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王阳明认为，世上的君子只有专心于修养自身品德，那么自然能够公正地辨别是非好恶，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人，将国事等同家事一样关心，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而求得天下的大治。因此，“致良知”不仅是为学之道，更是育人之道，且重在育人之德。“道德”或“良知”等精神品质蕴含于经典之中，对人的自身修养有着很高的陶冶价值。

王阳明所提倡的“尊德性”的道德教育，要求将知识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之中，而不是让知识吞噬人生的道德信仰。正如他所说：“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意思是说，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得到的、嘴巴说得出的、心里想得到的，都是肤浅的学问；那些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到的、嘴巴说不出的、心里想不到的，才是深奥的学问，也正是“致良知”的真谛。

自古以来的儒家圣贤们都十分看重人的品德，认为品德比才能更重要，认为高尚的品德是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孔子在《论语》中说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孔子认为，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那样美好的资质，只要骄傲吝啬，其他的也都不值一提了。如果一个人才高八斗而品德不好，那么圣人连看也不会看他一眼。只有德才兼备，以德育才，才是真正的人才。当德与才不可兼得时，当舍才而取德，正如孟子“舍生而取义者也”。

对此，近代学者胡适先生曾解释说：“孔子的人生哲学注重养成高尚的道德，教育学生以培养自身的道德修养为基础。”在孔子看来，有高尚道德的人是有仁爱之心的人，也是能博济众施之人，是能为他人着想的人。所以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也就是说，对于千里马，不称赞它的力气，要称赞它的品质。尚德不尚力，重视品德超过重视才能，这是儒家的人才思想，也逐渐成为当今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尺。

唐朝汝州有个叫夏子胜的人，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高中，被皇帝任命为南县县令。这日夏子胜携一家仆赴任，来到县衙，大小县吏已在门口等候多时，见新县令到来，急忙迎上去。夏县令问他们去年南县老百姓生活如何，粮食是否丰收，商贾是否安分经商，官粮是否收齐，赋税是否完成，然后叫来师爷将县吏们所说记录在册，逐一核对账簿。几天后，师爷对夏县令说，一切都如县吏所言，去年南县一切安好。听完汇报，夏子胜点点头。

在南县县吏们的眼里，这个新来的县令与以往的官老爷大有不同，除了处理诉讼官司时会开口说话外，平时听不到他说一句话。不过，话虽然很少，但是做的事情却极为合乎规范，往来公文，刑罚办差，无论是上司还是下面的老百姓，都称赞夏县令做事稳当，是个好官。

这些县吏十分好奇，这个不爱说话的老爷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一天，有个胆大的县吏将这一疑问向夏子胜提了出来，夏子胜听后，呵呵一笑，说道：“圣人行道，心正而行端。做官做民都是一个道理，为官之道在于教民养民，为人之道贵在德行。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做起事情来就不会有所偏颇，如此，又何必说那么多话呢？”

我们可以将这位南县县令的话理解为对“执事敬”的最好注解。事实上，一如这位县令说的那样，行圣人之道又何必多言，“行”首在“知”，这是心灵净化、涵养提升的必然结果。由此，对人忠信而不诡诈，与人交往而不奸猾，堂堂正正做人，端端正正做事。与此相对，再多的话都不过是水中倒影，没有实际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这样两种品质不好的人。一种是品质不好、能力也不强的人，这种人因其能力有限，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不会太大；另一种则是品质败坏但才思敏捷、能力出众的人，这种人更容易寻捷径上位，一旦得势，将会对反对他的人或社会集团造成巨大的危害，甚至可以断送一个家庭、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可否认，没有灵魂的头脑，没有德行的知识，没有仁善的聪明，固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它们只能起到负面的破坏作用。也许偶尔会给人们一些启发，或者带来一些乐趣，却很难赢得人们的尊敬与发自内心的赞叹。

反之，品德高尚的人，即便能力有所不及，也会虚心好学，不断提高自己，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奋斗来获得成功。当然，不能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人的才能，一味强调道德修养。不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何谈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以德为先，就好像王阳明告诉弟子的话：“良知在人心，随你如何，也不能泯灭。”德行是我们行走人生的前提，而才能是我们创造人生的手段。做到德才兼备，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