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初期，阳明学传到日本。当时日本的大儒在接触到王阳明的著作之后，对那些著作进行了详细的阅读。贝原益轩是福冈的一位大儒学家，因博学广识而闻名于世，在他的读书目录《玩古目录》中有《王文成公全书》。可以推测，他当时应该也读过王阳明的著作。

最早在日本介绍阳明学的是中江藤树。他先是在伊予国的大洲为官，后来辞官回家侍奉双亲，被尊称为“近江圣人”。中江藤树曾经创建藤树书院，并模仿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制定出《学舍坐右戒》，招收弟子，讲学授业。藤树最初修习的是程朱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王阳明的高徒、王学左派（良知现成派）巨匠王龙溪的著作，读后激动万分，对阳明学的崇拜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将治学方向转向阳明学。

为什么王学左派的“良知”说会如此打动中江藤树呢？王学左派主张，无论我们多么卑微，都和圣人一样具有完满的良知，无须做学问，也无须痴迷于烦琐的修行，只要达到顿悟，就可以变成圣人。在当时的思想界，王学左派的主张可谓惊世骇俗，人们不再需要日积月累的学习，也不再需要对内心和品行进行苦修，一样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

王学左派的“良知”说很快就俘获了大众的内心，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王学左派强调绝对的自我，提倡为民办事和男女平等，肯定人的欲望，所以信奉民主主义的欧洲学者大都喜欢研究这方面的思想。无论是谁，当有人对他说“你和圣人一样，都具有出色的良知。你本来就是圣人，只是还没意识到而已，只要意识到了，你就能变成圣人”时，这个人肯定会产生强大的自信。因此，中江藤树会对阳明学产生兴趣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王学左派的思想是对王阳明“良知”说的刨根问底，它最大的功绩在于阐明了王阳明潜藏于内心，而没有直接言明的思想，但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弊端。此派学者不赞同用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提倡人性解放与自由，呼吁依照情感和本能去做事，结果乱了世间纲纪。他们大都率性而为，一旦对社会和政治不满，便会毫无忌惮地发怒。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家伙”，狂言酒色才气不碍菩提路，并把这些惊世骇俗的举动看作是顺应良知的行为。日本社会从战后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风潮和明末的风潮极其相似。

如上所述，中江藤树因为王学左派的“良知”说而对阳明学产生了兴趣，但是藤树没有沿袭王学左派的行为。其实不只是中江藤树，所有日本的阳明学者都是如此，日本人对阳明学的吸收是积极和稳健的。

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推崇“同心同德”，这和《论语》中的“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有些相似，所以日本人很容易就能接受推崇“仁爱精神”的儒学。日本是单一民族、单一语言，人与人的心灵自然相通，也不存在严重的对立。由于这一民族性，日本人一直以来都积极吸收外来文化。总而言之，日本人天生就具有“自他一体”的世界观，再加上没有遭遇过外族入侵，所以最终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民族性。

日本人“自他一体”的世界观，不仅仅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日本列岛地理气候多样，漫长的海岸线呈锯齿状，四季的变换营造出绚丽的色彩，生长于斯的日本人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情感也变得丰富。具有此种民族性的日本人，当然会乐于接受以仁爱为本的儒家思想。

对日本人来说，很少有人会站在事物的对立面去思考问题，也很少有人会运用逻辑思维去探求事物的本源。经常听到有人说日本人不喜欢“发言”，不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日本人在探究事物时，是整体性地去理解事物，而不是站在事物的对立面去研究。以上所提的“整体性理解”，指的是将事物和自己的内心合为一体之后再去理解，而不是把事物对象化，然后通过思辨的态度去理解。其实，这就是日本人的感性理解方式。

日本人非常感性，并将这一特性贯穿到思想和文化领域。虽然感性的理解方式存在各种缺点，例如容易造成理性的欠缺，陷入对事物的感性认知等，但同时它也有自身的长处，那就是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以及赋予事物生命性等。

一旦理解方式整体化，被理解的事物自然就有了生命性，理解起来也会变得简单。我们在认知一个事物时，没有必要去摆弄那些烦琐的思辨和理论，也没有必要在抽象的世界里左顾右盼。对事物进行感性认识和整体把握，未必不是一条好的途径。

阳明学就蕴含着我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一思想，所以日本人才愿意去接受它。阳明学不同于朱子学，它的“求道”方式是整体性的，简单易操作。王阳明提倡的“良知”说是一个严格的生命体，它包含敏锐的道德感知，也包含道德批判；既有道德的好恶之情，也有道德的法则。根据阳明学的理论，只要顺应良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极其简单。越是简单的东西，其效果越具有真实性。日本人被阳明学的“良知”说所吸引也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