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正坐在从明尼苏达州杜鲁门城飞往华盛顿的班机上,身旁是山姆,他身材高大,头几乎要顶到上面的行李架了。这时,山姆看了看手表说:“托尼,现在是七点十分,我们已经飞了一半路了,他们肯定认为我会逃亡海外,不会再回来了。”

“山姆,你不是在逃亡,而是要去完成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我说。

“对,你说得对!我不是在逃亡。”山姆赞同地说。

这时候,从我们头顶上传来一阵“滴答,滴答’的声音,吓得山姆瞪大眼睛,一只手紧紧抓住我们俩座位之间的扶手。也难怪,他长期处于恐慌之中,而这种滴答的声音,在他听来就仿佛是定时炸弹的定时装置发出的声音。

他惊恐地望着我,那眼神就像一个无助的小孩子寻求大人的保护那样。

我屏住呼吸,仔细听了听,然后十分镇静地站了起来,尽管我此时也是心怦怦乱跳。我抬头看了看山姆头上的行李架,只见上面有一个公文包,但它不是山姆的,因为山姆的皮包此刻正在他身旁,而且上面还印有名字的缩写标志。

我又仔细听了听,发现滴答声是从那个无主的皮包里传出的,而且它的声音很响,就像敲小鼓似的,几乎每一声都让我胆战心惊,似乎它随时都可以让我和飞机上其他四十几个无辜的生命难保。当然,这或许并不是真的,只是我的一种猜测。

滴答声仍不断地从那只公文包里传出来,我猜测那一定是定时装置,至于是什么样的装置谁也说不清楚。也许遇到震动,它就会爆炸,所以我一直没敢碰它,想琢磨出一个更稳妥的办法。

山姆也一直在盯着我,一分钟过去了,“我们怎么办?”他问道。

我没有吭声。

“妈妈,我听到有时钟声。”在山姆前面座位上的一个小男孩有些忐忑不安地说。

“要真是时钟就不用担心了。”我暗暗地想。

这时,一位空中小姐端着盘子走了过来,她似乎也听到了什么,就站在我座位旁边的过道上仔细倾听着,过了几秒钟,她对我说:“先生,那是你的吗?”我能明显地看出,她说话时脸上的微笑是牵强的。

“噢,我想那里面是一只钟吧?”然后我又靠近她,轻轻地对她耳语说,“小姐,那个皮包不是我的,我觉得那里面很可能是一颗定时炸弹,是坐在窗边的山姆先听到的声响。”我用手指了指山姆,山姆也看了看我。

那位空中小姐听了我的话,神情骤然紧张起来,急忙向驾驶舱走去。不一会儿,麦克风里就传出一个男人冷静的声音:“各位女士、先生们,我是机长,在十七号座位上有一个没有标签的皮包,不论它是谁的,请声明……”

“滴答、滴答”的声音仍然不断地传进我的耳中,在我听来就像打鼓一般响,心里愈发紧张。

听了机长的通知,所有乘客都把头转向我们这里,我也用目光扫视着他们,希望看到有人站起来,承认皮包是自己的,证明这是一场虚惊,但是,除了有人窃窃私语外,没有谁承认是那个皮包的主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那滴答声似乎就像催命符一样吞噬着山姆的心,他的额头已经冒出了豆大的汗珠,“真该死,它什么时候会爆炸?”他焦急地说。

乘客们看着这一切,也显得躁动不安了。

这时,机长出来了,他显得非常镇静,一看就是个饱经世事的人。当他看到有乘客站了起来,就平静地说:“请大家都坐好,不要紧张。”然后,他不动声色地走到过道上,瞧瞧那个皮包,又侧耳仔细地听着,这时,过道尽头有个男士站起来想和他说话,他摆摆手说:“请坐下。”

“炸弹!”不知是谁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机舱里顿时就乱了,乘客们都仓皇地站起来,纷纷涌向前舱和后舱。

看到这种情形,我迅速走到机长身边,对他说:“我叫托尼,是私人侦探,我正带这位山姆到华盛顿去出庭作证,他是一个案件的最有力的证人,假如他对塔克兄弟帮在中西部的所作所为的指证能被法庭采信的话,那么就能消除一个恶行累累的犯罪集团。今天的这件事,我看是有人在有意捣乱。”

“我们可以把它扔出飞机。”机长说。

“行吗?那机舱还能保持正常的气压吗?”我有些担忧地问。

“肯定要冒风险,但这是唯一的办法。”

“可是,即便机舱的气压没有问题,但这颗炸弹的起爆原理我们谁也不知道,万一因为气压的改变而引发爆炸怎么办?”

机长显然也明白这一点,他点了点头,但继续拖延下去,肯定会对飞行安全带来致命的威胁,他定了定神儿,然后高喊道:“请诸位各归原座,我们正在想办法……假如我们能紧急降落……”他看了看手表,已是七点十九分,说明自从滴答声开始,已经过去了九分钟,“天哪!时间这么短,我们需要的是四千米的跑道!”他第一次表现出了惊慌。

“对!在新阿巴尼附近有一个小机场!”他眼睛一亮,“请大家系好安全带,飞机准备降落!”随即就向驾驶室冲去。

几秒钟后,飞机顶着巨大的气流,快速向下俯冲,发出了很大的声响,“万能的上帝,请赐予我们好运吧!”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默默祈祷。

当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的时候,我已经清楚地看到,那是一个设施简陋的小机场,除了光秃秃的跑道外,地面上有一个风向塔以及两个小棚子等等,我看到跑道旁还停着三辆汽车。

“为什么这儿会有三辆汽车,它们在等什么?”我突然觉得面部肌肉僵硬,心里一阵紧张,身旁的山姆也皱着眉看着我,还不时地抹抹额头上的汗水。

我仿佛突然明白了什么,迅速站起身,从山姆的头上伸手取下了那个皮包,山姆大吃一惊,吓得几乎要从座位上跳起来。

然而正如我所料,皮包里的炸弹没有响,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炸弹。

我挟着皮包,赶紧跑到驾驶舱,当时,副驾驶正在驾驶着飞机滑落,机长一眼就看见我手中的皮包,他大声吼道:“这么危险的东西你拿在手里,难道你疯了吗?”

“我没疯,可我却差点儿成了傻子!”我说,“马上飞离机场!”

副驾驶和机长根本不理我,显然他们真的把我当成了疯子或傻子了。

“怎么办?”我心里焦急万分,因为飞机在短短的几秒内就要降落了,突然,我举起了手中的皮包,要将它砸向机舱壁,“马上飞离机场!”我又重复了一遍,这是我此刻做的唯一能让他们听话的事。

机长伸手要抓我,但没有抓住。

飞机开始上升了。

我打开皮包,向他们证明了一切:那里面有一只静悄悄的小钟,还有一只噪音很大的大钟,小钟牵动大钟,从七点十分开始作响。

看到果真没有炸弹,机长高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但他却更加感到疑惑了。

“那些家伙知道你们机组的一贯作风,”我解释说,“所以,他们估计你们不敢去动那枚‘定时炸弹’,假如你们是在七点十分听到它开始响的话,就肯定会在这里降落。你们可能也看到了机场跑道旁的那三辆汽车,它们在这荒凉的机场停着,就是等候劫持重要证人——山姆。”

听完我的话,机长眼中流露出赞许的目光。

“请你们赶快联系下面机场的人,通知警察逮捕他们。”我说。

一场严重危机终于过去了。

我按照规定的时间将山姆带到了华盛顿的法庭上,由于他的出庭作证,警方最终将一个作恶多端的犯罪集团彻底打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