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中的农业和粮食问题
西晋末年永嘉乱离之后，至隋初灭陈，复归统一，经过两百多年分崩割据的动乱，黄河流域经济地区终于走出低谷，开始了恢复再造的进程。
与长江流域的太湖地区和洞庭湖地区相比，这时黄河流域经济地区的富庶程度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在南北朝晚期，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竟能存在北周、北齐两个政权与长江以南的陈相鼎立，已经可以说明黄河流域经济地区的恢复有了很大的起色。特别是北周据有的关中地区和北齐据有的太行山东地区，显然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
关中是隋、唐两代都城的所在，隋唐以前，西魏和北周也在这里建都，更早的秦与西汉两大统一王朝的都城也建在这里。这都与关中地区的经济基础是分不开的。关中地区深处内陆，缺少舟楫之利，长久以来，就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地区。在经过多次的破坏与不断的恢复后，到西魏和北周时才算初步稳定下来。此后的几个王朝的更迭，关中都没有遭到更大的兵燹，给关中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北周后来能够灭掉北齐，统一黄河流域并进一步吞并巴蜀，固然是由于北齐和陈已经削弱，有机可乘，但也足以说明关中地区这时的经济已初步奠定了基础。
自隋统一中国后，各地经济包括关中地区的经济都有所发展。但隋祚短促，其末年又再经乱离，全国经济的大发展，富庶地区的形成，则有待于唐王朝了。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农业的进步，自然也主要在有唐一代。
恢复与发展关中的农业，除了荒野的复耕外，水利灌溉设施的建造实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关中地区最重要的灌渠当属郑白二渠。苻秦时曾对损坏的两渠做过修复工作[452]，北周时亦曾在这里有所致力，但均未达到原来的规模。唐时对两渠的整治更加重视，不止一次地拆毁一些富僧大贾设在渠中的碾硙，以利渠水的畅通[453]。为了发挥郑白渠的作用，又开凿刘公渠，以增加灌田的亩数[454]。关中东部引洛水灌田的有同州龙首渠，乃是北周修复郑白渠时所开凿的[455]，当是仿照汉时的旧规模。唐代更多渠道的开凿是在渭水之南，引用由秦岭山下流出的水流[456]。为交通运输而开凿的关中东部的漕渠和关中西部用于运送陇地木材的昇原渠也都可以用于农田灌溉。如再加上渭、泾、霸、浐、丰、镐、潏、涝诸水，这就在关中平原上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灌溉网，长安正处于网的中央。农田水利的修复和兴建，使本来土壤肥沃的关中农业地区增加了抗御干旱的能力，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关中也自然富庶起来。
这里附带提及陇右的农业生产情况。陇右地区在南北朝时期已大部分以畜牧业为主，唐时陇右闲厩所繁殖的马匹也是作为军力的装备。但自隋初时，陇右地区的农业已开始恢复，甚至代替畜牧业而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以致引起割据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文泰的惊讶，认为隋王朝的确强大无比[457]。后至隋末乱离，秦陇各地均受影响，又招致文泰对唐朝的轻视[458]。开元年间，在关中和陇右推行和籴，并取得了成效，可知当地农业已经很有起色，为以前少有的事情。陇右农业的卓越成就，也是黄河流域经济区再造的一大成果。它的发展是有助于关中地区的经济的，至少可以解除隋唐王朝的后顾之忧，使它们能全力去经营东方。
不过关中虽然成为富庶的农业地区，它的固有缺陷仍然难以解脱。关中平原西起陇山之下，东至黄河之滨，相距仅七八百里，南北更为窄狭。在这有限的土地上，粮食的生产也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尤其国都长安处于关中，粮食供应的紧张就可想而知了。西魏及北周时期，长安作为都城，尚能应付割据政权和人口增长不多的情况，但至隋初，国都长安的粮食就感到困难，不得不赶快开凿渭河以南的广通渠，以漕运外来的粮食。而当时的渭河已因水浅沙深，无法载粮行舟，接济长安的粮食了[459]。此后唐代仍借用这条漕渠运输关东的粮食，解决关中的粮食危机。巴蜀之地战乱较少，农业经济破坏不多，北周很早就已控制了巴蜀，为灭北齐准备了条件。唐初，李渊由太原进兵到关中，未瞻目已经鼎沸的中原，反先经略巴蜀，这固然是因为当时巴蜀尚未有割据势力，可以早日底定，解除后顾之忧，而实际上却是图谋巴蜀的粮食，只是后来秦岭巴山的栈道不便运输，以后再未向这面发展。有时为了减少漕运的困难，唐朝统治者只好东赴洛阳就食。洛阳虽为隋唐王朝的东都，统治者可以随时巡幸，但因粮食的困扰而仆仆于道中，只好自嘲为逐粮天子[460]。以后唐朝的皇帝虽然不再作逐粮天子，却不能不向关东征运粮食，以解决都城的困难。
要解决关中的粮食问题，主要还靠关东各地的接济。这由隋初的开凿广通渠的计划中可以看出。那份开渠的诏书说：“京邑所居，五方辐凑”，因而不能不开凿渠道，使“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溯不停”[461]。开广通渠在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上距北周灭齐只不过六七年，就是说长安初作为黄河流域的首都，便已感到粮食的困难，不能不向关东各地求得解决办法。
二、黄河下游南北地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南北朝晚期北齐占据的土地，包括黄河下游的南北一些地区，曾经是黄河下游的富庶经济区。在经历上百年的战乱之后，经济也多少有些恢复，北齐立国的基础就是仰赖这一经济的条件。隋立国未久，即发运关东粮食接济关中，也可证明黄河下游农业的恢复已有相当的程度。
隋初开凿关中的广通渠时，江南的陈国尚未灭掉，关中所需粮食只能由黄河下游各地运来。为了聚集粮食运往关中，还在开凿广通渠的前一年，就在黄河下游南北两岸及其他有关水道附近的各州置丁转运。当时一共有十三个州，从中可以看出隋初黄河下游南北地区的农业地区分布情况：这十三个州大部分在今河南省境内[462]。最远的为卫、汴、许、汝四州。卫州治所在今旧淇县，位于黄河之北；汴州治所在今开封市，许州治所在今许昌市，汝州治所在今临汝县，三州俱在黄河之南。可知当时黄河南北都有可称道的农业地区。如以黄河以南的地区来说，西起荥阳（治管城，今河南省郑州市）、颍川（治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襄城（治承休，今河南省临汝县）诸郡，东至琅邪（治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东海（治朐山，今江苏省新海连市）诸郡；北起梁郡（治宋城，今河南省商丘市）、济阴（治济阴，今山东省定陶）诸郡，南达谯郡（治谯，今安徽省亳县）、汝阴（治汝阴，今安徽省阜阳县）诸郡的范围之内，都有农业的经营，因而隋朝王室设置的转运机构分布才如此密集。这一地区的大致范围以今天的地理来说，则是西起河南省的郑州、许昌两市及临汝县，东过江苏省徐州市而至于海滨；北起山东定陶和河南商丘，而南至于安徽省的亳县和阜阳县。
隋初的情况即已如此，李唐立国之后，黄河下游南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当更有进步。就黄河下游南北两区比较起来，似乎黄河以北的富庶程度还超过河南。因为隋初转运关东粮食时所设置的四个仓，分布在卫、洛、陕、华四州之内[463]。洛、陕、华三州治所分别在现在的河南省洛阳、陕县和陕西省华县，依次位于洛河、黄河和渭河的沿岸，处于输往关中长安的漕粮运道的左近，如当时人所说，是发挥了运输灌注的功效。也就是说，它们是兼顾河南和河北两个地区，并不是专门为河南而设的。而卫州仓的设置，虽临近淇河，有利于运输方便，但从其地理位置来看，却显然是为收贮太行山东各地的粮食而设置的。既专门设仓，贮粮自应不少。据说北起今河北河间、定县，南至清河、永年，当时都重视农桑，是重要的农业地区[464]。前面也说过，在十六国及南北朝混乱时期，太行山东以邺为中心的一些地区尚保存着一定的农业基础，社会情况稍一稳定，自可得到更多的发展。
相比之下，黄河以南的一些地区自十六国战乱以来，长期成为战争的场所，后来南北朝初期，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人民稍有喘息的时机，但南北的战争却一直未断，战场虽南移至淮河附近，但黄淮之间的地区仍然受到许多影响，对农业的影响就更大。此外，黄河下游的泛滥和决口所带来的灾难，对黄河以南地区的破坏也比河北大。黄河冲淹的地区，土壤不免变质，改善它的机能也非短日之功，这些都给黄河下游以南地区的农业的发展带来不小的困难。因此，这时黄河流域下游南北不同的富庶程度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黄河流域下游以北的农业经济地区除太行山东以外，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在太行山西的上党、长平等处，人们也颇重农桑。上党郡治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长平郡治丹川，今山西省晋城市，都属太行山西的高亢山地，农业在这里已有发展，相邻的汾河流域平原的农业当更有大的转变。当然太行山西农业的发展是不能与太行山东相比的。
《隋书·地理志》在叙述农业地区时没有提到邺。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中心城市，邺城位于漳河沿岸，附近又有灌溉之利，它是不应被摈于农业地区以外的。只是北周末年，杨坚消除异己势力，竟然焚毁了邺城[465]。隋初虽另立相州（后改魏郡），州治亦南移于洹河岸上，与以前的邺不完全相同，但那一带的农业地区的规模还应是相差不多的。
黄河下游的河南、河北两个地区的发展，为隋和唐朝前期的国家财赋提供了大部分的需求，尤其是粮食的供应更受到这两个王朝的重视。隋时于各地设仓贮粮，除正仓外，还有义仓和常平仓，以备水旱荒歉的不时之需。唐朝继之，仍然遵循这样的制度。隋时各地的仓粟数目已不可详知。由唐玄宗天宝八载（公元749年）的诸道仓粟数目尚可见到一斑。当时各道正仓所储超过一百万石的有关内、河北、河东、河南四道。其中河南最多，达五百八十万石。河东次之，也有三百五十余万石。关内、河北两道各近二百万石。义仓所储超过千万石的，仅河北、河南两道[466]。这样的数目已经可以看出唐初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下游的河北、河南两个地区的富庶情况。开元中，唐朝政府曾大举向关中运输粮食，在前后三年中，共运到漕粮七百万石。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难得的数目。这次运输漕粮的地区很广，江南各地也运出了相当的数量。但其中由晋、绛、魏、濮、邢、贝、济、博各州运来的还是不少[467]。晋、绛二州的治所为现在汾河流域的临汾市和新绛县，魏、邢、贝三州的治所分别为现在河北省的大名县、邢台市和清河县。濮、济、博三州的治所分别为现在山东省的旧濮县、茌平县和聊城市，大部分仍然是黄河下游的地方。不过太行山东河北平原北邻突厥、契丹，和其他边地一样，防务也是相当重要。为了边防，需要更多的积贮，因此江南的粟米和绫绢也有通过海运输到幽州（治蓟，今北京市）[468]。而永济渠旁的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更聚集了江淮钱帛，以赡北军，号为天下北库。后来安禄山利用幽州的积贮起兵反唐，颜真卿就凭借清河的钱帛，抵抗他的南下[469]。这并不是说黄河下游以北的地区富庶有了减色，而是由于边防的重要，全国各地都应该经常供应的缘故。
三、永济渠的开凿和它的作用
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在太行山东开凿了一条永济渠[470]。永济渠南在武陟（今河南省武陟县）引沁水入河，又沟通沁水和淇水，再循淇水而北，至今河北省静海独流镇折而西北合桑乾水（今为永定河区里的河段）后终至于涿郡（治蓟，今北京市），贯穿了太行山东的河北大平原。
永济渠的开凿后来在炀帝用兵高丽时曾经起了便利粮草转输的作用。但最初开凿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用兵的缘故。因为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八月在榆林郡（治榆林，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会晤突厥启民可汗，其时高丽使者亦从在榆林，炀帝还要他回去传谕高丽王元早日朝见[471]。当年九月炀帝始返洛阳，次年正月就开始了开凿永济渠的工程。这时高丽的态度还不甚明确，所以此时不会事先开凿一条水道，准备向高丽用兵。如果这样的说法不误，则永济渠的开凿当有其经济方面的意义。
前面说过，隋灭陈国以前，黄河下游南北地区的漕粮已大体可以满足关中的需要，与秦汉时期略相仿佛。统一以后，隋朝兼有了富庶的江南，但尚未见到当时对江南有过漕运的特殊措施。而沟通南北的通济渠[472]（唐时称为汴河）和邗沟[473]以及江南运河[474]，诚然是一宗重大的工程，但通济渠和邗沟的开凿已是统一以后十余年的事情，至于江南运河，则又更迟几年。这几条运河的开凿和沟通，显然都无军事上的意义，只能是为了加强江南富庶地区与国都之间的联系。与这几条运河几乎同期开凿的永济渠，其目的也应是相同的。
隋朝永济渠的南段本利用曹操所开凿的白沟的遗迹[475]，其作用也相仿佛。不过永济渠更偏东一点。永济渠的偏东固然是利用淇水的自然水道，但亦可显示出太行山东富庶农业地区的扩大。永济渠的下游在汉朝时为勃海郡。勃海郡素不以农业发达闻名于世。到唐时，在永济渠的左近开凿了许多的小渠道。如安阳的高平渠，邺的金凤渠，尧城的万金渠，临漳的**渠、利物渠，经城的张甲河，获鹿的太白渠、大唐渠、礼教渠，南宫的通利渠，堂阳的堂阳渠，衡水的羊令渠，宁晋的新渠，昭庆的澧水渠，柏乡的千金渠，清池的清池渠、无棣河和阳通河，无棣的无棣沟，平昌的新河，河间的长丰渠，渔阳的平卢渠[476]。其中安阳、尧城在今河南省安阳市。无棣、平昌在今山东省境内。无棣今仍为无棣县，平昌为旧德平县。其他各地皆在今河北省境内。临漳、获鹿、南宫、衡水、宁晋、柏乡、河间等地现在仍因旧名。经城在今广宗县，堂阳在今新河县，昭庆在今隆尧县，清池在今沧州市，渔阳在今天津蓟州区。这些为数众多的小渠道无疑发挥了灌溉农田的作用，也增加了永济渠中的水力。农业区的发展和扩大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永济渠的开凿，还因其航运之利，促进了渠旁城市的繁荣。如本来自魏晋以后，漳河沿岸的邺一直是太行山东的一个重要都会，邺的附近是一个富庶的农业地区，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又处于太行山东的南北大道上，一度相当繁荣。可惜北周末年，焚毁于杨坚之手，再未重新崛起。但是距邺城不远的武阳郡（治贵乡，今河北省大名县），由于恰在永济渠旁，又承继了邺城附近的富庶农业地区和相当发达的手工业，竟代替邺而繁荣起来。
四、手工业的发展
隋唐时期，随着黄河流域经济地区的恢复和长江流域富庶地区的发展，除了农业的进步之外，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变化。
如丝的纺织业，这时黄河下游的南北地区仍然是丝织业的最主要地区，它不仅超过了江南，而且也超过了关中。就以黄河南北来说，则河北又胜过河南。还在南北朝晚期，颜之推以南人而仕于北齐，他就亲眼见到河北妇女从事纺织的情况，并惊呼其工艺非南方所及[477]。唐朝初年，作为全国各地衣料的贡赋，主要仍是丝麻两种。黄河流域从关中以下，大体皆是兼赋丝麻，只有河北一道，贡赋全是丝织品[478]。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唐朝政府创行和籴法，准许庸调改征他物。因为关中蚕丝不多，所以折纳粟米；河南河北不通水运的州郡，却须改纳绢，代替粟米。当时江南各地也暂不征粟米，但不改纳绢，而是以布代替[479]。当然这并不是说江南没有丝织品，而是这里出产的丝织品质量尚不如黄河流域。其实越罗与吴绫早已为人们所称道[480]。他如扬、润、宣、湖（治乌程，今浙江省吴兴县）、杭（治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明（治县，今浙江省宁波市）、睦（治建德，今浙江省建德市）诸州的丝织品也一样列为贡品[481]。当然更为精美的产品则有待于进一步的开发了。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也是一处丝织品的产地。成都蜀绵是早有名气了。而像阆州和果州出产的丝织品也有很高的声价[482]。阆州为今四川省阆中市，果州为今四川省南充市，可见蜀中丝织品产地也已扩展到嘉陵江畔。即使如此，比起黄河流域的下游地区来，这里的丝织品还是稍差一点。
丝织品的种类很多，如果以用途最广的绢的好坏作为丝纺业发达与否的标准衡量，黄河流域下游地区丝织业的地位就更为明显。唐朝中叶，曾将各地的纳绢分为八等，前五等大部分在黄河流域的地方出产，后三等就没有一处黄河流域的地方。特别是一等的宋（治宋城，今河南商丘）、亳（治谯，今河南亳州），二等的郑（治管城，今河南省郑州市）、汴（治开封，今河南开封市），曹（治济阴，今山东定陶西）、怀（治河内，今河南沁阳）共六州中，除怀州位在河北外，其余五州皆在河南。另外三等十四州中，河南五州，河北九州。四等十五州中，河南五州，河北十州。五等十四州中，河南五州，河北二州，其余皆在淮水以南[483]。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绢等除过五六等中间或有位于现在湖北省内的安、唐、隋、黄、襄五州和八等中间或有位于现在福建省内的泉、建、闽（即福州）外，其他各处竟无一地列入其中。唐朝中叶八等绢的产地中，巴蜀地区虽占有二十八州[484]，居全部产地九十五州的四分之一强，也与黄河流域的绢等不可同日语。这里的排列仅是以绢等为例，而河北定州（治安喜，今河北省定县）所产的绢质量虽不甚高，但其各类丝织品的数量却居全国第一位[485]。据说定州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486]，其数量超过后来北宋开封的官绫锦院。后者仅有绫机四百张[487]。无论从丝织品的产地范围来说，或是从丝织品的数量与质量来说，黄河下游南北两个地区，都是全国其他各地所难比拟的。
就盐的晒制来说，唐朝政府很重视蒲州（治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安邑、解县（皆在今山西省运城市）的盐池，这是因为它们距离长安较近的缘故。黄河下游南北两地区可以晒盐的场所很多。盐产量历来也占有重要地位。唐朝当更有发展。自唐中叶以后，盐铁官卖，两淮的盐场占了主要的位置，扬州成为盐市的中心[488]。这不是说两淮的盐场产量就高于其他各地，而是由于那时黄河流域下游沿海盐区多为藩镇所控制，唐朝政府无法利用的缘故。至于巴蜀的井盐长期以来就为一大的利薮，唐朝官卖盐铁，对于这些盐产自然也不会放过。
唐时对铁的重视不亚于盐。但黄河流域的铁业似不如长江流域产地的众多。黄河流域产铁地区多集中于河东道中，相当于今山西省的地区，铁矿蕴藏量最大。唐时这里产铁较多，也是当然的。黄河下游南北地区的平原地带，矿产开发不多。只有太行山东麓和嵩山、泰山诸山脉中所蕴藏的铁矿，已为人们利用。而泰山东南的莱芜县（今山东省莱芜市）的冶铁规模最为巨大，当地共有冶场十三个，为其他各地所不及[489]。长江中下游各地也有一些产铁的地方。在今江苏省境内的有二州三县，在今安徽省境内的有二州四县，在今福建省境内的有四州八县，在今湖南省境内的有三州四县，在今湖北省境内的有三州六县[490]。巴蜀地区铁矿分布于二十个县境[491]，有名的如临邛（今邛徕县）铁矿，唐时仍在开采。
隋唐时期铜的开采及铜制品的生产也见兴盛。但铜矿的开采黄河流域不如长江流域，制造铜器的手工业也以江南的扬州为中心。唐朝产铜地一共有七十二个县，在黄河流域下游南北地区的只有七个。整个黄河流域铜的产地也只有二十个县。而江南产铜地有三十几个县，剑南略少，也有五个县。据当时的记载，长江中下游各地发现铜矿的地方，在今江苏省境内的有三州七县，在今安徽省境内的有六州七县，在今江西省境内的有五州四县，在今浙江省境内的有七州十县，在今福建省境内的有三州五县，在今湖南省境内的有一州一县，在今湖北省境内的有一州二县[492]。蜀地的五个产铜县为邛州的临邛县，简州的阳安（今简阳东）、金水（今金堂县东西），雅州的荣经（今荥经县）、梓州的铜山（今中江县南）[493]。其中的荣经铜矿较有名气。
铜矿的产品，可能就近进行加工铸造，制成成品，像宣、润、饶（治鄱阳，今鄱阳县）诸州，都有政府设厂铸钱。而扬州的铜镜，更为一时著名的商品[494]。扬州所辖的江都（即扬州治所）、六合（今南京市六合区）、天长（今安徽省天长市）诸县皆有铜矿，附近的滁（治滁县，今安徽省滁县）、润、宣、湖诸州也富有铜矿，当是扬州铜品加工业的原料。当然扬州也就成为铜器往外运销的集散地。
手工业的发展，自然促进商业的兴盛，同时也会反映到经济都会的分布。自隋朝开凿运河后，沿运河交通已甚便捷，唐朝更重视驿道，全国各要地无处不达，经济都会也更利于发展。隋唐时期黄河流域最大的都会当数长安、洛阳二京。其他则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岐（治天兴，今陕西省凤翔县）、凉（治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县）、汴、宋、魏、贝诸府州皆有相当的重要性。太原、岐州唐时皆为陪都，太原控制汾河流域，岐州居于关中西陲，两州虽皆有一定的富庶基础，然汾河流域究竟不能与太行山东相比拟，而关中西陲又距长安不远，不能不受它的影响。至于凉州，诚为通往西域的大道上的名城，河西亦属富庶地区，不过这些地方范围有限，多起物资转输作用，难得有更多的发展。最为人们称道的则是汴河岸上的汴、宋二州和永济渠旁的魏、贝二州。长江流域的经济都会更以“扬一益二”著称于时。扬即扬州，位于邗沟南口，即以前的广陵，益即成都，二者都以商业繁荣著称，城内的手工业也十分发达，前面已经提到过扬州的铜器制作业，而成都的丝织业及金银器制作业也有名一时。唐朝后期，南诏曾攻破成都，掠走城中子女技工数万人之多，可以多少看出其中一点消息[495]。
五、通济渠（汴河）的沟通南北
隋炀帝初即帝位，建洛阳为东都[496]，同年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四月，就动工开凿通济渠。八月渠成，炀帝便御龙舟去幸游江都[497]。
通济渠到唐宋时期又称为汴渠或汴河[498]，其发轫地在东都洛阳，渠由洛阳西苑引穀、洛水入河，当循东汉张纯所开的阳渠故道。通济渠入河之后，又由板渚（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旧汜水县东北黄河南岸）分河东南行，逶迤入淮，其所经流的地方，以现代地名顺序排列起来，就是荥阳、中牟、开封、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宿县、灵璧、泗县，最后在盱眙县北流入淮水。这样一来，通济渠的开凿就使黄河与淮水相沟通，如果再续接上淮河与长江之间的邗沟以及后来开成的江南河，则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实现了南北的沟通。
黄河与长江的沟通并不自炀帝始。以前的鸿沟系统就曾将黄河与淮水相接，邗沟虽几经改易，也一直保持淮水与长江的联系。更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着军事的目的，开凿了邗沟和菏水两条运河，就已将黄河与长江之水沟通起来。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除了便于幸游江南外，也是想把东南富庶之区与国都连接起来，特别是扬州等地的逐渐繁荣，对炀帝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通济渠的开凿成功与邗沟的修复，使其成为斜贯西北与东南的一条交通动脉，为大江以南各地和中原往来的主要水路交通孔道。唐代中期安史之乱以后，太行山东河北平原尽为藩镇所割据，唐朝政府仰赖的山东漕粮被迫转由江南供给，因此通济渠及邗沟也就愈显重要了。
不过，汴河与邗沟既作为东南富庶区的漕粮运道，也就成了唐王朝的一条生命线，尤其是汴河一段更为重要。一些藩镇们看到唐朝政府这样的弱点，就采取截断运道的手段进行挟制。安史乱后，唐朝中央与地方的争执，主要是争夺运道的控制权。割据于淮西和淄青的藩镇们就曾经使唐朝政府大伤脑筋。因为淮西（治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在今河南省东南部，淄青（治青州，今山东省东平县）在今山东省。这两个地区从东西两面夹持运道，极易控制运道的通塞[499]。另外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的汴州[500]，治所在今江苏省徐州市的徐州[501]，也都曾为跋扈的藩镇占据过，对运道的安全同样构成过威胁。因此唐朝政府对这些藩镇的行动常常防不胜防。
六、扬州的繁荣
唐时的扬州就是以前的广陵。南北朝时期，广陵还是一个军事重镇。因其位居长江北岸与邗沟的南口，长期以来又是联系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的重要的经济都会。
扬州与太湖区域隔着一条江水，它的对岸就是润州，也就是以前的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这里本是江南运河的起点，因此扬州可以直接和太湖流域相联系。就以扬州左近来说，农业也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扬州附近还是盛产食盐的地区，扬州也就成了盐铁转运官员活动的中心。铁矿与铜矿在扬州的附近也有开采，它们对扬州的繁荣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铜器的制作业更有名于世。其他衣着、皮革等物的制作业也很有名。
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扬州正是一个中心。位于邗沟南口的扬州，又当汴河和邗沟这条斜贯西北与东南的交通孔道的枢纽的地位，自然更容易繁荣起来。尤其是扬州既处于运河与长江的交叉处，又距长江入海处不远，除了有相当发达的造船业外，又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可与南海之滨的广州和山东半岛的登州（治蓬莱，今山东省蓬莱市）相媲美。而扬州与运河的交通关系，使其腹地显得较为广大，就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当时人有“扬一益二”的称道，以扬州为全国第一商业都市，而益州居于其次[502]。益州即成都，自从秦汉以来就一直繁荣，它虽为繁荣，却还是不能够和扬州相比拟。
安史之乱以后，太行山东河北平原以及一部分黄河以南地区常为藩镇所割据。唐王朝所仰赖的漕粮及其他物品转而求之于长江流域。此后，唐朝政府对长江下游更为重视，扬州的繁荣和长江下游的富庶遂成为唐王朝的经济基础。
七、关中和长江三角洲的关系
关中为隋唐王朝都城的所在地。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限制，关中地区的粮食生产面对人口的增殖及统治者的过分消费，越来越显得不足以敷用，只好求之于关东地区。及至唐高宗（公元650-683年）以后，困难日趋明显，以致不能不逐渐增大对江南粮食的依赖程度。这种情况在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后，更有了根本的转变。安禄山乱事的发生，不但**了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而且乱事平定之后，太行山东河北平原大都为藩镇所割据，地方经济更受影响，显而易见，唐朝政府所需要的漕粮不得不舍弃黄河下游各地而转仰给于长江下游各地了。
自东晋南朝以来，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有了迅速的发展。隋及唐朝初期，由于战乱而引起的大批人口的南迁早已停止，但已经传播到长江流域的优良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生产经验仍在扩大它们的作用和影响。所以长江流域的发展还是未稍间断。江南的富庶地区本来是在太湖地区和洞庭湖地区。太湖地区的经济价值在南北朝时期就已超过了洞庭湖地区。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水利设施的兴建也得到重视。隋时的情况已经难以备知，唐初的成效尚显然可见。在今江苏省的金坛市，那时曾修南北谢塘，句容县又有绛岩湖，在今浙江省安吉县有邸阁池、石鼓堰，富阳市有阳陂湖，高碑店市有官塘堰。唐朝中叶以后，兴修水利的记载更见繁多，包括上述的金坛、句容、安吉、富阳诸县已有的塘池湖堰在内，在今江浙两省之间的太湖周围的农田水利设施共二十二处，为唐代长江中下游最多的地区[503]。在今江苏省江北淮南地区十二处[504]。今安徽省淮南江南各地五处[505]。今浙江省中南部九处[506]。今福建省十二处[507]。今江西省六处[508]，今湖北省只有一处[509]，今湖南省五处[510]。虽然各地多寡不同，都有助当地农业的发展。
长江中下游各地的富庶经济除太湖地区和洞庭湖地区外，其他地区亦有开发。自唐中叶以后，关中粮食的供给及国家财赋的来源，主要仰赖于东南八道。即浙东道（治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浙西道（治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宣歙道（治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市）、淮南道（治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江西道（治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鄂岳道（治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湖南道（治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福建道（治福州，今福建省福州市）[511]。这八道已包括长江中下游各地，浙西道正是在富庶的太湖区域之中。
关中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依赖也就越来越强。以德宗贞元（公元785-804年）初年，一次关中仓禀完竭，皇宫的禁军士兵有的就脱去军服，在街上发怨说：“把我们拴到军队里，却不给粮饷，难道我们是犯罪的人吗？”士兵的忿怒，使德宗皇帝很害怕。直到在润州的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运粮至京，德宗情不自禁，亲到东宫对太子说：“粮已运到，我父子可得生了[512]。”由此可见江南富庶区与关中的联系是多么重要。
八、水陆交通要津的开封
开封地处中原，交通素称便利。远在战国之时，就已成为魏国的都城，当时称为大梁。魏地四平，条达辐辏，已为人所称道[513]。梁惠王更修凿鸿沟，水陆交通益为发达。鸿沟是以大梁为中心的渠道的总称，它包括狼汤渠、汳水、获水、睢水、阴沟水、鲁沟水等在内。它沟通了黄河和济水、汝水、淮水和泗水几条河流。由于有了这几条渠道，所以大梁和宋、郑、陈、蔡、曹、卫诸国的交往更为方便。当时宋国的都城在现在河南省商丘市，濒于睢水。郑国的都城在现在河南省新郑市，濒于洧水，洧水入于颍水，而颍水又和狼汤渠相通。陈国的都城在现在河南省淮阳县，濒于狼汤渠。蔡国的都城在今安徽省凤台县，在淮水沿岸。曹国的都城在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位于济水和菏水会合处。卫国的都城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就在黄河岸边，其南就是濮水，濮水又为济水的支津。大梁就在这些地方的中间。
尤其可以称道的是在鸿沟开凿以前，吴王夫差已经开凿了邗沟和菏水。邗沟联系着淮水和江水。菏水则联系着济水和泗水。鸿沟开凿成功后，魏国的船只就可由鸿沟中任何一条水道，都能经过淮水，再由邗沟进入长江，通到江岸各地。
说到陆路交通，就在魏国大梁时，就已经四通八达了。上边已经提到大梁和郑、卫两国的交往，由郑、卫两国都可以向北通到太行山东赵国的都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由邯郸循着太行山东麓通到更北的涿和燕。涿是现在河北省的涿州市，燕国都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在当时这是最北的两个重要地方。大梁往西经过洛阳，再往西去，就是秦国了。可以说，大梁作为交通的要津，是能够通往各诸侯国的[514]。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以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通到全国各地。原来六国的都城都在经过之列。大梁在秦灭魏时，虽经河水灌城，受到摧毁，但它还是驰道通往东方各处的必经之地。张良曾刺秦始皇于博浪沙中。博浪沙就在开封之西[515]。正是由于有这样便利的形势，楚汉战争时，郦生就向汉王说：“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516]。”陈留是大梁附近的一个县，就在今开封市的东南，相距不远，因而郦生就直接提到陈留。也正是因为陈留能居天下之冲，郦生接着就建议汉王，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517]。
西汉末年，黄河泛滥，冲入到济水中，鸿沟诸水也同时受到波及。这次灾害太严重了，一直过了六十多年，才告堵口合龙，河汴也才得分流[518]。这里所说的汴，指的是汴水，也就是鸿沟系统中的汳水。这是说经过这六十多年的黄河泛滥，鸿沟系统中诸水绝大部分都淤塞了，只剩下这条汴水。当然是经过治理黄河决口时的同期施工，才能得到恢复的。这条汴水是由今河南省荥阳市西北分黄河东流，经过开封（当时称为浚仪县）城北，再经商丘城北，到今江苏省徐州市（当时称为彭城）北流入泗水。东汉末年，曹操还曾经作过整理，所整理的仅限于由黄河分流处到商丘间的一段。商丘在当时称为睢阳，因而这段渠水就改称为睢阳渠[519]。
经过修理的汴渠一直畅通无阻。大致到了西晋末年，永嘉乱离之后，才又阻塞了。阻塞的地方在由黄河分水口的石门。桓温北伐时，曾经设法疏浚，企图打开石门，由于未能成功，粮运不继，失败归来[520]，后来刘裕伐秦，才凿开石门，汴渠又复通起来[521]。刘裕归来，关中又复失守，这条汴渠由于无人照料，大概断断续续，并未一直畅通。到北魏孝文帝时，还曾经再度整理。按照孝文帝设想，如果他要向南朝用兵，就可以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这样就可以下船而战，便利无比[522]。
追溯了汴渠的通塞史事，主要是为了说明开封的水上交通的变迁。就当时情形说，汴渠是鸿沟系统绝大部分淤塞之后，唯一的联系黄河和淮水的水道，甚而还可以说是联系黄河和长江的水道，交通意义是无可比拟的。开封位于汴渠岸旁，水上交通往来无疑也是方便的。
大致是在南北朝后期，汴渠又复淤塞不通。当时不仅有北朝与南朝之争，再往后一点，又有东魏和西魏之争，北周和北齐之争，军务倥偬，这水上交通的事情就难得再有人提起。直到隋朝统一南北之后，隋炀帝才开凿通济渠，使这条贯通南北，联系黄河和淮水，更进而联系长江的水上交通的道路才重新沟通起来[523]。
隋祚短促，这条通济渠凿成之后，还没有发挥出很大的作用，隋朝就崩毁了。到了唐朝，影响才日渐显著，汴州（治所就在开封）也就日益繁荣起来。有人称道它说：“当天下之要，总车舟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524]，也有人称道它说：“梁宋之地，水陆要冲，运路咽喉，王室屏藩”[525]，这样的称道丝毫都不能说是过分。
唐代一些有关开封交通的设施，仿佛是在锦上添花。武后时就增加了一条湛渠[526]。通济渠在唐时是称为汴河的。湛渠就是由开封城西北引汴河水流到白沟，东流到曹州（治所在今山东定陶）注入巨野泽中。唐代后期，又在巨野泽东北向南开凿一条盲山渠，向南流到泗水[527]。这就等于延长了湛渠，使开封的水路交通更向东发展。唐代后期，由于藩镇控制了运道，因而另外开凿一条蔡河[528]。蔡河是由开封附近流到陈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淮阳县）的渠道，其本是鸿沟系统中狼汤渠的旧水道，这时又重新恢复起来。这样的恢复使开封增加了一条向南的水上交通道路。
这里还应该提到隋时和通济渠同时开凿的永济渠[529]。永济渠是南引沁水入河，又向北通到涿郡。当时涿郡治所为蓟县，就是现在的北京市。沁水入黄河处在通济渠分黄河处的下游，相距很近，往来船只通过一段短促的黄河水道，就可以互相出入，不至于有若何的困难。
应该指出，这几条渠道的开凿都各有它自己的目的，说不上和开封有多少关系。由于开封的地理条件的优越性，使它恰恰属于这几条渠道的中心。湛渠和蔡河由开封始凿，那是不必说了。通济渠经过开封城，那也不用说了，永济渠本来和开封没有关系，通过一段黄河也就联系起来了。
由于这几条渠道的开凿。开封不仅成为交通要津，而且成为当时全国水道交通的中心。它由汴河转入黄河，再接上关中的漕渠，可以向西通到当时的都城长安。由汴河转入黄河，再接上永济渠，可以向北通到涿郡的蓟县。由湛渠可以向东通到曹州，再经过巨野泽入盲山渠通到兖州（治所在今山东省兖州市），也可以经过巨野泽通到齐州（治所在今山东省济南市）和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省青州市）。由蔡河可以向南通到颍州（治所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和寿州（治所在今安徽省寿县）。还应该特别指出，它循汴河而下，过了淮水，进入漕渠（即邗沟）通到扬州（治所在今江苏省扬州市）。扬州为当时有名的经济都会，长江以南的货物凡是要运往长安的，都是先集中到扬州，再由汴河西运，这也就是说，是一定经过开封的。
唐代末年，都城东迁，迁到洛阳。朱温建立后梁，却把都城移到开封。后梁以开封为都城，道理很单纯。朱温本以宣武节度使起家，宣武节度使治所就在开封。中间后唐再以洛阳为都城，到了后晋石敬瑭又迁回开封。石敬瑭为此还颁布一封诏书，明白指出迁都的缘由，是因为开封水道交通集中，便于运输粮食[530]。从石晋以后，直到北宋，都城再未迁徙。
石晋迁都时，淮水以南尚为南唐所有，汴河和邗沟不相联系，作用并不能算是很大。到了北宋，全国统一，汴河的作用又恢复到唐时的规模。北宋时汴河经常疏浚，这是用不着多说的。当时又疏浚了广济渠和蔡河。广济渠又名五丈河，是在唐代湛渠的旧道上重新疏浚的。这时又引潩水到开封，以充实蔡河的水源，引京、索诸水作为广济渠的水源。唐代汴河是用来运输太湖流域的粮食供应都城长安的，都城东迁了，东南粮食不再西运，可是陕西粮食却要东运，这是说黄河这段运道还可以用来有助于开封的交通。由于幽云十六州的丧失，永济渠再不能通到涿那，但大部分还是畅通的。
由于这些水道仍然畅通，开封作为交通要津，水道交通中心，并没有改变。不仅没有改变，由于开封成为都城，更有助于水道交通的发展。也由于水道交通的发展，开封就更为繁荣。现存的宋人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都可以显示出当时开封繁荣的一斑。
水道交通以外，开封的陆路交通亦称发达，前面曾经提到秦始皇时所修的驰道经过大梁。秦亡汉兴，驰道规模依然保存未废。东汉时班昭由洛阳东至陈留，大体就是遵循这条道路[531]。陈留就在开封的东南，要到陈留，开封是必须经过的地方。
后来到了隋唐时期，长安仍是都城的所在。由长安东行至于齐鲁，也是要经过开封的。开封有地名板桥，乃是西行路上宿寓旅人的镇店。有名的板桥三娘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532]。当时东西往来的官道，也是经过城西北的博浪沙[533]，大体还和秦时驰道相仿佛。隋时浚仪县（即今开封市）属荥阴郡，郡治管城，今为郑州市，浚仪只是郡中一个普通县邑，唐时设立了汴州，浚仪就是州治所在。中叶以后，汴州成为宣武节度使的治所，更非一般州县所可比拟。这时开封不仅是水道交通的要津，也应是陆道交通的枢纽。经过五代，到了北宋，开封作为都城，陆道交通更会受到重视。由开封分往东西，仍应是隋唐时期的旧路，由开封往北，经过陈桥驿[534]、封丘[535]至澶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濮阳县）[536]，澶州之北就是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大名于宋时为北京，由开封经澶州就可以达到大名，由大名再至以北各处。由封丘亦可北至滑州（治所今河南省滑县东南），再至大名[537]。至于由开封南行的道路，可由南宋初年岳飞北征的行军，略知其所在。岳飞北征始自鄂州（治所在今武汉市），再至郾城（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又北至朱仙镇[538]。朱仙镇北距开封只有四十五里。岳飞北征，所行之路如此，由开封南行当也是出于这一途的。
唐宋人论州郡地理，都能举出它们的四至八到。开封东至宋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商丘市），西至郑州（治所在今河南郑州市），更西至于洛阳、长安，南至蔡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汝南县），北至滑州，东南至陈州（治所今河南省淮阳县），西南至许州（治所在今河南省许昌市），东北至曹州，西北至孟州（今河南省孟州市南）[539]。当然，这只是就当时开封邻近各州而言，不可能再详细论述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再涉及更远的地方，也是要经过这些相应的州县的。前面说到由开封去大名的路程，就是要经过滑州的，而岳飞北征所到的郾城，就在许州之南，也就是许州的属县。
开封的陆路交通是这样的发达，开封当然是陆路交通的枢纽了。
北宋末年，由于金人的南侵，开封沦陷，水道交通也受到摧残和破坏，尤其是汴河断流，影响更大。这时陆路虽还可依旧通行，所谓交通要津也就难于存在了。
其实只要水道畅通，交通还会发达起来的。元代蔡河经过疏浚，称为贾鲁河。贾鲁河只经过开封城南的朱仙镇，朱仙镇很快就繁荣起来，成为全国四大镇之一。不过后来由于其他贸易道路代之而起，朱仙镇又复衰落不振了。
九、南海岸上的广州
现在的广州市，汉时就已设县，称为番禺。番禺县属南海郡，为郡治的所在。南海郡又隶属于交阯刺史部。交州刺史部东汉时设在龙编，就是现在越南的河内。三国吴时始分交州置广州。即以南海郡番禺为广州治所。
番禺处于五岭之南。五岭之南近海，物产以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为多，这些都是内地所少有或者就不可能生产的，内地商贾多前往贩运，并且能够致富，番禺就是当地的都会[540]。
五岭以南不仅有奇异的物产，而且还能和海外通往来，西汉时，最远可以通到已程不国[541]。这是在今印度半岛南部的国家，也有人说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当时出海的船舶多从徐闻（今广东省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东北）起航，这两地离番禺较远，不过运输来的海外奇珍，还是要集中到番禺来的。
这些奇珍货物固不仅为番禺商人在海外购得，也是海外各国商贸贩运来的。梁时中天竺国商贾往往至日南（治所在今越南广治）、交阯（治所在今越南河内）[542]。这虽然没有提到广州，但并非就没有到广州的。因为其时扶南王（今柬埔寨）就曾派遣商贾携带货物来到广州[543]。
外商来广州者多，内地商人前去者也不少，不仅商人前去，一些贵族官吏也掺杂在商贾队伍之中。东晋时，司马奇身封为义阳王，曾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为有司所奏，贬为三纵亭侯[544]。而一些当地官吏更视之为利薮所在。晋时就已有人说：“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545]，甚至到南齐时，更有人说：“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546]。’”
三国吴时，交、广二州分治是在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547]。这次分治不久即作为罢论。后来到孙休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又重新分开[548]。但在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交州治所曾经迁到过番禺[549]。交、广二州分治后，番禺成为广州的治所，交州治所就仍迁回故地。当交州治所迁到番禺时，步骘为刺史。初迁来的新州，当然要建筑新的治所。据说：“步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记。”又说：“骘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渺，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550]。’”这是说，当时对于新的州治是经过周密的选择的。交广分州后，这里也就成了广州的治所。既然州治在此，人口当然就会增多。具体的人口数已不易考核。晋卢循攻广州时，城内一次大火死者万余人[551]。可见当时城内人口是不会少的。广州既与海外通贸易，可能城内也住有海外商旅，以未见记载，难以具知。
根据后来的记载，旅居在广州外国人是不少的。唐朝后期，广州的一次变乱中，死人甚多。除当地人外，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火教徒亦被杀很多，死于此段者达十二万人[552]。这个数字可能并非夸大，因为每天到达广州的海舶都有十几艘[553]，来往的商贾是不会很少的。有的记载说，每年来的海舶才有四十余艘[554]。这样一座大海港，每年才有40余艘海舶出入，似与实际不符。如按每日十余艘计算，则每年应该有四千余艘。
广州有这样多的海舶前来，税收应当可观。唐朝曾在这里设置市舶司，以检查出入船舶，征收商税。这应是我国设置海关之始。
据东汉时的记载，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555]。大秦为罗马帝国。后来海上交通愈益发达，与广州往来贸易的国家应更为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