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伏尔泰这个名字，源于一句人皆尽知的句子：生命在于运动。伏尔泰喜欢运动：散步、跑步、击剑、骑马、游泳、爬山、日光浴。直到他八十岁高龄时，还和朋友一起登山看日出。所以他活了八十四岁。在那个年代，这算是高龄了。

然而，接触到伏尔泰的哲学思想，却是二十多年后的事了。之前，我对哲学几乎没有兴趣，这也是人生没有历练到一定程度的缘故。在生活的夹缝中求生，室内是锅碗瓢盆，室外是工作和应酬，就连目光所及的天空，也是十分有限的。在为生活所累的时候，人的目光尚不具备眺望、遥望，或者透视的能力。哲学家的思想，对年轻时的我还无法形成精神的盛宴。

1694年，一个阴冷的日子，伏尔泰在巴黎出生了。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便是他出生的背景，因此他能够享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父亲是法律公证人，希望他将来做个法官，但他却违背了父命，最终成了一名文人。他是从文学作品起步的，著名的作品有史诗《亨利亚德》、《奥尔良少女》，悲剧《欧第伯》、喜剧《**的儿子》，哲理小说《老实人》、《天真汉》。他写过不少历史著作，如《路易十四时代》、《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等。他还先后写了五十多部剧本，其中大部分是悲剧。

令中国读者感兴趣的是，他的《中国孤儿》是由中国的经典戏曲《赵氏孤儿》改编而成的。《赵氏孤儿》是中国最早传入西方的剧本，讲述的是春秋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与赵盾不和，赵氏全家惨遭屠戮，门客程婴与公孙杵臼定计将赵氏孤儿救出，为骗过屠岸贾公孙不惜献身，程婴忍辱负重抚养孤儿十数年，终于待其长大成人为全家报仇的故事。剧本是由一个叫由马约瑟的神父在1735年传入法国的，伏尔泰以马约瑟的法文本为素材创作了《中国孤儿》。当时，“中国兴味”正是欧洲人趋之若鹜的时代风尚。1755年8月20日，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一下子轰动了法国剧坛，在欧洲国家的文化界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

这是一个很少落雨的夏天，火球似的太阳悬挂在空中，阳光围剿着人的身心，让我的思维陷入了僵滞状态。索性，我乘车去了秦岭的菜子坪。这是一个制高点，海拔两千五百米，虽远远赶不上喜马拉雅山的高度，但在我的视野之类，没有比它更高的了。选择这样的高度，是为了畅享风的吹拂，打开思维的翅膀。山风畅快淋漓，宛若伏尔泰的思维，在漫无边际的旅行。他这样说：“说出一个人真实的思想是人生极大的安慰。”打开他的《哲学通信》，我们就会发现，他谈教士，谈议会，谈商业，谈掌玺大臣培根，谈迪卡尔和牛顿，谈英国的皇家学会和法兰西学院，谈莎士比亚或是斯威夫特，无论是了解十八世纪前半叶的英国，还是只想找一本有趣的书随便看看，《哲学通信》都是不错的选择。他的这些有趣的书信由于充满了自由精神，让很多人不愉快。1734年，也就是这本书法文版问世的同一年，法国高等法院以这本书对宗教和社会秩序会有危害为理由，禁止这本书的再版发行。

在驱车下山的路上，我顾不上欣赏窗外的景色，思绪停滞在《中国孤儿》这个剧本上。选择这一题材，绝非伏尔泰的一时心血**。《赵氏孤儿》的悲剧美吻合了他的审美观，他的《凯撒之死》和《查伊尔》等剧作都是以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善与恶的激烈交锋来弘扬道义，借用悲剧的形式唤起人们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伏尔泰认为，《赵氏孤儿》集中体现了中国道德和儒家文化的精髓，故事人物忠诚献身的精神和成仁取义的品格正是当时法国社会所亟需的。

冥冥之中，伏尔泰仿佛和中国有个约会。在西方哲学家中，唯独他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他的很多论述，都以中国为例子，批判当时法国乃至欧洲的专制统治。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对于伏尔泰等一批法国知识分子来说，中国就是他们的曙光。伏尔泰曾说过：“中国是世界上开化最早的国家”。针对某些批评中国的西方人，伏尔泰为中国辩护说：“我们诽谤中国，唯一的原因，便是中国的哲学和我们的不同”。他生活的年代，在中国正是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中国的文化，特别是戏曲艺术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认为人类文明史是从中国开始的。在《风俗论》这部史学著作中，他说，中国的第一个帝王是伏羲氏，于公元前2500多年在位。从此，中国人服从一个君主。伏羲之后有六个帝王，然后是尧。尧在位约八十年，亲自改革天文学，力求使民智开通，民生安乐。他指出，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已相当先进，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则用以褒奖善行。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让伏尔泰兴奋备至。思考中，他的脸上呈现出一抹红晕，闪亮的眼光凝视着遥远的东方。这幅景象，是我面对着伏尔泰的图像时作出的猜测。屋内没有开空调，我**着膀子，展开着对他的思想探索。他在想，在西方人还处在野蛮的偶像崇拜之中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早已培养良俗美德，制订法律，成为礼仪之邦。他说：“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儿子要取得所有亲属、朋友和官府的同意才能控告父亲。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在他看来，中国的伦理与法律是分不开的，法律不仅仅用以治罪，而且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碑挂匾。

伏尔泰对儒家的伦理学进行了深入分析：“这种道德，这种守法精神，加上对玉皇大帝的崇拜，形成了中国的宗教——帝王和士人的宗教。皇帝自古以来便是首席祭司，由他来祭天，祭祀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他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最有权威的预言者；皇帝的御旨几乎从来都是关于道德的指示和圣训。”伏尔泰透视到了中国伦理的政治化的特点，即统治者以礼、忠、信道德体系维持统治。

在伏尔泰睿智的头脑中，中国的道德风尚是高于西方人的道德的，像热情好客、谦虚这些美德都值得赞扬。他在《哲学词典》中的《中国教理问答》一文里多次谈到中国伦理，他认为，“慎以修身”，“和以养体”，这是中国伦理的重要原则，这种原则要求的真正的品德是那些有益于社会的，像忠诚老师、宽宏大量、乐善好施、仁恕之道等等。他认为中国可以作为欧洲的榜样，孔子可以作为欧洲的思想导师。

像伏尔泰这样的智者，绝不会一味地褒奖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每个人，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对此伏尔泰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更换了一个思考的姿势，以便让自己的思考有一个全新的角度。他提出了一系列疑问：为什么中国的天文学成就如此有限？为什么中国的乐谱没有半音？中国的科学技术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却没有结出近代新的科学成果。如中国在上古时期就会使用大钟，早于西方几百年，但中国却未产生优秀的物理学家；中国发明了火药，但却只把它用来制造烟火，用于节日，没有产生出极大刺激社会发展的热兵器系列；中国人发明了罗盘，但这对他们来说，只是纯粹的玩物。相比之下，西方的科学技术虽然起步晚，但却迅速使一切臻于完善。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科技的停滞不前？如此的思考令他对中国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在他看来，东、西方人迥然不同，东方人轻而易举地发现了他们所需的一切，却无法前进；西方人虽然获得知识很晚，却能迅速使一切臻于完善。他推测其中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另一原因则在于汉语的性质。

伏尔泰在著作和书信中多次提到中国的孔子，他认为，“孔子是真正的圣人，他自视清高，是人类的立法者，绝不会欺骗人类。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他对中国道德体系的赞美突出表现在对孔子的赞美上。他也直接以孔子的思想作为攻击宗教神秘主义的武器。他在《哲学辞典》中评论孔子：“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着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他们的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

我以为，一个精心研究着孔子的人，才能真正洞悉中国文化的精髓。一阵风，热情地掀开窗户，室内的燥热渐渐散开来，让我的思考更为顺畅。点燃一支烟，我恍惚听见伏尔泰用热情的诗句赞扬着中国的乾隆皇帝：“伟大的国王，你的诗句与思想如此美好，请相信我，留在北京吧，永远别来吾邦，黄河岸边有整整一个民族把你敬仰，在帝国之中，你的诗句总是如此美妙，但要当心巴黎会使你的月桂枯黄……”他在给瑞典国王的一封信中，附上了他自己的一首诗，其中两句是这样写的：“我常给中国皇帝去信，直到而今，他没有给我一点回声”。他所说的中国皇帝，就是乾隆（1711—1799）。伏尔泰对乾隆赞美有加，遗憾的是，乾隆对此一点也不知道。很难想象，如果乾隆知道一位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这样赞美自己，他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据称，乾隆是中国写诗最多的人，一生做诗超过四万首，平均每天一首以上。登基十三年后，他命人刻印了自己的诗歌作品集《盛京赋》。1770年，《盛京赋》在法国出版。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伏尔泰读了《盛京赋》后写道：“我很爱乾隆的诗，柔美与慈和到处表现出来，我禁不住追问：像乾隆这样忙的人，统治着那么大的帝国，如何还有时间来写诗呢？”显然，他把乾隆当成一个诗人，禁不住惺惺相惜。从伏尔泰喜欢乾隆的深层含义，我们可以看出他大脑里的一个念头：中国代表了自由和幸福。

朋友约我去距离小城不远的涝河游泳。我是不会游泳的，但炎热的天气让我对水产生了渴望，于是随他来到水坝前。朋友只穿着一条裤衩扑进了深水处，我虽跃跃欲试，却只能挽起裤腿站在浅水处。此处离山口不远，出山的风**涤着我的心胸。我敞开上衣，接受着山风的洗礼。忽然我想着，这风是伏尔泰吹来的吗？从遥远的巴黎，穿越了三百多年的岁月，为我带来了自由的思想。是的，伏尔泰无论在哪儿，都会留下思想的烙印。

“人类最宝贵的财产——自由。”挺立在思想的高地上，伏尔泰俯视着万事万物，心境旷远，留给了人类如此永恒的叮嘱。

临终前，伏尔泰多次拒绝发表信仰声明，拒领圣餐，不做临终仪式。1778年5月30日晚，他合拢了双目与世长辞。教会对这位亵渎宗教的宿敌恨之入骨，下令连夜将他的尸体运出巴黎，弃之荒冢。教会不准把他葬在巴黎，亲友们只得秘密把他的遗体运到香槟省，埋葬在塞里耶尔修道院。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党出于对这位启蒙运动先驱的敬意，把他迁葬在巴黎先贤祠，并补行国葬。他的柩车上写着：“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

伏尔泰长眠于巴黎先贤祠中，受到世人的凭吊和瞻仰。我没有机会去那儿，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尊敬和怀念。瞻仰他的精神，是我这个黄皮肤的炎黄子孙唯一能做的事情。他的灵魂里，涌动着那样浓厚的中国情结，只要是中国人，就不该遗忘他。三百多年前，他和中国约会过，那么三百多年后呢，我们只能遥隔着时空，拥抱他的精神，阅读他的著作，从而激扬起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风去了，室内便显出疯狂的闷热。我擦了一把额头的汗珠，举起右臂，向伏尔泰默哀，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