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结束了“安史之乱”之后长达两百年之久的诸侯割据且军阀混战的局面，也重新恢复了华夏主要地区的统一，开拓了大宋王朝。宋太祖可谓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受武官将士的推崇，黄袍加身。或许皇帝的宝座过于华美，他可以为江山日理万机，却总是感觉自己身边危机四伏、杀气腾腾。这所有的不安都凝结成了不可言喻的躁动。充满权欲和工于心计的宋太祖为防止武将兵变、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最终上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昔日的将才纷纷被解除兵权，然而看似平和的解决途径却为日后的统治埋下了更多的隐患。
赵匡胤成长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残酷血腥的战乱时代，他是五代十国的终结者。他开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饱经战乱的天下黎民营造了一个相对平静祥和的生活氛围。他虽本为戎马倥偬的武将，却可以创造出有利于文人文化发展的条件。由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使他轻易得到帝位，他开始不安于武将手握的重兵兵权，为了抚平他内心的躁乱，消除他内心中日后的隐患，他抛开了为他浴血奋战的兄弟情分，开始扬文抑武，并以杯酒释兵权来消除对其的威胁。看似一时间巩固了他的统治，却殊不知这正如卸去了他的左膀右臂。全面推行的“以文驭武”政策，间接地形成了北宋王朝“积弱”源头。
后周时期，赵匡胤为皇帝亲军的最高将领，掌握了后周的兵权。到柴宗训即位时，在后周符太后和宰相范质、王溥等不辨情报真假的情况下，闻北汉和辽国的军队联合南下攻击后周，随即便派赵匡胤统领大军北上御敌。行军至陈桥驿驻宿。次日黎明，以赵匡义和赵普为首的众将士齐声说道：“诸将无主，愿请点检做天子。”大家并没有等到赵匡胤来回答，便把早已经准备好了的黄袍披在了他的身上，遂即一齐下拜，高呼“万岁”。赵匡胤就这样在将士的推崇下，南征北战，统一了华夏的主要地区，创立了宋朝，成为了宋朝的国君。时过境迁，荣登宝座的赵匡胤开始担心这些将领觊觎他的皇位而重蹈覆辙发动兵变，这使他寝食难安，于是便上演了“杯酒释兵权”的喜剧。正如宋太祖之意，石守信等声望高又握有重权的将领纷纷称病离职交出兵权，太祖安排他们去地方做了节度使。
我们不得不承认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这一策略的实施，能够起到在消弭武人为祸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同样在事实上避免了类似于诸多王朝开国后肆意屠戮功臣现象的出现，由此我们也可看出赵匡胤的人格是相对厚道的。但是就其历史影响却远不是如此简单。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件事。作为后人的我们纵观两宋历史：宋太祖着力于巩固中央政权的“杯酒释兵权”，对内含有严防的性质，能够直接导致内政腐朽。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外患强烈的时代背景下，为了一己私欲，稳固他的帝位去削夺大将兵权，势必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由皇帝直接掌握兵权，任凭不懂军事的文官去操控军队，却让武将调动频繁，兵无常将，致使宋朝与辽、西夏、金的战争接连失败，边患无法排解。由此导致的武事不举，积弱不振，最终使两宋亡于社会制度落后于自己的游牧民族，造成了汉族王朝历史上最耻辱的一笔。此外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导致“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造成了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这也成为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宋太祖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位终结者，更是大宋王朝的伟大开拓者，是他结束了当时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可以说宋太祖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但是他使权力过分地集中于中央，由此致使地方力量的衰弱，地方上的权力不足以拱卫中央。在军事方面，更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样一来便会极大地降低军队的作战能力，以至于后来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一直都处于劣势；他营造的使各级各部门互相牵制的官制，也降低了办事效率，导致冗官冗政。这些都使他受到后人的指责。
赵匡胤深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他把皇位从幼小的皇帝手中夺来的，所以他生怕有朝一日兵变反叛再次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宋太祖为了安抚他自己内心的躁动不安，强化巩固他尚在襁褓中的赵宋王朝，为了加强他的王权，去猜忌那些曾经把他推向王位、为他南征北战创下战功的将领。他通过采取“收起精兵，削夺其权，制其钱谷”的三大纲领，巧妙地“杯酒释兵权”、“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支”、“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差遣制度”等，将军权、行政权、司法权、财政权牢牢控制。由此一举铲平了藩镇割据和武夫乱政的历史状况。所以宋朝300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发生大的一些内乱和地方上的割据，他虽没有像其他君主那样成事后肆意杀戮功臣，但是偏文抑武的做法对于当时的局势就犹如砍断了他的左膀右臂，以后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些制度为宋朝对外军事上的软弱埋下了祸患。
抛开历史，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信任更是一个达到双赢的重要途径。不少人拥有了权力和金钱后并不会去满足，反而更怕失去，当这种恐惧上升为内心的躁乱时，往往他自己的眼中就只剩下自己，剩下名、剩下利，对他人根本毫无信任可言。可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想要去维护、去发展要靠大家、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应该着眼于全局，考虑到长远，而不能为当时的一己私欲给子孙后代留下过多的遗憾。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北宋·范仲淹《范仲淹年谱·庆历三年》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清·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