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在19世纪中叶已经拉开了序幕。从林则徐、魏源的“开眼看世界”到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自强”，从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探索奋斗，进行了各种学习西方的尝试，付出了极其沉重的历史代价，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始终没有摆脱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现代化的愿景离中华大地总是那么遥远。

在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一个世界难题。近200年来，尽管亚非拉国家都在进行不懈的努力，从学习欧美到争取民族独立，从推翻专制帝国到民主革命浪潮，从落后的农业文明到发展工业新经济，取得了许多进步。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那些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特别是拥有农业文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跨进现代化发达国家的门槛。许多国家仍然未能摆脱各种发展的陷阱，现代化发展道路依旧波折反复、危机四伏、形势严峻、不尽人意。

因此，中国推进改革开放，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民族复兴之梦，是跨世纪的奋斗目标，也是一次人类进步的历史性创举。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的横空出世，成为朝着这一目标和使命先行探路的过河石子。

深圳经济特区首先对传统的计划体制进行了先行先试的改革创新：一是培育与建立现代要素市场体系，使深圳成为中国内地要素市场相对齐备和最为活跃的城市；二是学习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等世界先进城市的经验，转变政府职能，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营造了较好的法治化市场环境，优良的市场营商环境是这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三是培育市场主体，深圳市民创业比例全国第一，深圳成为中国现代企业的摇篮，深圳优秀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已居世界前列。

深圳毗邻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土地和人工成本低，交通便利，人文相通。在我们对市场经济和国际市场还十分陌生、不知所措的20世纪70年代末，深圳利用毗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位优势，抓住历史机遇，利用特区政策大胆先行先试，实施对外开放的产业政策，率先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借力港台，引入外资，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开放促改革，发展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深圳经济起步从第一天开始就瞄准了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加入了国际产业链条；深圳改革从第一天开始就学习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与港台建立“前店后厂”的互补式合作，抓住“三来一补”的外向型加工模式，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启动了“外资—外贸—外汇”的外向型经济良性循环，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承接地，迅速升级为全球电子元器件的生产、集散中心。

40年间，深圳依靠市场分工深化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这两大市场机制优势，实现了从传统加工贸易为主导向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变，从国际制造产业链的最低端，迅速走到了数字革命时代的最前沿，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经济体系。

40年来，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者，迅速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大城市。深圳建市之初GDP只有1.9亿元，2000年达到2176亿元，2019年达到26 900亿元，增长10 000多倍，GDP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位居全国第3位，在世界城市中位居第19位，创造了GDP年均增长23%的“深圳速度”，是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划时代的示范意义。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人在摸索实践中汲取各种人类文明的养分，以无穷创造力谱写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篇章。

回顾深圳40年的发展，经济特区并不只有表面的高歌猛进和一路鲜花。从建立特区的第一天起，深圳就背负各种质疑和批评，引起过不少的争议。一直以来，深圳始终是一座压力巨大、危机感和自省意识很强的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人不解蛇口模式，质疑蛇口何时能够回到社会主义；有人批评早期罗湖走上了国际“倒爷”的发展弯路。1992年之前，也有人坚决不去深圳，要和这座在他们看来搞歪门邪道的城市划清界限。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有人质疑深圳的优势就是垄断中央的特殊政策，特区是靠特权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发展模式对其他地区不公平，因此应该取消特区。21世纪初，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轰动一时，人们担心深圳失去了政策优势后，发展的瓶颈日益凸显，创新的动力不足，会走上产业空心化、人才空心化的险路。时至今日，来自深圳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依旧不绝于耳。可以说，中国可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会像深圳这样，因自身存在的合理合法性遭到如此多的质疑和批评，因为发展道路的选择引发这么多的争议。其中既包括早期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质疑，也包括一些理性的观察者对特区发展前景的担忧。因为这座城市始终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因为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几乎所有与改革相关的争议都会涉及深圳，这也是特区城市的不幸。

应该说，任何改革和创新的过程都会有其失序或者失败的一面，因此，引发争议是理所当然的，受到质疑和批评也是无法回避的。成功的改革和创新一定不能缺少一大批理性的观察者和独立的思考者的声音。来自外部的批评和内部的自省恰恰是改革成功不可或缺的清醒剂和推动力。今天，我们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创立40周年，在高歌成就的同时，应该特别感谢那些敢于得罪人的“恶人们”，他们忘却个人得失，大胆直言，使我们的改革得以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保持清醒、保持理性。

深圳的成功得益于多方面优势的聚合与升值：中共中央坚持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及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特区人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敢为天下先，尊重市场，注重效率，务求实干。依托开风气之先的经济活跃的粤港澳大湾区地区，发挥区位优势，借力香港，吸纳国际资源，学习国际经验。加入国际产业链条和创新链条，发展开放型经济。拥有天然良港，交通便利。移民城市开放包容的虹吸效应，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创业青年，借助全国的创新发展资源，形成取之不尽的资源聚合、传承脉络和创新动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对“深圳繁荣背后的隐义”穷追不舍的当属深圳“因特虎三剑客”！

20年前，我有幸在深圳认识了三位年轻人，他们的老家分别是河南、湖北和湖南，分别毕业于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他们刚刚走出校园就投身于特区的发展中，身上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关注深圳的发展，观察视角开阔，立意与众不同，善于独立思考，发出更接近民间和市场的犀利声音。我愿意将其定位为深圳发展的民间观察者和思考者。这三位年轻人就是曾为深圳网红的意见领袖——“因特虎三剑客”。2003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凸显了深圳人善于自我反思的理性品质，也确立了“三剑客”民间观察者的独特地位。后来，他们推动的深商精神研究为深圳卓越的企业家们立说树魂。从老亨的这本《深圳传》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独特研究视角和草根式的叙事范式：不像一些体制派、学院派的学者，更多的是发出市场和民间的声音。从内容和写法上看，这本《深圳传》甩开了传统编年、纪事和传记的写法，抓住深圳40年历程中的核心要素和关键细节，关注民间，解剖案例，切换角度，提炼特质，发掘情怀，娓娓道来。乍一看好似体例不够正规，论述也不够全面，但是，深圳特区的发展特质却在其中生动显现，深圳人的独创观念令人合目难忘。都说深圳是一个相信市场和民间力量的城市，看看这本《深圳传》可略知一二。

10年前，我也曾组织编写了一本《深圳之路》（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试图对深圳30年的发展历程做一个诠释，对特区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实践贡献进行全面的历史梳理。眨眼间，在经济特区40年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的时刻，我有幸读到这本新版《深圳传》。虽然很多都是当年耳熟能详的老故事，但是足以让你对特区的认识又有许多新的感觉。他们不愧是经济特区和中国现代化的理性观察者。

（本文作者乐正，曾任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深圳市政策研究室主任、深圳市改革办公室主任，现为南方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