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

《新建设》编者按：本文是范文澜先生在一个用《中国通史简编》做学习材料的机关里的讲话记录。范文澜先生嘱本刊发表这个记录，以供阅读《中国通史简编》的读者参考。

我对我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不满意的，早就想修改，但总没有机会。去年才开始改了一些，今天看来仍是不能满意，还得从头再来过。写一本书要错误尽可能少些，实在不容易，更不必说写得好了。希望同志们共同指出本书的毛病，做到像孔子所说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指出很多毛病来，对我帮助就大了，可以改得较好些。

1940年我去延安，中宣部要我编写一本十几万字的《中国通史》，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我当时就同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分工写作，由我总编。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中宣部索性叫我从头写起，1940年8月至1941年4、5月完成上册（五代十国以前），至年底完成下册。校完全书我就转入整风运动中去不再接触这个工作了。这本书原来限定写十几万字，但上册写完已有二十多万字，事已如此，只好不限字数，继续写下去。所以这本书是逐步扩充起来的，事前也缺少整个的计划和提纲（当时仅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这就是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的经过情况。

要写一本比较好的中国通史，必须具备着若干必要的条件，而我呢？这些条件都是很缺乏的。

第一，我的马列主义修养差得太多，思想上主观性片面性非常严重，没有力量来正确地掌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而这又是写历史的第一个必要条件，缺乏这个条件，就容易发生错误。

第二，材料的掌握和历史知识也很差。延安马列学院的资料室参考材料不算多，那时要找《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这类书都找不着，有关史学的杂志、新书，更是难以看到。同时我的历史知识很贫乏，许多部门根本不懂或懂得太少，如少数民族史、自然科学史、艺术史、哲学史等部门，我都是门外汉，因之，有的说不出来，有的说得肤浅不扼要。

第三，有充裕的时间，才能仔细研究问题，考订史料，而《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时间却嫌过于仓促。恩格斯说：“即令是唯物的观点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的发展，也是一种需要数年静心研究的科学事业……只有多数经过批判的选择与全部精细研究过的历史史料，才能解决这样一个课题。”按照恩格斯的标准来看《中国通史简编》，真可说是粗滥的作品。

由于上面三个原因，可以得出结论，这本书不可能写好，序言上也已声明这只是一本聊备删削的草稿。这本书既然写得不好，那么是不是可以丢掉？是的，不久就可以丟掉。因为中国已经解放，史学工作者在共同目标下，大家都在努力研究，不久就会写出较好的通史来，代替这个写得不好的《中国通史简编》。不过在目前这一种新型类的书还只好允许它暂时存在，虽然对它很不满意。原因是中国古代史书非常丰富，也有很多不朽的名著，但都属于旧型类，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真正科学的历史书出现以前，只要是尝试着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写的历史，总比旧型类的任何历史书要好些。这就是说，运用马列主义不成熟比运用封建主义很成熟的历史书，从人民的需要看来，显然前者比后者合用，即令不是真正合用。有些学者讥笑新型类的历史书说：“考订太不讲究，写历史闹出好多笑话！”照我的看法，尽管笑话很多，急须改正，但既然纠正了旧型类的历史书的某些根本缺点，这就是值得赞扬的。《中国通史简编》也和其他新型类的历史书一样，毛病很多，远远不够科学的水准，可是它比起旧的以封建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观点来写的历史书，却是本质上不同，许多写法在旧型类的历史里从来没有过。

第一，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型类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

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旧历史写尧舜禹汤文武所处的时代都是一个样，完全是静止的，有的“颂古非今”，什么都是古的好，思想更是反动。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则到具体的中国历史，这是和旧历史完全不同的。

西周开始时据说有大小国家千余，东周一百数十国兼并为十余大国，至战国只剩七个大国。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从原始的小国割据分裂局面，走向统一，自西周至秦共八百余年，才完成统一。

自秦至南北朝，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阶段。秦统一中国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大跃进。汉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至三国时期，长江上游和中、下游建立起国家，开发经济，提高文化；后来长江流域的南朝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文化超过北朝，经济赶上黄河流域，至隋统一，黄河流域加上长江流域，中国的经济基础大大地扩大并加强了，文化也跟着大进一步。

隋唐至鸦片战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阶段。由于经济基础的扩大，文化也显著地超过前一阶段。宋朝开发了闽江流域（五代十国时王审知从河南带了很多人和生产工具去）。至元、明，珠江流域也开发起来了。自隋唐迄鸦片战争，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黄河流域加长江流域，再加上闽江、珠江流域。在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常朝代，一般约三百年，比前一阶段的正常朝代要多一百年（东西汉各二百年），这也可以说明唐以后经济基础确是扩大并加强了。

农民战争胜利的结果，出现了汉、唐、明三个大帝国，也就清楚地划分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反之，农民战争失败的结果，军阀混战割据，外族乘虚侵入，出现分裂或沦陷的局面。劳动人民的命运就是整个历史的命运，不看清这一件大事，等于忘记了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的原则。

第四，《共产党宣言》告诉我们说“一切至今存在过的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用文字传下来的全部历史）。《中国通史简编》写阶级斗争，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旧型类历史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骂农民起义是“流寇”、“土匪”，描写成为野蛮人，把所谓“官军”的真正野蛮行为，大都挂到起义军账上。要矫正这种谬见，必须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同时也要指出农民阶级本身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因之它只能起着有限度的推动作用。至于异民族侵人，我也着重写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写农民起义和反抗异族侵略，本意在说明中国人民确有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伟大传统，但没有写好也是事实。

第五，书中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还是写得不少。例如炼钢、造纸、印刷、火炮的逐步发展，茶叶、早稻、棉花的大量种植。又如南宋江西、浙江有人使用投铁片入胆水，提炼出铜的方法。汉末曹操在冰井台藏石炭数十万斤。汉时高奴县（延安县东）发现石油，北宋用来点灯。唐时航海有大船，宋时航海用指南针定方向。诸如此类，自信在主观上是十分重视的（当然还有不少被遗漏），不过因为知识缺乏，没有能多所解释。

同志们听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话，不要误会以为我在这里自我吹嘘。像我这样一个初学马列主义的人，如果一下子能够写出科学性颇高的中国史来那真是怪事。这好像一个小孩子初学走路，东倒西歪，连跌带爬，不成模样。我们不能要求他一学就会，我们只能要求他不怕闹笑话，加倍努力去学习。

《中国通史简编》有很多缺点和错误，我要写一篇“自我检讨”，希望发表出来，以便让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中国通史的“定本”，同时也希望引起大家的批评，帮助我改正。我在检讨中所得到的对本书缺点的初步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非历史主义的观点

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最长时期的封建时代，一方面是包含着许多甚至对于今天的民族生活还起着负作用的沉重遗产；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这段历史时期对于中国民族生活的发展毫无积极作用，毛主席在《论新阶段》里指出：“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新民主主义论》里也指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正是无产阶级对待历史遗产的正确态度。对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历史应该采取这种马列主义的历史分析的态度，对于个别的历史人物、个别的历史事件也同样应该采取这种历史的分析态度。如果无分析地一律抹煞或一律颂扬，都是主观主义的，非历史主义观点的表现。在这本书中的有些地方的叙述就有这种非历史主义的缺点。例如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就他们整个阶级地位来说，没有问题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但是他们中的某一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也起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如果一律否认或缩小他们对历史的贡献，那是不对的。例如秦始皇嬴政，结束了从西周到秦朝八百多年割据分裂的局面，伟大的中国第一次统一起来。他废侯王，置郡县，兴水利，通河道，筑长城，统一文字，划一度量衡，拆毁国内长城，开发岭南，驱逐匈奴，建立规模弘大空前未有的大帝国。汉朝制度基本上承袭秦制，汉后历代制度又自汉制逐次演变而成，秦在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所起的创始作用，有极大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叙述是不对的。汉武帝刘彻是雄才大略的皇帝。至少从殷朝起就侵扰汉民族的匈奴族，到汉武帝时，才打了决定性的大战争，汉族胜利了。当时匈奴还是落后的奴隶制度国家，每年侵入边郡，破坏生产，捕捉汉人去当奴隶，打败匈奴完全合乎汉民族的利益。我对汉武帝的武功，没有着重写他胜利这一面，却着重写了人民所受战争痛苦的一面。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皇帝中出类拨萃的人物。他击灭了侵略中国的突厥族，建立起疆域广大，超越前代的大帝国。汉唐是历史上两个光辉的大朝代，唐朝的强盛又胜过汉朝，我没有着重写击灭突厥的功业，却看作为他父亲李渊报仇雪耻的战争。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很有功劳。明太祖朱元璋从元朝异族压迫下恢复汉族政权，也很有功劳，我着重写赵匡胤的官僚政治，朱元璋的专制残暴，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都没有当作重点显著地写出来。

这本书中又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本来“借古说今”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但如果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这就不是“一切以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的历史的观察社会现象的态度，而是古今不分，漫谈时事了。例如《中国通史简编》里叙述魏、蜀、吴三国的情形就有这个毛病。三国以前长江流域经济文化都落后于黄河流域，孙权建立吴国，推行北方的耕作方法，开辟耕地，又派朱应、康泰出使南洋诸国，组织一万人的大舰队开展海上交通，长江流域经济、文化比东汉前进了一步，这些功绩是值得重视的。蜀汉在四川、云南，对少数民族不采取残暴镇压的政策，汉族与少数民族一般能和平相处，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三国分裂是军阀混战的结果，但三国国内设施，也各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这是不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又如武则天利用特务镇压她的政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争夺。借武则天来斥责特务统治，着重写了特务的残暴，而且把宫庭私事也写了出来，意在增加对特务统治者的鄙视。事实上武则天统治的时候，中国还保持强盛的形势，对人民说来，她不算是属于坏的一类皇帝。

以上就是由于片面地“反封建”和“借古说今”所造成的非历史主义观点的错误。

二、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这种具体的分析，首先要把生产关系划分出来作为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同时还要到处和经常考察那些适应于这些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物，以血和肉来把骨干包裹起来。但事情还不止于此，马克思说“同一的——就主要的经济条件说是同一的——经济基础，仍可由无数种互相不同的经验上的事情，例如自然条件、种族条件、外来的历史影响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差别来。不分析这种经验上给予的事情，是不能理解这一点的”。马列主义的分析法应用在历史研究上，如此复杂而繁重，丝毫没有其他轻而易举的便宜方法可以代替。《中国通史简编》却采用了一个便宜方法来代替它，那就是现象罗列法，把互相有机系联着的统一的整休，排列成许多各个孤立的现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前一时期与后一时期，这一事件与别一事件，同一事件在此时此地与在彼时彼地，说不出或说不清楚它们中间有什么有机的内部联系，结果是头绪紊乱，不相贯通，名为历史，实际上是一本史料汇编。对某些单独的历史事实，也因为缺乏分析，往往不能作出惬当的判断。例如岳飞是抵抗女真侵略的民族英雄，他的行动是代表民族利益的伟大行动。他曾代表地主阶级攻灭洞庭湖旁农民首领杨么，这固然不是好事，但比起抗金来，显然是较小的，没有把事情的轻重说明白，在鉴定岳飞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上，引起了混乱的看法。又如隋炀帝杨广开运河，给当时人民带来了严重的死亡和痛苦，开成以后，北至涿郡，南达余杭，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起着重大的作用。杨广以前和以后，历史上不少开运河的人，杨广之所以特别著名，在于他使用民力太急暴，更主要的是他在河上作大规模的游行，为以前以后的人所未有。着重写了杨广残害人民骄奢**逸，却没有说明开运河还有其积极的意义，显得看问题不够全面。

除了以上所说两方面的问题，其他如使用材料也有错误或欠妥的地方，不少史学工作者，曾经善意地给我指出，我在这里表示感谢。此外没有检讨到的问题当然还有，需要自己更深入地作检讨，找出全部错误来。

我这样想：按照中国目前史学研究的已有成绩，要总结四五千年的全部历史，写出一本比较完好的古代通史来，无疑是困难的，但决不能因此而减损工作的勇气与信心，因为中国史学确实具备了几个决定性的成功条件，相信若干年后，比较完好的中国古代通史一定会出现。第一，毛主席已经指出史学工作者应走的正确道路。第二，中国人民翻了身，反动统治阶级基本上消灭了，革命的实践中已经给“一部廿四史”做了总结，这对于史学工作者，创造了来全面地总结历史的有利条件。第三，全国史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或研究某一专题，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益完好。第四，全国史学工作者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批评、自我批评，逐步改进自己的工作。这四个成功条件以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中国人民对史学工作者的期望和鼓励。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千辛万苦，流血流汗，创造了自己的祖国，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既然是自己创造的，产生热爱祖国、热爱历史的心情，也是很自然的。今天人民革命胜利了，劳动人民真正当了自己祖国的家，对自己祖先创造历史的勤劳和伟大，特别感到亲切与尊敬，要求知道创造的全部过程，为的承继历史遗产，从那里吸收珍贵的经验，做更伟大更美好的新创造。历史上，中国劳动人民对自然界作斗争的生产斗争历史，对统治阶级及侵略民族作斗争的阶级的民族的斗争历史，都有非常光辉的成就。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以各个不同的程度，参加这种斗争，全部或部分地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政治经济上，在武力卫国上，在文化思想上作出许多大小事业，给历史以巨大的贡献，这与劳动人民的成就，同样值得人民的永远纪念与学习。把上述丰富的史实综合起来，就会基本上构成古代历史的光明面。当然，正因为中国人民充满着民族自尊心，所以特别愤恨自己的已往的奴隶生活与落后状态，对那些玷污民族名誉，出卖人民祖国，压迫劳苦人民，破坏经济文化，阻碍社会发展，毒害人民思想的暴君民贼及其所代表的反动地主阶级，表现无限仇恨，把他们的罪恶写在历史上，好让人民知道历史不是走的一帆风顺的胜利道路，历史走的是崎岖曲折，艰难困苦的道路。

古代留下来大量历史书籍，一般是地主阶级文士为拥护地主阶级利益而写的，中国人民需要的是人民自己的历史，而现在还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期望和鼓励人民史学工作者努力研究的缘故。我希望和全国史学工作者在一起，依靠四个决定性的胜利条件，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最大决心，同心协力，为写出一本比较完好的中国通史而奋斗。

并野、德远整理，克敏、王综校对

原载《新建设》杂志1951年4卷2期

(1).编注：“髲”音应同“壁”。

(2).编注：此句所述内容有误，“活字印刷”应系北宋毕昇发明，始于中国宋代。

(3).编注：即阿拉伯，指阿拉伯半岛。

(4).编注：“斡” 音应同“握”。

(5).原校者注：“广四”疑为“广西”之误。

(6).编注：“拶”音应同“攒”（积攒）。

(7).编注：“聿”音应同“玉”。

(8).原校者注：据《清史稿》卷四《世祖本纪一》，福临为皇太极第九子，而非第三子。

(9).原校者注：“马戛尔尼”，原作“马加特尼”，今用通用译名校改。下文英国官员译名，也依此例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