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万历应该不是穿越回去的，他脑海里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念，他只是带着一点隐约的感觉，觉得民间这些变化应该是可以给他的财政收入做些贡献的，他也没敏感到用什么改革手段给他的庞大帝国脱胎换骨，不然就不会派一群宦官折腾百姓去了，这些只晓得捞金告密心理扭曲的宫奴，就更不可能是抱着社会转型的目的去做变法大计的。看似顺应时代潮流的举措，顺应了时代的只有对金钱的贪婪和热情，而缺失了的是最重要的经济根本转型、市场活跃，那份贪婪和自私恰好又发生在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君王身上，这样一来就变成了我们上文提到的人神共愤的景象了。

不是说出发点还是很有远见的嘛，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这样不对，那万历应该怎样才有可能带动大明走向社会升级的康庄大道呢？

其实我们给大家展现的明末的新变化，仅仅是对比从前完全农业、工商比例极小的状态，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如果想做到以经济基础带动上层建筑转型，还差得很远很远。资本主义萌芽，顾名思义，所谓“萌芽”是多稚嫩的样子啊，商品经济虽然进步，但是并没有形成市场，没有集聚效应。明末的工商业发展比例十分不协调，基本只集中在东南，一些大城市才有，而且门类单一，规模有限，归根结底只能说是“萌而不芽”，广大的内地农业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明代百姓的观念也只停留在传统封建意识上，虽然对商人的鄙夷不那么过分了，却依然保持着“士农工商”的古老记忆，就连因工商发家的富人，也会想方设法广置良田，尽早摆脱工商身份。我们可能都曾经接触过一个著名的历史课题，叫作“李约瑟难题”，大致就是疑问，为什么古代技术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国没有率先走进近代化，这个问题的解释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就是外国人甚至说今天的中国人都很难想象，农业自然经济在中国古代的地位是多么顽固有力，而因这种自然经济创造的上层建筑，也同样难以撼动。可以想象明末的经济发展，有类似于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变化，在强大的传统社会下是多么微不足道！而此时利用这样稚嫩的新型生产状态增加什么商业税，开始促进什么资本主义进步，无疑是天方夜谭。这个社会接受不了，发展压根没到那个水平，皇帝也没那么神话。不要用现代的眼光去思考当时的事情，我们需要还原一个合适的历史背景，才能给事件一个公允的评价。

如此稚嫩的萌芽，遇到皇帝派出的宦官队伍抢劫一般的征税，无论如何都受不了，这可不是我们今天日渐成熟的商品市场，而且下到民间就又与初衷相背离很多，难保农民、官员不受害。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这疯狂的矿监税使之风下，山东临清原有的三十八家商帮有三十六家都破产，其中有绸缎商三十二家，倒闭了二十一家，各种商家只剩下个别苟延残喘。而工商发展最欣欣向荣的天堂城市苏杭，也因税使的大肆压迫而民变突起，暴动频发。本是怀德治国的万历皇帝，却不知民间疾苦，一味用暴力坚持着他祸国殃民的荒唐搞钱计划。

万历的错，就错在他不明白，不清楚，靠着自己的想象下旨，虽说他的“怠政”并不是完全不管朝政，却无疑失去了一双真正洞察世事的慧眼，他的大臣言官因为经常夸大其词，小题大做，也让他失去了对官员们起码的信任。我愿意相信万历不是一个一心以祸害苍生为目的的君王，他是怀着给自己修宫殿造陵墓的私心，也准备从商业税下手搞一个新局面，但绝不是打算放任宦官去毁了他朱家的江山。但是事情下到基层，万历就控制不了了，他天真地以为一切还好，没有言官上疏得那么可怕，而且矿监税使带回来的银子实在是太可爱了，让他更不愿意放手。这个腹黑的皇帝拥有着老练精明，却被骨子里无法抑制的贪婪拖得不愿挪动。

要知道发展商业，资本主义进步的路必须循序渐进，充分考虑人民和历史因素，考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慢慢推进，没有自然经济解体、小农的根本性转型，想要通过明末的“萌芽”就进军到西方近代化的状态，是不可能的。

他的矿监税使，留给后人的，就只有“而今只有屁无捐”的坏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