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子红了，庞光镇的姑娘就该出嫁了。这是不成约定的乡俗。那个季节，老人和小孩都不免生出一些惆怅。出嫁虽说是喜事，但女儿再也不能守在这座屋，让做父母的心里空**。小孩呢，平日叫惯的姑姨或者姐姐，让一个陌生的男子占为己有，心里不免酸楚。

就像我的二姨，没有出嫁时，她高兴时会拉着我在柿林中疯跑。跑累了，她坐在林中的空地上，让我用红头绳帮她把一头黑发系在脑后。那种感觉对我这个男孩来说，真是妙不可言。可她出嫁了，再回来时匆匆忙忙的，头上别了一个天蓝色的发卡。那玩意儿叫我看着怎么也不顺眼。她再瞧我时，眸子里没有了那种明亮。

可二姨的出嫁是谁也拦不住的。母亲说，就像树上的柿子红了，没有人摘，就会落下来烂到地上。柿子红了和二姨的出嫁有什么联系？母亲的比喻我还是不懂。不过，娃娃的心思变得快，过了一阵子，我就不再牵挂二姨了。

坡上的柿子有牛筋、火果、面蛋三种品种。牛筋体形大，适合在锅里煮熟吃；火果和面蛋小而圆，挂在树上就软了，是我们孩子偷吃的对象。不同的是，火果无核，可以一口吞咽；而面蛋有核，汁液不多，但味道却甜。

姑娘出嫁时，必备的嫁妆是一篮柿子。煮熟的牛筋在底层，红软的火果和面蛋在上层。篮儿的把上拴着一根红绸，由姑娘的母亲抱在怀里，陪伴着女儿走向花车。鲜红的柿子上，洒落着亲娘的泪。

那篮红柿不仅是一个母亲的陪嫁，也是庞光镇祖辈们向一个女儿的祝福。

柿子由绿变红是需要过程的。这个过程需要镇上人的耐心。柿树漫坡遍野，绵延几华里，镇上派了四个护林员守护着林子。趁着夜色，有人要砍倒柿树用作盖房做家具的木料，有人要砍下树枝晒干了做柴火……柿子成熟时，会有小孩子上树偷摘果实，还有些鸟儿要啄食软了的火果和面蛋。因此，在下果前的一个月，护林员会增加到八到十个。

下果仿佛镇子盛大的庆典，一般需要三四天。下果前一天晚上，要“请”一场电影。幕帐就挂在靠路的柿树上。放映前先燃放一串鞭炮，给演电影的人敬上一碗黄酒。演的片子是人们不知看了多少遍的《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可村里人仍照看不厌。我们娃们不在正面看，钻进柿林里看反面的人影，模仿电影上人的动作，笑够了便盘起一条腿“鹐仗”……第二天一大早，镇上的男女老少都拥进柿林下果。青壮年上树摘果，在树下用长竿子勾果，老人和妇女把牛筋堆成小山（牛筋不需要变软就要摘下），把火果和面蛋小心翼翼地放进筐，小孩子们则挥舞着偶像李向阳式的木头手枪，在林子窜来窜去吆喝着成群的鸟儿。

下果的那几天，柿子可以随便吃，只是不许拿回家。那是一年中难得的快乐日子。

说叫镇，其实只有一条窄街，风一吹就飘了似的。队长只分配活儿，分配柿子是六爷的事。六爷那一辈人都去世了，他就成了镇子的老者。不知从哪一辈开始，分配柿子必须由男性的老者来负责。实际上他也没有多大权力，会计按照各户的人数早已把分配的数字记在了本上。六爷只需按照会计的提示高声念出户主的姓名和数量而已。但六爷不出声，谁也不敢动柿子一根毫毛。六爷很认真，也很威严。他坐在一把竹椅上，俨然连环画上的皇帝。

那几天，六爷一定很疲累，可他很精神。平时，六爷很少出门，偶尔在屋门口晒晒太阳。唯有到柿子红了时，六爷才会拄着拐杖，在柿林转悠，在地上静坐。表面上，他是孤独的。一道道来自天宇的阳光，透过树枝流泻到他的身上。那些细缕的阳光，伴着柿子的飘香，让六爷享受到了完美的愉悦。

六爷的景象是我童年生活中最灿烂的风景。他的表情和动作是一种范本，让我不自觉地模仿。伙伴们玩去了，我一个人潜入柿林安静地坐着。现在想来，六爷在回忆，在思想，可是我没有回忆，也学不会思想，坐在林子里便遭大人耻笑，以为我小小的年纪便中了邪。我学六爷的走路，一步一步地走得缓慢，大人们以为我丢失了什么东西。现在我仍然习惯安静地待在某个喜欢的地方，譬如一条河流，一片树林，一面荒野……当然，现在的我有了回忆，也学会了思想，那样坐着往往就有收获。

关于六爷，让我最为感动的是一个细节。小伙子们上树摘果时，六爷一遍遍地叮咛：别摘完啊，每棵树上留一个。他是惦记着那些鸟儿。他要让鸟儿也分享柿子。给鸟留下的柿子常常在树的顶端，鸟儿绽开翅膀在空中啄食。六爷让人搀着站在半山腰，望着啄柿子的鸟儿微笑。柿树林成了鸟儿的盛宴。几千棵柿树，数不清的鸟儿，绘制出一幅精致的画面。我尾随着六爷登上山腰。我记住了六爷难得的笑容。那笑容镌刻在了一个儿童的心灵中，几十年过去了也没有散失。

庞光镇还有很多令我感动的记忆。曲峪河隐藏着许多螃蟹。夏秋的季节，男孩儿在石头下搜寻，女孩儿在岸上等候。可是当男孩儿捉出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时，女孩儿却惊慌失措地逃散。河里发水的时候，大人们忙着堵堤以防洪水冲进村子。孩子们却在大人们撤退后，用树棍儿在堤上掏洞。我们欢呼着波涛汹涌的大水，想着大水冲进村子有什么不好？那些鸡呀羊呀狗呀地在水中会是怎样一幅情景？哈哈，有趣极了。冬天，飞雪将几华里长的柿林围罩，在林中望天都有些困难。男娃娃一齐拥进树林，玩着雪，仰着身子从高处往低处滑溜，一不小心屁股就碰上一块石头，龇牙咧嘴的，可当疼痛忘记了时，游戏依然继续。

最令我感动的记忆还是柿子红了的季节，镇上人干完活，吃完饭就聚到山腰俯视那些挂满树的红柿，老人牵着孩子，年轻人搀着老人，小娃娃在前头吆喝着：“看柿子啰——”那是一道蔚为大观的风景。阳光初照或夕阳将下的时刻，霞光将柿林映成灯笼的海洋。夏收和秋收太匆忙，乡亲们很难坐在一起交流那些从心底**出的微笑。唯有这时，他们可以舒口气，放展眉头欣赏着，交谈着，计划着未来的日子。谁家的女儿要出嫁了，该喝壶黄酒啦；分下来的柿子怎样过冬，准备过年招待客人；来年要盖新房用柿子在哪儿换砖瓦（那时不许自由贸易）……说累了，起身拍拍屁股上的黄土，扯开嗓门吼上几句秦腔，穿过柿林回家吃饭睡觉。那时节孩子们犯些过错，大人们也睁只眼闭只眼。

二姨要出嫁了。那年我10岁。她嫁到县城边上的吕公寨。按说是个好主儿，女婿高大英俊。可是二姨却显出了忧郁。出嫁的前几天，二姨带着我去山腰看柿子。她坐在草丛上，顺手拔下一根草狠狠地嚼着。我仰头问二姨结婚不好吗？二姨不答，却让我坐在她怀里。二姨的怀抱温热，那一刻我幸福无比。二姨摸着我的头发说：长大了每年给姨送篮柿子好吗？我点点头。二姨流泪了。从那时起，我对结婚这个词有了莫名的恐惧。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二姨的忧郁。那几乎是庞光镇每个女孩子出嫁前应该具备的神态。告别，意味着离弃。这片陪伴着二姨长大的柿林，是庞光镇姑娘们成长的见证，是她们青春的梦想……那一只只火红的柿子，让她们梦绕魂牵。在这贫穷的小镇，唯有这年年泛红的柿林，慰藉着姑娘们那颗朴素而纯情的灵魂。

黎明前，唢呐声响起。激扬，热烈。在我们这儿，姑娘是不等天亮就要出嫁的。二姨由她的堂嫂搀扶着走出低矮的屋门。她泪水涟涟，一路抽泣着走上花车。在接过母亲手中那篮柿子时，二姨揪心裂肺地呼唤着：妈——二姨的堂嫂用一块红绸盖住了篮中的红柿，放下了花车的帘子。帘子垂下，二姨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突然一声鞭响，那是车夫启程的号角，打破了夜空的凝滞。车轱辘吱呀一声滚动了……记得很清楚，那一刻，我站在迎接二姨的花车旁。受到某种气氛的感染，我傻头傻脑地哭。我不知道，除了哭，我还能干些什么。泪眼中，我看见车轱辘滚过一个圆圈。二姨掀开了帘子，朝山坡眺望。她的目光似火焰，点亮了她心中的柿子林。

我15岁那年夏天，在柿子还没红的时候，六爷死了。他生命中最大的缺憾是没有在柿子红了的季节告别人世——这是我的猜想。我潜意识地想给六爷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但是，如同六爷平淡的生命，绝大多数人的生和死都只是一个过程，无法显现出辉煌。六爷死时，我正坐在教室上课。听说，六爷久久不肯咽气，一根手指执拗地点着山坡的方向。善解人意的乡亲们明白六爷的留恋，便把六爷的墓穴选择在柿林里，并且给他的棺里放进几只绿柿。每年柿子红了的季节，乡亲们在下果时忘不了把采下的第一个果子放在六爷的坟头，依然，在每棵树上留一个给鸟儿。

六爷死后，我突然想起了二姨。这年柿子下来后，我骑车带了一篮柿子送到二姨家。仅仅五年，二姨的眼角就有了明显的皱褶。她已经有了一儿一女。看见我，二姨惊喜地叫了声——那气味像倒退到五年前，我在她怀里感受过的。刹那间，我几乎陶醉。二姨接过篮子，用手背抹了把泪，说你还记得二姨说的话啊。说完，二姨就笑。那笑声灿烂如风，幸福地飘过我的记忆……县城距庞光镇二十几里路，二姨又不会骑车，她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回娘家看望父母，给祖先的坟头化纸上香。那柿子红了的景象，她在生命的岁月中很少再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