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4月，莫泊桑收到一本左拉的小说，名叫《穆雷教士的过错》。左拉比莫泊桑大10岁，是当时法国文坛的主将。

左拉早期曾醉心于豪华、放纵的传奇文学领域，如雨果的历史小说和诗歌、莫西特的歌剧、勒弗尔和拉马丁的尚古神秘诗等。他早期作品短篇小说集《妮侬的故事》、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都脱不开对浪漫主义作家的模仿。

后来，左拉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逐渐产生浓厚兴趣。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左拉提出了自然主义创作理论，主张以科学实验方法从事文学创作，按生物学定律描写人，无动于衷地记录现实生活的一切方面。他强调深入体察社会，大量掌握生活素材，所遵循的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法国作家左拉

在写实文学方面，龚古尔兄弟已经做了先导，他们写过几篇历史性的专论和文艺评论，描绘劳工阶级的形象和社会价值情势，颇为感人。龚古尔兄弟在1865年出版的一部名叫《热曼妮·拉瑟顿》的小说，描述一位女佣热曼妮生活的痛苦。为了描述逼真，龚古尔兄弟也像福楼拜一样，真实地刻画了书中角色的形象。他们常带着笔记本，亲自到低级舞厅、监狱、医院去探访。他们还费时费力地研究热曼妮的性格，又从许多病例中探讨酒鬼的生活情形。

左拉的许多作品也是根据史实来写的，而他1871年所写的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则是借医药书刊的帮助而完成的。左拉效仿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要反映这整个历史时代。这部巨著以女主人公阿·福格为中心，从她两次结婚所生的后代来证明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影响。它的题材非常广泛，涉及法兰西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出场人物有1200多个。虽然自然主义的理论影响了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但作者还是成功地描写了19世纪后期法国社会的生活画面。

左拉在写作《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之前，已分别写过两部这种近似科学手法的小说，如1867年的《黛莱丝·拉甘》和1868年的《玛德兰·费拉》。左拉在小说的情节构思和人物塑造上都突出了生理因素和遗传因素，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成因时，不强调社会因素，仅强调生理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两部小说的前言中，左拉声称，他对书中角色的描写，像外科医生对待病人一样，予以公平精确的描述，不考虑什么道德和迷信。

由于工业革命的来临、铁路的发达，以及他对科学理论与实验的浓厚兴趣，左拉决心要把科学带进文学领域里去。他继续以“科学”作为他的工具和武器，写出前所未见的下层生活面貌来震撼那些愚昧而势利的中产阶级。这便是所谓的“自然主义派”的重要由来。那个年代的青年作家，包括莫泊桑在内，都对“自然主义派”心悦诚服。

莫泊桑在看完《穆雷教士的过错》后，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回了封信给左拉：

您的大作我刚拜读完毕，这的确是一本优美而且引人入胜的好书，很少有书能给我这么深刻的印象，难怪原先批判您的那些报纸，现在也转而对您敬仰佩服了。我把整本书看完之后，爱不释手，然后再次品尝其中妙处……

尽管莫泊桑对他那部《穆雷教士的过错》赞扬有加，左拉却并未因它而功成名就。真正使他蜚声巴黎的作品是一部专门以劳工阶级为背景的《小酒店》。这本书起初是在报纸上连载的，在连载时便有人指责，左拉把劳工阶级描述得大低级、太刻薄了，左拉只好将故事转往更自由、更开放的《国家》杂志上登载，不料同样遭到禁载的命运，最后再转到他朋友孟代斯的《文学共和国》杂志上刊载，直到整个故事完成。最后整部书出版时，报纸的编辑怕引起读者的反对，还为这部小说的出版作了一个说明。

事实上，每一家报纸和每一位名评论家，都对这部作品展开了口诛笔伐。故事叙述的是，洗衣女工绮尔维丝原来是个积极进取的青年，结婚后开了家洗衣店，婚后生活的逐步改善使她和她丈夫古波慢慢堕落——她开始讲究排场，好吃懒做，而她丈夫则开始酗酒，这使他们一步步滑向深渊。先是洗衣店倒闭，后是绮尔维丝受尽羞辱，穷苦潦倒而死。小说中绮尔维丝与其他的洗衣妇在洗衣房打架的情景，以及对工人阶级的粗鄙话语的描述，对习惯了雨果传奇故事，以及乔治·桑田园风情诗的读者来说，当然是难以接受的。

于是一群爱好浪漫主义文学的评论家，与一群以科学精神写作的自然主义派之间终于爆发了一场论战。在左拉与报纸和评论家辩论的时候，他的这本书销量剧增，在1877年一年中，他这本书已经印刷了38次。

与此同时，左拉的另一部名著《娜娜》于1880年3月出版，书中描述了绮尔维丝的女儿娜娜的命运。这本书的销量甚至超过了《小酒店》。由于书的热销，左拉也成了有钱人。1878年，他不仅在巴黎波洛街买了公寓，还在郊区梅塘购置了别墅。

在与保守派的论战中，左拉赢得了最后胜利，他也因此成为一群作家的首领。这一时期，莫泊桑也受他的影响，慢慢放弃了对历史传奇文学的兴趣，转而写作现实和讽刺作品。

“自然派”的成员每周四晚上都在左拉家后面的一间小馆子里聚餐。这些成员大致有保尔·阿莱克西、昂利·塞阿、莱昂·埃尼克、于斯曼和莫泊桑。另外，也有些临时访客，大都是青年艺术家。

有时候他们也到各成员的家里去聚会，包括莫泊桑在卡劳左街的住处。这个地方小得可怜，他们聚会时，椅子只好堆到碗柜里去。1873年8月1日，于斯曼撰文回忆说：“我们的谈话如同我们咽下的食物，常常粗陋得很，但是气氛总是活泼的，尤其是莫泊桑，每次他一到，就成了聚会中的灵魂和生命。”

1878年以后，这种餐会被改名为“牛肉晚餐”，自从改供这种饭菜之后，气氛也就与前不同了。他们又从小馆子移到了大饭馆，会餐的人员除了左拉那一帮追随者之外，还有小说家保尔·包格、诗人弗朗哥·考彼以及印象派画家塞尚和马奈等。随后，这个聚会又迁移到左拉的梅塘别墅里去了。于是左拉夫人要以丰富的酒菜招待这些客人。酒足饭饱后，他们便彻夜畅谈文学。

其实早在1874年年底，福楼拜、龚古尔、屠格涅夫和左拉等人，就每月一次在咖啡店或别的地方聚餐，他们称之为“被嘘下台的作家晚餐”，因为他们的戏剧都已不在戏院上演了。

除了梅塘别墅的聚餐外，1877年4月13日，他们在巴黎的一家餐厅举行了更盛大的聚会。这次聚会中，福楼拜、龚古尔也参加了。龚古尔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今晚于斯曼、塞阿、埃尼克、阿莱克西和莫泊桑等“自然派”或“写实派”的青年作家们，都在这次招待晚宴中，称福楼拜、左拉和我为现代文学的三位领袖。这是一支新形成的文化队伍……

龚古尔虽然对自己被邀请参加这次晚宴感到荣幸，但是敏感而自负的他见到左拉的作品中有剽窃他的写作技巧和结构的成分，难免感到不快。

福楼拜之所以参加这个晚宴，是因为莫泊桑的劝说。他这个“克鲁瓦塞的隐士”从来就不相信什么派别运动。左拉作品中对下层阶级作缺乏文艺形式和美的写实表达，使这位保守的隐士很难接受。福楼拜虽然对左拉的“自然主义”不以为然，但是当他在左拉的小说中发现生动有力的描述时，他也对这个36岁年轻作家的才华感到佩服。福楼拜之所以来参加这次晚宴，除了莫泊桑的劝说，还因为他爱好美食，而且最近他的心情烦闷，想趁这个机会与朋友轻松一番。

这次晚宴因为有法国当代文坛长辈参加，加上报纸的大力渲染，《文学共和国》杂志更是宣称4月13日为文坛的大日子。有了这些渲染，左拉及他的追随者获得了大量的出版机会。他们的胜利对法国当时的文学趋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再也不是左拉一人在为“自然主义”摇旗呐喊了，这位《小酒店》的作者，已获得青年一代和老一辈作家们的集体拥戴了。

希望成名的念头驱使莫泊桑去接近左拉，并加入他的圈子，这情形正如他之前想获得福楼拜的协助而与他接近一样。“自然派”者描绘角色，根本不考虑什么文体、道德和心理状态，而只从事物的外表来描写。这种风格并不适合这位曾经受过福楼拜教导的青年。

这一点，莫泊桑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当他的《往昔的故事》上演时，莫泊桑便对福楼拜报告说，左拉及他的门人并不喜欢他这种传奇故事和贵族事迹，他们认为这些违背了“自然派”的精神。塞阿参观过表演后写道：“我们应邀去参观过了，但没什么兴趣。我们在爬上舞台去向莫泊桑道贺后，便一起到戏院去观看《小酒店》第40集的演出。”

但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莫泊桑只好继续与他们为伍。事实上，左拉的运动确实对莫泊桑的成功大有帮助。1877年2月，左拉的《小酒店》正在流行，莫泊桑仍在写他的历史剧。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宾康：

我身处的这个文学圈，人人都讨厌诗歌，但是诗歌对写作大有裨益，这个想法不会错。我在戏剧与小说方面，被迫站到了“自然派”的队伍里，因为这种作品越是写得多，就越容易被人接受……别人都认为这是对的，但是总有一天，会有一种新的形式来取代它吧……

显然莫泊桑是想利用“自然派”的出版圈，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不幸的是，左拉的小说《娜娜》出版以后，也引起了一股新的反对浪潮，有些激烈的群众也开始批评莫泊桑在报纸上刊登的两首诗。幸亏有福楼拜的辩护，证明他的诗中的文学价值，莫泊桑才没有被卷入更大的风波。

莫泊桑参加过“自然派”的聚会，当左拉的小说《小酒店》和《娜娜》在戏院演出时，莫泊桑也到场观看。莫泊桑甚至帮左拉买了一艘船，取名为“娜娜”，并于1878年7月，在封丹和埃尼克两人的协助下，把这条船由49公里外的比桑，送到左拉的乡村别墅。

起初左拉的别墅小得可怜，他把它形容为“兔子窝”。直到1878年夏天，左拉才把房子扩建，在旁边添建了一座四方塔形的房子，从花园中可远眺河流的风景。左拉发迹之后，他大部分的时间住在“梅塘别墅”接待宾客，与门人聚会，也不去巴黎了。偶尔他的门人乘坐 “娜娜”号在河上遨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