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汉武帝时代变无为之治为威权政府，传统人才选拔制度衰落，见利忘义、寡廉鲜耻迅速成为官场风气。(1)东晋以至南朝应该算是更具典型意义的时代，当时就曾出现过寒门子弟多掌机要的局面。清代史家赵翼分析说，那是门阀时代，高门大族门户已成，论资排辈就可以坐等高官显爵，所以世家子弟既不屑于竭尽心智以邀恩宠，又在清谈之风的盛行中视公务为俗务。但公务总要有人去做，于是机要重权自然会渐渐集中在寒门子弟的手中。

今人多认为寒门弟子的上位是为陈腐的政坛注入新鲜血液，为疏阔无能的官场增添一些必要的实干家，这当然是一股进步的社会力量。然而事实上这些寒门子弟把政局搞得更坏了，使贪腐盛行，一发不可收拾。赵翼的解释是，一般而言，出身寒贱则器小易盈，不知大体，一朝上位就很容易招权纳贿，不再顾惜名节。其中虽然也有少数好人，但乘势作奸者毕竟是大多数。小人却拥有了君子的权柄，害处实在是说不尽的。（《廿二史劄记》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

这样的政治弊端非但不是科举制度可以挽救的，反而最有可能改头换面地重现于科举社会之中，薛登的洞见其实一点没错。然而科举积弊确实就这样长此以往下去了，终李唐王朝，任何意图改弦更张的人都难免生出螳臂当车的无奈。

时经安史之乱，在内忧外患夹击之际，礼部侍郎杨绾向唐肃宗上疏陈述科举之弊，建议恢复汉代察举孝廉的制度。看上去这样的建议绝非应当务之急，然而杨绾有着和薛登一般的忧思：科举制度实为败坏国家风教的罪魁祸首，制裁得越晚，风教便越发难以收拾。最令杨绾痛心疾首的是，科举考生们到处联络豪门权贵投刺拜谒，一方面趋炎附势，穷形尽相，另一方面自吹自擂，自卖自夸，寡廉鲜耻者莫此为甚。

唐肃宗下诏，将杨绾的奏疏发给给事中李栖筠、李廙与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详加讨论，后者一致认为杨绾的意见“实为正论”，只是考虑到现实可行性，须要做一点折中处理。朝中重臣则以为现行制度通行已久，难以骤变，新办法不妨从第二年开始，只有翰林学士担心这样会给那些因渴望中举而寒窗苦读的学子难以承受的打击，不如一切照旧为好。（《旧唐书·杨绾传》，《新唐书·选举志上》）(2)从各方面的意见来看，多数人都认为科举制度弊病太多，而之所以有必要将这一“弊政”进行到底，仅仅是因为改弦更张的成本实在太高。

风俗浸**之下，及至宋代，读书人更可以堂而皇之地追求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帝王的动机便更加不免令人怀疑：这到底是要选拔治国安民的人才，还是为了将天下才士束缚于场屋，笼络于耳目之下，免得他们拿这份才干与志向做出什么危害政权稳定的事情？

(1)《汉书·食货志》如此记录这一时期：“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夷，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而始。”

(2) 唐人论本朝选贤取士之弊，还可参见韦嗣立上唐中宗奏疏中的片段，与薛登所见略同：“今之取人，有异此道。多未甚试效，即顿至迁擢。夫趋竞者人之常情，侥幸人之所趣。而今务进不避侥幸者，接踵比肩，布于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内外，则有回邪赃污上下败乱之忧；有武者用将军戎，则有庸懦怯弱师旅丧亡之患。补授无限，员阙不供，遂至员外置官，数倍正阙。曹署典吏，困于祗承，府库仓储，竭于资奉。国家大事，岂甚于此！古者悬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用无才，则有才之路塞，贤人君子所以遁迹销声，常怀叹恨者也。且贤人君子，守于正直之道，远于侥幸之门，若侥幸开，则贤者不可复出矣。贤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复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国将危矣，陛下安可不深虑之！”（《旧唐书·韦嗣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