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旅途中，唯有记忆，没有杂质，最纯洁；唯有回忆，没有掺假，最纯真。

一个周六，我照例来到母亲家里，这是父亲走后自己形成的习惯。刚进门，一眼就看见了放在水果盘里这个时节最喜欢吃的、被我戏称为“口香糖”的红薯干。外表黄橙橙，很诱人；内里脆生生，增食欲。与母亲说话的当儿，那盘红薯干被我吞下了好几块。世上只有老妈好，老妈自是熟知孩儿的喜好和饮食习惯，抿着嘴，在一旁一个劲地说，这下，可解馋了。哦，红薯，叫我如何不想它；哦，红薯干，叫我不能不想它。

红薯，应该是它的学名，在老家都称它地瓜，它属于草木植物，秧子匍匐地面，叶子可用作窝头的作料，也是喂猪的食料，在秧子的护卫下，地层深处才是一嘟噜一嘟噜的果实。后来来到矿上，矿工兄弟来自五湖四海，红薯，也就有了很多的叫法，番薯，山芋，都是它的别名。幼年时，记得老家是盛产红薯的。那时，小学的校址就在本村，几乎每个周六周日，我和弟弟放学回家，要根据母亲的指引，到自家的田地里，先是将细长、缠绵的你死我活、谁也离不开谁的秧子使劲地拽开，集中成堆，等到第二天母亲再吆喝家人集中刨红薯。待将红薯从地层挖出，见到阳光以后，这时再看地里的红薯，像颗颗手雷蓄势待发，似连在一起的山羊的奶子丰硕而健壮，也像成提的花生沉甸甸的。听老人讲，自然灾害时期，这可是救命的粮食，活命的“稻草”呀。红薯“出笼”，在大人们“磨刀霍霍”的声响里，红薯被均匀地切成片，棋子般地撒落在田地里。碰到极少数的红瓤红薯，刨红薯的哥嫂们会就近找到水源，掬一泓清清流水，洗一块红薯，嘎吱嘎吱的咬起来，吃得津津有味。夜幕初上，金色的月光下，富含水分的红薯满地鲜亮生光，恰似白银铺地，更像是月亮的散落。

多年以前，到了收成红薯的时节，平日里，将它洗净，掺入玉米面稀饭，就是很丰盛的一顿饭了。在蒸玉米面窝头时，扔上几块，放学回家已经饿极了的我们顾不得“烫手的山芋”，掀开大大的锅盖，取出一块，左手和右手互相掂换着位置，把个热气腾腾的红薯撕碎了填进肚里。长大了，听到后来转满街的“热地瓜，热地瓜，吃块热地瓜热乎热乎肚子”的叫卖声，方才知道现实生活的殷实。现在再来听这叫卖声，它，萦绕脑际很多年；它，深藏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有时候，饮食的需求和品种，更多的是无奈。那个年代，尽管红薯不稀罕，但是母亲从没有让我带着红薯求学，总是极尽辛苦地摊好煎饼，打包成摞，等待周六回家取，而我却不知道母亲吃的是什么。

到了八十年代初，红薯慢慢成了稀罕物。说它稀罕，是全村已经没有人再种植，不光人不吃，就是牲畜也不吃了。另外，老家人不再种植它，是因为农作物种植的种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时，初尝甜头的老家人开始适量种植大蒜、生姜，价钱高，无形之中能改变家庭生活质量，这应该是当时的初衷，害怕穷，不想一直穷下去，也就有了后来的大面积种植。大蒜、生姜、大葱以及花椒，以“莱芜三辣一麻”的美誉闻名于世。这时见到红薯的影子，只有在乡镇集市上、城市的超市里。

参加工作了，到富有“地瓜”之乡美称的肥城煤矿上班，红薯，满坡遍地都是。与矿区相隔十几里路的舅舅家，就出产红薯。善良朴实的大妗子，不会骑自行车，可每到红薯收获时，总是骑着三轮车，约需两个小时的路程，赶到矿上，为母亲这里送来几尼龙袋子的红薯。除了分配一部分外，母亲便是将一些个头大些的，切成薄片，煮熟，再晾干，就是被我称之为“口香糖”的红薯干了。慢声细悠地嚼着，一会儿粘牙了，用舌头挑挑，上牙与下牙碰碰，反反复复之中，咀嚼回味中，还是那久违的味道，一直没变的馨香满口皆是。每当这时，自己好像回到幼年时代，滋味很甜蜜，回想更久远。时间是个催命鬼，才几年时间，大舅舅妈先后离我们而去。想他们时，红薯干便是很好的挂牵。现在，嘴馋了，只好到矿区职工俱乐部对面的红薯商铺，花上几元钱，买上几块热红薯，不等到家，只剩下烤得干干的红薯皮了。

红薯，是历史车轮前行的记忆；红薯干，伴随着时代变迁，珍藏在我的思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