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坚决违反众意，专力讲和，他经常申明讲和理由道：“南、北（金）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我甘愿屈辱求和，救军民的痛苦。”又道：“只要百姓得免战争的痛苦，我哪怕忍受耻辱。”他口头上不仅爱南方军民，连北方军民他也爱了，可是实际行为却大谬不然。
照他说，对金贡献岁币是人民的利益。贡献情形是每年先送银一百铤、绢五百匹，过淮见金官呈样。到期由献币官带将官一员、兵三百人，押民夫搬运银、绢到淮河北岸交割。金人需索作难，借口绢质不良（规定红绢每匹重十两、浙绢每匹重九两），十退八九。宋国通常献纳贿银一千三百余两、金三十五两、木棉布三十六匹、白布六十二匹、酒三百四石（布、酒折银六百二十两），本色酒二千六百瓶，茶果杂物无数，又贴耗银二千四百余两（赵昚以后，逐年例增二百两）。往返数月，金国大小官吏索贿满意，才肯通融收受，但仍十退四五。民夫连夜搬回南岸，换取新绢。贡币以外，每年遣使臣贺金主正旦生辰，带去礼物金器一千两、银器一万两、彩缎一千匹，其他香茶、药料、果子、钱、帛杂物无数。有时派遣泛使（特使）带去礼物加倍。两国互贺正旦生辰使每年往返八次，每一使官路上赐御筵四次，每次费钱一万八千五百余贯，总数五十九万贯。沿途供应，还不在内。金宗弼临死告将帅们说：“江南（宋）累岁贡献银币，哪得不重敛百姓，敲骨剥髓，人心离怨，一定要灭亡，我们应该借它来警醒自己。”
宗弼也知道讲和就是害民，宋朝君臣却认定安民必须讲和，足见所谓安民，并不是安劳苦的人民，而是统治阶级借安民名义，向仇敌购买暂时苟安，好对人民进行刻剥来满足自己的贪欲。
南宋整个统治阶级从建国到亡国，始终过着**侈腐朽的生活。因为它是北宋的继续，赵佶时代各种恶习，不仅丝毫没有改革，反而尽量发扬起来。所以南宋的政治比北宋更加恶劣，人民的生活比北宋更加惨痛。
从皇帝到僧道讼师，大体是这样生活着。
皇帝——赵构生性**侈，不愧是赵佶的儿子。他在杭州大造宫殿，御花园多至四十余所。又特置御前甲库，搜集技艺精巧的百工，制造各种奢侈品。他年老退位，居德寿宫，养子赵昚借孝养名义，穷奢极侈，买他的喜欢，可是他并不满足，还要求新立异，任性浪费。他曾造大石池，用水银当水，池中满置金制鸭和金制鱼。即此一端，其余可想。赵构开端，子孙继承，奢侈成风，有增无减。例如皇帝生个儿女，要用罗二百匹、绢四千六百七十四匹、金二十四两八钱七分四厘、银四千四百四十两。皇子每日食单，有珍肴数十种。土步鱼只取两腮（像围棋子大），蝤蛑（海蟹）只取两螯，余悉拋弃，认为不堪食用。偶有人拾取，厨官笑骂道：“你们真是狗儿，什么都能吃。”皇帝出宫，有仪仗队一万二千二百二十人。某次赵构到张俊家游玩，张俊供奉精美食品数百种，进奉宝器古玩书画数百件、金器一千两、珍珠七万颗，犒赏下级随从用罗一千匹、钱三万贯、肉三千斤、酒二千瓶、烧饼二万个。宋末，高斯得说：“当今两大财蠹，第一是军队，第二是皇室。”凡是后妃、阉宦、宗室、外戚等人，都靠着皇帝尽量浪费。
官吏——赵构、秦桧最喜任用贼官。官吏不献贿赂，不能得差遣。贡献合格，无论怎样贪污，被人控告，也决不惩罚。因此南宋大小官吏（中外文武官四万三千员）对上行贿、对下暴敛，成为定例，无需隐讳。陈自强做宰相，官员们上书，信封上必须写明“并献某某物”，否则搁置不阅。行贿以外，还得献媚。程松谋升官，买一美人取名松寿，献给韩侂胄。侂胄问：“怎么与你同名？”程松答：“为要贱名常达尊听。”侂胄欢喜，便给同知枢密院四川宣抚使的官职。许及之谋升官，跪在侂胄面前，哀求哭请，也得同知枢密使。侂胄做寿，许及之迟到一步，大门已闭，赶忙从门闸下爬进去，登寿堂行礼。某次侂胄带着一批官员游山庄，指竹篱茅舍说，这真是田野间气象，可惜没有鸡狗声。说话未了，忽闻草中有狗狂吠，仔细一看，原来是临安府尹赵侍郎伏在那里学狗叫。这只是举些例证，不堪的丑事还多着哩。当时回回国输入一种麻醉药，叫作押不芦，磨少许和酒饮下，即时“死去”，数日后另灌解药少许，即时“复活”。贪官污吏，赃秽太甚，被仇人追究，多饮这类麻醉药装死，称为服百日丹（药名）避难。
军队——赵构奖励军队腐败，专用庸驽贪污人做将帅。张俊、刘光世、杨沂中三大名将高爵厚禄，穷极富贵，安享**乐，兵士从不训练，或使为工匠，或使为商贾，或使为奴仆，强令做不当做的事，又强夺应当得的粮饷。偶遇敌军，照例奔溃。如李显忠不战逃退，奏称获捷立功，官兵五千二百零五人，都该受奖。赵构不待查核，一律加赏。赵构称武臣中无人比得上张俊，韩世忠相差万万，岳飞更是叛逆该杀。刘光世沉迷酒色，听人谈恢复，立即动怒。杨沂中混号髯阉（有胡须的阉宦），善能奉迎，像个阉人。这样的大将，赵构才敢任用不疑。赵构以后，江、淮、荆、蜀等边镇，主帅私吞粮饷，兵额只存半数。朝廷贱视武人，武职当作儿戏。无赖吴某有**，献给贾似道，似道大喜，赏吴某勇爵，得做军官。刻字匠王用和替似道刻字帖，也得赏勇爵。国家最大的支出，就在这样的军队中消耗了。
太学生——靖康时太学生陈东率众数次伏阙上书，主持公论，大得人民的称道。赵构杀陈东、欧阳澈。伪齐刘豫称帝，首在归德府（河南商邱县，宋时称南京）建陈东、欧阳澈庙，封东为安义侯，澈为全节侯，企图收揽人心。赵构在杭州，也只得下悔过诏，封东、澈为朝奉郎，赐官田十顷，抵制刘豫的阴谋。他受了这个教训，对太学生采取利诱政策，不敢过度压迫。此后权奸多利用太学生作攻击政敌的工具，太学生也借议论朝政，制造虚名，作升官门径。贾似道善能收买学生，悬赏格（官和钱）征文，末等还得赏钱数百贯。学生们喜出望外，歌功颂德，说天下已经太平，贾相公功高无比，当时有这样一首讥刺诗：“鼙鼓（战鼓）惊天动地来，九州（中国）赤子（人民）哭哀哀，庙堂（朝廷）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讨好）秀才。”后来元兵灭宋，元宣抚使尤某镇守临安，太学生穷困无聊，拥尤某轿前叫呼道：“平章（尤某官号）今天饿杀我们秀才啦。”卫兵乱打不散，尤某摸大袋里中统小钞（元朝纸币）撒地上，学生们得钱才散去。蒙古岱镇守江西，出钞、帛、酒、米收买士人，蒙古岱死后，士人作祭文道：“公来何暮（晚），公去何速，呜呼哀哉，江西无福。”宋朝收买士人歌颂功德，救不了危亡，只是养成无耻贪利的学风罢了。
僧道——朝廷立价出卖僧尼道士度牒（每度牒一张，约卖钱七百贯至一千贯），收容数十万（绍兴二十七年道士一万人，僧二十万人，无度牒僧不在内）安闲坐食的僧道在寺观里。例如明州僧寺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县一县，城内有寺二十六，城外八十。天童寺日饭千僧，育王寺日饭七八百人，行（无度牒僧称童行）、仆（僧寺仆役）数略相等。天童岁收谷三万五千斛，育王三万斛，又多开设长生库（当店），剥削穷民。富贵人家丧事，雇僧人唱《降黄龙》等曲，少年僧养长指爪，弄花鼓锤，专讨妇女的喜欢。理学家口称恨不打碎他的秃头，但仍斋僧诵经，追荐亡魂，说是采用半今（用僧道）半古（祭品用荤腥）的办法。
讼师——南宋讼师业特别发达。江西著名讼师多立讼学校，教授告讦（音揭，揭发阴私）法，学生常数百人。浙江有业嘴社，专学诡辩，颠到是非，欺压乡民。
从皇帝到讼师，都是过着害民的生活，可是一百五十年中，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也许是行施了下列几种新统治术的成效：
激赏库——厉行保甲制度，十大保为一都保，凡二百五十家，选最强最富二人为正副都保正，专管火灾、盗贼，不管别事。各州郡设激赏库，存积钱帛，平时不得动用。一有盗起，立即开库出重赏募人逐捕，很快就擒获。凡犯强盗罪，处死刑。如罪轻免死，额上刺强盗二字，两颊又刺若干字，防止再犯。对待流氓小偷，却极宽纵。成都翦绺贼佩带钥匙数十个，公然师徒传授，成为专业。临安游手多至数万，首领家中妻妾罗列，屋宇华丽，与贵家子弟或太学生结交，机诈百变，骗取财物，官府不加罪责。
慈幼局——贫家子女无力抚养，许随时送局，有乳媪代为保育。无子女人家得到局认领当养子。
和剂惠民药局——朝廷岁费钱数十万贯，搜集灵验药方配成官药出售，价比市价减三分之一。局官作弊，用樟脑代冰片，用台附（台州产附子）代川附。药方错误，从不改正，如牛黄清心丸凡用药二十九味，其实本方只用药八味，其余二十一味是中山芋丸方，不知何故混入清心丸。贵重药制成，照例被朝官富家取去。当时人戏称惠民局为惠官局，和剂局为和吏局。
赵佶令州郡创立居养院（养老院）、安济坊（乞丐收容所）、漏泽园（掩埋穷人尸体），当时有“不养健儿（兵士），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人”的谚语。这种小惠政策，南宋继续行施，如雨雪过多，官府散放一些钱给极贫人，表示爱护贫民，的确起了欺骗的作用。
朝廷对士大夫，一面利诱，一面禁止正直言论。赵构、秦桧怕人诽谤和议，令各州郡所有刻版书籍并用黄纸印一部，送秘书省查看。各郡试士文卷，赵构亲自批阅。朝臣作诗文或言谈，动被指为诽谤。如范彦挥因作夏日久阴诗，芮晔因作牡丹花诗，贾子展因醉后有嘲笑语言，李孟坚因父李光撰《野史》失实等罪，流窜恶远地方编管。江山（浙江江山县）人毛德祖喜大骂高谈，某次来临安应考，有友某在茶肆中遇见他，戏与作耳语道：“你向称敢言，不知秦太师（桧）如何？”德祖大骇，掩耳狂走，连呼放气（屁）放气。南宋一代，言论限止极严，只许歌功颂德，说些庸庸碌碌的话，“熟烂委靡，人才凡劣”（陈亮语）是限制言论必有的结果。
赵构知道单靠言论限制还不能促使全国人民的思想陷入麻痹状态，也就是自己的地位还不能看作巩固无虑。他认定北宋程颐一派的儒学（理学、道学）最适合麻痹人民思想的用途。建炎二年，他逃到扬州，用杨时做工部侍郎。杨时年七十五岁，是程颐的得意学生，赵佶时投蔡京门下，得秘书郎官职。他做官无声无臭，不讲时政是非，只讲些《大学》、《中庸》，天理性命、正心诚意、庸言庸行一类教人服从长上（不论长上怎样恶劣）、奴颜婢膝的学问。他初见赵构，就说：“自古圣明的皇帝，无不首先讲求圣学。”所谓圣学，自然是指程颐学，很合赵构的志愿。秦桧做宰相，更助赵构提倡圣学。绍兴元年，追赠程颐为龙图阁直学士，下诏确定程颐是孔子的嫡传。绍兴五年，杨时老病死（八十三岁），献上生平最大著作，只是一部书叫作《三经义辨》。举国若狂讨论着的和战问题，杨时是一字不提的，赵构赏他银二百两、绢二百匹。宰相赵鼎尊程颐学，凡伊川（程颐）门人，不论真假，都赏官做，因此程学大兴，互相传授，成求仕捷径。赵构、秦桧用人，凡稍知是非、不肯随声附和的正人，无不斥逐废弃，凡龌龊顽钝、嗜利无耻的小人，无不欣赏擢用，偶有不合，叱责侮辱，视同奴隶。士人要适应这样的做官环境，非研习程颐、杨时学术不能成功。赵昚时别一派理学家陈亮奏称：“今世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的圣学，其实都是风痹（麻木不仁）、不知痛痒的人。国家奇耻大仇，漠不关心，群众埋头拱手高谈性命天理，不知性命天理，究竟是什么。朝廷委任庸人，笼络小儒，敷衍度日，臣不胜愤慨之至。”
程颐学派传到朱熹，号称道学全盛时代。朱熹讲正心诚意的道学，被认为登峰造极。他本人的行为，并不与他口说符合，虽然他声名大，徒弟多，经长时期的修饰隐讳，似乎装成圣贤模样，可是不能掩尽的行迹却依然流传。例如朱熹与陈亮友善，陈亮游台州狎官妓，求台州太守唐仲友代为脱籍。仲友轻视陈亮，不肯出力，亮怒，往见朱熹。熹问：“小唐说些什么？”亮答：“唐说你字都不认识，如何做得监司（大官）。”熹怒，借查冤狱名义，巡按台州，立夺仲友官印，奏告他的罪状，仲友也上奏自辩。官妓严幼芳色艺冠一时，熹捕幼芳强令供与唐通奸，幼芳备受鞭杖，抵死不认。她说：“我是贱妓，与太守通奸，只是杖罪，不过是非真假，岂可乱说，我宁死不能诬人。”熹再三痛杖，逼令认奸，幼芳受刑不屈。赵昚起初看朱、唐互告，只当是秀才争闲气（闹意气），后来看朱熹冤人过甚，令朱、唐二人都罢免才了事。其他如迷信风水，掘别人的墓地，葬自己的母亲；娶尼姑二人做宠妾；托名邹?注释《参同契》（炼丹书，东汉道士魏伯阳著）；标榜俭德，不让老母吃好米。这都是南宋人的记载，应该可信。
朱熹死后，他的门徒遍布朝野，他的道学大被朝廷推崇奖励，他的学说，成为一种定型的社会意识形态。曲解的片面的忠孝节义等等封建伦理，灌输到下层民众，立即起了物质的力量。起义反抗的精神削弱了，腐朽的统治阶级，得朱熹道学的助力，确实不小。
南宋四个大奸相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无不提倡程颐、朱熹的学说。韩侂胄因与赵汝愚争权，压迫朱熹（朱与赵同派）称为伪学，但仍尊信程颐。贾似道看透道学中人昏愦冬烘，高巾破履，貌似清高，行实卑污，空谈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言行了不相顾，无一事能为。贾似道独掌朝政，怕人分他的权势，专引用道学中人做大官，知道他们不会别立主张，与自己对立。果然，贾似道**妄为，使南宋灭亡，道学家从不表示一些相反的意见，宋亡后，相率投降元朝，依然还讲他们的道学。