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是我国古代非常有名望的思想家、史学家以及语言学家，在历史上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儒。顾炎武在早年的时候就与自己的好朋友归庄、吴其沆一起加入了复社，并且两个人因为个性比较独特耿直，所以当时的人就称他们两人为“归奇顾怪”。他以为“八股之害”，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面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顾炎武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顾炎武一生坎坷，他尽心辅助过南明抗清最终失败，经历了令之痛心疾首的家族风波，也有过意外的牢狱之灾，国事、家事这种种不幸怎么还能使顾炎武心境平和呢？终生不事二主的他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拒绝了清政府的多次征召。
顾炎武生于明清相交的动**年代，他学识渊博，却一生坎坷。他以倔犟的性格和博学的才识面对着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顾炎武提出了“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这一思想最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他的一生所有的事业都围绕着复辟明朝，他有一生不事二主的忠诚之心，也无法忘记清军铁蹄下惨死的亡魂，更不会忘怀生母弥留之际的言语。然而明朝灭亡清朝日益蓬勃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实生活的境地使他深深地陷入痛苦之中，加之一生种种的不幸使他的心绪躁狂，他把这所有的不幸都归结于清军的侵略，他以那一副傲骨多次拒绝入仕效力于清政府，以此来宣泄自己的愤恨。
顾炎武一生最大的不幸就是经历了山河破碎江山易主。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顾炎武把一雪国恨家仇的希望寄托在了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然而不久南京即为清兵所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顾炎武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起义军，为复辟明朝的大业日夜奔波。虽然弘光及闽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的政权先后被瓦解，他亲身所参与的一些抗清活动也连连受挫，但是顾炎武并没有因此而变得颓丧。他把自己比作填海的精卫：“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顾炎武在各地游历，以结纳更多的抗清志士，并且考察中国山川的形势，随时为了复明大业而做着准备。顾炎武的才学为清统治者所倾识，当顾炎武游历京师时，熊赐履设宴款待，并且邀请一并修缮《明史》，炎武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之推逃，则为屈原之死矣！”经年之后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一些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拒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来坚拒推荐，还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又一次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断然回拒了熊赐履。
顾炎武是一个重情重义，有忠心、有胆识的才子。早年的他虽不拘泥于八股文学，不得重用，但他潜心研究学识。清军入关后，他怀有一腔热血，弃笔从戎为明朝而尽心力。面对着江山易主的悲惨境地，看见了惨遭杀戮的士兵和无辜百姓，顾炎武痛心疾首。他的内心是憎恨的，更是躁乱的。他怀着一颗赤胆忠心积极地践行着反清复明的大业，当清廷向他发出邀请，威逼利诱时他以死来拒绝举荐。他以一个亡国之民的身份审视着自己，审视着易主的江山，虽然到死他都没能达成他复明的夙愿，但是他的精神犹存，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永远铭刻于每个人的心中。
顾炎武的一生都在为了他复辟明朝的目标而奋斗，那是因为他看见了清军入关时残忍的杀戮，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侵略者的步伐踏遍了他心爱的整个国土，同样也踏碎了他那颗爱国的心。他更忘不掉当他母亲王氏听到明亡消息时绝食殉国的那一幕，临终嘱咐他的话也犹在耳畔：“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这样的经历深深地把重建明朝的目标刻在了他心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他心里绝对不是一句泛泛的空话，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使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他一生凭借着自己的才气多次受清廷委托，但是次次都以严厉的态度予以回绝。虽然他的期望直到他死的那一刻都未能达成，但是他那份爱国的气节使古人敬佩，使今人慨叹。
生不逢时并不是不能成就大业的理由，所谓“乱世出英雄”就是这个道理。顾炎武就是一个英雄，他凭借自己的力量尽心尽力地为了他的理想而奋斗。古往今来，类似于顾炎武秉性的人也大有人在。无论生活在哪个年代，人们都应有一颗忠义之心。除此之外更要有一个对理想孜孜不倦追求的信念，这也是我们所不可或缺的。遇到不幸与挫折时不要以一种躁乱的心境做出与初衷相背离的事情，沉着和冷静才是成事条件中所必备的。
先生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
——清·潘次耕
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综而深究焉。
——吴派大师
稽古之学，必确得古人之义例，执其正，穷其变，而后其说之也不诬。政事之学，必审知利弊之所从生，与后日所终极，而立之法，使其弊不胜利，可持久不变。盖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盖先生于语言文字剖析如是，则于经传之大义，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为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善为之法又可知。
——清·阮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