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和人欲的矛盾是一道永恒的哲学命题，对它的追问与激辩贯穿了整个晚明，并由此诞生了一本独特的小说《金瓶梅》。

这部几乎没有正面角色的作品对欲望枯骨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描摹，呈现了当价值凋零，一切只剩下私欲时，人会变成什么样。作者试图用悲天悯人的文字指出救赎之道，但很显然他没有得出比王阳明更深刻的答案。

明朝中叶，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使得僵化的程朱理学看上去越发面目可憎，“融情入理”的阳明心学应运而生，对这一社会剧变做出了掷地有声的回应。当嘉靖皇帝在“大议礼”中冲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坚持用“礼本人情”做理论武器，追认生父为“兴献帝”时，王学席卷宇内之势，已不可挡。

同朱熹一样，王阳明主张“去私欲”；和朱熹不一样的是，他铁齿论断“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工夫当用在把心镜打磨明澈上，而不是盯着竹子看三天三夜，到外界求取天理。

更关键的是，王阳明肯定人情，认为喜怒哀乐如云聚云散，不凝滞障蔽即可。而所谓私欲，无非是“情之过与偏”——对天理和人欲的调和，为王学后来的分化埋下了伏笔。

就系统梳理心学的分支流派而言，冈田武彦先生的这本《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可谓前无古人。他没有像很多学者那样将心学门人笼统地按地域划分，而是根据其对待良知的立场，分为现成派（左派）、归寂派（右派）和修正派（正统派）。

王阳明晚年将其思想归宗为“致良知”。良知即天理，即是非之心，人人都有，无论圣愚。一事当前，不假思索，便能辨善恶、明选择；致者，至也。故“致良知”一是去私欲，向内光明良知。二是去实践，用良知改造世界——现成派和归寂派各自偏重，分别取了一个极端。

归寂派强调光明良知的过程而不是良知本身，发展到最后便是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此人在举世混沌、价值混乱的明末重树“以理制欲”的大旗，被朝野视作道德的楷模，文官的良心。

崇祯皇帝迭遭小人后，也曾考虑让刘宗周入阁。但在召对中，被烽火连天的社会现实搞得焦头烂额的崇祯问他兵事，刘宗周却对之以“内政既修，远人自服”，并举上古的例子，说三苗叛乱时，舜自修文礼，组织大家跳跳舞便将其平息。崇祯下来即对内阁首辅温体仁道 “迂哉，宗周之言”。让他做了个工部侍郎。

刘宗周不以为意，盖归寂派念念不忘去私欲，多宠辱不惊。但他在迂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经常苦劝崇祯放弃对武力的迷信，认为只要怀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哪怕听之任之，流寇也会主动解甲来归。

不仅如此，他还反对重用善使火器的西洋人汤若望，上疏说：“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不恃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日顿也。”

崇祯说，火器还是要用的，当然你讲的大道理也对。刘宗周不依不饶：“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崇祯无奈道，那你说怎么办？刘宗周说，十五年来，你做错了很多事，以致有今日之败。当务之急是推原祸始，改弦更辙，而不是拿火器来苟且补漏。崇祯不高兴了，说往事已不可追，你就谈谈现在该怎么办吧。

刘宗周的回答是“用好人”。他的确当了一个纯粹的好人。明亡之后，绝食而死。

与归寂派相对，重悟轻学的现成派无视正心诚意的工夫，强调良知天生就有，向外发扬便是。在这个思路的引导下，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王艮创设了著名的泰州学派。此派门人，自尊无畏，四处奔走，专向市井蒙昧传道，一副砸烂旧世界、开启新时代的势头，以至于令当局者“有黄巾、五斗之忧”。

泰州学派让底层人民觉得哪怕目不识丁，天眼一开也能立地成圣。由于良知天成，知是知非，那么人生在世，凭内心的真实好恶去活就好了，感应神速的良知自会指引你走上正确的道路。

我行我素的王艮坚定地认为，人应当凭着自己那颗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去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普度众生，而不应像妾妇一样无条件地适应这个世界。他的再传弟子颜山农便率性而为到在公开讲会中就地打滚，说“试看我之良知”，被时人传为笑谈。

颜山农根本不在意世俗的目光。他指出：天下国家是末，身才是本，人最该重视的就是他自己。对于天子和朝廷，颜山农更是大声疾呼，说你们不能什么都管，否则只会越管越乱，应当让百姓自己管理自己。

有一阵子颜山农到俞大猷帐下当军师，屡出奇策，大败倭寇。旁人不解，问他：“你一介书生，哪来的那么多计谋？”颜山农说：“王阳明也是书生，建立的功勋与日月同辉。我的策略全从良知来。”

他在九十四岁时撒手人寰，临终前对弟子何心隐说：“凭良知去做，不要怕。”

何心隐确实天不怕地不怕，甚至以举人之身参与了“倒严”。当严嵩发觉自己中了他的圈套时，立刻谋划对其下手。而此时何心隐早已改名换姓，逃之夭夭。这体现了言心学者的一个特点，即从不与对手正面冲突，也不做无谓的牺牲。一切听从良知，当进则进，该退便退。

何心隐是泰州学派最典型的代表。他不顾一切地挑战传统和权威，想要创造一个新世界，因此把“师友”这一社会关系置于三纲之上，召集了江西全境的“合省大会”。他还创立了一个将农户组织起来合作化生产的“聚和堂”，派代表出面与地方政府打交道，包括缴纳钱粮，协调纠纷。对内则按劳分配，人人平等，提供免费的教育与医疗保障，实现乡村自治。

王学左派发起了中国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它反对束缚人性，呼唤解放思想，使阳明心学风行天下，成为独一无二的显学，却也让它逐渐偏离了王阳明的本意。直到李贽的横空出世，心学的惊涛骇浪终于被掀到了巅峰。

李贽性格急躁，好与人辩，且这种争辩只限于跟关系要好的朋友，对于不喜欢之人，一句话也不会多说。他不信佛，不信道，讨厌只会考科举的书呆子。二十六岁那年他参加乡试，没做任何准备，临考前胡乱背了几篇八股范文，居然中举。李贽仰天大笑，说这就是场游戏，东拼西凑便能过关，那些考官根本狗屁不通。

李贽的标新立异引来了非议，放浪形骸的举动甚至招致绯闻。比如兵部侍郎梅国桢有个孀居的女儿曾拜李贽为师，两人关系亲密，惹出无数流言蜚语。年近七十的李贽满不在乎，公然称赞她“虽是女身，然男子未易及之”。反对派被激怒，马上有人揭发他常年狎妓、私通寡妇的隐秘之事。

其实，李贽的言行之所以离经叛道，皆因“肯定私欲”乃其重要的哲学主张。他认为做官的目的就是名利，与其像道学家一样口是心非，打着为国为民的幌子，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认。同时，他举例说：必有个秋天收获的私心，农夫才肯下功夫种田；必有个当人上人的私心，士子才肯下功夫读书。还特别挑明，孔子的私心比常人更重。为了沽名钓誉，孔子周游列国，到处推销自己的思想。

事实上李贽对孔子长期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讥讽“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时，说“难道孔子没出世前，人们一天到晚都点着蜡烛走路吗”；反对“孔子乃万世师表”时，说“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他发挥作用之处。不跟孔子学，就没有谋生的本领了吗”。

不但如此，针对《论语》中说孔子吃东西非常挑剔，颜色不好、味道不香、菜不新鲜都不吃的事实，李贽的评价是：矫情成这样，一点儿都不像圣人。

怀疑一切的李贽也有信仰，那便是阳明心学。他曾说，我从小就读孔子的书，却不了解儒家学说；从小就尊崇孔子，却不清楚他为什么值得尊敬。我就是站在人丛中看戏的矮人，除了一张张后背，什么都看不见。人家喝彩，我便随声附和。在未接触阳明心学前，我就像一条哈巴狗，只会跟着别的狗叫。

泰州学派传至李贽，心学被推到了极致。王阳明虽然肯定个人主义，但并不狂热；而李贽对程朱理学冷嘲热讽的同时，无所顾忌地喊出“我即上帝”。这种绝对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即便是时下，也会导致个体与群体方枘圆凿、格格不入，遑论在宗法势力极其强大的晚明？

李贽一生的痛苦和悲剧，即根源于此——自我意识的觉醒遭遇强悍的儒家纲常。

同何心隐类似，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中李贽只认可朋友。终其一生，他朋友不多，但都是救急救穷的莫逆之交。反倒是接连去世的父亲和祖父，给位卑俸薄的李贽带来了极为沉重的负担。一是因停职丁忧耽误了仕途，二是不菲的丧葬费掏空了他的家底，以至于一别三年重逢时，妻子告诉李贽，他的两个女儿已因营养不良而离世。

宗族的压力对于那个时代的官员而言如芒在背。何良俊曾在南京被逃难的亲属包围，要求他解决吃饭问题。而归有光则在信中向朋友诉苦，说自己根本无法迁官，因为要离开昆山就必须带着上百位族人同行。

如果何良俊与归有光试图推卸这一责任，就会遭到舆论的无情抨击。因为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是表象，金榜题名的背后往往隐含着一个家族几代人的积铢累寸、惨淡经营，母亲、妻子以及兄弟姐妹等无数人的自我牺牲换来的这份荣誉，决不只属于登第者一个人。

这与当下的许多社会问题别无二致。比如是否能够以真爱的名义破坏他人的婚姻？比如当父母尽到了含辛茹苦的养育之责而要求子女传宗接代时，年轻一代是否能以自由的名义选择独身？比如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是交易主体皆为趋利避害的理性人，那么所有人都选择利益最大化时如何维持系统的长治久安？等等。

明之亡，实亡于党争。作为明末最大的政治势力，东林党的身上集中体现了精神和物质割裂后的彷徨与迷惑。一方面官员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兼济天下为志向；而另一方面现实的**又俯拾皆是，无时无刻不在拷问着他们的灵魂。

天人交战是明末儒学的主题，天理与人欲聚讼不已，昔在永在，仍将继续。人性没有极限，只要给予足够的推力，既能坠入无尽的深渊，也能升到绚丽的天堂。或许，修正派对阳明心学全面客观的继承是一种更为理智的选择，既正视私欲，也克除私欲。毕竟，人们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求不得”的痛苦之中，短短两万多天，尝尽了世间的悔恨与不甘。正如叔本华所言，生命是一团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的反复摇摆。

只有当我们开始省察克治去私欲，明觉良知时，生命才有可能真正光明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