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受命巡抚南、赣汀、漳等地（以下简称“南赣汀漳”）。

关于王阳明的上任时间，钱德洪与黄绾的记载稍有出入。钱德洪所编《年谱》认为是正德十一年九月，而黄绾所作《行状》则认为是同年十月。对此，日本学者难波江通泰经详细考证得出结论，即王阳明于正德十一年八月十九日被任命为两省巡抚，于同年九月十四日卸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一职。

据难波江先生考证，都察院为明朝官署名，由明初的御史台发展而来。由于该机构掌管国家的各项法令，其官员办事雷厉风行，因此都察院官吏又被称为“风宪官”。都察院的职责包括：查办所有官吏的罪责，对破坏国家秩序及扰乱政治活动的行为进行弹压，以及平反昭雪冤案。

都察院的长官被称为都御史，次官被称为副都御史，其中又有左右之分。左副都御史为首席，右副都御史为次席，而佥都御史位于右副都御史之下。同时，佥都御史也有左右之分。左佥都御史为首席，右佥都御史为次席。此外，都察院还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有时，佥都御史会担任御史、都御史或副都御史，并同时兼任总督、提督或巡抚。

不过，王阳明此次升迁究竟是担任左佥都御史，还是右佥都御史，目前尚无定论。有些书将其记载为佥都御史或佥事御史，并未详细指出其官职到底为左还是为右。其中，佥事御史应为佥都御史的笔误。

关于王阳明任职一事，各种史料的记载也不尽相同。其中，有四种史料记录为“左佥都御史”，十七种史料记录为“右佥都御史”。《年谱》及王阳明本人写的《谢恩疏》和《议夹剿兵粮疏》中均记为“左佥都御史”，而在他的《给由疏》中则记为“右佥都御史”。

另外，《明史稿》在叙述王阳明时，也同时出现过这两种官职，极易让人混淆。在多种史料中，较能令人信服的还要数王阳明于正德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所作的《谢恩疏》，该文中记为“左佥都御史”。此后的二月二十五日，王阳明又作《给由疏》，该文中则记为“右佥都御史”。

有人据此推测，王阳明可能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被朝廷降过职。然而，在同年七月五日的《议夹剿兵粮疏》中又再次写作“左佥都御史”，这是否表明时隔四个月之后王阳明又官复原职了呢？此种推测显然不合逻辑。因此，可以说，“左佥都御史”应为正确的记载（参照前述难波江氏之解说）。

佥都御史为都御史的下属，负责管理都察院的相关事务。巡抚的职责是巡视地方，安抚民心。自明朝以后，各省均设有巡抚。此时，王阳明的职务就是左佥都御史，兼任地方巡抚，而剿匪并非王阳明分内之事。赣南地区贼势甚为猖獗，这也使得王阳明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正德十二年（1517）九月，王阳明担任提督军务都御史，并受领旗牌（兵符）。

南赣汀漳巡抚负责涉及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省的相关事务。由于该地区山林茂密、地势险要，贼匪活动甚为猖獗，治安状况令人担忧，所以在该地区，巡抚一职为烫手山芋，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多为他人猜忌，极难行使应有职责。

王阳明上任之时，当地贼匪数量已近万人，他们伺机掠夺财物，扰乱社会秩序。由于事态严重，当地官府不得不上奏朝廷，请调狼达土军前来剿匪。但朝廷为何委派王阳明担任该地区的巡抚呢？

正德十年，文森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此时王阳明正好在南京任职。文森年长王阳明十岁，由于他一再拖延到任时间，朝廷下旨予以严厉斥责。最终，朝廷决定委派王阳明担任左佥都御史一职，文森依旧任右佥都御史。尽管王阳明的资历较文森稍浅，但职位在他之上。

正德六年（1511），都御史陈金担任军务总督，曾来赣南等地剿匪。当时，巡抚都御史周南特来相助，大军攻破了大帽山等多处匪巢。然而，由于统领巡抚瞻前顾后、错失战机，以致此次剿匪未能大获全胜。同时，剿匪军费支出庞大，军队供给不足，狼达土军便乘机滋扰百姓，当地群众苦不堪言。

调动狼达土军剿匪不仅要耗费大量军费，军队还经常沿途抢夺百姓的财物，其恶劣程度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朝廷派兵讨伐时，贼匪就乘机藏匿于深山中，待军队撤离后，他们又重新聚集滋事。因此，朝廷数次剿匪皆因错失有利战机而功败垂成。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叛乱，他私通南赣贼匪，并为之做后应。对此突发事件，陈金等人束手无策。

正德十二年五月八日，王阳明上奏《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详述了南赣地区的匪患状况。详见下文：

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从贼。由是，盗贼益无所畏，而出劫日频，知官府之必将己招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日众，知官府之必不能为己地也。夫平良有冤苦无伸，而盗贼乃无求不遂。为民者困征输之剧，而为盗者获犒赏之勤，则亦何苦而不彼从乎？是故近贼者为之战守，远贼者为之乡导，处城郭者为之交援，在官府者为之间谍。其始出于避祸，其卒也从而利之。故曰“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者，此也。

夫盗贼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独有司者必欲招抚之，亦岂得已哉？诚使强兵悍卒，足以歼渠魁而**巢穴，则百姓之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岂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赣之兵素不练养，类皆脆弱骄惰，每遇征发，追呼拒摄，旬日而始集；约束赍遣，又旬日而始至；则贼已稇载归巢矣。或犹遇其未退，望贼尘而先奔，不及交锋而已败。以是御寇，犹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抚为事乎？

由上文可知，朝廷几次派兵剿匪却出现调动无方、友军配合不利、对敌军情况知之甚少等情况。由于贼匪分布较广，而各省巡抚缺乏统一调度，常常各自为政，以致数次剿匪均收效甚微。其中，更有分工不明、赏罚不分等原因，终致南赣各地贼势日益猖獗。

在此危急之秋，兵部尚书王琼力荐王阳明担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及南赣汀漳巡抚。王琼在正德初年时任户部侍郎，后升任兵部尚书。世宗时期，王琼任陕西三边军务提督，政绩斐然。同时，他还通晓国家各项法律条文，在治理地方财政、运输及军务等方面也颇有建树。

王琼任兵部尚书之时就深知王阳明之才，故极力举荐他负责南赣剿匪事宜。对王阳明而言，能得到王琼的赏识实乃人生一大幸事。武宗昏庸，亲佞远贤，以致正直之臣无法行正道。王阳明之所以能在此背景下成就伟业，正有赖于王琼的大力举荐。

正德十一年（1516）十月，王阳明再上《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王阳明在文中表达了自己体弱多病、不堪大任之意，同时也流露出对年迈祖母的思念之情。字字句句情真意切，读之令人动容。其文概要如下：

臣原任南京鸿胪寺卿，去岁四月尝以不职自劾求退，后至八月，又以旧疾交作，复乞天恩赦回调理，皆未蒙准允。黾勉尺素，因循日月，至今年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恩升授前职。闻命惊惶感泣之余，莫知攸措。

窃念臣才本庸劣，性复迂疏，兼以疾病多端，气体羸弱，待罪鸿胪闲散之地，犹惧不称。况兹巡抚重任，其将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膴仕显官，臣心岂独不愿？一时贪幸苟受，后至溃政偾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

其如陛下之事何！况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无事，尚尔奄奄，军旅驱驰，岂复堪任！

臣在少年，粗心浮气，狂诞自居，自后涉渐历久，稍知惭沮；逮今思之，悔创靡及。人或未考其实，臣之自知，则既审矣，又何敢崇饰旧恶，以误国事？

伏愿陛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轻，地方之重寄不可苟，体物情之有短长，悯凡愚之所不逮，别选贤能，委以兹任。悯臣之愚，不加谪逐，容令仍以鸿胪寺卿退归田里，以免负乖之诛。臣虽颠殒，敢忘衔结！

臣自幼失慈，鞠于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见为诀。去年乞休，虽迫疾病，实亦因此。臣敢辄以蝼蚁苦切之情控于陛下，冀得便道先归省视岑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矜允之命。臣衷情迫切，不自知其触昧条宪。臣不胜受恩感激，渎冒战惧，哀恳祈望之至！

然而，王阳明此疏仍未获准。于是，王阳明于同年十月私下返乡看望祖母。

据《年谱》记载，当时王思舆对季本说：“王阳明此行，必定会建功立业”。季本问他为何如此确信。王思舆道：我曾以各种语气试探王阳明，而他根本不为所动。如前所述，王阳明年轻时甚喜道术，王思舆即为王阳明道友。

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二十六日，王阳明再上《谢恩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据此疏文可知，王阳明于正德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接到上谕。内容如下：“尔前去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广郴州地方，安抚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应地方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径自区画，大则奏请定夺。钦此。”

正德十二年正月，王阳明于赣州发布首条训令，其中提到了上谕《巡抚南赣钦奉敕谕通行各属》（《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的部分内容。该文未被《谢恩疏》收录，内容如下：“但有盗贼生发，即便严督各该兵备、守御、守巡，并各军卫有司设法剿捕，选委廉能属官，密切体访，及签所在大户，并被害之家；有智力人丁，多方追袭，量加犒赏；或募知因之人，阴为乡导；或购贼徒，自相斩捕；或听胁从并亡命窝主人等，自首免罪。其军卫有司官员中政务修举者，量加旌奖；其有贪残畏缩误事者，径自拿问发落。尔风宪大臣，须廉正刚果，肃清奸弊，以副朝廷之委任。钦此。”

另据《谢恩疏》，兵部于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再下朝廷谕令：“为紧急贼情事，内开都御史文森迁延误事，见奉敕书切责：‘乃敢托疾避难，奏回养病。见今盗贼劫掠，民遭荼毒。万一王守仁因见地方有事，假托辞免，不无愈加误事？’该本部题：‘奉圣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紧去，不许辞避迟误。钦此。’”

王阳明接到谕令后，抱病前往浙江省杭州府以待上命。正德十一年十二月二日，吏部再发上谕，命王阳明赶往南赣剿匪。见此，王阳明再次上疏，请辞新职并恳请以原职退养。然而，朝廷仍未予准奏，同时下旨：“王守仁不得辞官休养，今南赣贼势多发，朕心甚焦，望卿尽巡抚之责。”

王阳明接旨后，十分感念圣恩，为避免触怒龙颜，不再请辞，于正德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启程，赶往赣州剿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