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人们普遍认为“学问”是“知”，“实践”是“行”，而且往往将二者区别看待，然而对于王阳明来说，“学问”就是“行”，“行”也就是“知”。王阳明曾经系统地论证过《中庸》中提到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之间的关系，从中也可以了解王阳明的上述观点。

王阳明还从“知行合一”说的立场出发，对朱熹的“知行论”进行过批判，这在上文中已经做过一些介绍，而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也对此做过更加详细的阐述：

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

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

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

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此区区心理合一之体，知行并进之功，所以异于后世之说者，正在于是。

朱熹是基于“主知主义”的立场而提倡“知行二分”说，王阳明则是基于“主行主义”的立场而提倡“知行合一”说，因此，阳明学被世人称为“实践哲学”也不是毫无道理的。王阳明接着又写了下面几段话，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实践哲学”的特色：

今吾子特举学、问、思、辨以穷天下之理，而不及笃行，是专以学、问、思、辨为知，而谓穷理为无行也已。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岂有不行而遂可谓之穷理者邪？

明道云：“只穷理，便尽性至命。”故必仁极仁，而后谓之能穷仁之理；义极义，而后谓之能穷义之理。仁极仁则尽仁之性矣，义极义则尽义之性矣。

学至于穷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宁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