狱，曾纪泽重新出使沙俄谈判，挽回部分权益而告终。但离张之洞想要的结果，还是差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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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人们认为张之洞是理想主义者，李鸿章是实用主义者。两人时常隔空挥拳，却分不出胜负。
但是，自1881年外放成为山西巡抚开始，张之洞逐渐跳出清流派，而向洋务派靠拢。
看到张之洞的转变，李鸿章很得意，曾说了一段话，暗讽张之洞：“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攻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意思是，以前打嘴炮很厉害、攻击我最猛烈的那个人，坐到封疆大吏的位子，才知道干实事是最难的，现在这个人向我求教，虚心得像个小学生。
李鸿章以洋务前辈自居，以为自己吃定了张之洞。事实却并非如此。
1884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任内的作为，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根基。
其间，中法大战。张之洞极力主战，全然不像李鸿章那样畏首畏尾。他派使者携带急信和5万两饷银，去请老将冯子材出山。而李鸿章却强烈反对起用冯子材，说他年老力衰，不堪大用。结果，冯子材不负众望，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
主和派这时想见好就收。李鸿章责令张之洞停战撤兵，“倘有违误，致生他变，唯该督是问”。这使张之洞很恼火，但又拿他没办法。自己的洋务实力远不如李鸿章，因而无力左右朝局。张之洞暗下决心，一定要大办洋务，迎头赶上。
此时，清流派日渐凋零。曾与张之洞齐名的张佩纶，打嘴炮可以，实干却不行，在中法战争中以福建水师的覆灭祭奠了他的名声。
只有张之洞，完成了从清流健将向洋务后起之秀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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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憋着一口气，要与李鸿章一争高低。你李鸿章办洋务办得好，但办成了投降派；我张之洞办洋务，不仅要办得比你好，还要守住主战者的底线。张之洞的内心，大概就铆着这股劲儿。
他的口号是“洋务为今日要政”，并雄心勃勃地在广东筹建起枪炮厂、炼铁厂、纺织厂等大型洋务企业。机器都订好了，不料却接到调令，要他转任湖广总督。
接替张之洞任两广总督的是李瀚章——李鸿章的大哥。有意思的是，李瀚章跟他弟弟全然不同，他讨厌新事物，怕费钱费事，于是，张之洞只好带了工厂搬到湖北。
晚清封疆督抚大员有数百人，像张之洞这样肯做事，自讨苦吃的，真心不多。张之洞的伟大在于，无论身处清流还是洋务，都保留了一股死磕的劲头。
最终，他办成的事业都很大：汉阳铁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比日本的八幡制铁所整整早了七年；汉阳兵工厂（湖北枪炮厂）步枪产量占全国的45%，直到抗战时期“汉阳造”步枪还在发挥杀敌作用；历时7年，在武昌沿江一带布局布、纱、丝、麻四局，成为华中最大纺织中心；武汉在他手上超越天津、广州、南京等，成为全国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大都市……毛泽东后来对张之洞有过一个评价，说“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经过这番努力死磕，张之洞已有资本去呛李鸿章。
1903年，他曾短暂调任两江总督，在此期间，他狠批江南制造局“费工多而出枪少”，对国家的武器装备大局没有什么帮助。众所周知，江南制造局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得意之作，而此时，张之洞凭借湖北枪炮厂的崛起，毫不客气就把李鸿章踩在了脚下。
李鸿章作为洋务前辈，自然也看张之洞不顺眼。
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二人常因政见不合而互相谩骂。当时，李鸿章在北京主持和议，与东西洋十一国代表商议和约，张之洞总是提出不同意见。李鸿章于是对别人说：“香涛（张之洞字）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张之洞闻言，勃然反击：“少荃（李鸿章字）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这两句话，在晚清政坛流传一时。
不仅是对李鸿章，张之洞对曾国藩、左宗棠这些前辈，意念中也是铆着劲儿。
结果就是，晚清四大名臣中的这名晚辈，把自己练成了全能选手：在学问上媲美曾国藩，在洋务上堪比李鸿章，在爱国主战上不亚左宗棠。有意思的是，四大名臣中，曾、左、李均以枪杆子发迹，只有张之洞是以笔杆子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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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后，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权势最重，并称为“清末三大总督”，又并称“三屠”。
其中，袁以剿杀义和团，故称“屠民”；张以好大喜功、挥金如土，故称“屠财”；而岑则以喜参劾官吏，被称“屠官”。其他“二屠”先不说，但说张之洞“屠财”，实在是同时代人对他的诋毁。
办大事就要斥巨资，这是帝国官员都心知肚明的道理。张之洞是个办大事的官员，《清史稿》说他“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在一个官员集体不作为的年代，做大事的人反会被扣上“好大喜功”的帽子，多花钱就会被诋毁为“挥金如土”，这就是所谓“屠财”的由来。
事实上，张之洞所办的事业，包括轻工业、重工业、教育、铁路等等，每一样都要花费巨款，然而从中央得到的拨款却极其有限，基本都靠地方自筹。这让他很发愁，也逼他想出了许多法子。他在经济并不是很发达、税源不甚充裕的湖北苦心经营十几年，筹款之巨，堪称地方督抚中超一流的理财能手。
举个例子，他在湖北曾搞过彩票发售。因为营销策略得当，湖北的签捐大票发行了两期就超过江南义赈彩票，从此畅行南方各省，在清末彩票市场一枝独秀，前后发行十年，共117期，政府赢利最多时每年可获“七八十万金”。
晚清地方疆吏更调很频繁，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却干了十几年，是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张之洞在两湖地区盘踞成了地方军阀，而是当时修芦汉铁路（即京汉铁路）费了太多年时间。路没修好，他不能走，因为大家都担心他一走，这条路十有八九就黄了。这么费心费力费钱的事，他人不愿为，也不能为，非张之洞不可。
都知道张之洞是直隶南皮人，但他出生在贵州兴义府。他父亲张鍈是兴义知府，克己奉公，两袖清风。从小，父亲就这样教育他：“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张之洞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这句话，记了一辈子。
26岁中探花之后，张之洞曾有近十年的时间在各省做学官。这是个好差事，曾国藩早年在京就曾眼巴巴瞅着外放学政的机会，可以光明正大地赚取灰色收入。张之洞不一样，他对这些按潜规则该得的银两全无兴趣。他做完四川学政，按例可得参费银二万两，但他辞而不受，搞得连行装路费都成问题，只好卖书筹钱。若拿他跟李鸿章相比，其个人操守更远在后者之上。
40岁生日时，张之洞还是一名京官，手头拮据，连做生日都是典当了妻子的陪嫁首饰，才有钱办酒席。50岁生日时，他已是呼风唤雨的两广总督，但生日当天，他关起门来，不接受人家贺寿。广州的士绅为表彰他兴学育才之功，写祝寿文，送爆竹，到了总督府，却尴尬地发现连门都进不去。
有时年关实在挺不过去，张之洞就派人典当家中衣服。当年，武昌一些大当铺都有一条规矩：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给200两银子，无需开箱验看，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张之洞手头松动一点，必会派人用银两赎回箱子。
张之洞的嫡孙女张厚粲说，家族以耿直清廉为训，“祖父老家在河北南皮，当时祖父主张兴修铁路，就是不同意把铁路修在老家。掌管铁路修建的官员纷纷把路线往自己老家‘引’，而张公却偏偏避开自己的家乡，以明其廉”。
临终前，张之洞给子孙留下遗嘱说：“为官40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无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晚清在汉口传教的英国人杨格非曾写道：“张之洞在中国官吏中是一个少有的人才。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中他本可以是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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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末，随着李鸿章、刘坤一、荣禄先后去世，张之洞与小他近两轮的晚辈袁世凯成为帝国唯二的扛把子。他俩的关系好坏，事关帝国走向。
1907年9月，七十高龄的张之洞与袁世凯一道被朝廷正式任命为军机大臣。此次张之洞进入中央核心权力机关，是深谙平衡之术的慈禧想用他来制衡日渐做大的袁世凯。袁世凯继承的是李鸿章的衣钵，其与张之洞的明争暗斗，尽人皆知。
不过，与张、李当年的互怼互掐相比，张、袁的矛盾与政见的关系倒不算大。两人的龃龉更像是前辈的傲慢导致了晚辈的不爽。按版面分，属于娱乐新闻，而不是时政新闻。
袁世凯初任直隶总督，曾南下汉口，拜会张之洞，并对张之洞的属下说：“当今唯吾与南皮两人，差能担当大事。”在宴会上，张、袁交谈甚欢。宴后，屏退仆从，两人密谈两小时之久，后张之洞因精力不支，昏昏沉沉，倚着桌子竟要睡着了。袁世凯悄然退出，吩咐下人勿惊动香帅。
因为袁世凯是总督身份，按制度出入辕门必须鸣炮，张之洞这才被炮声惊醒，急忙追出去，追到袁世凯，两人各致歉意，约定后会有期。
次年，张之洞上京路过保定，回访袁世凯。结果，在宴席中间，张之洞又“故案重犯”，昏昏入眠，隐约还有鼾声。
可能是，张之洞因为起居无节，时常在公务活动中打瞌睡。也可能是，正规科举出身的他，打心底里瞧不起行伍出身的袁世凯。总之，两番见面之后，张、袁两人不仅没有增进好感，反而无端生出许多不快。
好在两人都是欲成大事之人，所以在政见一致时还能保持共同进退。最典型的是废科举。当时军机大臣三人，张之洞、袁世凯两人表示赞同，王文韶表示反对，两票对一票，把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给废了。
慈禧死后，载沣为摄政王，决定为兄（光绪皇帝载湉）报仇，想诛杀袁世凯。张之洞硬着头皮，警告载沣说，袁世凯身负练兵重任，羽翼已丰，死党有力，京师在其掌控之中，倘若处置不慎，则社稷宗庙危矣。载沣接受了张之洞的意见，这才改变主意，仅让袁世凯回老家养病去了。可见，张之洞还成了袁世凯的救命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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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开缺后，张之洞也未能展开拳脚。载沣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张之洞产生重大分歧，二人关系迅速恶化。
张之洞主张消解满汉矛盾，维护局势稳定。但载沣越来越偏重任用满族亲贵，在清除袁世凯势力时，乘机剥夺、削弱一些汉族官员的权力，同时任命自己24岁的弟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22岁的弟弟载涛管理军咨处事务。
作为大清的忠臣，张之洞预感到，载沣如此乱来，江山社稷难保。但与载沣力争无效，他郁狂气发，直到呕血。
在处理一桩铁路弊案时，张之洞认为载洵、载涛推荐的人选不妥，苦口婆心向载沣说此事“舆情不属，必激变乱”。谁料，载沣说：“有兵在！”张之洞大出意外，对人感叹：“不意闻此亡国之言！”随后，病情更加严重。
在立宪方面，张之洞感到，如不尽快开国会很可能会丧失民心，爆发革命，因此一直力主速开国会。这同样被载沣拒绝。
这一年，载沣25岁，张之洞逾70岁。可以看出，载沣未老而顽固不化，张之洞却越老越开明。
1909年10月4日，载沣去看望张之洞。载沣走后，陈宝琛进房打探摄政王刚才谈了什么，张之洞只是叹息：“国运尽矣！”
就在这一天，张之洞溘然长逝，享年72岁。
张之洞死后两年，1911年10月10日，在他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武汉，爆发了武昌起义，推翻了他生前效忠的清王朝。
他的门生张继煦解释辛亥革命为何在武汉取得成功，说：“（武汉）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张之洞）所不及料，而事机凑巧，种豆得瓜。”辜鸿铭也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的合作。”孙中山则说得更直接，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的革命家”。
历史，最终跟这位最后的名臣，开了一个意味悠长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