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坊
看见了磨坊，温柔便注入内心。村口，土屋一两间，背风处是门洞，却没有门扇，土屋正中安置磨扇，门前有几棵老树遮风挡雨。磨坊前有口老井，井台上站着一架辘轳。摇着辘轳的木把儿，辘轳绳一圈圈的卷着，一桶水就出了井口，用以淘洗准备上磨的粮食。这是磨坊的基本环境。与一般的乡村土屋不同的是，磨坊的窗很小，有的索性无窗，以防风吹散了磨出的面粉。这样，即使是白昼，也需有人为的光亮。早先是油灯，悬挂在磨扇上方。从土屋的横梁上拉下一根麻绳，吊着油碗油灯。一根捻子的光亮忽闪忽闪，磨扇忽悠忽悠的转圈。偶然一瞥，这影子就印在了土墙上，化为一个巨大的虚无，仿佛梦游的情景。后来油灯退伍，换成了电灯，麻绳换成电线，磨扇的转圈便真实可见。拉磨子的大多时候是驴，它被“暗眼”捂住双眼，以防看见粮食嘴馋。“暗眼”是关中方言，叫眼罩子更容易理解。它的构造原理类同于眼镜，用途却相反，装镜片的地方被一层黑色的厚布代替了。自然光的暗淡或明亮，对驴无用。只要在磨坊里转圈，它就只能置身于黑暗之中。趁着人不注意，麻雀会从门洞里潜入，争抢着落在地上的粮食碎屑。
对于磨坊，年龄比我小一轮的人要摇头。由此，必要的介绍是必须的。如果耐心点，是能看出一些门道的。
两个大小相同的磨扇上下相扣，上扇旋转，下扇不动。这样的情景很容易让人想入非非，不过这是磨粮食的过程。处在上方的磨扇稍薄，有对称两眼，为灌流粮食用。上扇中心一碗粗孔，填木，做丁字杆悬空，关中人称作“揽创”；下部做轴眼，和上扇的短轴接洽吻合。上下扇洽口里均锻凿有齿，以利粉碎粮食。两扇磨相扣放置在泥台或木制支架的大木盘上，上扇安置磨杠，供挂套绳，搭上粮食套上牲畜拉磨子转圈。粮食由磨眼流下经磨口从磨缝流出即碎。另有面柜，形似板柜，四条腿，一张盖，内有四方框架，可放面箩，摇动摇把，面箩震动，麸皮留下，面粉落于柜。如此反复，直到把粮食磨完。面箩用木板制框架，底用马尾织如丝网，有粗细两种，用以磨颗粒大小不同的粮食。
这是旱磨。水量较大的村子，也使用水磨，不过很少。旱磨用畜力，水磨靠水力。无论水磨旱磨，都需定期整修。磨齿损了，磨缝就会松开，这就需要凿深，乡下人叫“起膛”。这是手艺活，号称锻匠。他们身背钻铳铁锤，走街串巷，吆喝呐喊：起膛咧！
磨坊，是粮食通向肠胃的中转站。粮食的颗粒经由这里化为细末，成为人可以咀嚼的食品。吃，是天下第一的大事，连孔老夫子都在念叨着：民以食为天。因此，关中人视磨子为神。春节时在磨扇上贴上大红的“福”字，在磨眼里燃上柱香，在磨沿上点亮蜡烛。这是乡下人的感恩方式，含着内心的虔诚。他们想着，磨子辛苦了一年，也该喘口气了，于是把磨的上扇抬高用砖块垫起，卸下磨上的拨架。土碾称青龙，石磨称白虎。它们皆有灵性，善解人意。
在关中，大大小小的村子里，都会有忙碌着的石磨。它是村子最早的人发明出来的，应当是文化遗产。数千年来，从没有人想过要改变它，结束它的使命。然而，就在上个世纪的中后期，它却面无表情的和关中人告别，成为被历史的遗物。它不会表白什么，甚至连声叹息也没有留下。可是它曾经的主人，却总是提起它，目光里布满茫然。他们的生命，曾经寄存在石磨的吱呀声里。磨坊的暗影，镌刻在他们渐渐依稀的记忆里。
坚硬的磨和温柔的心，这是乡村和谐的组合，成为我内心永恒的风景。
粉坊
终南山的曲峪很少人家，拥有上好的自然植被。秋雨之后，清澈的河水就铺满河床。曲峪河的北岸的那个村子是穆家堡，走过一棵弯着腰的皂角树，就看见了粉坊。三间土坯房，黄泥墙皮与土坯剥离，变形的墙基把木框窗压得松松垮垮，一幅飘摇欲坠的样子。粉坊在村子的正南，正对着牛头山，是副吉像。粉坊一旁，围着竹木混杂的篱笆，其中种着白菜、萝卜、莴苣、韭菜、大葱，夏天的时候，还有黄瓜、西红柿，站着一排排豆架。到了秋天，篱笆里就传出蛐蛐儿的叫声，欢快，透着韵律，像是幸福的召唤。这就是粉坊给予我的最初印象。
鸡鸣三遍，粉坊的主人披着星月用扁担挑着水桶去曲峪河担水。白天，总是有不懂事的孩子在河水里玩。黎明前的河水自然无丝毫的杂质。这条河的水质好，做出的粉条柔软细长，这家的粉条也就卖得快，生意相当不错。这是家庭作坊，窄狭的空间挤满了物件：木桶、水缸、灶台、案板、漏勺、木棍、支架、大铁锅、蓄水池、做粉的原料。粉匠的身子被静态的物围裹着，唯有他是个自由的物体。与粉坊有缘的理由很简单：粉匠的孩子和我是伙伴。我常常钻进他家，看他爹做粉条。那时，我刚刚学会观察事物，一点也不厌烦那做粉的过程。那和好的淀粉，浓稠适当，拿起一点，就吊成一条线，装进漏勺里。粉匠挺直腰板，站在灶台上漏粉，抡起巴掌有节奏地拍打，像击打战鼓一般，催动千军万马。那淀粉糊糊，像一条条不间断的银线，吸引着我的眼球，落进沸腾的锅里，经滚水煮烫，立刻成了一条条白生生的粉丝漂浮上来。粉匠引出粉丝，溜进灶台边的冷水锅里透凉捞出，放进清水池浸泡，而后挂到一尺长的木棍上，搭在场院里的支架上晾晒。
之所以对粉坊有兴致，是因为它门前的那棵皂角树。它孤零零的站在河岸上，这就招来了南来北往的风。风好水好，它结的果就多，以至于不堪重负，弯下腰去。皂角的果实成熟了，大人小孩站在树下，瞄准扁豆一般的皂角果用竹杆打，用石头扔。手一扬，哗啦啦，就落下来一片。它的果实捣碎了泡水，可以洗衣服。洗前除去皂仁，用石头或木棍捣碎，夹进衣服里面，在搓衣板上搓呀搓，用木棍捶呀捶。夏秋的夜，如果有月光，女人们就端着一盆脏衣下河去洗。一盆衣服，一两串皂角就洗净了。洗完衣服，女人猫腰把头发漂进水里，用皂角水来洗。一棵树，营造出了粉坊门前的人情世故。当然，一个更重要的缘由是，我喜食粉条。一条条光溜溜的下肚，舌头、食道都有着熨帖的感觉，那是少年时的快感，顺着时光的隧道，一直延伸至今。
阳光下，支架上悬挂的粉丝，像一道道雪白的瀑布，逗得馋嘴的孩子围着转。岁月不饶人，老粉匠逐渐离去，而村子里的年轻人又不肯学这手艺，纷纷奔向城里，乡村粉坊便逐渐清冷。尚存的老粉匠不希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毁在他们这辈人手上，依旧坚守着祖辈的遗物，守望着这份古旧。
粉条是粗粮细做的产品，也是关中人生活中喜欢食用的副食品。加工粉条的原料有多种，第一是薯类，有土豆、红薯等；第二是粮食类，有豌豆、玉米、高梁、绿豆等。加工粉条一般都在深秋或冬季进行加工，这时节收获了做粉的原料，新鲜，做出的粉条顺溜、有韧劲。粉条分为板粉、二四粉、线粉三种。板粉宽约三至六分，用作烩菜、吃火锅，关中南部的户县做出的猪肉臊子炒粉条，是吃米饭的的菜；二四粉用于烩菜、炒菜、凉拌菜，线粉用于凉拌菜，也可烩菜；线粉条条杆均匀，透明发青白色，耐煮，吃起来光滑柔韧。
去年秋天，我去了庞光镇，那家粉坊不在了，皂角树、篱笆统统不见了，我所惦念的蛐蛐声也没有了，代之的是一幢漂亮的小楼，四周打着水泥地面。楼房很漂亮，可是我很落寞。世界仿佛一下子沉寂了，唯留下我的孤独。主人在水泥地面上洗车，他更是陌生，长相有点恶，一点没有昔日主人家人的气质。他横过身，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
昔日的伙伴家不知搬到了哪里？粉坊又去了哪儿？物是人非的情景，虽然令人落寞，但毕竟“物”还在。而眼前，“人”非“物”也非，就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豆腐坊
还有一个无法被汉语词典抹去的词语：豆腐坊。豆腐，是一种不在泥土里生长的菜品，在汉语的词汇里，它和西施组合，给人以遐想。西施，春秋末年越国的美女，后用作美女的代称。自从鲁迅的《故乡》里的杨二嫂出现以后，豆腐西施便成了出身贫寒的漂亮女子形象。后来翻阅史料，才知道豆腐西施并非鲁迅始创，在清代的小说、笔记中便有例证：“不料那东村里也有一个标致细娘，叫做豆腐西施。虽不能与臭花娘并驾齐驱，却也算得数一数二的美人了。老子豆腐羹饭鬼，薄薄有几金家业，只生得他一个独囡。”（张南庄《何典》卷八）。
白皙，软绵，细嫩，容颜之美，拥有一种上佳的视觉效果。比起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豆腐和白菜属于“寒品”，古语中的“食豆腐白菜”用于比喻某些居官清贫、待遇低下的官员的寒酸生活。虽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豆腐具有清寒或不富贵的文化含义，但它确实是各类人等喜爱的蔬菜。
俗话云：世上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磨豆腐的苦不在于力气，而在于要起得早，半夜三更就要从炕上爬起来泡黄豆。将黄豆去壳筛净，水洗后放进水缸内浸泡，冬天浸泡四五个小时，夏天两三个小时。所以这活就逼得你非得早起，如果偷懒，头天晚上睡觉前就泡，就会失去浆头，做不出豆腐了。夏天还好说，寒冬里凌晨从暖烘烘的被窝里爬出来，那绝对不是滋味。
过去，我们队上就有一个豆腐坊，在打麦场的场房里。我虽没有磨过豆腐，但是常常进去溜达。一进去，就闻得一股生石膏的味道。做豆腐离不开生石膏。将生红石膏放进火中焙烧，用锤子轻轻敲碎石膏，这是做豆腐的一个关键工序。有时没有把握好，石膏烧得太生，豆浆就有一股鸡屎味。生石膏的味儿有点呛鼻，一进豆腐坊我就会打喷嚏。
做豆腐的关键环节是“点”。无论以前的程序多么冗长，“点”得不好，自然前功尽弃。豆浆煮到一定温度，把烧好的石膏碾成粉末，用清水调成石膏浆，冲入刚从锅内舀出的豆浆里，用勺子轻轻搅匀，这叫点豆腐。数分钟后，无需考验耐心，豆浆就会凝结成一个非常文雅的名词——豆腐花。凝结的豆腐花用勺子轻轻舀进已铺好包布的木托盆里，盛满后用包布将豆腐花包起，盖上板压十到二十分钟，水豆腐就做成了。如做豆腐干，要将豆腐花舀进木托盆里，用布包好，盖上木板，堆上石头，压尽水分，即成。
做豆腐是需要考验耐心的。关中人常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但要早起，还要晚归，两头不见阳光。豆腐做好了，就要挑着担子走村串巷沿街叫卖，卖完了才能回来。关键是做豆腐的过程太繁琐，要上心，一不操心就弄“日踏”了。所以，队上的豆腐坊虽然工分高，但还是没人愿意去。仅仅过了两年，我们队的豆腐坊就“塌伙”了。
磨豆腐这门手艺，世代传承最好。乡下的豆腐坊，能坚持长久的基本上都是家庭作坊，小打小闹居多，也有进行全天候作业的，同时生产豆花、豆腐脑、豆腐皮、豆腐乳等其他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豆渣，是猪喜爱的饲料。
挂面坊
关中人吃的面条，是女人在案板上用擀杖擀出来的，这就很费时间。后来发明了挂面，就省事多了。逢年过节的，挂面就成了礼品。探视病人，看望老人，挂面是首选的礼品。病人的胃弱，需要精细、易消化的食物。女人家探视月婆子，礼品包里一定少不了挂面，而且还要在包装纸上贴一个红纸条，以示喜礼。在乡村，挂面是有地位，有身份的。
听着秋天里的蝉叫，就想起挂面坊。这不是幻觉。四十年前的那个秋天，我开始在庞光镇中学上初中，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叫王寨的村子。村口有片杨树林，过了树林，就是一家挂面坊。听见了蝉的叫声，我就知道，挂面坊到了。有时，我就进入树林寻找知了壳，拿去药铺换钱。树林很窄，一个转悠就到了挂面的架子旁。趁着主人没出门，在蝉声的聒噪下，我会弯下腰，捡拾架子下落下来的零散挂面。拾一大把，飞快地潜入树林。那是一种类似于偷窃的过程，带着耻辱的记忆。
相对于磨房、豆腐坊，那家挂面坊就明亮得多，屋檐高，窗户大，充足的光线以便作坊的主人操作时明察秋毫。挂面坊是要向阳的，因为挤压出的细长面条要经过风吹日晒，才能干透包装。后来，我还见过几家挂面坊，都是在村口，门前的高台上搭着架，挂面条一丝不苟的挂在上面。天空悬挂着很高的白云，在它的俯视下，挂面的架子何等渺小，做挂面的人也许连一只蚂蚁都不是，可在我那段时间的眼目里，挂面坊就是整个的世界。
做挂面远没有磨豆腐那样烦冗复杂。先把麦子加工成白细的面粉，把面粉放入大瓷盆内陆续加水，再加细盐。歇后语里的“挂面不调盐，有盐(言)在先。”说的就是这个过程。加了盐的面，筋道耐煮。加盐后，用手搓揉成均匀的面团，取其适量放入底面有众多小孔内壁光滑的厚铁漏桶里，上部垒压木柱，柱上用支架杠杆用人力下压，木柱进入漏桶使面团从漏桶底的小孔被挤出成细面条。这是挂面的雏形，含着大量的水分。之后，它被搁置于存有面粉的大笸箩内，待一桶面团挤压完后从漏底切断，遍撒面粉避免黏连，用竹竿挑到户外的晾晒架，接受阳光和风的检阅。干透之后，用旧报纸或者旧书的纸页卷成一个筒状。如此，就是成型的挂面。
这是我目光里的一个旧景，飞扬着阳光的辽阔，以及风的浪漫。在小城住了许多年，每日被生活、工作和文字所累，竟然遗忘了挂面坊。是我的遗忘，它仍然真实的存在着，而且就在小城不远处的西韩村。由于曾经有过的耻辱感，我依然不能居高临下的俯视它。只是，它里面传出切割面条的机器声，让我感到不舒服。机器切割的挂面条，远没有手工操作出来那样的亲切。这样的感觉很荒诞，但却真实的存在于我的大脑。我明白，这不仅仅是怀旧的意识。食物，经由人的手指，有着身体的滋味，汗水的气息。粮食，只有穿越了身体，变身成食物，我才觉得具有安全感。
挂面，具有礼品的身份，就不能天天食用。关中的汉子还是喜欢吃自己女人在案板上擀出来的面条，有自己婆娘的气味，厚实、筋道，有嚼头，进了胃里实在。所以在我们这儿，挂面坊并不是村村都有，方园四五里有一家是个挺合适的比例。
挂面坊的主人最讨厌阴雨连绵的日子。夏天一打雷，他们的心脏就跟着颤抖。夏天多是阵雨，秋天才更烦人。经过风吹日晒出来的挂面自然成形，色泽光亮。如果阴干，则色泽暗淡，有时还发霉。碰到阴雨天，做挂面的人一边骂着娘，一边收了门前面架上的挂面条，索性在作坊的土炕上呼呼大睡。睡得乏味了，养足精神了，要是太阳还没出来，就在屋里支一桌麻将，支应上香烟招徕乡友，以打发潮湿的时光。
醋坊
我小时吃的醋，是在供销社里买的，先是秦渡镇，后是庞光镇。那醋也许是加了水，不几天就“白花”。这个词是方言，指表明起了一层白色的漂浮物而变味。以后住在县城里，我买醋就再也不进商店。至于醋是怎么做出来的，一点也没想过。后来在县城的中学教书，一个初中的同学给我送来一壶醋，说是自家酿的。他家在化西村，庞光镇的南边。过了段时间，我应邀去他家，见到了醋坊的样子。一栋四合院，屋檐下挂着一排红灯笼，门楣上写着“崔氏醋防”，一进门，到处是醋缸，贴着红纸，口上封着红布条，用黄布带扎着。屋子正中的八仙桌上，供着一尊神像，不知道是哪路神仙，我也不好意思打问。
据说，醋是古代酿酒大师杜康的儿子黒塔发明的。黒塔学会酿酒技术后，觉得酒糟扔掉可惜，由此不经意酿成了醋。这个“不经意”，就改变了饭菜的味道。对于这个说法，我从来就不相信。杜康况且是传说中的人物，他的儿子岂是真实？醋，是在自然环境中生成的，当然是乡下人发明的。
醋的加入和渲染，让粮食和蔬菜成为北方人的美味佳肴，关中人无醋不成饭。醋的脾性为酸，属中性的调味品，适合北方人的口味。人生的况味无非四个字：酸甜苦辣。酸字冠首，可见其重要。而且，它在古典中具有多种功能。《本草新编》里说它“入胃、脾、大肠，尤走肝脏。”《本草拾遗》描绘它“破血运，除症决坚积，消食，杀恶毒，破结气，心中酸水痰饮。”《随息居饮食谱》更是赞扬它具有“开胃，养肝，强筋，暖骨，醒酒，消食，下气辟邪，解鱼蟹鳞介诸毒”之功能。妻子晕车，她不知从哪儿听来了偏方，上车前不吃晕车药，而是喝下小半碗醋，还挺管用。醋还治疗失眠昏厥，能擦亮皮鞋，除头屑，除狐臭，去掉玻璃上的油漆。房子有异味，用醋蒸熏房间，能起到杀菌的作用。廉价的醋，真想不到有如此多的妙用。
就口味来说，南方人喜欢甜，北方人喜欢酸，所以，南方人绵柔，北方人火爆。一滴醋，造就了人的脾性。关中人对醋的感应是非常敏锐的，甚至不用尝，端起饭碗，用鼻子一嗅就可以知道醋味的轻重。人都晓得山西的老陈醋，其实关中醋更容易为人接受，不但酸，而且香，催发人的食欲。每次去北京，临行前在京的亲戚朋友总是会让我捎上几壶富村醋。
醋有两种做法：酿和人工勾兑。关中人很少采用后者，认为那是投机取巧，不地道。酿是传统做法，叫酿醋。一个“酿”字，所用的是时间。醋的原料是包谷、高粱，麸皮、稻壳，也称粗粮。酿醋的方法是生料固态发酵，需经十六七道程序。其过程为：破碎原料，用水浸润，蒸料冷却，原料接种，液化糖化，醋酸发酵，熏淋过滤，其中某些环节要重复进行。真正的好醋，就要像酿酒一样，发酵的时间越久，醋越醇香。
关中的醋坊，皆为民间作坊。富村，在户县大王镇，坐落于108国道西（西安）宝（宝鸡）线上。二百多户人家，有醋坊数十家，产品的牌子有：清香米醋、香醋、熏醋、陈醋、南瓜苦荞醋等，风味独特，香味深长，畅销国内，销至港台，前来买醋的车辆常常就堵塞了交通。十里之远，便闻醋香。
磨坊早已消失，醋坊依然执着于乡下。它知道自己在关中人生活中无可替代的地位，粮食可以使用机器磨碎，但是再先进的机器也无法复制出关中醋的味道来。乡村的某些物事，科技无法改变。所以，它依旧坚守在关中的泥土上，充当着乡村的风景，诠释着幸福的含义。它像定格的画面，历史的手掌无法翻过这一页。
现在住的地方离化羊村远了，再说也不好意思白吃老同学做的醋，于是就常常提着塑料壶去富村买醋。一进某家作坊，香味扑鼻而来，顿觉神清气爽，肠胃蠕动，有一种被熏陶的意味，于是闻闻醋味，摸摸醋缸，看看包装，和主人聊着醋外的话题。我不可以打听主人做醋的过程，那是人家的秘密，与我无关。
富村亦有民间诗人，赋得一首古曲：咏户县大王醋：古村依在终南下，清流碧、绕三匝，朝霞夕照真如画。树梢几点鸦，门前一片花，笑飞秋千架。天地间酿就精华，不小心酸掉门牙。怕闻香，香赛酒，酒还夸。一两口能平血压，三五滴敢治疮疤，老妻少美容颜，调五味只凭它。火车拉、汽车拉，沿街叫卖进千家。味好价实休怕假，来来来、真格是狗追鸭子叫呱呱。
油坊
秋风掠过，我萎缩了一下脖子，便看见了油坊，这是在祖庵古镇的丁字街口，一棵高过屋顶的古槐，遮掩着油坊的铺面。老槐细碎的叶子在树根处堆积了一层深沉的黄色，那是我年轻时钟情的色彩。我甚至不忍心踩踏那些铺展在地上的槐树的落叶，因为从吱吱呀呀的声音里，我总能感受到叶子的心碎。
起初，我并没有留意到这座油坊。它被夹在两个宽大的铺面中间，丝毫不起眼。它的门面只有一间，且低矮破旧，门漆的颜色已显得不伦不类。如果不是那棵古槐，我会忽略它的存在。走近了，才看清楚它的字号：邱记油行。油行，这是雅号，其实就是油坊。生活的内容就是油盐酱醋，油在第一位。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吃油毕竟是稀少的事情，所以只有大点的镇子才有油坊，村子里是少见的。祖庵镇是王重阳修炼成道之地，有上万人口，油坊的出现一点也不稀奇。
接下来我看见了古老油坊的全貌。磨棉籽的石磨、蒸坯的锅台、炒籽的锅台、黑亮的油柜、滑车、油箍、砂锅、木锨以及炒籽的燃料棉籽壳。这是油坊的背景，仿佛在那部黑白电影里见到的。我合拢双唇，用鼻子深深的呼吸，那清香就沁入了我的五脏六腑。
油坊是历史传承下来的古老工艺作坊。记忆里的油坊，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会儿，按照计划经济的安排，关中是重要的产棉区，棉籽成为主要的榨油原料。棉油的生产是采用机械挤压棉籽仁而使油液逐渐析出的机械挤压式原理，工序是：炒籽──磨籽──裹麻森──压榨。油匠是个瘦矮的老头，戴着一顶黑忽忽的帽子，胸前挂着遮盖住双膝的蓝围裙，吊带绕在脖子上。他用长方形的木锨板把端头通过麻绳绑在炒锅正上方房屋的横梁上，木掀适当吊起。点燃火后，将棉籽投入炒锅，上下不停地搅动。
磨籽用的是石磨，比磨面的磨盘大一到两倍，磨齿花大而深，磨眼粗。磨籽取仁的过程记不清了，只留下左手前后摇动，右手撩拨翻搅，棉籽仁由筛孔纷纷扬扬落下的细节。一切都在有条不紊中进行，无比逼真的在我眼前呈现。忽然，无休止摇动、翻搅的双手刹那间停滞，油匠的目光斜过来，向我一瞥，像是携带着疑问。我在想，他是在怀疑我偷窥了他的手艺吗？我很委屈，那时我的心思在文字和书本上，对乡下人的手艺根本就不在乎。可是，那个油匠哪里晓得。在他的心目里，手艺便是吃饭的本钱，挣钱的来路。被别人窥视，他当然不悦。我虽是委屈得眼泪都快滚出来了，但还是自知理亏，于是仓皇溜走。
那质疑的目光摧残了我的记忆，依稀留下土牛、夹角木、握子、顺梁绳这些古旧的词语和油的清香。毕竟那会儿，油香是对我极具**的，不像现在，一闻见过重的油味，便会皱眉。体检过后，医生总是叮嘱我，你的甘油三酯过高，忌油腻的食物。
省力、高效的榨油机械的出现，让沧桑的油坊几近绝迹。前不久去礼泉县的袁家村，在“关中古镇”的仿古街意外重逢了古色古香的老油坊：德瑞恒油坊。它大敞着门，放我进去。昔日的秘密，现在打开供人观赏。在时间面前，世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我看见了榨油的器具，老朋友般，竟有了亲切的感觉。久违了，棉籽油的清香。我搅动舌头舔着嘴唇，依恋着尘封在记忆里的老油坊味道。
烧坊
酒的作坊相比于乡下其它的作坊来，是它的空间大。空间大，就掩藏不住秘密，做酒的过程也就无需遮遮掩掩。但殊不知，做酒的流程大同小异，秘诀在于做酒的方子。那方子无需写在纸上，而是烙在主人的头脑里，谁也无法窃取。
酿酒的作坊，恐怕是最古老的民间作坊。《说文解字》上说，从禹时开始就有了酒的酿造。这么说，中华文明从酒开始并不为过，至少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同步。《杜康造酒》所述，酒，特别是烧酒（蒸馏酒）最早起源于夏代，由夏代第五个君王少康（又名杜康）所发明。正所谓杜康造秫酒，开启人类应用曲蘖的新纪元。杜康也就理直气壮的成了中华民族的酒祖、酒圣、酒仙。
关中人把白酒称烧酒。一个“烧”字，涵盖了做酒的主流程。做曲、糊化、蒸馏都离不开温度。据考，有文字记载的关中民间酿酒作坊兴盛于清朝。清代大儒王丰川在《丰川续集? 荒政考》记载，康熙时“户邑地境于西安为最小，而烧坊一百二十余座，大者岁烧谷七八百石，小亦不下四五百石，则是户邑之粟一岁为烧坊耗者将及六七万石。”可见关中人对烧酒的偏爱。“户邑”即今天关中南部的户县，享誉关中的户县龙窝酒坊发端于清光绪年间，是关中地区传统酿造工艺的典型代表，至今不衰。
酿酒是民间作坊最为复杂的工艺过程。电影《红高粱》中的镜头只是它的微小部分，而且关中人的酿酒更为精细。这是因为，关中往往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如同他们的性格。宛若葬埋皇上那样，深藏墓穴的秘密。酒的主原料是包谷、小麦、高粱、大米，也有以红苕、柿子、甘蔗、洋姜作原料的。其操作流程是：制曲→筛选原料→浸泡→沥干→蒸熟→摊凉→拌曲→培菌→糖化→活化→入缸发酵→蒸馏→贮藏。
关中白酒，有“东龙西凤”之说。“龙”指龙窝，“凤”指西凤。108国道西（西安）宝（宝鸡）线之北30公里处，便是龙窝酒作坊所在地。龙窝酒志记载，昔日龙窝，东西临河，曲流九湾，积水成潭，常有低云起雾巨龙腾空之壮观。人云：龙卧福地，饮水还童龙窝，因此得名。此地临近渭河，烟波浩渺，水源丰富，有“龙眼”、“龙窝”之说。龙之气象在于水，这酒便有了十二分的甘甜醇厚，余韵悠长。作坊门开东方，古朴陈旧。门是黑漆，墙是青石，顶是青瓦，地是卵石，气是清香。置身其中，只觉仙气裹身，心便有了十分醉意。酿酒的主作坊长十间，宽三丈，门前一棵倒垂柳，进门，叶子便拂过脸面。数十师傅在其间忙碌，不时有“踏曲”的号子声起，气势雄浑，古老沧桑。
酒如一个老人，越老越有味道。喝酒，便要喝储藏十年八年的。酒的作坊无论大小，总会有一个储藏室，青瓷的陶缸、陶坛挺着一个大肚子，口端被棉布密封，上边再加一层黄泥土，存放几十年也不会变质。储藏间的门总是上着锁，锁上落着灰尘，像是珍藏着古老的岁月。贮存的过程使之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又使某些微量元素在酒中自然结合和摈弃，使酒中酸、酯、醇溶解混合和老熟，达到清亮纯正、蜜香清雅，酒体丰满醇厚，绵甜柔和，余味爽净的品质。
也有家庭小作坊深藏于村巷深处，檐头橙黄色的三角旗被风摇摆。摇摆出来的，既有鸟雀的叫声，还有陈年的酒香。小酒坊，价格自然便宜。循着酒味，家里“过事”的乡下人拐过条条街巷买酒来了。
丝坊
一幅褪色的画面，长久的挥之不去，这便是粉坊。家院里，一架木制的丝机，一个盛着蚕茧的箩筐，一个白发女人，雪白的蚕茧在丝架上被拉成丝线。多么温馨的画面，可是我再也见不到了。依稀记得，那白发女人的手腕上戴着一副发黄的镯子，她坐在木制的长条凳上，弓起的背，牵长了我的目光。
这是童年里秦渡镇西街的一幕情景，窄长的街上，我在不知缘由的奔跑，串街的风掠起了我的头发，忽然我的脚步就停下来，朝两扇打发开着的门里看去。我先是看见了那个驼着的脊背，然后看见了她脑后挽起的白色的发髻，怯怯的跨过门槛进去。那年我七岁，这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发生好奇的年龄。我不晓得那个我应当称作婆婆的老女人在做什么。绕到正面，隔着丝机，我看见了她的脸，瘦长，下巴上有颗黑痣，额头的皱纹如丝线般细长。至于其它的特征，我再也回忆不起来，唯留下这样的细节。忽然来了一阵风，丝线在微微摇晃。老女人张开嘴喘口气，这个间隙她抬起头看见了我，脸上呈现出微笑。她站起身，在箩筐里拿出一个白色的蚕茧朝我摆摆手，我过去站在她身边伸出手，那颗蚕茧就落在我的掌心了。
温馨的记忆就这样永恒于我的内心。七岁，是记忆的第一页。那个时代的孩子大脑迟钝，不像现在的孩子，三四岁怕是已经留下记忆的片段。如果，我们家不搬离这个镇子，我也许会和那个老女人产生更深的情感，也许，我会十分自然的呼唤她一声：婆婆。
可是，在这之后的没有几天，我家就搬离了秦渡镇，到了另外一个镇子：庞光镇。我想念着那个婆婆，想念着那架丝机。婆婆给我的那颗蚕茧，雪白，像圆鼓鼓的花生的一半，在手心握着，圆润，光滑。怕它失去，紧紧攥着的手心都冒出汗来。十年后，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就重返秦渡镇，两扇木门依旧，只是里边不见了那个婆婆，以及那架丝机，唯留下空****的风。我不死心，后来又几次骑车到镇子的那条街的那两扇木门前站立。我始终没有跨过那道门槛，只是想着婆婆是躺在炕上了呢，还是老死了呢？我很悲伤。悲伤在我的生活里时常有的事情，但是这个悲伤给与我的影响太长久了。
后来，我就留心着乡下的丝坊。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乡下的泥土里忽然长出了大片大片的桑树，一幅蚕园茂盛的景象。于是，在杨家堡的西头，我又看见了丝坊。一座很大的院子里，上空搭着石棉瓦，地上站立着数十架丝机。大门一旁，挂着一个长条的木牌，上面写着：杨家堡蚕丝加工厂。年轻的女人们坐在丝机前，将蚕茧挂成线。这是一幅热闹的景象，让我想到一个老掉牙的词语：热火朝天。
加工厂，这是一个现代的词，在我的意识里，它仍属于丝坊的性质。丝坊，多么人性化，多么古旧温馨的称谓啊。翻开《户县志》阅读，知道了生产蚕桑是户县由古迄今传统的家庭副业。那时候，乡下人以种粮为主，桑树只能长在庄前屋后、沟坎渠边，零零星星几棵，蚕，那个不停地蠕动着的小生灵，挨着挤着，形成一个幸福的大家园。桑叶铺盖了它们的身子，于是，它们张开嘴巴，将桑叶撕开一个个小孔。于是，细微的“沙沙”声响起，连成一片，宛若细雨落在密集的树叶上。后来看到“雨打芭蕉”这句词汇，想着用它来形容蚕吃桑叶再合适不过了。深夜，写作累了时，我伸伸懒腰走到院子，孤立于月夜里，我在渴盼着能够慰藉心灵的什么好听的声音，那一定可以诱发我的灵感，并缓解疲累的肢体。想了半天，蚕吃桑叶的幻觉就出现了。那样的声音，在我的生活里再也聆听不到了。这样的时刻，我非常的落寞、孤独。现代的声音，尽管五花八门，新鲜感层出不穷，然而那种质朴的、古典的，可以感动心灵的声音很少很少了。
蚕吃了桑叶便慢慢长大，成为一个个大青虫，接下来成为蛹。织丝要在成虫之前进行，否则就会变成扑棱蛾子，化为飞蝶。所谓的丝坊，就是加工蚕丝的作坊。
旧时，关中人身上穿的衣，就是由丝线织成棉布，漂染上色后一针一针缝出来的。“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的《游子吟》，曾经令我们为之感动。
糖坊
在我看来，糖坊是一个奢侈语。草民百姓，吃饱肚子足矣，何以吃糖？等到再深入了去，才发现自我的认识是一个误区。关中人极其重视灶王爷。灶王爷能保黎民百姓吃饱肚子。腊月二十三、二十四是关中人隆重的祭灶日。如果遗忘，则可能第二年地里颗粒无收，肚子无食可进——这是神的惩罚。传说灶王爷在这两天上天向玉帝禀报人间温饱。人们自然希望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再穷的人家，也不会忘了祭灶，而祭灶的祭品便是饴糖。如此，糖坊的存在首先保证了关中人的精神需求。
糖坊所制之糖，并非现今之蔗糖，而是用粮食做的饴糖。周代人们用饴来赞美古公亶父：“周原朊朊，堇荼如饴。”（《诗经?大雅》）歌颂古公宣父将他们带来如饴般肥沃的周土，可见周代人们已经开始懂得利用饴糖。成语“甘之如饴”就是这么来的。东汉郑玄在注释《诗经》和《周礼》涉及到“箫”字时道：“编小竹管，如今卖饴饧所吹者。”可见，至少在汉代卖饴糖已经成为一种民间行业，此后“吹箫卖饴”逐渐成为了古代夜间卖饴人的形象。
糖坊并不多见，一般在关中的古镇才可发现。距西安二十多公里以西有个大王镇。这是一个田园式的古镇，鸡犬桑麻，篱笆女人和狗。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发现了一座糖坊。那还是上世纪末，我遵从县委的安排，在这个镇子进行农民教育活动。在镇子上走着，用官话说是体察民情，而我完全是在感受一座古镇的风土人情。忽然，“赵氏糖坊“几个魏体字就出现在一座低矮的门楣上。门大开着，无需敲门。进去，迎接我的是一棵黄杨树，它的叶子匍匐在窄小的老式木窗上，枝上挂着一个鸟笼，里边蹦跳着一直我叫不出名字的鸟，用一双绣眼盯着我看。屋子里一老人正在低头忙活，对我的贸然举止置若罔闻。做糖这样的手艺，在若干年前那绝对是秘密，不仅可以养家糊口，还可攒下相当的积蓄。可是现在，谁都可以对它视之不见。更美味的糖果拥挤着超市、副食店的柜台，且价格十分的便宜，完全用不着依赖手工做糖度日。
糖匠的年龄起码在七十朝上了，清瘦的骨架清晰可见。正在用碾子把大麦芽碾成豆浆，好一会，他才用苍老的喉音问我：“买糖啊？”我是个老实人，说不买不买，随便看看。他不吱声了，也没有赶我走的意思，依旧忙他手中的活。他把豆浆和泡软的小米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搭在甑篾上，放在滚水锅里蒸馏。这当儿，他歇了手抬头看我，问道：你是镇上的干部？我夹着一个公文包——乡镇的干部大多是这样子。我回答说是县上来的，没见过糖坊，就想看看咋样做糖。他哦了声，慢慢悠悠的说：先前镇上有十数家糖坊，现在祭灶都买现成的祭品，所以都关门了。我问一年有多少收入？他淡淡地说：收入？还不如摆个烟酒摊摊，我的两个娃儿嫌这不挣钱，都出去打工了。
我再不语。眼前的老人之所以依旧开着糖坊，只是为了满足一些上岁数的人的怀古情结。酿糖的民间手艺，眼看就要绝迹了。这是不是应当列入“非遗”保护的范畴呢？我给县“非遗办”打了个电话，负责的人是我的学生。他爽快的答应了，说是过几天来看看。他负责拍照、整理文档。
老人的脸上绽露出笑容，说这糖并非只是祭灶才用。煎肉饼，调凉菜，做糖果，还用于药方，去火消痰，调中补虚。
环顾糖坊，一个大锅头、一个大瓢锅、一个大甑篾、一个大老瓮、风箱、筛子、水桶、笊篱，燃料是煤炭、木柴、毛柴。
步出糖坊，黄杨树枝上鸟笼里的鸟才起了声，用鸟语向我再见。
中药坊
庞光镇，窄长的一条街，弥散着中药的气息。这里距秦岭的终南山近在咫尺，是关中南部重要的中药市场。每逢市集，从南山采来的药材铺满街道。镇中心路南的一个高台阶上，是百草堂药坊。台阶有五层，青石板，上面布满深浅不一的坑凹，面积不大，是人的脚掌、鞋跟留下的足迹。能给青石板留下明显的痕迹，足以证明其年代的深邃。三间铺面，全是黑漆的木板，檐下吊着一排长圆形的灯笼，暗红色，光也不甚亮，萤火般的，仿佛一排星星。
之所以对它留有记忆，是因为我小时常常光顾它的缘由。在十岁左右的那些岁月里，我热衷于在树的身上摘取知了壳，在田间的沟坎上挖取一种俗名“羊奶奶”的草根，在大街的地面上捡拾杏核。杏核砸了皮，就是杏仁。杏仁是一种药，苦温宣肺，润肠通便、适宜于驱散风邪、肠燥等症。有时，我也会到南山里去，背一个布包，采集桔梗、黄苓、连翘、丹皮、葛根、杜仲、天麻、五味子、板兰根。很多药我根本叫不出它的学名，只知道俗名，譬如“一支蒿”，细长的茎干，线性有锯齿的叶子，花的形状很漂亮，像一把伞。我仅知道它治蛇毒。还有一种祛风散寒、治疗腹泻的“过路黄”，茎干更细，暗红色的，匍匐于地面上，很难发现。
采来药材，我便送进药坊，那个带黑布圆帽的老头儿用杆秤称了重量，会给我一些钱币。那老头我后来叫他张爷，清瘦的脸，一把翘得老高的山羊胡子。他是掌柜，下边有七八个徒弟，戴着跟他一样的帽子。称好的药材，就进了后院的药库。门面房里是加工好的药材，放进一排排的药柜里。那柜很好看，很整齐，一个个小橱的外面写着药的名字。有人来抓药，就用一个小秤按方配制。
药坊，真正的内容在后院。后院深长，药库正对着门面房，有30多米远。两边的厢房里是碾压药材扁圆型的铁制槽子，人坐在木凳上，用脚来回不停地蹬一个铁滚子，这样药材就成了碎末。也有立式圆状的药槽，一把捣药的细长锤，都是铁制的，用以捣碎那些草药根或者杏仁之类的药果。厢房之外，便是偌大的空地，铺了碎石子，上面是草席、毛毡或者油布，用以晾晒药材。
门面房里，平时是张爷和他的两个年龄稍长的徒弟。大多时候是张爷执秤收药，有时也会让两个徒弟收，他自己则背着手转到后院，看其他的徒弟们碾药、晒药，有时会低声叮咛几句。他的嗓音不高，像是地下虫子的呻吟声，可徒弟们都能听得到。他叮咛着，徒弟们点着头，也不说话。整个药坊几乎没有人声，唯有檐头屋下的鸟啼。也许受着环境的感染，鸟的叫声虽脆，但音调不高。鸟儿有时会飞到院子的拐枣树上，先是扑楞几下翅膀，然后就一动不动地伏在树枝上，凝视张爷和他的徒弟们。拐枣的树冠，形似鸡的爪子，向天空伸去，聚揽着天上的紫气和阳光。再说了，它的果子也是一种中药，止渴除烦，去膈上热，润五脏，利大小便，功同蜂蜜。乡下人还知道，要是喝醉了酒，就吃上几串拐枣果醒酒。
百草堂药坊，这是我一生里唯一见到过的药坊。乡村里不会有，就是县城，也是只有药铺子，没有制药的作坊。他们进中药，也是赶去庞光镇的百草堂药房。那里的药全，什么都不缺。秦岭，作为中国南北的分水岭，特异的气候适宜于各种中药材的生长。
百草堂，这个名字真形象。其实，“百”只是个代称，它其中的中药品种，岂止百种？我很遗憾，在庞光镇的那七个年头，我虽无数次跨进它的大门，可从来就没有动过心思数数它到底存有多少种中药。一九六九年我们全家做了下放居民，搬离了这个镇子，我就很少踏进那个药坊了。听说，一九七三的冬天，张爷过世了。我这才知道，他不是本地人。有人说他是四川的，又有人说是安徽的，也没见过他的婆娘，只身一人在镇子呆了半辈子，死后被他的徒弟埋在了终南山的一面坡上。之后不久，药坊就消失了，换成了一家做黄酒的作坊。门面没变，只是屋檐下那排长圆形的灯笼，摇身一变成了大肚子的灯笼，黑夜里发出灿亮的光。
弹花坊
喜欢弹弓的响起，“嘣—嘣—嘣—嘣，嘣呀—”有节奏的声响，宛若古筝激越的演奏。我的耳孔，终日里被汽车的噪音、现代科技所发出的声音充斥着，忽闻弹花声，仿佛聆听着大地的歌唱。一张弹弓，宛若生命的道具，演绎着弹花匠的一生。在旁观者眼里看似美感的细节，于他而言却是生命的摧残。试想想，我的聆听，只是偶尔间的，便觉美妙。而他，日复一日的被那单调的噪音折磨着，未及年老，便耳聋眼花。还有，一张大弓系于弹花匠腰背间的弧形“窝弓”上，他一手执弓，一手用两头粗中间细的棉花锤弹弦。弓随人意摆动，靠弦的颤抖作用，将皮棉徐徐叨出，如影随形，使棉絮纤维变得松软有序，摊于棉床之上。整天弓着腰如此站着，中年的他怕是要驼背了。常常，被我们视为美的东西，其背后却是隐藏着伤痛。只是，我们无法感知。
弹花坊在南正村的村北，东边是一面一亩见方的涝池。大多的时光里，涝池里没有水，只是一层淤泥。要是雨季，水就积了半塘。涝池的中腰坎上有一棵古槐，围着它长着一圈芦苇，即使没水的季节，它仍在那儿挺着。村子有人刻意在涝池里蓄水种着莲藕，夏日里水面上就伸出一片片好看的荷花。涝池的岸上，围着些柿子树。这是我所见过的乡村作坊最值得观赏的背景。
背景是美，可是我眼中的弹花坊实在是糟透了。两间低矮的土屋，铁丝围成的窗上缠绕着花絮，从窄小的门里走出弹花匠，头上、脸上、身上也满是花絮，宛若一个白面人。他手里拿着一把笤帚，扫着浑身的花絮。这便是弹花人的形象。弹花的匠人，俗称“弹棉郎”，传承方式也大多为祖传。我们全家是来这个村子下放落户的，渐渐的我和他就熟悉了，他让我用毛巾捂住嘴巴和鼻子进去看他弹花，而他自己却**着嘴鼻，他说捂着憋气，难受。霜降之后，柿子就红了，他弓着腰，上树摘下红软的柿果和我分享。这个人，我后来就叫全永伯。弹花坊里还有他的老婆，我叫大妈。
弹花坊，一弯弹弓、一张弹窗、一个弹花棰、一条牵纱篾。弹弓是木制的，用牛筋为弦。吊弓的构造很简单，弹花时全仗人手用弹花锤击打弓弦，将棉纤维弹松。元代王桢《农书?农器?纩絮门》里有形象的描述：“当时弹棉用木棉弹弓，用竹制成，四尺左右长；两头拿绳弦绷紧，用县弓来弹皮棉。”
弹棉，实际上指的是弹棉胎，也有弹棉褥（垫被）。农家从棉秆上摘回的带籽棉花称为籽棉，用手摇拧花机挤出花籽后称为皮棉或生棉花。棉花去籽以后，弹花匠的任务就是用弓弦把皮棉弹成云团状虚绒，虚泡柔软，称为熟棉花。
关中人家嫁女，被子是嫁妆的重要内容，而且必须是新棉絮。做不起新被子的穷人家，也要拆了旧棉被，将棉絮送到弹花坊去重新加工。旧棉重弹，须先除掉表面的旧纱，然后卷成捆，用双手捧住在满布钉头的铲头上撕松，再用弓弹。
弹花坊，也许因为根深蒂固的民风民俗，依然遗存在关中的村镇。我的女儿出嫁，妻子为她准备嫁妆，我便帮着她把新棉花送到小城北郊的弹花坊，也就温故了它的一些细节。弹花匠用木棰频频击弦，随着一声声弦响，一片片花飞，把一堆棉花压成一条整整齐齐的被褥。观其过程，仿佛就是一种魔术的享受。
“檀木榔头，杉木梢；金鸡叫，雪花飘。”这样的诗句，便是弹花坊的描述，颇有诗情画意的感觉。我所看见的，只是短暂的过程。回家一想，弹花人弹弹嘣嘣，日以继夜，从弹、拼到拉线、磨平，看着简单，做起来却是双手不闲。弹棉花不仅是个精细活，更是力气活，敲弓时要使劲气力。关中有这样的歇后语：“弹棉花的娶了个婆娘——不是一弓来的。”这，说的便是弹花匠的辛苦。
全永伯50岁那年死于肺结核，这是我能料想到的结局。
染坊
吃饭穿衣，人之根本，旧时，吃的作坊居多，与穿有关的稀廖，染坊是其中之一。乡下人纺了线，织成布，就要送到染坊来染色。
染坊，给布、帛、衣、物染色的作坊，是一种十分古老的行业，起源很早，唐已盛行，且成为执掌染事的官署。最初是肩挑染担走村串户，旧时称为“查青邱”，江湖上谓之“悲丝朝阳”或“浸润朝阳”。
我所见到的染坊在秦渡镇。这是关中南部一个非常重要的集镇，有沣水从身旁绕过，称丰京圣地，隔天逢集，土产山货、粮食布匹、铁铝制品，形成了非常专业的市场。据说，历史上秦渡镇曾先后有过五六家染坊，起先是外地人开着，雇着当地的学徒，学徒出师了，就自己干。染坊全在沣河岸摆开。一个“摆”字，显露出了染坊所要占用的空间。
秦渡镇最后一家染坊绝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名“高记染行”，为前店后坊，宽大纵深，门口刻写着对联：“人进来我知道你的长短；拿出去你知道我的深浅。”横额曰“公平买卖”。染坊的用具有大缸、大锅、清洗池、木搅棒、晾晒架、使布平整的辗子等。它的后院一直延伸到沣河，有陡峭的石阶引路。在作坊里染好布后，斜着身子走下石阶，用竹筐挑至河滩上搭架晾晒。河滩空旷风野，染布在风中摇摇摆摆，似一面面彩色的幕帐。
那时我还小，高记染行就在父亲的照相馆南隔壁，常常进去玩。一进染坊，就钻进院子里银杏树的树洞里。树洞略高于地面。大人不告诉我这棵树有多久，但我想总比爷爷的年龄长。作坊里有铁制的平锅、陶缸、木楻，青石砌成的水池，里边漂洗着白布。染坊里有浓厚的气味，那是蓝靛飘香。染好晒干的布，挂在店前晾架上待取，有的叠好放在多层的大木橱内。染坊柜台以硬木制成，为长形全封闭式，非常坚实。铺内有掌柜和小工支应，开据出的“飞子”和记账时均写笔画短缺的“半拉子字”，布条签扣上也有店内暗记，外行人很难看懂，这就避免了冒领、骗取等现象的发生。
秦岭山大，资源丰富，染色的植物就源于它的深处，有蓝靛、茜草、枙子等。蓝靛，俗称大叶青，学名马蓝。蓝，草本植物，其叶如蓼，也称蓼蓝。我国古已有之，《诗?小雅》“终朝采蓝，不盈一襜”，即此蓝也。靛，一名靛蓝，又叫靛青，俗称土靛。荀子《劝学篇》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以蓝叶之汁加石灰经过沉淀，而成为靛。
茜草，又名红根草或入骨丹，关中人用它来染“红蛋”，故又称“染蛋藤”。孩子满月了，鸡蛋染红，是报喜的标志。关中民谣曰：“红鸡蛋，满脸串，今年吃你的喜馍馍，明年吃你的红鸡蛋。”
蓝靛、茜草两种染草，山姑似的，质朴纯净，丛生于山野里。蓝草有五种，即茶蓝、蓼蓝、马蓝、吴蓝、苋蓝。染出的色，分蓝坊（专染天青、淡青、月白等色）、红坊（专染大红、露桃红等色）、漂坊（专漂黄糙为白）、染色坊（专染黄、绿、黑、紫、古铜、水墨、血牙、驼绒、虾青、佛面金等色）等。染坊的这些知识，我并非上心。父亲十岁时随祖父从河南逃荒到了西安，曾在一家染坊做过几年相公（学徒），现在老了，没事时就会对我叨叨这些。
父亲还说，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洋靛进入市场，土靛滞销，种蓝者渐少。抗日战争开始，洋靛不来，种植者便多了起来。1949年是种植的最后一年，此后大蓝小蓝都绝迹了，染坊开始使用硫化青、硫化蓝，一股刺鼻的化学气味。
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关中的染坊方不见了踪影。
砖瓦坊
在关中的民间作坊中，砖瓦坊是最具规模的。其它的作坊如果是一曲秦腔折子戏，那砖瓦坊演出的，就是一出完整的本戏。
我们这儿的人，把砖瓦坊称砖瓦窑或窑厂。过去，砖瓦的整个制作过程，没有一台运转的机器，全是手工操作，正儿八经属于作坊的性质。现代科技已经消失了或者正在消失着民间的手工作坊，然而，在我的视野里，砖瓦坊仍以其顽强、旺盛的的生命力，在八百里秦川生存并不断繁衍着。而且它的兴盛，正是其它民间作坊的衰败之时。在关中的乡下人把住宅从老屋土墙换为两三层的小楼时，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中人注重盖房，看谁家富不富，就只看住宅，至于是否吃糠咽菜，那倒不管。房子是可见之物，饮食是墙内之事。楼房的建筑材料主要是砖，于是砖瓦坊遍地开花。
我高中毕业回生产队劳动那时，我们村在村西沿公路处也建了一个砖瓦坊，不过只制砖，不做瓦，叫窑厂。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遮阴。我被村上安排做了几年窑厂的会计，实际干着数砖坯、发砖的轻省活，也就目睹了制作的全过程。
砖瓦等制品的主要原料为粘土和燃料，以山草和柴枝为主，辅料是稻谷壳专烧的灰，俗叫“白须火灰”。其制作过程是：从挖取黄色或黑色重粘土堆放于空地上，辟一个约三米见方一米多深的“瓦涂堀”，将粘土放进堀里加上适量的水，用人工（脚）或牛力（蹄）在上面反复踩踏，至粘土混成一体，干湿柔软适中备用。踩踏，这不是太苦累的活，我有时也会脱掉长裤，体验一番清凉，还有扑哧扑哧的水融于粘土的喜悦之声。
制坯的模具用木板制成砖、瓦、楞、瓦口、砖条做成，按不同型号取适量粘土置于模具里，砖坯工用脚、手将土由里往外压实，多余的粘土用铁线做的“兜弓”割去，将坯平放排列于砖瓦埕上让其风吹日晒至干，按品种叠成桩状备烧。最后是入窑，把砖坯背进窑里，密封顶口，加入燃料，泥封底口，留一火口与观察口，即可点火添煤燃烧。
烧窑，是砖坯获得新生的历练过程。在西方教会的传统中，炼狱是指人死后的精炼过程，是人经过死亡而达到圆满的境界，抵达天堂过程中被净炼的体验。但丁《神曲》中描述的炼狱有九层，我数了数，窑里待烧的砖坯恰好也是九层，这也许是个巧合。索性，以后我便把烧窑的土堆称做炼狱。窑厂干活的人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用怪异的目光对着我看。
砖坯在“炼狱”里需连续烧三天以上，有时候更长，成色到了，才能封口灭火。灭火数天后注水渗窑，使砖色变蓝。颜色不正，俗称“生坯子”。渗窑七天后，即可启封出砖。
新砖出窑，是整个制砖过程最苦累的活。进入窑里往外背砖，窑里的温度高，搬运又费力气，全是下苦人的活。看着汗流浃背的汉子往外背砖，我的心头，火烧火燎一般的焦灼。
逐渐，砖瓦窑新添了机器。下力气的活，用机器替代了，我才有了宽慰的感觉。
关中为十三朝古都，是埋皇帝的黄土厚土。手挡不住风，这说的是关中辽阔的旷野。它丰厚的粘土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砖瓦坊的理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