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自己屋里,再三考虑,甚至自我表演,暗诵台词。最后,我只有承认,我在这方面缺少天才,只好作罢。
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旧事重提,好像是捡起一面古镜。用这一面古镜照一照今天,才更能显出今天的光彩焕发。
二十多年以前,我在大学里学习了四年西方语言文学以后,带着满脑袋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回到故乡母校高级中学去当国文教员。
当我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我终于抓到了一个饭碗,这简直是绝处逢生;惧的是我比较熟悉的那一套东西现在用不上了,现在要往脑袋里面装屈原、李白和杜甫。
从一开始接洽这个工作,我脑子里就有一个问号:在那找饭碗如登天的时代里,为什么竟有一个饭碗自动地送上门来?我预感到这里面隐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但是,没有饭碗,就吃不成饭。我抱着铤而走险的心情想试一试再说。到了学校,才逐渐从别人的谈话中了解到,原来是校长想把本校的毕业生组织起来,好在对敌斗争中为他助一臂之力。我是第一届甲班的毕业生,又捞到了一张一个著名的大学的毕业证书;因此就被他看中,邀我来教书。英文教员满了额,就只好让我教国文。
就教国文吧。我反正是瘸子掉在井里,捞起来也是坐。只要有人敢请我,我就敢教。
但是,问题却没有这样简单。我要教三个年级的三个班,备课要顾三头,而且都是古典文学作品。我小时候虽然念过一些《诗经》《楚辞》,但是时间隔了这样久,早已忘得差不多了。现在要教人,自己就要先弄懂。可是,真正弄懂又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教国文的同事都是我从前的教员。我本来应该而且可以向他们请教的。但是,根据我的观察,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变了:不再是师生,而是饭碗的争夺者。在他们眼中,我几乎是一个眼中钉。即使我问他们,他们也不会告诉我的。我只好一个人单干。我日夜抱着一部《辞源》,加紧备课。有的典故查不到,就成天半夜地绕室彷徨。窗外校园极美,正盛开着木槿花。在暗夜中,阵阵幽香破窗而入。整个宇宙都静了下来,只有我一人还不能宁静。我又仿佛为人所遗弃,很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我的老师们也并不是全不关心他们的老学生。我第一次上课以前,他们告诉我,先要把学生的名字都看上一遍,学生名字里常常出现一些十分生僻的字,有的话就查一查《康熙字典》。如果第一堂就念不出学生的名字,在学生心目中这个教员就毫无威信,不容易当下去,影响到饭碗。如果临时发现了不认识的字,就不要点这个名。点完后只需问上一声:“还有没点到名的吗?”那一个学生一定会举手站起来。然后再问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呀?”他自己一报名,你也就认识了那一个字。如此等等,威信就可以保得十足。
这虽是小小的一招,我却是由衷感激。我教的三个班果然有几个学生的名字连《辞源》上都查不到。如果没有这一招,我的威信恐怕一开始就破了产,连一年教员也当不成了。
可是课堂上也并不总是平静无事。我的学生有的比我还大,从小就在家里念私塾,旧书念得很不少。有一个学生曾对我说:“老师,我比你大五岁哩。”说罢嘿嘿一笑,我觉得里面有威胁,有嘲笑。比我大五岁,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这老师反正还要当下去。
当时好像有一种风气:教员一定要无所不知。学生以此要求教员,教员也以此自居。在课堂上,教员决不能承认自己讲错了,决不能有什么问题答不出。否则就将为学生所讥笑。但是像我当时那样刚从外语系毕业的大娃娃教国文怎能完全讲对呢?怎能完全回答同学们提出来的问题呢?有时候,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被逼得紧了,就硬着头皮,乱说一通。学生究竟相信不相信,我不清楚。反正他们也不是傻子,老师究竟多轻多重,他们心中有数。我自己十分痛苦。下班回到寝室,思前想后,坐立不安。孤苦寂寥之感又突然袭来,我又仿佛为人们所遗弃,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别的教员怎样呢?他们也许都有自己的烦恼,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是有几个人却是整天价满面春风,十分愉快。我有时候也从别人嘴里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某某人陪校长太太打麻将了,某某人给校长送礼了,某某人请校长夫妇吃饭了。
我立刻想到自己的饭碗,也想学习他们一下。但是,却来了问题:买礼物,准备酒席,都不是极困难的事情。可是,怎样送给人家呢?怎样请人家呢?如果只说:“这是礼物,我要送给你。”或者:“我要请你吃饭。”虽然也难免心跳脸红,但我自问还干得了。可是,这显然是不行的,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一定还要耍一些花样。这就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了。我在自己屋里,再三考虑,甚至自我表演,暗诵台词。最后,我只有承认,我在这方面缺少天才,只好作罢。我仿佛看到自己手里的饭碗已经有点飘动。我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就这样,半年过去了。到了放寒假的时候,一位河南籍的物理教员,因为靠山教育厅的一位科长垮了台,就要被解聘。校长已经托人暗示给他,他虽然没有出路,也只有忍痛辞职。我们校长听了,故意装得大为震惊,三番两次到这位教员屋里去挽留,甚至声泪俱下,最后还表示要与他共进退。我最初只是一位旁观者,站在旁边看校长的表演艺术,欣赏他的表演天才。但是,看来看去,我自己竟糊涂起来,我给校长的真挚态度所感动了。我也自动地变成演员,帮着校长挽留他。那位教员阅历究竟比我深,他不为所动,还是卷了铺盖。因为他知道,连他的继任人选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又长了一番见识,暗暗地责备自己糊涂。同时,我也不寒而栗,将来会不会有一天校长也要同我“共进退”呢?
也就在这时候,校长大概逐渐发现,在我这个人身上,他失了眼力,看错了人。我到了学校以后,虽然也在别人的帮助(毋宁说是牵引)下,把高中毕业同学组织起来,并且被选为什么主席。但是,从那以后,就一点活动也没有。我确实不知道,应该活动一些什么。虽然我绞尽脑汁,办法就是想不出。这样当然就与校长原意相违了。他表面上待我还是客客气气。只是有一次在有意和无意之间他对我说道:“你很安静。”什么叫做“安静”呢?别人恐怕很难体会这两个字的意思,我却是能体会的。我回到寝室,又绕室彷徨。“安静”两个字给我以大威胁。我的饭碗好像就与这两个字有关。我又仿佛为人所遗弃,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春天早过,夏天又来,这正是中学教员最紧张的时候。在教员休息室里,经常听到一些窃窃私语:“拿到了没有?”不用说拿到什么,大家都了解,这指的是下学期的聘书。有的神色自若,微笑不答。这都是有办法的人,与校长关系密切,或者属于校长的基本队伍。只要校长在,他们决不会丢掉饭碗。有的就神色仓皇,举止失措。这样的人没有靠山,饭碗掌握在别人手里,命定是一年一度紧张。我把自己归入这一类。我的神色如何,自己看不见,但是心情自己是知道的。校长给我下的断语:“安静”,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我的命运。但我还侥幸有万一的幻想,因此在仓皇中还有一点镇静。
但是,这镇静是不可靠的。我心里的滋味实际上同一年前大学将要毕业时差不多。我见了人,不禁也窃窃私语:“拿到了没有?”我不喜欢那些神态自若的人。我只愿意接近那些神色仓皇的人。只有对这一些人我才有同病相怜之感。
这时候,校园更加美丽了。木槿花虽还开放,但已经长满了绿油油的大叶子。玫瑰花开得一丛一丛的,池塘里的水浮莲已经开出黄色的花朵。“小园香径独徘徊”,是颇有诗意的。可惜我什么诗意都没有。我耳边只有一个声音:“拿到了没有?”我觉得,大地茫茫,就是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我又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这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是,每一回忆起那提心吊胆的情况,就历历如在眼前,我真是永世难忘。现在把它写了出来,算是送给今年毕业同学的一件礼物,送给他们一面镜子。在这里面,可以照见过去与现在,可以照出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1963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