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地方离古都长安约一百华里，起了个怪名叫大堰口，很有点水天茫茫的景致。其实，这地方既不靠海，也不临江，只是水位极浅，半天便挖个井儿，一弯腰就捞得一桶水。由于水位浅，这地方便多种水稻，夏天插的秧，秋天的阳光下便是一片浩**的金黄，不时从稻丛中飞出啾啾乱叫的野鸡野鸟儿。冬天下雪的时候，由于这里紧靠终南秦岭，因此雪也就下得多，积得厚，把个小小的村落衬托得孤孤零零，风一吹便会飘了似的。

这儿的人爱喝黄酒。跟喝水似的。黄酒的原料是元米。大堰口不乏，再加上一点料，热地方一捂，一个星期便是清凉可口的黄酒。不过，逢年过节招待客人几乎没有一家喝的不是村西口的高家黄酒。虽说也足黄酒配料酿成，可不知道人家给里边还放啥料来，一股香喷喷的特别味儿。酒未沾唇便觉五脏清新，六腑滋润，可谓三月不知肉香。好多人都去打听，但无论是谁，高老汉只是闭口不淡，逼得紧了，他便不紧不慢地说一句：“祖上的规矩，家传的秘诀。”人们也只好死了心。然而，失望是失望，大堰口的人们仍然乐于为高家黄酒传名。

高家黄酒的主人名祟德，六十岁出头，一副高大的身坯，性格也同名儿一样，终日沉默寡言，为人和善。他养了一儿一女，女儿早已出嫁；儿子极没出息，早些年爱玩弹弓，养狗养鸽，三天两后晌又失了兴趣。后来娶了媳妇，又迷上了赌博，一上麻将桌，便三魂不知所几，赢了发酒疯，输了也发疯酒。不过，他从来不喝父亲的黄酒，嫌那刺激性不够，软绵绵的，专买那度数高的白酒，一喝就是半瓶子，他娶的那个媳妇，也是个“甩手掌柜”啥事不管，啥心不操，养了一对双胞胎，倒还机灵。媳妇一天到晚吊着肥大的**追双胞胎玩，“亲儿”“宝贝”“心肝”地叫个不够，亲个没完。一家老小没人对高老汉的黄酒手艺感兴趣。有些年头，高老汉还为儿子媳妇生过气，后来想开了索性不管了，一天闷者头经营自己的黄酒。

高老汉从父亲手里继承了祖传的黄酒手艺，三十年苦心经营，从未间断。“文革”那些年头不能卖钱赢利，除了自己和亲朋好友，全送了做人情。他经营的原则是三二二不变，即酒要酿够三个月，二元钱的价钱，一个人一次最多只能买二斤，任你天王老子来，不过三月的酒不卖，再多的钱也不多给你卖一两。这样，免不了得罪一些人，但时间一长，倒也为高老汉的那股执拗劲儿感动。

高家黄酒用的是本村产的元米。大堰口是产稻之乡，产的稻子清亮亮的，像擦了油一般，吃着又极可口，一年四季，不问断地有人骑着自行车带着面粉来换米，开头一斤面一斤米，后来面给米找差价。由二分涨到五分，又涨到八分。尽管如此，换的人仍然络绎不绝，甚至连西安那边的大荔、蒲城一带都有人来，不过那都是开着汽车。高老汉每年都要从本村人手里买几百斤元米。米价越涨越高，高老汉也从不因为人情少付人家一分钱。虽然本越摊越大，但高老汉的黄酒却一分钱不涨，“务庄稼凭的是力气，做生意靠的是名声。”有人劝他不要太死心眼，世事明摆着吗，物价上涨，工资上涨，黄酒提价理所应当；他的儿子干脆骂他老糊涂。然而，际不管说啥，他总是那两句话。

高老汉每个月开一口缸，每次卖一百二十斤，放在过去，一百二十斤能卖十天半月，如今不行了，缸一揭盖，常常是一哄而抢，也不知是谁先知先觉。这洋一来，人们就为了买．酒吵架，弄得很不好看。有人就劝高老汉多做些酒，人少不够可以雇人，如怕秘诀失传，关键之处不让他插手就行了，有人说三月太长，一月足可以了，还有人说不如抬高价钱，买的人自然会少。众说纷纭，然而，对这些建议，高老汉只是点头，却不实施，照旧三二二原则不变。这样，高家黄酒简直成了稀世之宝。试想，一月开一口缸，一缸只有一百二十斤，而爱喝高家黄酒的岂止百人千人？

高老汉年龄慢慢大了，手脚一天天笨了起来。想着高家黄酒后继乏人，老人不禁心思忧郁，一天天地寂寞，一天天地消瘦。儿子媳妇哪能理解他的心思，依然该玩就玩，该乐就乐。老人本想和儿子认真地淡一回，将酿酒的手艺传给儿子，以祖先的遗训和自己的风烛残年来感动儿子，但一看见那不争气的样子，又酸了心。

一日，已下任的老村长云贵来和他闲聊。老村长跟他同龄，当娃娃时就跟他一块耍。成年后．两人同时娶了从河南逃难的两个姑娘。云贵当了村长后，遇见啥难缠事情，就来跟他坐，一坐就是半夜，有时间了，还帮他做些酿酒的力气活儿。两人好是好，可是云贵从来不问他酿酒配的啥料，都有些啥工序。这就使高老汉对老村长百般信任，打心里头感激。

坐了一会儿，老村长看出他的心思，笑着说：“老伙计，再过几年，怕是再也喝不上高家黄酒了呢。”

高老汉叹了口气，“儿女不争气，有啥法子哟。”

老村长沉默了会，试探地问：“我找看寻一个实诚的娃，把那手艺传给他，总比带到棺材里去强吧。”

高老汉抽着烟袋思忖了半会，终于说：“再没法子了，不过，如今娃子都精灵的想上天，实诚娃不多哟。”

老村长一笑，“这你放心，包在我身上，保险叫你满意。”

“还有，”老汉又提出了条件，“得寻一个姓高的。”

“你呀，老伙计。”老村长拍拍他的身子，“还是舍不得那个高字哟。”说的高老汉一下子红了脸。

老村长放出风，不出几天就有四个姓高的后生让老村长领着找上了高老汉的门。高老汉默不做声地打量了他们几眼，从小房子里拿出几个用旧报纸包着的小包，一人一个，吩咐回去用多少米。啥工序，三个月以后验酒择人。小伙子们如获至宝，捧着小包乐滋滋地回去了。

两个月后，高老汉又出了一缸酒，卖完之后，消消闲闲地歇养了十多日。

又过了十多日，四个小伙子一人提一壶酒来到高老汉家。老汉唤人叫来了老村长。老村长和高老汉一一品尝了小伙子的酒。然后，高老汉点着了烟袋，慢悠悠地问道：“这酒是用我给你们的料做出来的么?”

四个小伙子一一点头称是。

“我给你们的料，做不出这味道。”高老汉指着其中的三个人说。他又指着其中的三壶酒，不容置疑地说：“这是在我这儿买的。”

那三个小伙子低着头，红着脸，灰溜溜地走了。

只剩下了一个小伙子，叫玉良。长得极憨实。高老汉对他一点头，眼里闪过一道惊喜的光，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走吧，明日再来。”

老村长在一旁呆住了。等玉良走后，他摇了摇高老汉的肩头：“嘿，老伙计，真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

“这孩儿实诚。”高老汉抽起了他的烟锅。

三个月之后的一天正午，随着一阵鞭炮声，大堰口村东头便又竖起了一面小黄三角旗，上书：“高家黄酒，”在风中飒飒作响。人们蜂拥而至，一缸酒霎时卖了个净光，一尝其味，嘿，和高老汉的黄酒没有两样。这样，大堰口树东村西，便有了两家高家黄酒，但是，高家黄酒既然出了名，加上人们现在又不在乎几个钱啦，因之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有人建议玉良，何不弄大些，或者干脆办个黄酒厂。

时势造英雄。这话不假。其实玉良早就有这个心思，如今农村大小工厂多如牛毛，别人能办，我何尝不能办?于是，他脑子一热，便在村东靠公路的地方买了一块地皮，盖了房，圈了围墙，又招来四个小伙子，门口挂一牌子：“终南黄酒厂。”

终南黄酒厂不惜重金，在报纸电视上登广告，云高家黄酒有“预防百病，延年益寿”之效用，于是先后招来十四个县市的顾客。不出一年，玉良便骑上了嘉陵摩托．戴上了黑边眼镜，西服领带，呢子大衣，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记者采访，电台广播，报纸吹捧，连香港、深圳都来人来电订货，一时名声大噪。名声越大，生意越是红火。终南黄酒厂借东风，乘快龙，索性扩大了地盘，盖起了三层高的办公偻，门口的牌子也摇身一变，名曰：“终南黄酒公司。”公司在本省重要县市设点销售。眨眼问，高家黄酒便有风靡全国之势。

然而、大堰口附近的人们却感到终南黄酒公司那装潢精美的黄酒味道日趋寡淡，比起真正的高家黄酒真是天壤之别。

高老汉却是日趋衰竭了，每月将那一百二十斤黄酒卖出去，也显得力不从心。院子里，堆放着空底的大缸——他再也没力气做酒了。这时间，老村长来安慰过几回，看出高老汉神情呆滞，脸色很不好，心里头就很不是滋味。

“这小子，不知捣的啥鬼，半个月的酒就拿出来卖……”高老汉几乎是泣不成声。

“都怪我。”老村长不无愧疚地用拳头砸着自己的头。

“其实，怪谁呢?谁都不会有个早知道!”高老汉绝望地呐呐了一句：“高家黄酒完了……”

“把世事看淡些……”老村长劝着他。

“酒好做，人难做！”高老汉仿佛没有听见老村长说什么，依旧自言自语地：“世上最难看透的是人心哟……人心!”高老汉痛苦地扭曲了脸，话也说不下去了。

好多天，人们都没有见高老汉出门儿。按照日子，该到他卖酒的日子了呀。人们都有些惴惴不安。后来，连他的儿子媳妇都着了急的时候，人们也才着急起来，跟着老汉的儿子一块去找，然而，哪儿都找了，就是不见踪影。

最后，还是老村长找见了。在最后那口酿得香喷喷的黄酒缸里，老汉安详地蜷缩在其中，脸孔被酒泡得清亮亮的。老村长噙着泪，轻轻地合上了老汉那不肯闭上的眼皮儿。

高老汉死了，在他亲手酿就的黄酒里寻到了最后的归宿。

他的儿子和媳妇依然一个吊儿郎当，叼着粗壮的黑雪茄泡在赌场里，听说他老子给他留下了几千块钱的存折呢；另一个依然吊着肥胖的**给两个儿子喂奶，“亲儿”，“宝贝”，“心肝”地叫着。人们掐指一算，哟，那两个孩儿都五岁了!

冬去春来，终南黄酒公司的生意越做越红火，成为关中中部令人羡慕的独树一帜的企业。那个叫玉良的总经理，听说如今经常是飞机来，飞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